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整风运动的心灵史
作者黄道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
内容提要
整风运动在中共历史的书写上，地位非同一般。整风的价值，固然体现于政治原则、组织纪律、意识形态等方面，细细追索，或许其对中共新的政治文化的创造，更具持久和普遍意义。整风以运动的形式，通过训导和规范，促使党员在个体选择、个人生活上自觉按党的期望和标准要求自己，把自己打造成对党完全忠诚的“透明人”，这样的规训实践在共产主义政党中也罕有先例。整风对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批判，虽然不及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批判那样广为人知，实际却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1942年，中共展开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大事件。此后，在中共历史上，整风运动又数次推出。多年来，人们对整风运动已经耳熟能详，关于运动的讨论也不乏专著、论文问世，勾勒出关于这一运动不同层面的图景。本文不拟再增加一幅整风运动的全景照，尽管这仍然是历史研究中亟待完成的任务，也不拟从高层政治层面去探究整风运动的复杂考量，而是希望通过对运动中反省报告及个人日记的剖析，将这样一场曾经在当事者心中掀起巨大的思想风暴，触及个体灵魂的运动，尝试从心灵史的角度予以记录。迄今为止，很少有哪种力量像中共这样对革命阵营的内心世界投入如此多的关注，付出如此多的努力，又获得如此丰厚的成果。对这样一种历史过程的考察，无论对了解这个党，这支政治力量，还是人类思想的传输，以及心灵的扭转、改变及其间的张力，都有着无可置疑的意义。很少有人会怀疑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多变，中共党人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但还是知难而上，力图把复杂导向纯一，不仅在组织上打造一支具有高度纪律性的政党，更要求实现党员内心深处与党的一致。打开并改造人的内心的工作是如此艰难，可以和其比拟的大概就是对这种工作予以历史的复原了。当年，中共在这条路上接近了自己的目标，但这绝不意味着今人在现实或历史中，可以再一次窥到成功的门径。
一、“透明人”的追求
无论怎样评判整风运动，有一点可以确认，整风运动是一场以人的观念、思想作为直接改造和整顿对象的运动。整风激起巨大的思想震荡，这种心灵风暴对亲历者的巨大冲击力是后人难以想象的。陈伯达说：“整风运动对全党，对每个一定的同志，在一定时候，都必将在思想上、生活上、活动上得到一定的结果，而在我们党的思想历史上，党的生活历史上，党的工作历史上，都将开辟一个崭新的时期，对这一点，那是完完全全无可怀疑的。”回顾整风的历史，的确，这一点无可怀疑。
对于为什么要整风，现有研究多有揭示，除了高层政治层面的考量，就整个中共而言，研究者均认为运动的目标是要加强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领导，加强整个队伍的组织与纪律，这样的结论自然有充分的依据。令人稍感困惑的是，中共一直是个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强调组织纪律性，高度意识形态化，在这样的基础上，整风固然可以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让中共组织更加细密，纪律更加严明，思想更加统一，但整风到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党的特质，并非不言自明。
如果说整风对这个党的形塑发挥了关键作用，更大的可能是，整风造就了这样的一代人和这样的风气，他们不仅在组织和思想原则上听从党的指导，而且在个体选择、个人生活上自觉按党的期望和标准要求自己，把自己打造成对党完全忠诚的“透明人”。作为强调意识形态的政党，前者是基本要求，后者则是提倡和期望达到的目标，大多数共产主义政党都没有尽力将后者在政治和组织上予以落实，更没有为此诉诸大规模的政治思想运动。整风运动以政治、思想、组织全面推进的形式，直接把这一要求付诸实施，希望使党员在思想上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罕有先例。1943年，胡公冕应胡宗南之约赴延安考察回来后汇报：“近年以来各地男女青年皆来陕北，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选择最优秀青年，作一般最精彩之训练，反对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个人英雄思想等等，训练成一个完全无私，无个人，只有党，只有主义的核心干部。”训练这样的干部，或许正是整风运动更持久、内在的要求。
当然，对于整风运动的目标，运动领导者也不是一成不变，也有因势利导的成分。大多数研究者都注意到整风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经验主义、党八股的批评，注意到整风对党风、文风、学风的纠正，也注意到整风对高层政治变动的巨大影响，毫无疑问，这些的确是整风的重要内容，也体现于中共中央下发的各类整风文件及整风的具体操作中。不过，这样一场贯注到全党的政治思想运动，其在各个层级上的要求不尽相同。就众多的普通党员言，整风更多的是审查历史，解决思想问题，反对个人主义，强化党性观念，建立集体主义的政治文化。
194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指示，强调：“最近毛泽东同志关于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及反党八股的报告，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转变工作作风的锐利武器。”要求在全党展开大规模的学习、讨论运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分别对应的是学风、党风、文风问题，虽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强调整风针对的是全党，但客观而言，上述三者更有可能出现在中高层干部之中。正因如此，毛泽东在7月给聂荣臻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整风“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1943年初，毛泽东把整风的顺序说得更清楚：“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一个根据地大约有一百至二百人（包括各中央局、分局委员在内）；其次是中级干部，每一根据地有数百至数千人；再次才是下级干部。有些根据地把这个方向弄颠倒了。”
不过，初期整风主要对准高中级干部，在主攻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时，也有一根线索始终或明或暗存在，这就是对自由主义及个人主义的批判。整顿三风的报告中，毛泽东批判宗派主义，已经涉及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只是这时反对自由主义还没有成为强调的重心。1942年4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在1937年9月写成的《反对自由主义》，实际道出了他心目中的整风对普通干部的基本要求。毛泽东在文章中定义他所认为的自由主义的实质：“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由此可以看出，他所说的自由主义和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不尽相同，实际指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毛泽东强调：“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由于整风初期的主要对象是中高层干部，主要目标是确立毛泽东的主导地位，主要针对普通干部的反对自由主义的任务，暂时没有成为运动的中心。随着初期目标的基本达成，将运动推向更广泛的普通干部群体，使党的意志实现更广泛深入的覆盖，就成为运动进一步的要求。整风不断推向深入，意味着整风的进一步落实，对于大批普通党员和干部而言，也正是后者，形成更为深刻的整风记忆。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明确：“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13日，中共中央制定整风运动指示的草案第二号、第三号，其中第三号专门讲克服自由主义问题，指出：“自由主义是目前党内斗争中的主要不良倾向，在整风中必须克服此种倾向，才能达到彻底整风之目的”；“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人则不愿拿起这个武器，尤其是许多中级与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这种现象必须在此次整风中着重地纠正过来。”