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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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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阅:四行仓库之战,绝不是什么「卖惨」

言九林

8月底的时候,应「忽左忽右」播客程衍樑兄之邀,就电影《八佰》和抗战史的一些问题做了一次对谈。
下面是当时谈到的部分观点,有一些修正增补。

01、庐山谈话的另一个用意

庐山讲话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蒋介石只是讲给中国人听的,其实他同时也是讲给日本人听的——要向日本人展示我们的底线已经到了。日本人在卢沟桥这个事情上如果不退让,是一定要跟他斗争到底的。不会再像以前,像东北问题,热河问题那样,那时候是退让的,但在卢沟桥这个问题上我们不退了。庐山讲话之后的淞沪会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个立场的一个具体展示。通过不断地往淞沪会战战场上投入精锐兵力,让日本军队日本政府了解到我们不会再退让,迫使日本人停止他的侵略步伐,同时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一个干涉。最后在谈判桌上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这个是淞沪会战早期的一个打算。这跟我们通常讲“全面抗战爆发了”,跟这种笼统的说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02、陈诚对淞沪会战的反思

最后的结果没有像蒋期望的那样,而是变成了一场全面的中日战争。这是因为两个不可控。一个是日本政府的约束究竟能不能有效?事实是日本政府约束不住他的军队。第二个是蒋期望的国际干预没有来,这两点最后导致他的政略失败。所以抗战结束之后,陈诚在回忆录里特别讲到淞沪会战的教训,他说淞沪会战是一场我们的战略完全服从于我们的政略的一场战争,但是最后我们的政略没有获得成功。

做事后诸葛来复盘,可以自认高明地提出很多似乎比当时身在局中之人更妙的计策。但回到当时,其实就是一个选择题,任何选项都没有百分百的成功性。选跟日本人全面开战,选局部冲突来换取政治上的可能性,你不能说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真正正确的选择,是必须做出选择,也就是必须有决断,然后依据局势的变化随时对决断做出修正。

03、思维定势与打破思维定势

蒋的判断是,只要我在上海不断地增兵,不断显示我的底线已经到了,日本政界很可能会发生一些有利于我的变化。但是,此前从1931年开始到1937年,日军不断在东三省、在热河、在华北制造各种事端,这些事端的处理,最后都以国民政府的有限妥协结束。在日本军方那里,就造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只要足够强硬,只要不断往前进逼,国民政府一定会再次退让。这是日本军方的思维定势。蒋期望着打破这种思维定势,日本军方则试图按照思维定势在淞沪这个地方重现以前的情节。结果就是日本军方不顾政界中人的反对,不断向淞沪战场增兵,然后蒋这边就不断添油。

这个是一个双方博弈的动态过程。并不是说一开始选一个怎样的策略,这个策略就不必再修正,就可以一劳永逸将这场战争打完打赢,不是这样子。

04、很多东西,不是预先设计好的

我们一般不讲日军有一个全面灭亡中国的计划,它是不断蚕食——蚕食东北、蚕食热河、蚕食华北,它是一个自北向南的蚕食政策。淞沪会战打完之后,日军对中国的进攻,变成了自东向西这么一个态势。这是一个结果,但我们很难讲这个结果是南京国民政府刻意策划出来的,说它是南京的一种谋略。因为我们从档案当中看不到,翻当时的会议记录,就是南京军事会议的各种会议记录,看他们的往来的电报,包括蒋介石的日记,包括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日记,我们看不到有这样一个策略的存在,所以不能认为它是一个预先设计好了的东西。把这种变化总结出来并称之为策略,我印象里应该是蒋纬国做的。

相似的问题,也见于追击红军。国内的学者里有两派,一派认为蒋有一个战略,跟在红军的屁股后面,然后沿途把各省军阀收掉。另外一些学者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去看蒋的日记、蒋的电报,比如跟薛岳这些负责追击红军的将领的电报,看不到有这方面的蛛丝马迹。但是从结果上来看,好像又有点这个感觉,比如进入湖南之后,何健就很紧张;然后进入到贵州,王家烈就被拿下了。我倾向于说蒋有这样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很难得到实现,只有在贵州拿掉王家烈大体能算成功。在广东,蒋没有撼动陈济棠;在云南,蒋没有撼动龙云;在四川,蒋也并没有能够撼动刘湘。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红军往哪里走,军阀们如何应对。所以我觉得蒋至多是有这种想法,但他不会真花太多精力去落实这件事,因为难度太大。他会随局势的演变不断修正自己的目标。

