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历史真相是“潘多拉的魔盒”吗？
金雁
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后，对言论的查、封、堵政策开始溃堤，苏联审查机构很快被边缘化，强制失效以后，它的寿命也就到头了。1990年6月12日，在国家最高委员会通过的《出版和其他大众传媒法案》中直接指出，大众信息传媒将不再进行审查，审查部门扮演的角色顿时变得滑稽可笑，旗下豢养的众多审查打手瞬间丢了饭碗。
1991年4月13日，审查部门将可有可无的职责交给了苏联信息出版部。在民众发出“社会公平、透明的原则达到何种程度，是衡量这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的同时，利益相关部门不甘心丧失特权，使用“封闭信息是从国家的利益着想”的说辞挟持最高当局。
前审查部门的领导巴尔德烈夫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从目前公共传媒的出版物分析来看，一些传媒的宣传旨在破坏我们的社会，削弱国家政权，煽动种族冲突，诋毁苏联军队，还有一些宣传完全是在侮辱和诋毁国家最高当局，很多宣传都是赤裸裸的色情和暴力，……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些消极因素”。
御用文人也在帮闲地高唱：
应该更少地去聆听鸟儿的抒情呢喃，
更多地从高阁中取出左轮枪，经常擦拭它，为它上油。
不要忘记，敌人就在周围，遍布国内外，他们正在用放大镜窥视我们的失误，怎么能给他们提供子弹呢？
巴尔德列夫的慷慨陈词和文人的聒躁都没能打动戈尔巴乔夫，他只是在1991年6月25日责令苏联信息出版部成立公共信息安全部门来保护国家和军事机密，审查机构“在嘴上贴封条”的方式被戈尔巴乔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具体到历史领域，人们发现在苏联历史的解释体系里有太多“人为拼凑的痕迹”。苏联对历史进行了“为尊者言”的随意裁剪，隐讳篡改了许多重大问题，一般都是先有结论然后再填塞进去相应的史料。既经不起历史考证的层层证伪，也无法建立起自恰的理论逻辑，就如同是海市蜃楼般的空中楼阁。所以虽然著作汗牛充栋以数百万计，大多是千篇一律的逢迎之作。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И.А.布宁在《罪恶的日子》一书中曾不无讽刺地写道，对俄国革命及其相关事变、包括对国内战争的介绍中，“反正也绝不会有真正的公正可言”。“斯大林时期给‘苏联学’的国际声誉造成了几乎是无可弥补的损害，可信性丧失得一干二净。”有人认为苏联时期的“党史”可以归类到“文学作品”中。
在新史学建构过程中，俄史学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档案资料的基础工作。过去历史档案被政治家称为“潘多拉的魔盒”，是万万不能打开的。历史学家认为阅读档案文献是撰写“真实历史”的基础工作，斯大林说这是胡说八道和吹毛求疵，这有什么好讨论的，通过文献资料以掩盖他们的无知和欺骗性还不明显吗？需要什么样的文献资料，除了啃档案的老鼠以外，谁都知道检验一个政党和领袖人物首先要看他们的行动，而不能只看他们的宣言。凡是脱离了烘托布尔什维克党“这条主线的历史就不是历史”，“党中央是历史的最高裁判员”（葛罗米柯语）。
斯大林为了在党史界贯彻自己的话语权，掀起一场“意识形态净化运动”，清除掉一些“自以为是”的史学家。他说，只有以“党性原则”、“党的意图”作为准绳，才能保证出品“合格”的历史产品。斯大林自负地认为，天下都可以打下，左右历史、驾驭历史、改造历史和按照统一的口径教诲民众，是保证执政党合法性的关键步骤。这第一步是要下大力气改造史学队伍，把他们训练成“听话”的史学家。
苏联当局对历史学家的要求是：首先不使用资产阶级的信息来源，他们鼓吹的“历史应当是真实可信而且不讲情面的”，这正是我方历史与与敌方历史区别的关键所在；其次不应当以还原“真实历史”为借口而让“死灵魂”复活，不允许有任何“中立主义”和“历史真实论”的“经院派”人物执笔；另外，重大历史事件“必须统一口径”，按照“历史教科书专门委员会”对所有的问题定的调子撰写，不能擅自解释历史，历史研究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
苏联时期国家每年都要销毁大量的档案，据不完全统计苏联每年都将数量可观的、“不需要的”和“危险的”档案材料销毁。二战后1945年、1950年、1955年、1957年和1959年，苏联各档案机构分别销毁档案870万件、3070万件、6810万件、8710万件、8780万件。六七十年代又销毁档案2500万件，截至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各大档案馆档案总数为9000万件，苏共档案馆所存档案总数不足8000万件。苏联时期只有极个别史学家在经过御批以后可以接触到指定的档案，而绝大多数史学家只能利用他们抛出来的二手材料，这样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研究的视野。
1991年叶利钦颁布《档案条令》，宣布从今以后不能再销毁档案，而且把苏共的档案交由俄罗斯档案馆管理。由于大量档案解密，很多过去不为人所知的史实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俄史学刊物争相刊登过去不为人知的档案文件。史学界根据档案整理出版了多卷本的档案资料集：比如《30年代斯大林的政治局》、《政治局委员的来往通信》、《30年代大审判资料》、《1954-1964年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纪录》、《二战前后的外交档案》、《信访局人民来信汇编》、《二战中的克格勃》等。