毛泽东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在致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的信中，他还是表示：“小资产自由主义问题，今年五五来说，还不相宜，就全党来说，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还不宜于就作总论。”不过，反对自由主义的立场已经非常明确。6月，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就明确剖析道：“整风前一阶段注重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重党风。因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只有在后一时期（今年下半年）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克服党性不纯现象。”他强调：在党风学习中，应着重反对自由主义错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自由主义。毛泽东期待：“如能在今年一年真正做好整风，明年一年真正做好审查干部，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
从毛泽东的布置可以看出，随着整风的深入推展，反对自由主义越来越成为整风的主要目标。1943年底，陇东地委整风训练班列出六种学习文件，包括抢救失足者、评中国之命运、论共产党员修养、反对自由主义、调查研究决定、领导方法的决定，其中四个文件都针对时事和具体问题，基础性文件只有论共产党员修养和反对自由主义。所谓自由主义，在整风的语境中，实际就是朱德读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做眉批时定义的“自私自利”。中共党员的自我反省文本中直接出现这样的表述：“个人主义的思想（自由主义）。”当中共要求确立统一的思想权威、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纯洁的党性时，任何个人主义都有可能被视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对党的无限忠诚不仅体现于政治、组织上，而且应体现于生活中，内化进思想深处，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和生活合为一体，党员应该成为革命机器的螺丝钉。茅盾的女儿沈霞在整风中感叹：“当失眠之夜，想到自己是在做一个有用的螺丝钉时（即使是很小很小的），白天少见真心的笑不自觉地挂在嘴边了。”整风就是要塑造这样的党员。当事人回忆：“经过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和急风暴雨的‘抢救运动’，总算把知识分子从头到尾，从思想到习惯，从祖宗三代到亲朋好友，以至所有社会关系，做了一次又一次反复的解剖和冲洗，洗掉了灵魂与全身的灰尘，连每个人的隐私也暴露无遗。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达到了很高的透明度。不仅看自己透明，看别人也是透明的。”
造就一眼可以看透、对党没有任何隐瞒的“透明人”，初看上去或许平淡无奇，细细品味，其实意味深长。人类认识自己难，认识他人更难，整风运动却追求使革命者变得透明。尽管这样的透明只是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大概永远无法达至，内中也不无与永恒人性的龃龉。但一支政治力量表现出这样的渴望，已足以显现其非同一般的控制要求和驾驭能力。人类的力量常常因相互间的误会而耗损，“透明人”的状态可以减少许多在党看来是无谓的冲突，让革命群体的力量在相互理解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对于一个效率导向优先的政党，这样的目标的确足够诱人。
当然，即便是中共，要造就“透明人”亦非轻而易举。要让人变得透明，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清洗都不可或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政治清洗运动不是个案，清洗固然清除了反对力量，却也常常因其强大的杀伤力而伤及自身，苏维埃时期中共即有过相关的经验教训。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整风运动更多强调的是思想改造，是在基本肯定现有革命群体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凝聚力的思想和生活统一运动，强调自觉而不是简单压服。毛泽东后来谈到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时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党内也好，党外也好，有他的动摇性，也有他的革命性。动摇性是他们坏的一方面，但是一般地说来，能够用教育的方法去克服。从党内来说，延安整风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党给他们指出方针，向他们进行教育工作，不是命令主义，而是逐渐使他们自觉，这就很有成效。”可见他对延安整风的思想自觉路径颇有自信。当然这种思想和生活改造不是和风细雨般的自我勘磨，而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形成外在的冲击力，辅之以革命群体不断被激发的内部自觉，达成思想价值观的重塑，由此让所有人衷心服膺，倾心向党。
整风的方法，如毛泽东总结的，以发动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始，不论前后期，不论在延安或者敌后根据地，大致都是如此：
完成思想暴露、批评、整顿、改造的第一步后，再趁热打铁发展到审干、肃反，审干、肃反和整风相辅相成，思想自觉和外在压力相互激荡，这是整风能够给参与者留下深刻刺激，导致其发生中共期望的突变的灵丹妙药。实际上，如果观察中共历史，可以发现，无论话语体系和实际操作，诱导和控制总是互为补充、缺一不可的。
二、自我反省
中共革命开展的社会环境，和马克思主义描绘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大工业背景迥然相异。尽管现在的人们大多知道个体革命观念的生成并不一定和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画等号，社会基础和环境只是造就革命的因素之一，既不是绝对因素，也不是唯一因素。但是，这样的认知本身就是长期革命历史形成的经验，或者说也是这场革命的成果之一。当年，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经典作家的表述有着决定性影响，这既体现在对革命者的出身、家庭成分及经历的重视上，也体现于中共党员对自身生长环境的极度敏感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大工业原则，建立集体主义的逻辑，成为中共党员对抗自身小农环境的武器，这样的追求，和共产党人强调纪律的原则又恰相对应。抗战时期的中共干部多出身于知识分子，来自有产家庭，他们从对外界的了解中选择了共产主义，但这种知识背景后面的有产者身份却又成为其加入革命后的原罪，不断克服自身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成为中共党员给自己提出的一个持久艰巨的任务。
整风运动之前，中共加强自身思想建设的主要途径是展开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相信思想立国的时代，无论是三民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都被信奉者视为救国救民的良方。新文化的兴起及狂飙突进，起码指示了当时时代的方向和选择，即在文化上再造中国。国家的改造被认为首先系于思想文化的改造，当然，这样的思路也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个和古代中国迥然不同的新中国，正是在新文化的大旗下催生的。