05、持久本身是不能带来胜利的

中日战争的最后解决,一定是一个国际化的解决。不可能是中日两国之间,我把你打服了,或者你把我打服了,然后签订一个和平协定。打服日本人,中国的国力做不到。日本人打服我们,从国民政府当时的立场上来讲也排除了。排除完以后,唯一选项就是中日战争国际化。光凭中国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解决日本,所以要把各种国际因素囊括进来,然后让事情发生一些有利于中国的变化,这是持久战的核心思想。

持久战的落脚点是“待变”,持久本身并不能带来胜利,如果人家的实力比你强太多的话,你持久100年,这个战争也赢不了。所以要有“变”,就是要有国际化因素的引入。这个不是选择哪条路的问题,是只有一种选择的问题。今天有人在批评这个事情,说淞沪会战谋求国际关注的政略完全错了,这个我不能认同。因为当时实际上没有别的路,无论是以局部冲突将日本逼回到谈判桌前,还是局部冲突变成全面冲突走向持久战,都需要引入国际关注。

06、抗战最大的危险在“一念之间”

国民政府里边有很大一派人,以孙科为代表,有一段时间非常亲苏,然后有一段时间又非常亲德。在德国最鼎盛的时候——把英国打得抱头鼠窜,把法国灭掉了,这些人曾集体主张国民政府倒向德国。

这是欧战形势对中国战局的一种直接影响。英国迫于日本压力,把滇缅的通道给关了,法国也迫于日本的压力,把滇越的通道给关了。这个事情造成的震荡是很大的。对重庆来讲,这两个通道其实是信心的维系。这两个通道的切断,意味着英国对日绥靖、法国对日绥靖。重庆的很多人就觉得我们之前设定的“中日战争国际化”的目标好像失败了,国际上已经没有我们的盟友了——美国没有动静;苏联在1940年也大量削减了对华援助,因为日本在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积极地跟苏联谈判;然后法国英国又这样。这种信心上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后来汪精卫的出走,正是这种信心打击下的产物。面对一个庞然无比的敌人,然后举目四顾,好像没有谁是我真正的盟友。不在决策层里的人,其实很难感受到那种无助与压力。

国民政府内部,有过多次相当于“逼宫会议”的讨论。就是高层们集体来讨论这个问题,检讨之前定下的国际化策略,是不是已经失败了,是不是要做出调整亲近德国,是不是要跟苏联重新挽回一下关系,然后是不是要放弃英美路线。当年的发言记录都在,会议的大多数人,除了像王世杰这样外交出身的铁杆英美派,大多数人赞同倒向德国,希望跟德国结盟;即便不能结盟,也要维持友好关系。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也是抗战最危险的时刻,可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选对了那就是光明大道,选错了那就是万丈深渊。最后是蒋做了一个独断性质的决定,继续走英美路线,继续与民主国家阵营站在一起,不能跟德国结盟。

07、四行之战即缩小版中国抗战

“四行仓库之战”不是一个提前谋划好的事情。它是蒋在不断变化的战局当中,在淞沪会战已到了尾声的时候,注意到有这么一支部队的存在,注意到四行仓库这个地方跟公共租界隔河相望。所以他想在这里再打一场舆论战。确实像网上的一些人讲的,这个战斗是要打给外界看的。但打给外界看,并不是“卖惨”——我看到有人用了这么一个词来形容这场战斗。不是这样的,不能这样理解。

