传阅：正确理解美国外交：理想主义下的现实主义
余智
5月20日，美国白宫通过五角大楼官网发布题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的对华战略报告，宣布将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为指导，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这一报告，既是特朗普政府过去几年来对华战略与政策的总结，也是其竞选连任的对华战略与政策的宣示，引起了中美战略界的高度重视。
笔者认为：美国最新对华战略报告中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本质就是“理想主义（价值观）指导下的现实主义”，也是美国长期以来总体外交与对华外交的战略思想；中国官民双方应特别注意避免因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策略而忽视其“理想主义”目标，从而产生战略误判。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中国官民双方均有不少人存在一种认识误区，即认为美国外交完全是以“现实主义”与“利益追求”为出发点，而“原则”、“理想主义”与“价值观”只不过是幌子、借口与招牌而已。这种认识误区，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对美战略误判与对美外交挫折，必须加以克服。本文也将对这一认识误区的多个论据分别加以辨析。
一、“理想主义指导下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内容
美国外交战略思想中的“原则”、“理想主义”与“价值观”，主要是指美国宣称的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为核心内容的政治理念；而“现实主义”则是指其实现这些政治理念的务实策略。
这一外交战略思想，根源于美国的立国精神即其信奉的“自由、民主、人权”政治理念与价值观。它与起源于欧洲、以国家间的“主权平等”为基本理念、以“实力均衡”的“现实主义”为实现手段的现代国际关系基础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指导思想有着显著不同。美国外交界的“现实主义”教父级人物基辛格博士，曾经对这两者的区别做过精辟说明。简而言之，这一思想由“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个要素构成，并强调前者对后者的指导作用。
一方面，以“理想主义（价值观）”为指导：国家间的“主权平等”应受制于“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理念、理想与价值观（人权高于主权论）；推动这些理念在世界各国的实行，不仅有利于各国自身发展（民主发展论），也能更好地实现各国的主权平等与国际关系的持久和平（民主和平论），并更好地维护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民主利益论）。
另一方面，以“现实主义”为依托：为了实现上述理念，应采取“现实主义”策略，以维护自身实力为基础，并联合价值观“同质性”盟友，保持对价值观“异质性”国家的“实力优势”（而非“实力均衡”），对后者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包括遏制与围堵、拉拢与分化、融合与同化等。
二、“理想主义指导下的现实主义”在二战后美国外交中的体现
美国的这一外交战略思想，贯穿于美国立国后的外交整体进程，在二战后体现得尤为鲜明。二战后美国跃升为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全球超级大国，并在19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后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占据世界领导地位。综观战后70多年美国的外交实践，不难发现其外交战略的显著特点，就是以“理想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以“现实主义”为依托，对价值观（意识形态）与体制（价值观的外化形式）不同性质的国家采取完全不同的战略。
具体而言：对价值观与体制的“异质性”国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遏制与围堵、拉拢与分化、融合与同化等战略；相反地，对价值观与体制的“同质性”国家，则采用联盟、友好、宽容战略，相互之间的矛盾也会通过温和方案解决。价值观与体制的异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对一个国家的总体态度，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基石。
（一）对部分“异质性”国家的遏制与围堵
最典型的例证是：美苏两大阵营“冷战”时期，美国采取了各种措施，千方百计遏制最强大的价值观与体制“异质性”国家——苏联，包括其对外扩张与内部发展，例如对其实行武器与高科技产品的封锁与禁运。两者还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通过代理人进行直接“热战”，包括朝鲜、古巴、越南、柬埔寨、中东、阿富汗等地。