如果说思想文化的改造在世纪初的中国几乎已成共识，那么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改造之路又远远把其他政治力量抛在身后。共产主义革命本身即蕴含着思想革命的取向，共产主义从书斋走向实际，固然不脱时代的需要，却也显示思想引领革命的现实。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理论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具有先导的意义。中共在理论学习上可谓全力以赴，革命阵营形成浓厚的政治学习氛围，为中国其他政党无法比拟。整风期间中共干部描述：“三七年到达延安，一种浓厚的政治气氛刺激着我。‘自己太落后了；一个共产党员竟不懂得马列主义。’当时周围的人谈起问题来都在争相引用马恩列斯的成语，更有不少人在以此作为测量一个人革命修养高深的尺度。”这个描述产生于整风运动期间，不是为了赞扬抗战初期延安的学习风气，而是为了讽刺整风前研读马恩原著为死背教条，恰恰如此，其说出的延安学习氛围浓厚的事实，应更为可信。
整风运动前的思想教育重在研读马恩经典，整风之后，马恩原著当然还是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但明显更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即所谓整顿学风。更重要的，思想改造从外在的思想灌输到内在的心灵觉悟。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整风就是要破心中贼。如果说之前的意识形态教育是希望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挤走党员心中的非无产阶级观念，整风则要用内挤外压的大规模运动形式，清空心中的私心杂念。一个是循序渐进的思想渗透，一个则是不由分说的彻底清洗，后者的目标和难度当然要远远大于前者，付出的努力和激烈程度也非前者可比。
整风的彻底清洗，离不开规训的手段——审干、肃反等，却又不是简单的灌输或强制，更多是希望经由思想的教化达到内心的统一。中共整风文件说道：“必须当作一个启蒙运动，即主要是启发他自己内心运动，引起其自觉。外力有时候也是必要的，但单纯的外力是无济于事的，不是压不进去，就是完全把他压垮了。所以外力必须经过他内心的运动，最好是在他内心已有运动的条件时才可用。实际上只有这样的外力对他是一种援助，是对症下药，他很乐于接受，否则是徒然增加其反感，或使其更陷于迷惘。”整风当然不能不借助外力，外在压力是个体自觉不可或缺的催迫力量，但整风更主要的还在于自我改造，外在压力必须内化于自觉自愿，这是中共政治文化的关键，也是整风运动的关键。整风的过程，即为亮出自我、清空小我、树立大我的过程。
整风首先要求亮出自我，即自我反省。彭雪枫曾谈道：“根据陕北边区的经验，个人思想检查到工作总反省分三个步骤：1.先从个人写反省自传或口头反省，经小组会和支部大会的讨论，而后进行总结。2.从目前的严重现象来着手检查，从对严重现象的检查来进行个人的反省。3.首先在党内发动坦白运动，造成对党坦白的热潮，而后进行思想检查。”从彭雪枫谈到的陕北经验可以看出，普遍的整风一开始多为自我反省，而且自我反省不是简单的个体行为，而要经过个体与集体、下级与上级的不断互动，逐渐达到深挖灵魂深处的效果。
中共党员的反省，和中国传统思想中讲求的自省有着相似的思想进路，不过在实际操作中有巨大的差别。传统中国的自省多少受到佛家的影响，趋于内省、冥思、禅静一路，中共的反省则不是“独善其身的修身运动”，而是“思想革命的群众运动”。自我反省要求深入解剖自己的历史、思想、行为，反省不能仅仅是口头上的，只要可能，都应形成文字。在中国历史上，大概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整风这样，予以书写如此高的重视，毛泽东在整风动员报告中反复强调：“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长首先要写，班长、小组长都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太爷那就不行。”
参加过整风的人，回忆中都会不约而同地说到写个人自传，日以继夜，一稿接一稿，这是一个充满压力和省思的过程：
整风把我全部的思维全牵连着了，我再也不会想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我每天每夜的思想活动全是坦白反省，甚至于为了妇干会的演出节目，有一个角色我全不愿意管它了。我的词还没有抄，有时如没人提醒就像忘死了一样。真的，每天都在不停的写，每一分钟全在想，像写不完想不完的一样，越写越多，越想越复杂。
这里所说的写不完、想不完的就是思想自传、反省笔记。动手写比单纯的冥思当然会形成更强的刺激，反省的文字记录对于组织跟踪每个个体、了解思想变化、评判材料真实程度，也是很好的依据。山东根据地专门规定：“可发扬同志记学习笔记，每人都做。但在第一阶段内不一定强调检查，以免限制民主，因怕检查妨害其真实的反省，或故弄文墨，自欺欺人。但奖励同志自动送笔记给同志或领导人看。”一二九师要求反省笔记“写好后要传观、批评、批改，择其好的、坏的发表与批评”。为推动反省的展开，充分发挥舆论的力量，利用报纸登载反省报告，交流经验，发现问题，引导反省的进行：“学习导报各区均可自行出刊（石印或油印），但一般应以刊发模范反省（略去姓名，以免暴露）、学习经验、组织与思想领导的检讨等，不应随便登载未经总结的理论的争议。又为了交换反省经验，各区党委可发刊思想反省选集，亦略去姓名供大家参考，并作学习的补充材料。”
中共向来注意通过发现积极分子，建立示范效应提高贯彻效能，反省运动中也在发现、总结有益的经验。中共中央党校秘书张子珍奉命整理一个叫秦振的党员的反省心得和经验，他把经验提交上去后，上级回馈强调了几点：“贯彻读、想、写、做于学习之中”；“就文件来反省的，很自然的是为了搞通文件而反省的”；“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与人漫谈讨论的——自学为善，但还求助于人”；“不是形式的为笔记而笔记”。这样认真、深入、带着问题思考的反省，大概就是中共期望的模式。通过不断的自我批判和耳提面命，中共党人逐渐在向着党倡导的“脱裤子、割尾巴”靠拢，中央党校二部的总结中说道：“一个同志，在假期中即考虑如何总结，反复的想，普遍的和别人交换意见。……想来想去，总是拿不定主意，于是拿起毛主席的《〈农村调查〉序言》来研究，觉得还是由典型着手。由近及远，较为合适，但怎样子算典型？自己的典型住在哪里？就又考虑起来。首先考虑到他和别人争论问题时好发脾气，为什么发脾气？发脾气是一种什么思想？一连串的‘为什么’追问下去，……他的总结曾修改了8次才完成。由于用脑过度，晚间失眠，午睡遗精。”
总结写了8次不是偶然现象，写思想自传、反省笔记成为整风中一个既具高度仪式感又对当事者内心形成巨大冲击力的一段难忘经历。刘白羽记下他写思想自传，一遍一遍写，又一遍一遍被否定的过程：
我痛下决心，举起锋利的解剖刀，从头细细地解剖自己。我从我刚刚记事写起，我想起有一次我坐在院子里，把正在洗衣服的女佣人的发髻一下打得散落开来，我把这都作为剥削阶级的恶行写下来，可是张如心还是不通过。这时，我的思想斗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因为我是认真的，因此也是痛苦的，我克制了怜悯自己的心情，毫不隐藏地挖掘自己灵魂中的痛疽与腐朽……这是鲜血淋漓的生死较量。我为了洗去我的罪恶，连骨头缝都掏挖净尽了，可是还不行，这怎么办呢?……我在黑漆漆的夜空下，走过那弯弯曲曲的壁陡的山径，当我来到山巅之上，一种冷酷的感情缓缓升上心头，我的眼前一下发焦发黑，绝望之感猛然袭来，这样活下去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我不如死了好，我忽然想从高高的悬崖跳下去……
幸运的是，刘白羽没有跳下去，他的思想自传第五稿也通过了。
正像刘白羽自己在回忆中说到的，张如心并不是存心跟他过不去，甚至刘起初的稿子也并不一定就不能达到标准。关键是，思想自传的写作作为运动的关键一环，必须以之作为思想的挤榨器，让每个人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无保留地袒露内心世界，而人的自卫本能总是或明或暗地抵制着这样的要求，因此，一遍遍地不予通过，就成为强迫性的外在压力。这一点，从运动中规定的上级批阅笔记要求中，可见一斑：“批阅笔记，将笔记中有关思想问题的话，以色笔标出，或明指，或暗示，或正面提，或反面侧面提，以简短的话批注在字里行间，然后在笔记之末，写出总批语，如同国文教员批卷子。这对于只会写现象的同志，可以帮助他逐渐抓住自己思想的中心，并使其反省与文件精神密切联系，形影不离。”就整风的目标而言，思想汇报的生产过程，需要的不是判断，不是表态，而是活思想。当时一些看起来中规中矩的思想反省，因为缺乏个人活生生内心世界的呈现，常常被作为形式主义的活标本。中共很清楚，政治正确的话语传递很容易完成，而内心世界永远比理论表述复杂，只有瞬间反应都能符合党的要求时，才可以说达到了整风的期待。范元甄给李锐的信中写道：“思想上的自传初稿大致完成，还剩下关于我俩生活的部分。你想想吧：有哪些不对的事。你那方面和我这方面各有什么不对（包括期望、要求，或幻想过的）。”期望、要求乃至幻想都要成为反省的对象，范元甄可以说领悟到了自我反省的精要。