战争不光是战场上的问题,也是一个外交问题,一个舆论问题。需要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来激发舆论的力量。租界里有很多外国人,有外国媒体外国记者,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展示出的大无畏精神,被他们报道出去,于抗战是极为有利的。谢晋元的部队,也是非常尽忠职守地完成了这样一个任务。这些都是很常识的东西,本无需如此掰开揉碎来讲。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任何研究抗战史的学者,批评四行仓库的战斗是“卖惨”。可以说,在今年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奇葩言论。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1940年之后,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已不在枪炮战场,而在外交战场。就是中国如何处理好与英国、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战场上与日军做铁与血的较量当然很重要,但这种较量,比如像衡阳会战这样的战役,其实都是为外交上的政略服务的。都是为了应对和激发国际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四行仓库之战,就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国抗战。四行的战斗不是卖惨,正如整个抗战政略里的寻求国际化、引入国际因素不是“卖惨”一样。后者是正常的政略(闷头死磕而不考虑引入国际因素那是蠢人行为),前者也是。只是大小有别。

08、精神抗战与人格的大圆满

我觉得,从1937年到1940年,到珍珠港事变后被日军押走成为苦力。这四年的时间里,孤军为中国抗战所做的宣传工作,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媒体,任何一个记者。甚至超过了国民政府的宣传部。

租界孤岛上活跃着大量的记者和媒体。在孤军营里,壮士们读报纸了解抗战局势,办体育锻炼身体,向媒体展示了一种非常积极的形象。他们的营房很破,是租界废弃了的东西,他们把营房重建起来,设置单杠双杠跑道,搞出了篮球场与足球场,然后在里头搞运动会,和外面的团体来打篮球赛、网球赛,举行精神升旗——因为日军的施压,租界当局就把他们的旗帜给收缴了。1939年之后,他们还搞生产,生产肥皂,藤筐、藤椅,还有小木凳子,全部冠以“孤军牌”,卖到上海市各个地方。这些事情,都是非常有力的宣传。相当于将自己变成了沦陷区的一种精神图腾。谢晋元也很明白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所在,很明白孤军在软禁当中要做什么。他们要来一场伟大“精神抗战”。

杜月笙的援救孤军计划,大概是在1937年的11月份提出来的。谢晋元的日记里说,他得知这个计划后就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孤军是正大光明从四行仓库撤入英租界的,不是被谁押着,被谁逼着,是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同意,得到了租界方面的邀请,正大光明撤退到这里的。要走的话,一定要正大光明的走。杜月笙的计划虽然好——他的计划是:将把上海的失业工人派进孤军营来慰问孤军,失业工人进去以后,就跟孤军把衣服一换,然后孤军们离开,把失业工人留在孤军营——谢晋元说我不能这样干,这不是一种光明正大的离开。他觉得这样有损孤军的声誉,以失业工人的自由来换取了孤军的自由,这不符合军人的人格。

孤军的存在,让日军特别头疼。一开始,日军想的是:把孤军逼入租界,又逼着租界不许放人(否则就指租界放弃了中立立场),只得把孤军软禁起来,你逼着孤军每天跟租界摩擦矛盾,最好是激化出流血冲突,这样孤军的国际化宣传就破产了,就造成了反面效果。所以,孤军被监禁期间,上海日军抓住一切机会,不断给租界施压,逼着租界提高铁丝网、增加白俄卫兵,对进入军营的人搜身,包括上海的那些文艺团体要进去演出慰问,也搞到必须审查演出内容,任何有鼓动性的、有煽动性的都不行,总之就是不断逼着租界和孤军发生冲突。然后,谢晋元就夹在这当中,租界的压迫要反击回去,要维护荣誉,但这个反击又要控制在一定程度,不能变成流血冲突,不能让日军遂了心愿。所以他其实非常艰难。到了最后,日军就觉得正是因为谢晋元的存在,所以种种的谋划都没有成功,反让你们变成了上海的一种精神图腾。那怎么办?就收买了孤军营里面的某些人,把谢晋元给刺杀了。这是他们没有办法的办法。

所以,我是这么觉得:在四行仓库,是这批中国军人人格成型的开始;在孤军营里的四年,他们人格实现了大圆满。

09、重要的是朝哪个方向走

今天的中文网络上,很多人评价四行仓库之战,说它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卖惨(当然,这种批评会附带一句“并不是批评八百壮士”之类的话)。