有人将美苏冷战理解为美国作为世界老大、打压老二的利益之争。笔者认为这一理解不够准确。当时苏联的军事、政治实力与影响力，的确位居全球第二，但在冷战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其经济实力不及日本，并非全球第二。更重要的是，美国遏制苏联，核心原因并非是由于苏联的军事、政治实力与影响力位居第二，而是因为苏联的价值观与经济政治体制与美国是完全对立的，两者是异质性国家，必然在全球范围内为争夺世界主导权而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涉及的不仅仅是谁当世界老大，更重要的是未来世界的走向是什么样的。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经提出“和平竞赛论”。但美苏双方都清楚，这只不过是缓和气氛的幌子而已。双方的明争暗斗，也的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此，美国遏制苏联，其本质是对异质性国家的遏制，核心在于二者的异质性，而非苏联本身的实力，其根本目标是为了维护美国自身的政治理念与价值观；苏联本身的实力只是强化了美国遏制的决心与力度。
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除了苏联以外，美国还对很多其它实力不是很强的异质性国家进行了遏制，至少包括以下两类：
一是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异质性国家。例如：1940-1980年代对苏联卫星国即东欧诸国的遏制，1950-1970年代对中国的遏制，1950年代参加朝鲜战争并从此对朝鲜长期遏制，1960年代参加越南战争并在此后对越南长期遏制，1960年代至今对古巴进行长期封锁。委内瑞拉在查韦斯革命后宣布走国有化与“社会主义”道路（并非苏联式社会主义）之后，受到美国遏制，也属于这种情况。
二是在宗教意识形态上的异质性国家。例如，1940-1990年代美国深度卷入中东历次以、巴战争，支持在宗教意识形态上与其同质性的以色列（基督教-犹太教），遏制在宗教意识形态上与其异质性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后受到美国遏制，近几年来土耳其政府的伊斯兰宗教色彩趋浓后受到美国遏制，也属于这种情况。
应该说明的是，美国对宗教意识形态上的异质性国家的遏制，主要是针对伊斯兰国家，特别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核心原因也是美国认为这些国家在“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理念的实践即体制上，虽然有西方民主国家的形式（如多党制、三权分立等），但实际上并不理想；政教合一国家与政教分离国家相比较而言，尤其如此。因此美国在遏制这些国家时，其内在依据与外在理由，仍然是“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理念与价值观，而非这些国家的宗教信仰，反而会刻意淡化双方冲突的宗教色彩。美国与政教分离、政治自由度较高的很多伊斯兰世俗国家的友好关系，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对部分“异质性”国家的拉拢与分化、融合与同化
美国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对所有的异质性国家都进行遏制与围堵。在特定情境下，美国也会对部分异质性国家采取不同的战略：
一是利用异质性国家的内部矛盾，拉拢与分化一些异质性国家对抗另一些异质性国家。例如，1970-1980年代美国拉拢中国对抗苏联，1980年代美国支持伊拉克对抗伊朗，现在美国支持沙特对抗土耳其，都属于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下，美国支持与拉拢（或放松遏制）部分异质性国家，只是策略性考虑，并非从价值观上认同这些国家，从根本上看是为了更好地战胜异质性国家。
但当情况发生变化、这些异质性国家不再具有对抗其它异质性国家的战略价值、或者对美国自身构成现实威胁时，美国可能恢复对它们的遏制。例如，伊拉克1990年入侵科威特之后，对美国的威胁超过了伊朗对美国的威胁，更不再具备对抗伊朗的利用价值，美国因此转而对伊拉克实行战略遏制、甚至不惜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
二是采用融合与同化战略，支持异质性国家转化为同质性国家。19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990年代越南开始改革开放、1990年代苏联与东欧诸国开始转轨、前几年古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美国都放松了对它们的遏制。这种放松，从总体上看都是为了促进这些异质性国家向同质性国家转化。这些国家的转化与演变，多数情况下都是其内部需求带来的结果，但美国会通过外交与经济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加以促进。
但是，如果这些国家的转化出现逆转，或美国认为这些国家的转化出现逆转时，美国就可能恢复对它们的遏制。典型的例证是，在俄罗斯转型后又出现普京专权的强人政治之后，美国对俄罗斯的遏制有回升势头。
