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高产粗粝”年代的吃饭问题
“良种”推广变奏曲
秦晖
淘汰“低产膏粱”
壮泰语地区的农业传统在1950年代后的田林县就完全改变——但也不能说就变成了汉族传统。毋宁说，无论什么样的传统，在那样疯狂的年代中都“天地翻覆”，极大地变了样。
一方面，我们县粮食产量确实提高了，在统计数字中，从文1965年的3325.5万公斤增至1977年的5918.38万公斤。前文已经提到这个时期的化肥、农机使用并未起太大作用。那么增产从何而来？一靠品种改良，二靠提高复种指数。这两项对产量的提高居功至伟。
但是，它同时也使田林的粮食生产几乎全部“粗粝化”了：由于不遗余力地强推双季稻、提高复种指数，速生矮杆型高产低值籼稻已经几乎完全排挤了粳、糯稻。原来在传统农业中仅次于水稻的第二位口粮作物粳性山谷迹近消失，晋升第二位的玉米比重大幅增加，并在改革时期继续增加到1990年的粮食总产四分之一，但糯玉米几乎绝迹。笔者在“三分之一”与“三分之二”地区都看到了这一趋势。但同样的趋势，在这两类地区也表现为不同的特点：
在深山里的平塘，玉米的比重大于山外。而糯玉米作为大田作物被禁后，至少在我1974年离开前，并没有看到当局高调推出什么新品种。尤其是这一时期我国玉米的杂交一代优势利用正形成高潮，田林县的“发达地区”也在力推杂交玉米。但在地老天荒的平塘并没有什么这方面的进展。只是糯玉米被硬粒种、马齿种玉米取代后，同样提高了产量但降低了品质。文革前就引进的“老良种”白马牙、金皇后，此时已经与土生品种白玉米、黄玉米混合。由于地势高寒，双季稻在平塘的种植也失败了，直到我们离开，这里仍是中稻区。但早籼稻品种珍珠矮、广选3号在这里被作为中稻来种，其结果仍然使单季稻绝大部分矮杆化、籼稻化，同样出现了量增而质降的过程。
而潞城则是“抓三分之一”的重点，文革期间除北部高山外，基本普及了双季稻，品种则几乎全部矮杆化。尤其是1974年我们来到后，县里力推晚稻团结一号，把双季稻化以后保留在晚稻中的粳、糯成分也基本挤掉了。那几年在这一带还曾试验双季稻加小麦的三熟制，但失败。在单改双、去粳糯、籼稻化的趋势下，产量增加而米质下降的局面要比深山区更加明显。
田林县的这种情况也是全国的缩影
1950-60年代初，中国农业品种基本可以说是民国时期农学成就的推广。这个时期得到大面积推广的主要农作物良种，几乎都是民国时期育成或引进的，例如著名的小麦品种碧蚂一号（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48年育成）、南大2419（原名中大2419，中央大学1930年代自意大利引进），水稻品种南特号（1930年代江西育成）、胜利籼（1930年代在湖南育成），棉花品种岱字棉15号（1940年代从美国引进），玉米品种白马牙、金皇后（金陵大学1930年代育成）等等。
民国时期虽然成功地育成或引进了这些良种，但是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国难频仍，长期兵荒马乱，各色“武装割据”广泛存在，既无畅通的全国市场也无统一的政府治理，先进农业技术推广的市场激励机制和政府服务机制都无法运作。1949年后内战结束，这些农学进展才得以产业化。它的影响即使在滇黔桂边区的田林县也延续了很久。例如小麦在田林虽然出产不多，但在五六十年代一直还在推南大2419。我国最早的矮杆早稻“矮脚南特”也是在民国年间的南特号基础上选育的。
不过，那个时候的品种改良虽然也追求产量高，而甚不重视米质，倒还没有禁种“膏粱”而强推“高产粗粝”的极端倾向。从国外引进的品种如南大2419，育种时仍然要顾及口感与营养，国内自育品种限于当时的育种方式（尚未使用杂交一代优势）也没有对亲本性状造成巨大改变。
到了文革时期，“高产粗粝化”倾向才全面膨胀。这一时期我国出现了不少“创纪录”的高产品种，它们同时也是空前难吃的“充饥”粮。青藏高原这一时期大力推广高产低质的光敏性春小麦，曾在柴达木盆地的高光照地区几次创造“小麦高产世界纪录”。与大跃进时代的“亩产万斤”闹剧不同，这些小麦高产基本不假，但难吃也是真的。以至于藏区民众普遍认为它远不如青稞（除了麦难吃，据说牦牛也只认青稞秸秆，不吃春麦秸秆）。文革结束后，藏区的春小麦推广面积基本上又种回了青稞。
当然，青稞是不是比春小麦好吃，可能有民族口味偏好的问题，但是这种春小麦品质不如冬小麦则是事实。所以改革开放后，汉区的春小麦也在缩减。近30年来，尤其在“入世”以后，总的来说春小麦和早籼稻已成为我国粮食中两大过剩、滞销和持续缩减的品种。