我感觉,这种批评可能跟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看待历史太过功利”的风气有关。只要历史的决策者,没有得到当代、就是我们这代人设想中的最好结果,他就会招来批评。但历史不是一个游戏,可以读档重来。历史的当事人不是上帝,他不可能看清所有东西,他只能在有限的认知范围和有限的情报占有中取做出决策。

所以,我去评价这些历史人物,往往是看他们朝哪个方向走,比如是朝着卖国的方向走,还是朝着爱国的方向走。而不会说:我觉得你很蠢,你这个决策特别傻,如何如何。这是一种很事后诸葛亮、很功利的做法。我不喜欢那样去评价人和事。我更愿意以他朝着那个方向走来评判一个历史人物,而不是他最后有没有走到他的目的地,更不会批评他走的姿势是不是不够优美体面。他的方向对了,对民众有好处,我就会从整体上肯定他。

10、北伐的意义是结束无政府状态

就北伐来说,我认为它的一个核心意义是中央政府的重建。

在北伐之前,中国可以说是没有中央政府的。我们看到北伐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北伐的目标并不是北平的北洋政府,整个北伐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一个口号,说我们要打进北平城,把北洋政府的大总统抓出来,没有。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吴佩孚、孙传芳等等,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北洋政府在当时已经名存实亡。中央政府其实只是养了一群拿工资的官僚,他们的工资还是通过借款来发的。他们的任何决策,都出不了北平城。北伐的结果,就是把孙传芳、吴佩孚干掉了,然后张学良也拥护统一了,然后在南京重建一个政府,中国结束了无政府状态,这是北伐最大的意义。

抗日的意义则是把外敌从中国的土地上赶走了,我们回归到一个独立国家。这是我理解的北伐和抗战的意义:一个是重建中央政府,另一个是重归独立国家。

11、对历史要有同情之理解

我看到有很多人拿日方材料出来讲,四行仓库没什么可吹的,就打死了一个日本兵。听到这种话我会觉得非常悲哀,也很可笑。首先是材料似是而非,日军在淞沪会战中的战报存在严重的缩水问题。其次是不尊重先人的牺牲,缺乏对历史的感同身受。

如果能够以己度人,把自己放到历史情境当中去,其实不难获得一种对历史的同情。要注意的是,同情不代表认同,同情和认同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同情会让一个人对历史有敬畏之心,会让他对历史的理解有温度,而不是一种冷冰冰的批判(何况,即便批判也是可以有温度的)。

在我的感受里,四行仓库最壮烈的地方,从来就不是打死了几个日军。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超越。试想:我们是最后被留在这里的部队,已不会有援军,除了这420个名同胞和这一点点弹药,以及前面这些沙袋和这几面墙,我们再无其他可以依靠。我们不知道外面的敌人会如何进攻,会不会有飞机,会不会有大炮,会不会有毒气,全都不知道。设身处地,如果我在那个仓库里,如何维持住自己的精神,如果始终鼓舞住自己的斗志,其实才是最难的事情,才是最大的考验。要知道,仓库里的很多人,很可能才刚刚学会开枪。

那些冷冰冰的批评,常常让我想起一个叫做朱胜忠的士兵,电影里也有这个人。朱胜忠是一个班长,是一个非常积极、有活力的人。谢晋元日记里记载了很多与孤军营篮球队有关的事,经常可以见到朱胜忠在篮球队里活跃。朱也非常爱国,为了重回前线一度计划搞暴动。但这个人在抗战胜利后,为了生计杀了人,他和他的另外三个孤军同志变成了歹徒,然后被判了死刑。我很想写朱胜忠的故事,但我又很犹豫。由那些冷冰冰的批评不难知道,当下这种环境里,很多人对历史是缺乏同情之理解的。朱胜忠的故事写出来,也只是为他们增加一些冷冰冰的谈资。按那种逻辑去讲历史,会让我觉得所有还原史实的努力,都是白费气力,都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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