多卷本档案资料集的出版是21世纪俄国史学界的大事件。这些一直处在保密状态的资料涵盖了苏联历史的各个领域。从中可以看到当局不愿意让人们知晓的方方面面：包括党内斗争、驱赶知识分子、外交内幕、地方的报告、少数民族整体迁移、官员之间的通信，城乡犯罪情况，宗教组织和反政府组织的情况，民众对苏维埃的态度，官僚腐败的情况，下达的监控对象，暗杀命令以及对史学研究的干预……
档案的开放档案新史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野。大量新资料、新文献的公布，通过对原始资料进行考证、对比、分析，尽可能还原真实的历史，为史学研究摆脱旧模式、重现生动、鲜活、复杂而多维度的历史创造了条件。
现在俄罗斯史学工作都以运用档案的多寡作为一项判断标准，出版著作前言中都强调是否使用了“鲜为人知”的史料。苏联时期的著名的史学家现大都沉浸于档案文献的微观研究中，一来这样可以避免与过去史学观点冲突的尴尬，二来在新的宏大叙事结构没有建立之前的确也需要做一些基础性工作。
记得多年前我们去彼得堡大学历史系访问，当提到关于十月革命的看法时，现代史教研组的教授们把我们晾在一边自己吵成一团。事后他们解释说，俄罗斯没有像中国那样的主流观点。俄国人现在很少谈“宏大叙事”，而是从基础档案做起，先把细小环节的真正史实搞清楚了，然后再作结论性的定论，首先是事实评判，其次才是价值评判。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在第一个层面虽然立场角度不同但在价值中立的事实认同上是可以建立相对认同的沟通平台，在第二个层面的多元和分歧是很正常的。
这一时期俄国政党史研究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以前苏联时期也出版过关于布尔什维克以外党派的书籍，但是在布尔维克的一党专政的模式下，把其他社会主义党派作为反面教材、作为与布尔什维克较量失败的对手、从否定的角度上去贬损抹黑的。
苏联剧变以后，随着多党制下政党政治的发育成长以及相互间的博弈，人们对1905年“十月十七日宣言”君主立陷后的各个党派兴趣大增。即便是LN也承认，“就是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不同的舞台上活动（杜马内外的活动、出版、结社、集会等等），这些活动之公开、力量之雄厚、规模之巨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于是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连续编辑出版了多卷本的《立宪民主党档案文献汇编》、《孟什维克档案文献汇编》、《社会革命党档案文献汇编》。
由俄美两国学者兹·伽利利（美）、阿·涅纳洛科娃（俄）、列·亨默索娃（美）联合主编的1994-1997年编纂出版了三卷本的《1917年的孟什维克档案资料集》，紧接着他们又于1999年出版了《1918年的孟什维克档案资料集》，把当时可以收集到的所有孟什维克资料全部编辑出版，为研究孟什维克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档案。
1996-2000年又出版了三卷本的《社会革命党档案资料集汇编》为重新全面研究这些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党派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与此同时大量的论文专著相继发表出版，一改苏联时期丑化抹黑其他党派的“八股模式”，研究领域拓宽、视角也发生了变化。甚至第一次为孟什维克“正名”，承认孟什维克是社会民煮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反对LN主义的政治方法和组织模式，为探索俄国发展道路所做的努力不应该抹去。
斯·弗·丘丘什津：《孟什维克：历史的一页》（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这是俄国内外第一部全面讲述孟什维克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一个政党组织形成、发展、衰落的历史著作。讲述的时间跨度是从俄国社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到20世纪20年代孟什维克被迫离开苏联的政治舞台，讲述了孟什维克是如何从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变成镇压对象。作者使用了大量第一次面世的档案文献。
现在研究者倾向认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下的各国政党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分歧并不是“革命与改良”之争，也不是“彻底与不彻底”之争，更不能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他们恰恰是过于拘泥于经典理论，其特点是教条的、刻板力求不走样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他们认为在俄国，只要按照西欧同志已经实践过的道路走就可以了。孟什维克的问题在于它比布尔什维克有底线，所以对孟的定性应该是“教条而温和的马克思主义派别”。
这二十多年来史学界研究手段也趋于多样化，尤其是借鉴社会学研究的调查方式和社会动态跟踪，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史学流派，如人类历史学、微观史、社会心理学、日常生活史、宗教人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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