而更为极端的例子是杂交高粱。我们县虽然不是华北那样的重点推广地区，也受到了它的“边缘性影响”。这值得专写一篇，此不赘论。
淘汰了“膏粱”，迎来了饥荒
总之，1952年时田林农民种的基本就是“低产膏粱”，那时无论水稻、旱稻还是玉米，基本都是粳糯为主。而那个时代这里的粮食产量，从数字上看确实不高。
1952年（新设的田林县没有更早的统计，但该年正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又还没有合作化，大致可以反映传统时代和平年景“小农经济”的一般状况）该县粮食产量2063.5万公斤，人口93797人，人均440斤，其中95.3%是中稻和旱稻（亦即主要是粳糯膏粱）。1965年，粮食产量3325.5万公斤，人口115179人，人均577斤，而中稻旱稻占比已经降至33.4%。1977年，粮产5918.38万公斤，人口163479人，人均724斤，而中稻旱稻占比已经只有13.85%——基本限于平塘等高寒山区，其他地方都已难觅膏粱了。
纵观那些年，我县经历了相当典型的“高产粗粝”取代“低产膏粱”的过程。尤其在文革时期，我县粮食产量的增长率，无论总产还是人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产增长78%，远高于全国的32%；人均增长25.5%，也高于全国的12%。但是，我们这些知青大都尝过挨饿的滋味。而农民如何？县志中的说法是：“壮族主食是大米，平时一天三餐（按：看上下文，以及我们的亲历，似为二餐之误），富裕之家，早吃稀饭，晚吃干饭；中等人家，早晚两餐都吃稀饭；困难户两餐都是稀粥。80年代以后，普遍吃干饭。”可见，田林人是在1980年代改革后才吃上了饱饭的——县志的说法也与我们的亲历相符。
而有趣的是：文革结束后由于农民有了相对的种植自由，复种指数明显下降，双季稻由1977年的5433公顷下降到3353公顷，单季稻则由1977年的2393公顷，增至1986年的3300公顷。“单改双”明显逆转，“高产粗粝”取代“低产膏粱”的过程也逆转了——而农民却从此吃上了饱饭！有人可能会说：因为农民吃饱了，所以开始追求吃好。但其实，田林县不是小岗村，“大包干”不仅晚至1980年，而且初期导致的粮食增产幅度也没有那么大。正如前文提到的“机械化”逆转一样，我县“单改双”的逆转也是1977年就开始了，当时还是集体农业，只是上面的高压小了，开始强调社队自主了，农民就像放弃“插秧机”那样开始减少双季稻。
所以真正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倒过来的：农民有了一点相对自由，他们就开始“去粗粝化”、“去过劳化”，而他们吃得好点了，营养改善了，也不那么疲劳了，反倒更容易吃饱了。
“高产粗粝”解决不了吃饭问题
改革前一些年月的“人祸”当然是惨不堪言。田林在三年大饥荒时期大量饿死人，人口净减少10%以上。在一个传统时代和平时期几乎没有饥荒记录的地方怎么会搞成这样？村民传说：那时搞大会战，把上万人封闭在一个山窝里大炼钢铁，断了粮还不让跑，有人冒险穿过哨卡采野果充饥，还不敢带回工棚。那还不饿死人？
而更多的死人是因为“反瞒产”和“征过头粮”。当年本县的一位大队支书后来回忆说：
“浮夸风越吹越大。到了秋收，按计划报产量，按产量要征购粮，拿不出粮食就当作瞒产私分，于是开展反瞒产斗争。一九五九年，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会上，有的大队、小队干部被批斗，逼得按高产量报数，散会后回到家，拿不出粮食又被斗争。浪平公社小坳大队的一个小队长，在会上报瞒产××万斤，说粮食就藏在山上，回到家后因拿不出粮食而上吊自杀。定安公社召开反瞒产会议会中采用罚跪，拳打脚踢等逼供信手段，一些大小队干部被打伤，只好把社员基本口粮当征购粮上交。旧州公社更严重，社员口粮全部交征购，社员只好找野菜、树皮充饥，干瘦、浮肿、饿死较多，仅平林大队就饿死二百多人。”
今天据说有个叫孙经先的，楞说当时惊人的户口损减并不是饿死人，而是大家忽然都把户口本藏猫猫了。真亏他想得出来！要知道这一代人还没有死绝呢。
我们下乡时，大饥荒虽然早已过去，但人为的“小饥荒”仍偶有所闻。这里我要说，三年大饥荒固然已经是众所周知，近年来有人否认也是徒劳的。但是这三年之外的“小饥荒”虽然惨烈不及“三年”，却也不应该被世人遗忘。
