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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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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阅:战狼的时代

维舟

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来说,政治可能是最大的兴奋剂。日前美中互撤领馆,双边关系紧张升级,这使一些人忧虑是不是还会有更坏的可能——例如爆发战争?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却反而飙高了他们的情绪,就像我一位朋友所说的,她回乡时发现,当人们在席间谈到中美关系时,“三位男士全是恨不得马上开战的兴奋”。

这绝不是偶然的个案,事实上,可能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潜藏着这样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一说到成都美领馆被关,有人脱口而出:“谁怕谁呀,人反正都是要死的。”还有人好像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打一仗了,对战争轻描淡写:“研发、制造那么多武器本来就是要用的,我们国家每年报废的武器都那么多,还不如用掉点。”当然,最厉害的是那句流传至今的豪言:中美如果爆发核战争,“西安以东都可以放弃”——照这个标准,可能一大半中国人都在被放弃之列,当然,我也在其中。

如何理解这种走极端的愤激情绪?有人鄙视为“民智未开”,但或许在另一些人看来,这却正是“民智已开”的表征,因为近百余年来,一代代中国启蒙精英试图激发的,正是民众身上这种在国家对抗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差别是:以前知识分子忧虑的是民众对“国家”的冷漠消极,现在则恐惧其狂热积极。前者的代表是麻木的农民,而“战狼”则是后者的道成肉身。

这种愤激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旦从魔瓶里释放出来,要想再塞回去就很难了。因为它具有自我正当化的特性,仿佛是每个中国人的天生义务一般,此时连置身事外的抽离态度都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这样,它势必要简化到只剩一种极端的态度才能停止下来,这又很难不激起异议者的反感,因而有朋友日前苦笑着说:“大学微信群内的战火,已经先于中美打响了。”

这是一场文化内战,如果说以前“觉醒”意味着“作为国族一分子的觉醒”,是被激发的自觉认同,那么现在则应当是“作为自我的觉醒”,需要的是独立思考,拒绝被代表、被牺牲。

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对此深感失望,社会开放、繁荣了四十年,现在信息渠道也已大大多元化,没想到“中国人什么都没改变”。这种论调看到的不是历史在发展,而是历史在重演——但历史从来不会只是简单地重复。

事实上,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年的发展,使社会内在积蓄的矛盾张力急剧增长。这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西欧列强,也都已经经历了欧洲近代史上最长期的繁荣,但正因此,人们的相对剥夺感(也就是“我有权得到但得不到”)日益强烈,随着国家实力和民族自信的增长,每个国家都跃跃欲试渴望着在一场一劳永逸的决战中获得更大的“阳光下的地盘”。像法国这样曾有着战败耻辱经历的国家就更是如此了,以至于当时英国《笨拙》杂志预言法国很快将向英国宣战,“因为他们已经压抑了太长时间,势必要马上做出极端的事来”。

在此吊诡的一点是:看起来极端、高亢的情绪,其实出自强烈的烦闷,正是长久以来一股“气”总受着压抑,因而就在这为数不多可以宣泄失意感的合法出口爆发出来。至于后果,他们可能真的没有认真想过——只不过假如现实本就不如人意,那也没什么好留恋的。

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中就曾断言,这类愤激的大众运动在起始时,“它得自烦闷者的同情和支持,往往要多于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因为最容易让它滋长蔓延的环境,“就是一个相当自由却缺乏舒缓失意感机制的社会”。健全的集体结构对这种狂热免疫,但瓦解中的集体结构却是其“萌芽的最佳环境”。此时,一个言辞激烈好斗的人往往成为意见领袖,重要的不是他见解精辟,而是“他敢于摆出自负的姿态,完全漠视别人的意见,不惜一个人单挑整个世界”,但这“更多时候不是为一个自由社会铺路,而是为一个崇尚无比团结和盲从的社会铺路”。

当然,最经常拿来反驳的观点之一,就是说中国完全是被迫的。这看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毕竟贸易战是美国先发动的,撤领馆也是美国先逼令驻休斯顿中国领馆72小时内关闭。这不仅赋予了我们“自卫反击”的正当性,而且本身也很自动地唤起了我们的历史记忆,推高了愤激的对立情绪。

但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因果链条复杂漫长,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以至于追溯谁先动手意义并不大——就像现在人们普遍觉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扮演着反派主角,但说起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战争爆发时大多数德国民众“都认为这是一场防御性的战争,一场别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战争。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把仗打完。”(《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当然,对政治家来说,如果他能说服民众相信己方是“别无选择”的,那么要把他们推向战争当炮灰就简单多了。

在我们这样一个习惯了“莫谈国是”的环境中,稍稍想下就能明白,这样的极端言论之所以受到纵容,恐怕也是因为“民心可用”:它既能充当社会烦闷情绪的减压阀,把暴力指向外部,又能强化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甚至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

罗南·法罗在《向和平宣战:外交的终结和美国影响力的衰落》一书中谈到了巴基斯坦在对美关系上的典型套路:巴方三军情报局先是在国内媒体上散播关于美国的负面消息,激起狂热的反美情绪,然后,他们对美国人坚称,是公众舆论阻止他们作出妥协让步。一位美国外交官说:“实际上这是真的,但那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公众舆论。”——当然,值得补充的是,这需要极强而巧妙的舆论操控技巧,否则难免遭致反噬,反而让自己骑虎难下。

这种“比大胆”的悬崖战术会失控吗?这很难说,因为让你觉得“可能会失控”正是这种战术的目的之一。就像有国际关系学者嘲讽过的,1980年里根上台后,态度强硬,对苏联启动“星球大战”计划,看起来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疯子,但让对方觉得他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疯子却正是他的目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他的讹诈和威胁切实可信——这就造成了一个诡异的结果:“非理性”的表现才能达成理性的目标。

就国内而言,这些民间的激烈言辞还谈不上这种层面,不过是“危事而易言之”(钱钟书讥讽陆游的话)的茶壶风波,即便舆论汹汹,也不见得能摆到台面上影响决策。毕竟再狂热的配方,在从厨房里端出来之前,总要先冷却一下的。一个事实是:自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一来,大国之间从未爆发大规模热战(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只不过是规模极小的可控冲突),虽然不止一次远比现在更危险地走向战争边缘,但在眼瞪眼的对峙中,总有一方眨了下眼,恢复理智先退下去了。

在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上,真正让我们吃亏的,往往倒不是硬碰硬的时候,而是因为“情胜于理”的行事风格。在对外立场上持强硬立场的人,常常喜欢说1949年以来,为了国家利益我们都不惜一战——这确实是事实,但另一面是,如果双方关系好,“利益”也就往往被大度地牺牲掉了。在1950年代的边界纠纷中,中缅关系正处于蜜月,中方在划界中做出了极大让步,换得“睦邻友好”。像这样的事比比皆是,却大多在“深明大义”的逻辑下,没有激起多少国内舆论的波澜。

如果真要谈“国家利益”,那我们缺的不是高亢而极端的情绪,而是冷静理性的计算——这不仅需要权衡什么对策才是对中国最有利的,还需要容许内部有不同的声音和立场来表达自己不同的利益。请记住一点:在每一场战争中都会涌现自愿牺牲奉献的英雄,但也都不乏这样一些人,他们以集体利益的名义,最终牺牲的却是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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