思想汇报形成的压力超乎想象，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这样的思想风暴中挺过来，不止一个人提到：“初期整风，发现自己一无所长，周身是病，一变过去自满自足的样子，悲观起来，不可终日，曾感到自己没有存在的必要。”山东根据地鲁南区整风运动中，费县第二分区区委书记江林在全县活动分子大会上，因反省内容被否定并受到同组党员批评，开枪自杀。他在“绝命书”中写道：“同志们整风是整自己的思想，我是整我的生命……党同志已是不相信我了，我已失去信心了。不管正确否，必须应接受，这是难证实我的心，这是次要问题，尤为主要的对党的损坏我无法来偿还。我是来革命，谁想到我又成为革命的敌人，难道还能叫革命人来杀我吗？”
一般而言，自杀都缘于极度的绝望，江林的死当然也是绝望的产物，但他的绝望是不被党理解，选择自杀某种程度是宁愿自己了断，而不愿让党来杀他。应该说，江林误会了整风的真实含义，整风固然有组织上的处理措施，也有抢救运动这样的严厉打击，但是，在整风疾风暴雨的形式背后，却也不乏中共对革命群体的苦口婆心，如陈伯达所说：“党对于我们好像严父，又好像慈母。除了‘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党将宽恕同志们业已向党公开了的错误。我们党是从全面的、历史的考查每个同志，而不会根据片面的事实来随便抹煞任何同志。”即便是抢救运动，其所造成的人身伤害仍然无法和苏维埃时期的肃反相比；和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相比，整风整体上也显得较为温和。看起来来势凶猛的运动，却包含着中共对干部群体整体上的爱护和期待，所谓“对干部要保存他教育他”，这是正在历史现场的人们不一定能够完全把捉的。正因为有着如上所说的基调，整风中既有江林的自杀及大批干部的被“抢救”，更多的则是像杨国宇这样，有惊无险，出身冷汗后过关。
杨国宇17岁参加红军，经历单纯，应该说并不存在严重问题，但正如他自己在日记中写到的：“支部通知我写好自传，我已写好了的交支部，还没看内容，就说太简单了。现在起要审查我的历史（前方来的七大代表统统要审查），我自己本来就很单纯，清白，可自己也不自觉地心跳起来。”
杨国宇的审查意外地遇到问题。谈到自己家的状况时，杨国宇说自己家有只三条腿的水牛，遭到严重质疑：“尤其那个陕西同学，他是小组长。你说说一个牛能活多少年，你爷爷起，就是水牛，到你手里还是那条水牛。再说，牛都是四条腿，你家的牛为何只有三条腿。”杨国宇很早就离开家，所谓三条腿的水牛只是听父母说，自己也讲不清楚。
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个只听父母说过，自己并不能真正理解其含义的说法，杨国宇却写进了自己的历史交代，或有人会认为这是多事，但在当年，这并不是那么简单，杨国宇的做法，毋宁说是大多数人在当时处境下都会做出的选择。
整风期间，个人历史的书写有严格要求：“从个人历史上追究根源。追究的办法，是从祖宗三代，家庭经济状况，亲朋关系，家乡生活，学校生活，社会活动，一直到思想转变，入党动机，党内工作，团结干部等等。以批判的态度，叙述自己全面的历史，别人听了提问题。”其中，个人家庭情况的交代，十分重要，因为按照中共阶级分析的理论，家庭出身会烙下深刻的阶级观念，这是党需要认真应对的问题，每个个体有义务给党组织提供真实的材料，便于党组织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隐瞒自己的家庭出身，意味着对党不忠诚，会受到严肃的质疑和问责。为防止个人对党隐瞒，党组织还会有针对性地展开调查，掌握干部的第一手材料，“有时用几十个人，从各方面——如同志、同学、亲戚、朋友、老乡各方面——去调查愈详愈好”。这样的措施，常常发生巨大的震慑力，马千里的日记提到：“下午的大会上，郭教育长、黄主任提出××在南通、南京等处活动的旁证材料，××大为惊恐。”正因此，尽管杨国宇不知道三条腿的水牛是怎么回事，还是如实向组织报告，毕竟，水牛是农村重要的生产物资，也是判断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参考。
三条腿水牛的争议，成为杨国宇思想汇报通过的障碍，因为无法说清怎么会有三条腿的水牛，他的交代受到质疑，而这又会引起对其整个历史叙述是否真实的怀疑。无奈之下，杨国宇找到刘伯承，刘建议找老同志伍云甫说说情况，伍云甫听后分析：“我们南方有这种情况，一条水牛，为什么活那么长，比如说水牛用老了，到市场花少几块钱，即可换条小水牛，从祖爷到你手里当然还是水牛。我连说：是，是的，我们四川跟你那一样。接着他又说：为何一条牛只有三条腿，两条腿的。你家田多出三条腿的钱，他家钱少、田地少出一条腿的钱，两家合买一条水牛你家占四分之三，当然是三条腿。”三条腿的水牛终于说清楚了，杨国宇“高兴得不知怎么感谢这位文质彬彬的老同志”。只有了解整风的历史情境，才明白整风中个人自传如何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也才能理解杨国宇当时的心情以及当事者对此的极端审慎：“我挖空心思，考虑个人自传中是否还有补充的情节。我将家兄历史尚未写清楚的部分进行了补充。对党必须一丝一毫不隐瞒。我把补充材料写好后，便觉得轻松愉快。”
三、集体反省
亮出自我只是第一步。对个人主义的自我改造，清空自我是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
“我是什么？我是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好人。怎样证明我自己是好人？如果世上只有我一人，自然不会提出这问题。如果另外还有一人，我说自己是好人就必须向他证明。用什么？用语言还是用行动？如果我对这人有所助益，即使我不说，他心里也会认为我是好人！再进一步，我对他的助益是根据他的意愿，还是根据我自己的意愿，很清楚，要根据他的意愿和需要，这不是废话么？不！这是最初级的主体与客体之关系的说明，判定我是否好人的不能由我自己。”
自己不能判定自己是不是好人，自己也不能确定自己走的路是不是对，个体只有在对应他人时才有可能予自己以定位。针对普通干部的整风对象指向的主要对象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被认为是影响党的力量发挥的主要障碍。康生说得很明白：
党的组织原则与铁的纪律，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确是一种“紧箍咒”，不仅是“箍”，而且这箍还是钢铁制成的，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紧箍咒”，则几十万共产党员，都会变为天天闹个人主义，闹独立性的“齐天大圣”，每一个地方党都会变为“自由王国”的“花果山”，这样共产党便会立刻死亡，故“紧箍咒”之所以必要，而且上至每个中央委员，下至支部每个党员，还必须紧紧的戴着，其道理就在这里。
清理个人主义，首先要让大家发现及直面自己的个人主义，此即所谓亮出自我。当亮出自己的任务完成后，清除被认为不属于革命阵营、影响力量发挥的个人主义就成为接下来的任务。中共清除个人主义的武器是与之相对的集体主义，清除的办法，也多采取集体的形式。
书写自传、反省笔记后，接下来就是将每个人的自传和反省笔记“互相传阅，提出意见”，为下一步集体整风做准备。写思想汇报、痛挖灵魂深处只是思想锻炼的一部分，面对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将思想碰撞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集体力量发挥得好，当然不是个人苦思冥想和领导文字提点所可比拟的。在集体的热烈气氛中，参与者聆听、陈说、自我批评、相互批评，付出感情，带动思想，将反省推到新的高度：“实现反省的方法有多种，但主要的还是依靠用集体的反省方式，每周至少开三四次反省小组会，在会议中以个人为单位，逐个讨论，一般的方式都是先由反省者本人做一个报告，然后再由大家发问，辩答，争论，一直到把问题弄清楚了。”当事人回忆参加整风会议的思想变化：“在开会之始，只是听一听，对自己总有好处，还没有整自己的意识，所以第一天还马马虎虎听。在准备发言与发言之后，态度不同了，同时会议上的发言，对自己有了启发。……参加这次会议，我觉得对我比其他同志教育特别多，好像是入党以来最好的一次教育。”整风要洗心革面，让党员干部通过书写挖掘自己，通过言说面对自己，再通过会上的互动相互暴露揭发，进而达到自我反省的效果，这是全方位的自我清洗：“反省就是有意识地帮助共产主义的‘我’挤出非共产主义的‘我’，要经过这个思想斗争，才能使自己与文件结合。也可以说，文件是供给共产主义的‘我’以武器，而反省就是用这个武器去驱逐另一个非共产主义的‘我’，最后使自己变成一个健全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中共革命运动中，会议向来备受重视，严密的组织和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中共会议形式的两个基石。整风期间，亮出自我、清空小我的过程，很大程度就是以会议的形式展开、完成。这些会议，多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由朝夕相处的同伴的相互批评、揭发，达成对自我的批评、纠正、克服。对于中共革命阵营而言，相互之间的批评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是帮助进步、防范错误的途径。在自己追求进步和帮助他人进步的前提下，加上党组织的要求、纪律的约束，整风会议往往开成每个人的过关会，日常熟悉的伙伴成为最锐利的批评和监督者，面对众目睽睽的压力，大多数人会选择跟随众议，尽可能挖掘自己的错误，以安全过关。参加完整风会议的刘燕瑾写道：“大会上别人对我的发言提出了尖锐意见，觉着反省不全面不深刻。哎呀！这一个迎头痛击，使我痛得发抖了。我再也不敢正视我周围的人，我惭愧得面红耳赤着。我后悔。我为什么检讨的不深刻而遭到这场攻击呢？太傻！太傻！实在的太傻了。在这样的会议上还企图隐瞒吗？群众的眼皮薄，群众的眼睛亮，再痛苦的挖一挖吧！”