例如广西1955、1956年就因为“征过头粮”，导致41个县都发生过饿死人的事。过去此事被称为“平乐事件”，说是发生于1956年，公布的数字是饿死550多人，导致以省委书记陈漫远为首的几位官员被撤职。但近年披露的资料表明当时死人不仅在平乐县，不仅1956年，更不仅550人。如宾阳县1955年就饿死667人，横县仅南乡、飞龙两地就饿死434人。总计平乐专区饿死7千多人，南宁专区饿死6千多人，全省应有1万多人。
那一次“小饥荒”似乎没有波及田林县，但是我们插队时倒是在田林听说了类似的惨剧：1970年代某年，我县八渡公社因灾年“征过头粮”，导致若干村民饿死，公社书记杨序仁因此被撤职。
显然，“征过头粮”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发生率相当高，而且后果可怕的事。除了大小饥荒，由于过度征粮等原因导致农民“产量增加，口粮减少”，虽不至饿死人却吃不饱饭，这种现象就更加普遍。
前面说到，整个文革时期田林粮食无论年产还是人均，从数字上看似乎增加不少，但另一些资料表明，这个时期农民的口粮和副食都是下降的。田林县农村社员人均口粮由1966年的288公斤降低到1976年的262公斤（折稻谷），副食方面，1968年全县“自宰”肉猪22430口，十年后这个数字降为15506口。
众所周知当时农民是没有“肉票”的，集体也不会分肉，农户吃肉就靠自养自宰，年前杀猪吃一两顿鲜肉，其余就靠“年猪”的腊肉了。而农户养猪和公社种粮一样都有上交国家的硬性任务，只有完成国家的“生猪派购任务”后，国家发给许可，农民才能“自宰”。所以远不是养猪农户、更不是所有农户都有“年猪”可宰。自宰猪减少，人口却增加，1968年田林平均5.78人可宰猪一口，而到1978年10.80人才能宰猪一口，肉食水平几乎下降一半！当然剔除非农业人口后，农业人口宰猪率会比上述数字高一些，但十年间下降的幅度是同样惊人的。
可见，文革时期农民无论主食副食的消费水平都下降了，尤其肉食减少更显著。如果再考虑到此期间农民食粮中“粗粝”的比重上升、“膏粱”的比重下降，则生活水平下降、营养和热量摄入的减少还要明显。
而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强度，也就是体能消耗却明显增加。从1955年到1977年，双季稻在田林从无到有到基本普及。涉及地区农民的农业劳动量也随着“单改双”而相应增加近乎一倍。而我前面的一组文章已经显示：这个时期似乎颇为亮眼的“农业机械化”数字其实并没有减轻、有时还加重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具体而言，至少在耕耘方面劳动强度没有减轻、在插秧和脱粒两个领域反而加重。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时期国家对农民的无偿劳动征发，即传统所谓的徭役负担大大加重。尤其是文革后期可以说仅次于大跃进时代——这从那时我县耳熟能详的口号“发扬五八年的干劲，夺取XX会战的胜利”就可看出。我记得，1969年冬我们第一次上工地就过了“革命化的元旦”，1974年起又提倡在工地过“革命化的春节”。
所谓革命化，其实就是不休息。尽管由于农民抵制，大量开小差，“革命化”的落实程度有限，但劳役负担还是增加了。本来双季稻区的农民一年两种两收，三个农忙季节都要“披星戴月”地劳动，稍微农闲了又被征发上工地，每天也要干10个小时以上的重活，几乎是全年无休，疲于奔命。如此大的体能消耗，即便食物稍有增加也不能弥补体能赤字，何况量既不增，质反下降，“高产粗粝”怎么可能解决农民的饥饿问题？
体能透支是农民饥饿问题的实质
除了政策和分配方面的问题外，就“良种”和耕作制度（提高复种指数）而言，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单改双”增加了亩产，却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劳动增加一倍，产量增加却难达一倍），而“高产粗粝”取代“低产膏粱”可以增加食物重量，却不能使营养和热量摄入有相应的提高。这两个因素通常互为因果：盲目提高复种指数导致作物生长期过短，养分积累不足而且配比畸形，因此双季稻一般都比单季稻粗粝，同产量下也比单季稻耗劳。而在自然进化条件下（排除人工调味与合成）口感与营养也有强相关：“膏粱”不仅比“粗粝”好吃，通常也比粗粝营养与能量密度高。