最近这些年来，美国政府也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了逆转，认为其期待的中国的转变未能如愿实现。美国2017年年底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美国此次公布的对华战略报告的开篇，更是开宗明义地明确指出，美国过去40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实际上就是融合与同化战略），没有达到美国原先预期的使中国在经济与政治上发生美国希望的根本性改变的目标，并将其作为此次对华开展战略竞争即对华进行外交战略调整的根本动因。
（三）对“同质性”国家的联盟、友好与宽容
美国保持联盟关系的同质性国家，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包括“五眼联盟”（美国、英国与另外三个英联邦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成员国、欧盟与北约其它成员国、日本。这些国家二战后一直是美国的亲密盟国，在美国对其它异质性国家采取遏制与围堵、或者拉拢分化与融合与同化时，基本上都与美国站在同一阵营，采取相同或接近的战略与政策。
美国对其它的同质性发展中国家，基本上也都保持友好与宽容关系，包括印度、巴西、南非等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或新兴国家，以及众多的亚非拉发展中小国。这些国家在美国与异质性国家的对抗或其它形式的博弈中，不一定选边站队，但基本上都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至少不会与美国进行对抗。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给予特别讨论。
一是如何理解美国对一些威权色彩较浓的国家或政权，有时也保持友好、宽容甚至同盟关系，譬如“民主化”之前的韩国政权、菲律宾政权、台湾政权。有学者认为这些都是美国外交并不以价值观与体制划界的例证。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偏颇的。
这是因为，美国之所以宽容甚至支持这些政权，一方面是由于这些政权从性质上看还有西方民主的基本特质（如多党制、三权分立等），从总体上看还是属于同质性政权，只是同质性即“民主化”程度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在策略上还需要利用它们对抗异质性较高的政权，如朝鲜政权、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政权等。而且，美国一直积极支持并促进这些政权的内部转型即“民主化”程度提高，也就是同质性程度的提高。
二是如何理解1980-1990年代美国对盟国日本的“打压”。部分学者将其理解为美国打压挑战其领导地位的任何国家（老大打压老二）的一个典型例子，以及美国外交并不以价值观与体制划界的又一例证。笔者也不赞同这种看法。美日摩擦的确发生在世界头号与二号经济强国之间，但其性质、根源与美苏冷战有着根本性差别。
首先，美国与日本当年的摩擦，主要是对外贸易与经济摩擦，即美国认为日本对其贸易顺差过大，并且这种顺差是由于日本的产业补贴、日元币值低估等不公平贸易政策带来的，因而要求日本减少产业补贴、促进日元升值以解决这一问题，并未扩展到政治、安全与外交领域。
其次，美国当时的行为目标不是专门针对日本的，不仅要求日本、而且要求其它盟国（德国、英国、法国）采取一致行动（各国货币对美元升值），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著名的《广场协议》就是由这五国共同签署的。
再次，美国虽然也在其它方面对日本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例如限制日本对美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以赶超其技术优势，但并没有采取广泛、全面措施遏制日本发展，更没有遏制日本的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相反还积极鼓励日本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包括对外援助与维和行动。
以上几点都表明，当年的美日摩擦是普通的贸易与经济摩擦，而不是美国对日本的整体外交打压。其核心原因在于，虽然日本当时的经济实力位居全球第二，但其价值观与体制和美国是高度一致的，与美国是高度同质性国家。虽然美国基于维护自身老大地位的考量，也会对其有一些防范举措，但不会采取对苏联与其它异质性国家那样的全方位遏制措施，对其总体上仍然是采取宽容姿态。美日两国至今仍然是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外交各方面的全方位紧密盟友。
（四）小结：美国外交战略中的“理想主义”指导“现实主义”
综合以上的分析，美国外交战略中既具有“理想主义”、又具有“现实主义”色彩，但其“理想主义”是指导“现实主义”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对不同国家外交关系的亲疏与战略取向，从总体上看是以价值观与体制的“同质性”与“异质性”来划界的，只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现实主义”原则进行调整。