整风的会议循序渐进，基本按照小组会、支部会、大会的顺序由小到大逐渐推展。中共刚成立时，最基层的组织称为小组，二大制定的党章规定：“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中共四大修正党章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其附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支部取代党小组成为最基层组织。按照陈云的说法：“支部是党的最下层组织，也是党的最基本的组织。党的一切口号、主张、政策，依靠支部才能具体深入到群众中去。”
中共实际运作中，常常会根据工作需要，分出小组，这样的小组不是正式的一级组织，只是临时性的工作或生活组合，这样高度机动性的组合方式，保证中共的组织随时可以落地。整风中的小组常常指的就是这种组合。比如太岳纵队在整风中，“各级首长与各部科股长成立中心小组，其他有自习能力的干部编为乙组，无有自修能力者编为丙组，又以行政工作为单位编学习小组。”小组和支部，属于最基础的组织单位，通常都是熟人圈子，相互之间秘密最少，又最多。所谓最少，就是相互熟悉、了解，相互暴露最多；所谓最多，就是相互间常常机缘巧合掌握一些对方的隐私，成为不公开的秘密。在这样的熟人圈子中，展开反省、暴露，极具针对性。小组会“一个一个过，追问”，无论对自身还是对他人，都以批评为主，“一针一线都搬出来。我对自己的粗枝大叶、好面子、不虚心、出风头、骄傲自大进行了鞭打，统统的检讨出来，自己觉得痛快。”其主要作用是自我暴露和相互暴露，中共特别强调：
不要过早地遏止大家或戴帽子，要立场等，要善于启发大家把内心的一切都倾掘出来。方法上可以采取小组自由漫谈，互助、墙报、大会典型启发之外，还可以举行几个组座谈（因大会发言机会太少）。当然暴露也不能是单纯的尾巴展览，其中也可以夹杂一些批判，以便于引起争论。但只有在暴露阶段过去，才能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为了让同志们更彻底的暴露思想，不应马上碰回去，让其说完，搞一点批评。既暴露了，那就要批评，最后，取得意见的一致。暴露也是为了改造大家的思想，不是阴谋。……什么叫做思想领导，即不是以组织、指示去解决问题，而且在思想上解决问题。
每一个人的一切都通过自我批评和批评暴露出来，彻底放在太阳底下。
为造成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支部会特别是小组会应有周密的准备，要善于调动积极分子，推动会议深入：“有计划的调动积极分子首先进行自我批判（但注意不要刺伤其他人），以引起大家的自我批判，形成群众性的批判运动，进行充分讨论，使之辨清是非，以群众的正气克服其邪气。”小组长和支部书记负有领导会议的责任，小组长起码需要做到如下几点：“1.会前应帮助当天的发言同志准备（引导不是替他准备）。2.在开会中注意引导，如优点没说出来就发问（学习的态度），缺点应如是，随时注意掌握会场情绪。3.会后除发动大家漫谈外，可调查补充材料（具体数字等），供给记录同志。”好的支部书记组织会议时，“对每一个人的思想研究的很细致，他想出了解决问题（帮助同志）的办法，如多叫人去和典型人物漫谈，提他在大会上发言，有英雄主义的人但不愿在大会上发言，适当的鼓动一番……解决问题是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的，如他对王央刚的错误思想占有许多材料，但为了帮助他解决问题不一下转出来，而是一部分一部分的解决，这样不仅使他不受打击，而且别人看起来也毫没有打击的成分在内”。
晋绥的整风报告谈到如何利用小组会帮助干部一步步深挖内心的案例，有一位干部一贯忠实为党工作，很少犯错误，整风初期找不到反省的着力点。经过小组会的启发，这位干部“反省到因为低不下去头，曾在党的原则之前，固执自己错误意见，事后又痛哭流涕的去承认错误，而此承认错误之精神，主要还是屈服于党的纪律，怕党不信任，或开除党籍”。由此，启发他思考积极工作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得出的结论是：“在党内对任何艰难危险的工作，都敢做敢为，其推动的力量是怕人看不起，怕开除党籍，而开除党籍实在有负介绍人的恩义。”这种恩义观自然不符合党的要求，抓住这一点，进而引导思考应该如何对待同志关系：“他才反省到他所认为的好的同志，则崇拜盲从依附之，对自己义气相投的人，可剥心露骨，非常热情，在这一点上，动机虽好，立场却不稳定。那么究竟为何如此，至此才找到他幼年对侠义生活的爱慕，和地主家庭生活中养成的骄逸任性，都是悠久的历史根源。”
固然，这样顺藤摸瓜地寻找，并不一定就完全符合党的要求，深挖思想根源时，可能又忽略了思想的影响是多渠道的，攻其一点，难免不及其余，未必能真正把握复杂的思想动态。不过，就整风而言，深挖思想根源未必真的对思想本身那么感兴趣，也不完全是为了得出什么具体结论，更重要的，还是这种行为本身对被帮助者内心造成的震撼。深挖的目的是要暴露，一层层剥开个体藏在内心深处不愿为外人道的隐私，让自我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这种对自我形式上的弃绝，或多或少总会冲击内心深处自我的位置，所谓“整风中思想上的启发，要做到冲破其狭隘思想，使之有动于中，恍然大悟，造成思想的展开，提高其政治觉悟，这是要因人而宜的。因之必须接触每一人思想的深处，才能做到。”
中共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无论感化还是催迫，组织的力量都有着特殊的作用，徐光耀从亲身体会中感受到：“没有严格的组织生活，人就要落后下来，至少是很难进步。”很多干部都把自己付托给组织，所谓：“只要跟着党走，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自己有缺点，也只要把自己委托给党：‘请你改造我吧!’”整风中的小组会和支部会，就是以组织的力量，来重塑一个个个体。习惯了组织生活的党员，当他们置身于集体中批判时，常常会产生奇妙的效果，时人写道：“我觉得在同志们面前宣布错误，则错误成了群众的敌人，自己成为群众的一员，克服的决心与勇气，就陡然增加起来。”自己成为自己错误的敌人，这样的描述看起来有些诡异，但如放到集体批判的情境中，放到中共党员迫切追求进步、整个党又比较健康这一环境下，以及“割尾巴、脱裤子”的语境中，就不会显得那么突兀。整风之前，中共集体生活状态堪称良好，何方回忆：“一进抗大，就有回到家里的一种感受。这除政治思想等原因外，亲密的同志关系也是个重要因素。无论编到哪个队哪个班，大家都团结友爱、亲如家人。那种互相照顾、互相帮助的精神是后世的人难以想象的。”个体本来就有融入群体的本能需求，同志式的亲密关系，更让这种需求变得迫切，刘燕瑾特别真切地传达出这样的要求：
我的内心中有着一种隐痛，我虽然将身心完全投入工作、学习，但是在我的灵魂深处是多么的空旷与虚渺啊!我不得不承认我孤独的苦痛是怎样威胁着我啊!……过去越到了这样时候，我会越和大家隔离，甚至我会很自恃的来自豪。可是今天我忽的发现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是我在人事关系上走错了道路，是我友爱思想的错误。
…………
在这个集体里，你要从事于革命英雄主义的创造。假若你得不到友爱的外援，你自己孤立，那么你就不会完成你的事业，你的前途都是可怕的。我真是越想越怕，越想越苦痛，苦痛的是我没有知心的人，苦痛的是我太孤独。
我决心了，我决心以后要做到能把我一切的心窝子话全可以掏给别人。
小组和支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和铺垫后，大会进一步将整风中的思想动员和斗争推向高潮。大会有论战会，这是为了启发思想，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需要掌握精密的技术。晋察冀一分区的大会成立主席团，“主席团五人分工集体负责掌握着论战的进行，有人专门掌握每时每刻争辩的焦点，有人专门掌握发言先后秩序，即当时当面提示给值星主席参考，有人专门掌握解剖该种典型思想有关的一些文件，在论战双方相持不下时朗读。……双方思穷力竭的时候，主席团只得几度宣布‘交头接耳五分钟’，甚至休会一刻钟，使双方在三三两两的交谈中重新组织力量，以便击败思想上的论敌。”晋察冀分局党校召开论战会时也精心安排：“大会发言采取自动报名方式，但在次序上又是有组织的，使持有相同意见同志，连续发言，激起持有反对意见的再连续答辩，这样自由交锋，短兵相接的论战形势便构成了。大会之外，还有小组会、漫谈会，及三三两两交换意见，各种讨论形式相结合，互相补充。所以广大群众性的思想论战到处展开了，到处酝酿着思想斗争。”论战会总的原则是：“领导决不是管人家，叫人家照自己指点的路上走，而应该是领导即指出走哪条路好，让群众自觉地走好走的路，因为路是要群众走的。”