文革时期对“亩产”极度强调，所谓“跨纲要”、“过黄河”、“过长江”全都是就亩产而言，却几乎完全不管劳动生产率，更不管营养成分与口感。而且这种追求又具有自上而下的高度强制性。只要“高产”不要高效，只要“产量”不要营养和热量，这就根本不是什么在“吃饱和吃好”间选择的问题，而是陷入了“为吃饱，拼命干，换得一肚粗粝饭；营养差，又过劳，于是更加吃不饱。”在以“先吃饱再说”的名义下扩大体能透支。体能透支导致饥饿感增加，同样的进食，假如平时可饱，持续干重活就还是会饿，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
但那时的逻辑却是：你饿，说明产量还须更高，而单位产量包含的营养与热量因“粗粝化”而降低，单位产量消耗的体能却因劳动生产率下降而增加。于是体能透支更严重，也就更饿，于是上面又说产量还要更高……。
过去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我国改革前农业存在着“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导致了生态环境的危机。甚至有人说，提高复种指数以减少垦殖面积可以缓解这种危机。其实现在看来，改革前我国农业更严重的危机，还是“越饿越强调单一高产目标，为高产不惜食物粗粝化和农民过劳化，致使体能更透支，于是更饿”的恶性循环。
这一恶性循环导致严重的人文危机，又使得复种指数在文革晚期提高到了恶性内卷化的程度，不仅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甚至连土地生产率都出现边际下降（所谓“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即便这么高的复种指数却仍然无法让人吃饱，不得不仍然要打扩大垦殖面积的主意——这才是导致“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生态危机的更为深层的原因。
放眼世界，几乎所有的现代化农业国都不会单纯追求以实物重量为标的的土地生产率，他们追求的土地生产率是以价值为标的的（“低产膏粱”完全可能比“高产粗粝”有更高的价值产出），而且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追求目标更是在土地生产率之上。
我们过去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却总是以三个理由来回避：一是说劳动生产率是个奢侈的追求，我们还不发达，只能不惜过劳不避粗粝、先填饱肚子再说。二是说欧美国家纬度高比较冷，我们搞多熟制比他们更有条件。三是东亚农业文明就是有精耕细作吃苦耐劳的传统，不能跟西方比。
现在看来这三个说法都很可质疑：
第一，无论人们主观上认识到与否，任何社会（不仅是发达社会）的第一基础都是一定的劳动生产率（而非土地生产率）。过去中国人曾经喜欢引用一句马克思的名言：“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这话有点累赘但却是大实话。农业提供的生物能如果还抵不上它消耗的生物能，这种农业就搞不下去，这与生物能是在多大地块上提供（即与“亩产”）毫无关系。其实很多渔猎、采集与游牧社会很难说什么土地生产率，但能带来生物能净产出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是其存在的基础。
第二，东南亚、南亚都比我们更热，更不用说比欧美，但他们也没有像我们那样热衷于过度投劳的多熟制。
第三，日本、韩国农业也属东亚精耕细作传统，但无论现代化时期还是传统时代，他们也都没有像我们那样靠农民过劳化和食物粗粝化来提高“亩产”。
事实上，包括传统中国在内，不同传统的世界各国农业都力图避免产出粗粝化和农民过劳化，维持合理的种植结构、耕作制度和农产品质，而没有像我们改革前那样大搞复种指数奇高的、过劳的粗粝农业，而我国改革后也出现复种指数降低、农民去过劳化和农产去粗粝化趋势，这都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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