如果一个国家是异质性国家，无论其实力强大（如苏联）还是不强大（美国遏制的很多其它小国），美国一般情况下会对其进行遏制；除非是该国具有被用于对抗其它异质性国家的价值——此时美国会对其采取拉拢分化战略，或者正在向同质性国家转化——此时美国会对其采用融合与同化战略；但当美国认为其利用价值消失或转化过程中止、逆转时，美国又会重新对其采取遏制战略。美国对华战略的历史演变，也完全体现了这些特点。
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是同质性国家，美国会对其采取同盟、友好与宽容战略。即使部分国家（政权）同质性不高，美国也会对其予以宽容，特别是需要利用其对抗其它异质性国家（政权）时；同时也会支持与促进这些国家（政权）的同质性的提高。而对于同质性较高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包括贸易与经济摩擦，也会将其局限在相关领域，通过温和方式解决，而不是进行全方位遏制。
三、避免因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策略而忽视其“理想主义”目标
中国官民双方均有不少人对美国外交战略的认识存在一种误区，即高估其“现实主义”策略、低估其“理想主义”目标，认为美国外交完全是以“现实主义”与“利益追求”为出发点，而“原则”、“理想主义”与“价值观”只不过是幌子、借口与招牌而已。
这一认识误区的支持性论据很多，包括但不限于：将本文第二（二）部分谈到的美国基于外交“现实主义”对部分“异质性”国家的拉拢分化与融合同化的策略，以及第二（三）部分谈到的美国基于外交“现实主义”对部分“同质性”程度不高的国家（政权）的宽容、与部分“同质性”国家的正常贸易纠纷，都看成是美国外交只追求“现实主义”利益，而不讲“原则”、“理想主义”与“价值观”，或者只是将后者当作幌子、借口与招牌。
笔者在上文中，对这些认识误区做了一一剖析。概而言之，美国外交中的这些“现实主义”策略，根本不否认其“理想主义”（价值观）目标，而是受这一目标的指导，从属于这一目标。
克服这一认识误区，对正确认识美国总体外交战略与对华外交战略、正确制定对美外交战略，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正如上文第二（二）部分所言，美国对华外交战略实际上也一直遵守“理想主义指导下的现实主义”的战略思想，并经历了四个不同阶段：1950-1970年代的基于价值观与体制分歧的对华遏制围堵战略，1970年代基于联合中国这一异质性国家对抗苏联这一异质性国家的拉拢分化战略，1980至今基于引导中国从异质性国家走向同质性国家的融合与同化战略，现在又在逐步回归遏制围堵战略（名义上称为“战略竞争”）。不同阶段的具体战略不同，但从总体上看都受“理想主义指导下的现实主义”的思想指引。
美国最新对华战略报告宣称其对华战略将重新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但实际上，美国只是改变了其对华战略形式，其战略指导思想并未改变，一直如此，因此也谈不上什么“回归”，实际上只是“重申”而已。
如果不认清美国对华外交战略这一指导思想及其延续性，高估其“现实主义”策略，而低估其“理想主义”目标，可能产生两种结果：
一是对美国产生不必要的怨气。部分中国人认为：美国1980年代对中国的接触战略，目标是希望中国发生其所希望的根本改变，这是美国本不应有的“妄想”；现在目标落空，却埋怨中国，实在不该。这种认知，会导致对美国产生一些怨气，但对中国制定对美外交战略并无实质不良影响。
本人无意评判这种认知的对错，只是想指出：美国的意图，一直是清晰表达的，是“阳谋”。克林顿协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表态，以及这两年来美国政要包括彭斯、蓬佩奥等对华政策的表态，都清晰地说明了其战略意图。因此，中国人不必为此而心生怨气，理解就好。
二是对中国制定对美外交战略产生实质不良影响。如果过度高估美国对华外交的“现实主义”策略，低估其“理想主义”目标，可能会认为只要在一些外交“现实”策略手段上与美方“周旋”，就能化解当前的中美矛盾。实际上，这种认知是不正确的。
中美现在的核心矛盾，是双方的“理想”即目标产生了直接冲突：美方希望中国在价值观与体制上向其靠拢（认为如果不这么做，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会威胁其与盟友的根本利益），而中方对美方的意图明确表示拒绝。这是双方的原则性、战略性分歧，不是依靠某一方的策略性改变能够解决的。
这样的矛盾为什么在过去40年中没有凸显（1989年后的短暂时期除外）、而在现在凸显出来？一个原因是美方过去一直认为中方的改革开放进程可以促进自己的价值观与体制逐步向美国靠拢，但现在认为这一进程并非如其所料，甚至在近年内有逆转趋势；另一个原因则是随着中国实力的逐步强大，美方越来越感觉到一个实力强大的异质性国家对自己的“威胁”。
笔者在本文中无意评判双方的是非对错，也无意对其中一方给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只是想指出一个事实：在双方战略目标互相冲突、而且日益明朗化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方愿意做出改变，双方关系的持续恶化是不可避免的。双方应该对此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笔者姑且引用中国一位前领导人的一句名言结束本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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