更多时候，整风大会具有斗争会的功能。刘白羽回忆：“所有的人黑压压地挤在屋里，前面是一个土台，这时，中央研究院已改为中央党校三部。三部领导人主持了这场人与人之间的挑战，看谁先坦白交代。一位广东哲学家在台前不断声嘶力竭地奋臂高呼口号，这里的气氛突然炽热得变为一场骚乱。我站在人群的后面，眼看一个一个走上台去，还不断有人向台上递纸条。愈是亲近的人，愈要表明态度，于是夫妇之间、朋友之间喊得愈加声嘶力竭，以表示自己的忠诚。”“这种会经常开到夜深，台口点着两盏明亮的瓦斯灯，照亮‘坦白交代’的人，他声嘶力竭，捶胸顿足，声泪俱下。每当这时，有人便带头喊起口号，有如大海洪涛，回环激荡。”斗争大会的紧张气氛，对被批判者、参与者乃至批判者本身都形成巨大的冲击力，造成不由自主的从众心理，许多人心中存有的抵触和异端情绪在这样的氛围中消失、遁去、化为无形。刘燕瑾参加整风会后写道：
两天的会议把人们全开出了眼泪，大家全赤诚的谈出了许多问题。一年、两年、三年以前的事全盘端出来了。两个山头全进行了彻底的坦白反省，掏心窝子，互相也提供了意见。……别人在讲桌前坦白反省时，话句与眼泪一同的流了出来，我在墙根底下也滴下了泪，我再看别人，有的也全低下了头。……我真被这样的会给深深的刺激了。我要坦白，我要检讨，我应该比别人反省的更深刻。
当然，思想的同化路径也很复杂，有时很难说清是自觉自愿还是外在压力，更多时候二者兼而有之。何方的回忆写道，王实味《野百合花》发表后组织讨论，“一开始，我们这些学员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同意王实味的观点。因为我们并不了解，中央是把《野百合花》当作反面教材发给大家看的。我们一个班发一份，给大家念，念完让大家讨论。讨论时，大家说，对呀！写得挺好的呀！写的都是真的呀！而且普遍认为，革命队伍里确实有缺点，提出来是有好处的。”何的说法不是信口开河，温济泽回忆，展开对王实味文章的批评后，他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全院研究人员中作了一个调查，发现对王实味错误思想或多或少表示同情的占95％”。而一当领导动员批判《野百合花》，形势迅速扭转，《野百合花》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何方慨叹：“那时的批判，有的是真的，也有的是假的，是为了表示划清界限，还有半真半假的。随着运动的深入，往往是弄假成真，大家的思想还真转变过来了。”最后一句话，颇值注意，即便开始时不无距离，在运动的氛围下，出于对组织的信任，也会弄假成真，许多人的转变就是在这种半真半假的思想状态中完成的。这样的转变路径在整风中不乏其例。比如整风期间常常集中办训练班，形成一个小的封闭环境，不断学习、灌输，进行自我的内心斗争，由此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一个涞源同志说：‘开始我瞧不起这个训练班，一天到晚粘粘糊糊的，真想不到它粘粘糊糊就真把人心都变了。’”
四、树立大我
表态批判他人容易，甚至表态批判自己也容易，真正按党的要求克服自我则困难得多。自我意识是如此顽固，常常让这些追求进步、渴望具有完满党性的中共党员为之苦恼。中央党校的报告中提到：“四支一个窑洞住着4个同学，在总结学风期间，不断地思考，经常地漫谈。一天晚上，大家睡下谈了很久，后来都不谈了，每个人都以为别人睡着了，自己脑子里又想起来，过了很长时间，一个同学起来小便，其他3个人都问他，才发觉大家都没有睡着，于是又漫谈起来。”老红军窦尚初在大会发言中坦承：“歪风和正风在脑子里昼夜打架，你叫它滚蛋，它叫你滚蛋。这样斗来斗去，使自己非常苦闷，吃饭不知味道，睡觉睡不着，语言行动都不自然了。”确实，人性中的私太难清除了，几乎就是一个不自觉的安乐窝，所谓：
在生活上并不想特殊的舒适，但能够舒适时，也会舒适起来的。……在工作态度方面，并不想出风头，但如人家贪污我的功绩，我还是要感觉不快活的。在自我批判上，并不想掩盖自己的缺点与错误，特别是原则上的，但如人家向我恶意的攻击与片面的责备，我还是要感觉不快活的。总之，对个人利益，我虽然不“强调”，但不能完全忘却，能做到完全没有个人打算。……在主观上注意时，那种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得少些，但一不经意，马上就会显原形露马脚。
客观而言，中共党员的困惑，不是因为境界不够，而是党树立了一个普通人难以达到的理想化高度，让这些竭力向党靠拢的革命者在这样的高度中无法不看出自己的小。范元甄写道：“气节，在任何时间、地点、条件下都是绝对的。即使是在一转眼革命就会成功的情形下，需要我们死，我们也不能犹豫。我自己现在苦恼的就是对自己还无把握。”新四军干部杨思一记录了他和同事谈话的经过和感想，由此可以体察当年党员对自身、对他人有着什么样的要求。杨记录周姓同事的谈话：“党内有两种同志：一种是刻苦自励，实际上很苦，但能严守党的经济制度，不贪污舞弊，不向党要求经济上帮助的同志；另一种是贪图安逸，实际上并不苦，而常向党要求经济上帮助的同志。而党往往给后一种同志以经济上的帮助，前一种同志往往是得不到帮助的。”对周的这番话，杨不以为然，日记里评判道：“这里包含着两种不正确的庸俗的想法：第一，他认为党处理问题常常不公平不客观的，好同志常被冤屈埋没，坏同志反能多得到党的帮助；第二，他认为能骗取党的帮助，就是一种得益，反之，就是吃亏。这是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具体表现，也是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与精神的想法。”应该说，周姓同事说到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所谓爱哭的孩子有奶吃，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大概都无法避免，周姓同事只是客观道出了这一部分真实。杨思一却从党性观念出发，认为周姓同事的想法违反共产主义道德和精神，这种日常谈话中的高度思想警觉，背后当然是党性要求的支撑。同样，跟另一位同事谈话后，他判断这位同事：“野心勃勃地企图创造一个党（人民党）一个主义（人道主义），竟然敢不承认阶级存在与阶级斗争，主张所谓‘人本位’。”对此，杨自然不能苟同，由此生发感想：“从这种实际斗争中也就进一步了解整风运动的重要性，我党小资产阶级出身占大多数，若不进行思想上彻底的改造，党的一致性和团结性、纯洁性就不能彻底实现。”人民党、人道主义、人本位，杨提到的这位同事的看法，多年之后听起来还是那么熟悉，整风就是要清除这样的认识，而从杨思一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整风的要求已经在党员中落实、生根、发芽。
对于普通党员而言，整风最重要的任务其实就是克服小我，树立大我，以集体主义代替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从大工业引申出的集体主义取向，运用于中国革命时，恰和革命的纪律需要及中国的人伦传统相吻合，成为思想改造的重要资源。“我”被认为是通向纯粹党性的大敌，树立集体主义的大我成为合格党员的标志。
留法归来的作家陈学昭曾经深受个人主义熏陶，她描述自己进入革命阵营尤其经历整风后的心路历程：“以前我对于党一直有着很大的距离，而且自己愿意坚持这个距离的。党所给予的教育，集体教育与集体锻炼，我认为要磨损一个人优良的个性，限制个性的发展，我怕这样的教育。在整风中，我发现过去这种想法是非常可笑的。”正是陈学昭，整风后期每天要花几个小时纺纱，她自己回忆：“在纺线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想了，一手摇着车，一手拉出又细又匀的线。感到满意和幸福。夜里睡在铺上仔细想想，确实有些懊悔自己成了个知识分子，要是年轻时从事农业劳动，我的大哥也许已经把我送给他的知己同事家做童养媳了。”尽管陈学昭的内心世界或许比她呈现的要复杂得多，但她在纺线时感到的满意和幸福应该是真实的感受，这种感受在彭柏山给妻子的信中有更高的升华：“人生的任务，不是完全服役于自己，也不是完全服役于他人，而是服役于整个阶级，从阶级的解放中求得自己的解放。因此一个人的利益与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那么，追求集体的幸福，同时也就是追求自己的幸福。望你深体此意。”
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一致，集体的幸福也就是个人的幸福，要达到这样的认识，当然不可能轻而易举，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太行区党委的总结写下了整风中一步步建立个人与党的关系的过程：以“心肝对党，灵魂对人”为口号，讨论对党的认识，“在争论到最高潮时即引起他进一步的反省，要他考虑党为谁？你从何而来？党何负于你？你如何对党，这样引起他的历史自觉和对党的主人翁之感”。这可以说是情感的激发阶段。情感激发必不可少，中共干部强调：“要在运动中调动感情。没有这个，坦白便不可能，也不能促进其暴露与激发其积极思想。但领导上绝不要满足于此，主要看思想是否打通。”接下来，需进一步予以理路上的巩固：“回过头去读文件，除‘反对不良倾向’外，《论共产党员修养》第二章第三节‘怎样做一个好党员，怎样建设一个好党’及列宁《论建党》（联共党史×页）等，经过学这些文件武器，最后的解决个人与党的关系。”
太行的总结讲述的是一个普遍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在个体的经历中不断重现，但又各具特点。刘燕瑾日记呈现了个体的的心理状态：
白天唱旧戏，晚上演话剧，一天忙的不可开交。我个人也就在这里忙乱着。过去要是看到这样一些情形，不用说再参加工作了，就是看着有这样许多人我就厌烦了。我会独自找到一个角落去看书。可是现在也许不同了，难道这是进步吗？我还不能肯定，但是我的心理上，每当烦得不行的时候，要发泄或企图逃跑的时候，我就主动的自语着：“这是为工农兵服务啊!”于是也就心平气和了，或走了几步再转回来。
值得注意的是，整风对个人主义的强烈批判态度，固然要造成党员无私的境界，同时还有对晚清以降中国读书人精神世界发展趋势的警惕。传统中国通过科举制度让读书人和权力走得很近，所谓读书仕进，形成传统读书人的自我实现路径。晚清新政后，科举废除，读书仕进路径断绝，而读书人以读书求取政治出路、治国平天下的惯性思维却没有改变。读书人经天下的心理，在帝制时代被导入王朝效忠，共和之后，王朝不再，读书人失去效忠对象，却又豪情满怀，在民族危机面前，更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读书人的这种自我期许在权威失序的时代，很容易得到放大，并形成对权力体系的摧解效应。
整风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回顾自己的精神史时，都不约而同提到任性、自负的性格。陈修良自述：“从小没有进过小学，在家延师教读，颇受了一些中国清高的名士派作风影响，养成一种任情放纵、狭隘固执、清高自负的性格。……个人主义思想浓厚地存在的，所以在这个时期中很有出人头地，做一个不平凡女性的思想。”的确，在科举制度下，成功和文学连接在一起，造成中国读书人的浪漫气质，这恰和中共定义的个人主义相通。科举—文人—浪漫气质—个人主义，可以看到其间一脉相承的关系，这就是当时人讲到的：“父亲在家中教自己古诗，自己又开始接触了浪漫小说，这些东西，造成自己追求幻想、爱好山水、不拘小节的超然思想，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孤高自赏的‘风流才子’，为众人所景仰的‘文学家’。”
知识阶层处于社会顶层，孤傲的性格、自负的认知加上权威失序的现实，顺理成章便会走向权威的对立面。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广泛流行，和这样的思想基因及社会背景就大有关联，这也许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左倾化的基石。不能不说，中国革命的开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这样的思想背景，但是，当中共革命的历史任务从以反抗权威为主导逐渐转化为重塑权威时，这样的思想背景就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对其展开清理有历史的逻辑。
从这一思想背景看整风，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反对个人英雄主义会成为整风向普通党员延伸后的另一重要命题。一般关于整风运动的研究，很少关注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这个环节，实际上，当时反对个人英雄主义一度成为热词，而且主要指向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按照景晓村的说法，“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不是直接的、生活的压迫而开始，是抱有为工农而革命的思想，这是主观主义、英雄主义的根源。而工农参加革命则正相反，其没有信心做伟大的领袖及实现共产主义，而是为了即刻改善其生活。所以工农即不易产生英雄主义。”抱着信仰投身革命反而引出了英雄主义的风险，这大概是这些知识分子始料未及的。有意思的是，景晓村本人恰恰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关于干部的英雄主义，中共晋察冀一分区地委对第一期整风训练班的学员有个统计：91个学员中，以个人英雄主义为中心错误思想的42人，以自由主义为中心错误思想的35人，以享乐主义为中心错误思想的12人，以军阀主义为中心错误思想的2人。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成为整风需要面对的两个主要问题。
当然，上面说到的数据不无调查者主观意图的贯注，当调查者把个人英雄主义作为选项时，已经包含着很明显的倾向性，由此得出的调查结果不免结论先行的意味。不过，如前所说，中共针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批判，确实不是空穴来风。个人英雄主义的外延极广，投身革命的这批人，内心中多有强烈的舍我其谁情怀，其中当然不无个人英雄主义的成分。陈漫远回忆，他在广西第二中学参加省学联工作时，内心中就有这样的想法：“自己想做个伟大的革命领袖，羡慕大人物，学摆大人物的架子。”个人英雄主义的确是一大批革命者投身革命运动的激励因素之一，他们谈到自己参加革命的思想源头时说：“最大最有利的是我好读书，清高，有节操，羡慕英雄志士的事业。这一种英雄志士的思想，在我未参加革命前，曾是鼓动自己向前进步和在黑暗、腐败、落后的环境里，抵抗贪污、腐化、颓废、苟安的一种很大的力量。”当年，革命者心目中的革命画面常常是：“我在前面走，手里拿一本革命理论书，后面跟着一群无产阶级，我在前面照着书本念念有辞，这样后面的人就跟着我走向社会主义的乐园了。”
就后人的眼光看，个人英雄主义当然不一定完全负面，也是向前的动力。但是，对于当年正在追求集中统一、思想一致的政党而言，英雄主义不免带有过于强烈的个人色彩，需要予以扫除。刘荣在日记中反省道：“只有党、无产阶级才能推动社会的前进，个人主义、唯心论、英雄观点，已经是掉在时代后面的没落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今天开始真正理解到只有在党的发展前提下，才能有人发展的精神与实质，这是思想上同认识上质的变化。”个人英雄主义被认为是争名争利，更关键的是自命不凡，这是通过整风进一步强调集中、纪律、统一权威的中共特别警惕的。
整风语境下的自由主义是私，个人英雄主义是骄，去私去骄，关键是把自己交给党，交给组织，刘荣在日记中要求自己：“把有用的脑子消耗在闹狭隘的英雄主义与自由主义、摧毁身体，正是自己的蠢处。要立即改正。”改正的办法，是融入集体，只有融入党的集体之中，才能认识到个体的无知和渺小：“真正的一个共产党人是多么的不容易，他应该具备着真正无产阶级意识，在任何的环境中都应想到了党，想到了我是一个党员，一切都为了党的利益。”刘荣暗下决心：“脑筋里只应存在独一无二的东西就是‘党’，党变作脑、脑变作党，融化在一起，除此以外任何东西都不能在脑海中占统治地位。”事实上，向着党成为唯一头脑的目标迈进时，当年的中共党员并不一定像后人想像的那样充满痛苦和挣扎，后人多会认为整风中的中共党人经历了抵抗到驯服的过程，现实中更大的可能则是他们设法说服自己从有条件信任到无条件献身，当这个过程趋向于实现时，甚至常常会生出凤凰涅槃的感觉。整风运动中许多人都提到全身心交给党后的愉悦感，一位党员写道：“为个人打算，痛苦烦恼，就会油然产生，只有站在党的立场上来处理问题，才能享受恬静、快乐、坦然的幸福。”彭柏山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整风学习以来，我的灵魂已受了一番洗礼，我的工作、学习、生活，已经踏上康庄大道，这是我内心的喜悦，真实的喜悦，但愿你也有这么一天。”为党的利益付出自己，不仅仅是纪律要求下的自我牺牲，更有着把自身融入伟大事业后的无上幸福，这就是徐光耀日记中所写的：
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组织和队伍，才能有这样深刻的检查，才能这样使人飞快的进步，我们这一代遇见了共产党真是幸福。除了共产党，谁肯这样热心地帮助你认识自己的缺点，促你改进呢？除了共产党，谁能这样随时随地注意到我们错误的认识、行为、思想、做法的纠正呢？想起来，我真是一阵的兴奋，感到能够及早投到党的怀抱，真是十分幸运。
或许上述材料会被质疑为政治正确的刻意表态，这样的质疑亦属历史研究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如果仔细追索，不难发现，中共革命阵营能够放下自我，自觉接受党的宣导，除了整风的促动外，中共党员的心路历程乃至近代中国的思想路径亦是重要基础。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路径，后人不能用自己的思维逻辑去定义前人。中国社会思想中长期没有独立存在的个体，新文化的启蒙伴随的也是组织化权力的狂飙突进，国家民族急迫的生存危机尤其让民族自觉日渐强烈的国人需要凝聚的力量。因而，当后人把这段历史表述为“救亡压倒启蒙”时，历史的当事者又有多少人在这中间有过抉择？服从组织、严守纪律、团结救国，本身就被认为是启蒙一代天然的使命。当年的表述中，睁开眼的中国人就意味着投入救国救民的热潮，起码主流的表述是这样。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自身利益之上，在那个时代的多数人看来，实乃天经地义。一旦具有救国救民情怀又表现出强大效能的力量出现，选择投入和服从就显得天经地义，因为这于国家言，是希望；于个人言，是进步。翻开当年中共干部的报告、日记、文章，“进步”一词频频出现，成为共产党员的共同要求。进步代表着向上、前进、超越，是近代进化论影响下的主流思维，中共强调的能动性、效率优先更强化了这样的心理。1941年12月，八路军干部刘荣在日记中写道：“真正是受压迫的青年或知识分子，当他已经觉悟——举起反抗黑暗社会的铁拳来，下决心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到底的时候，他唯一的要求是进步，是严整活泼生动的政治生活，这是一般青年知识分子的共同心理吧。”
在这样的思维背景下，追求大我、放逐小我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者的要求，也是那个时代多数人的心声，毋宁说，组织的凸显倒给了忧患时代的人们安顿自己身心的处所，当整风以运动的形式半强制性地落实这一点时，很多人从内心深处选择了服膺。整风中有人写道：“倘若党没有了，我自己有什么意思呢？我怎样生活下去呢？还是好好为党工作吧！每件事来，我都要为党的利益着想，决不要想自己，一想自己，工作就会受到损失，问题也就发生了。这样一来，我觉得自己很快乐，无忧无虑，心境恬然。”由此出发，理想的境界就是生活和革命圆融结合，不再分为两截：“当革命事业成为一种家务似的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就很难辨别哪是个人利益，哪是集体利益了。因为事实上，个人与集体，已融为一体了。”这样的境界，放长眼光看，又岂止是中共的追求，福柯曾经写道：“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整风背后包含的，原来还有人类长久的精神史。
五、余论
延安时期，共产党人的集体主义逻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当年革命阵营的风尚，都支持着整风任务的落实。在整风的旗帜下，中共党员积极向着党的意志靠拢，造就了整风的一代，而整风的结果，也深刻影响着此后中共的精神和气质。整风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中共党人普遍的精神蜕变史。整风运动的许多过来人，遭受巨大冲击后，仍然普遍对这场运动抱着感恩的态度，除却其中刻意讲述的成分，的确能感受到他们的思想理路。老电影人于敏后来在回忆中说：
写思想自传，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和批评。所有的批评都可以接受，心里通不过的只有两点：说我“有些自以为是和自高自大”。说“有些”，人家显然是留有分寸的，我一向以为自己颇有“自知之明”，怎么，我是这样?这两个“自”多么叫人脸红和出汗。当时是口服心却不服，口服心也服是经历了许多曲折以后的事。我的毛病岂止这一点。那时是在相对稳定和顺利的环境里，大毛病还没有暴露出来。还没有划玻璃，怎能判明钻石的真假。当时获益的是在大家（群众）面前照了镜子，初步认识了自己的面貌。
刘白羽写下他惊心动魄的那段经历时，不忘申明：
我觉得记下这段历史，有两个方面的必要性：一方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从来不是纯而又纯的。正如鲁迅说过：革命是痛苦的，还必然混有污秽和血……谁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不能经受革命的考验，通过革命的险关。另一方面，一个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要改造成为有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人，必然会经受一次冲击，这是一堂必须上的课，必须经过的磨炼。
整风的成功，除了中共党员本身的努力外，如前所说，还得益于其造就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又有人类一直延续的理想主义精神做支撑，加上近代以来中国的迫切救亡要求，这些都给整风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底色，是整风能够取得效果的重要思想基础。不过，不可不看到的另外一面是，在整风中，各种各样的人性挣扎还是不可避免地存在，自我和克服自我的过程不断上演，这就是有人说到的：“说是这样的容易，而做起来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有自我，都把个人放到前面。……作一个共产党人太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了。”中共的调查显示，经过整风，还没有树立无条件服从党的观念的干部仍然占到80%，是所有“不正确观念”中占比最高的。树立了无条件服从的观念，能不能真正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做到，又是一个更大的问号；自称树立了无条件服从观念者，是不是真的心口如一，也不无疑问。整风期间，的确有很多干部心服口服地接受党的意志，却也不乏刻意顺从的表态，中共自己总结：
不少同志投机取巧，看风使舵，他们并没有在思想上搞通，随便迁就别人意见，迁就多数与优势，迁就自己所信仰的人。例如分局党校开始有八十八人（占总数35.2%强）认为大资产阶级有革命性，最后减少到三个人（1.2%）。但是当论战结束，在结论中发现内有与自己曾经放弃了的意见，似乎有某些一致之点的，他们又来“倒后账”，说我原来就是正确的。还有些同志，故意以“左”自居，表示自己是“忠实”于党的，有意夸大党的力量，奉承党的一切。
更普遍的问题是：“若干干部在集体的热烈的紧张的环境中获得了改造，但过后一分散活动热气是否会冷下去，很值得考虑。此次整风，虽然群众性的思想运动也是一次思想实践，但是在工作的具体问题上还需要重加考虑的，若干同志在这次整风中曾认为‘从道理上讲我是通了，只是情感还没有完全转过来’，这也是一个真实的反映。”
严酷的思想斗争有时还难免导向它的反面，范元甄不无疑惑地写道：“越发掘自己意识里的坏东西，就愈像自己不曾有过好东西似的。如果整风是要巩固已有的好处，以之为基础发展起来，克服坏的，那么我像是失了基础似的。”刘燕瑾在整风中经过激烈的自我否定后，充满着“我悔恨，我烦恼，我对不起党”的情绪，给自己戴上了难以置信的政治帽子：“利用一种异性的独特的引诱力来迷惑一些单纯的热情的青年，致使他们完全倾向于自己而昏迷不醒，情绪不安。致使他们互相之间发生矛盾、忌妒、斗争。几乎有出性命之危险。……实际上起到一种敌特破坏作用，因为敌人的桃色间谍往往采取着这种手段。”然而极度感伤下的情绪并不一定真实，冷静下来的刘燕瑾，面对愈演愈烈的整风，又留下了这样的日记：“过去，我一直常常差不多如此以为一切人都是好的善良的，然而我能这样自信么？‘热情’到底算作什么呢？只不过是促使自己受骗的一种毒药！……因为‘进步’、‘地位’和‘荣誉’损害了和损害着多少的友情啊！”更令人震惊的还有抢救运动，一大批干部被抢救成“特务”“内奸”，丁玲在日记中写道：“我已经向党承认我是复兴的特务了，我向党说事实是的，我就该认清，我就该承认……我说了我的反党的罪行，历数了，把我的什么都说成是有意反党的阴谋，我把我认识的人都供了，把我同这些人都说成了特务工作的联系。”她慨叹：“两个月过去了！多可怕的两个月，然而这噩梦似的时日还未过去呵！”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不能不说，整风集体主义的逻辑，开启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逻辑上圆满自足的世界。虽然内心深处的天人交战会不断上演，但是，整风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政治文化系统，并在集体的互动中不断强化。整风的一代高度依赖党、依赖组织，把身心交给党。这个群体在党的规训下，自觉“永远跟着党走，跟着真理前进，永远不成为时代的掉队者、落伍者，永远成为一个先进的革命战士”。这样的群体的形成，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党机器运转的损耗，是中共革命政治系统运行的有力臂助。
正由于此，可以相信，许多年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刘白羽等人维护整风运动的反应是出自真心，这可以说是经历过整风的那一代人的普遍选择。这是十分独特的一代，这一代人的存在，时时向人们提醒整风运动有可能达到的效应。从另一面说，整风的精神虽在相当一段时间得到延续，但随着革命的成功，世俗化社会不可避免地渗入，这一代的精神已显支离，而随后的时势变迁，更使整风的一代渐成绝唱。整风一代的独特性，事实上又在诉说着整风效应难以逾越的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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