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被玩儿坏的“人民”
金雁
现在“民粹主义”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名词，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它的崛起启示我们要从新的高度、新的视野去思考历史上的民粹主义。
可以说“人民”是一个最有用，同时也是最无用的名词，它是任何人一个想要“包装”自己的想法时都可以“假托借用”的名词。其实以“人民的名义”和“以自己的名义”没啥区别，只不过借“人民”说事显得更冠冕堂皇。往往以“人民”代表自居的人一方面声称自己拥有了全部真理，当他们凭借“历史使命感”代表“人民”的时候，就有了“独断专行”的权力。他们自认为奉天承运，便同时也具有判定谁是“人民的敌人”的资格，或者动辄我要“改造”什么，一副真理在手舍我其谁的大义凛然。
大家注意到这两种语境背后的巨大反差吗？到底是“抬高”了“人民”还是贬低了“人民”？为什么在一方面号称权力的主体是人民，人民当家作主，却会刮起把成千上万的人逼上死路的“共产风”？为什么每当理论把“人民”捧的最高的时候，对人民的政策却往往是最咄咄逼人的？
在这种理论中，一方面人民至高无上，但同时这个被视为“天”的人民，却是不可分割的抽象整体，一个个具体的“人”都要附属于它。既然“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就意味着他们需要一个“代表者”，一个公意的体现者和一个“伟大领袖”，由这样的代表者来体现那些分母。人民只是黑压压的一大片，如果是从高处俯视，就像毫无差别的一群蚂蚁。具体的个人只能在集体无意识下追随卡里斯马式领袖，只需要在他振臂一呼之后盲从就是了。说白了，抽象的“人民”和具体的“人民”是完全对立的。
“人民崇拜”来自于俄国民粹派，民粹主义传统上奉为美德的象征是“人民”与“集体”。对于人民中不符合集体主义的那一面，对于单独的个体，民粹主义历来都是鄙视乃至排斥的。民粹派一方面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顶礼膜拜，甚至提出“知识分子要拜倒在人民的脚下”这样的命题，另一方面把一个个具体的人视为草芥，视为毫无生命的一盘散沙，用特卡乔夫的话说，为了我们的目标，“我们考虑的是应该留下多少人”的问题，斯大林也说过，我们的政权是建立在人的脖子上而不是心坎上。
俄国人都知道“人民是最好被忽悠”的。内战的时候党说，只要帮我们渡过难关就是国家的功臣，不到几年听党话的人都变成了富农，家破人亡惨遭流放。二战时斯大林又来求我们了，就这样我们一次次被举过头顶，又一次次被抛向深渊，统治者只要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我们。苏联的确使卫星上天，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如果不去思考这一切是靠什么手段取得的，如果忽视人的代价，这些成就的确是事实，但是它靠的是几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靠的是消灭农民，靠的是古拉格集中营，这种成就难道不令人心痛吗？”
作为人民的人格化身和“民意”体现者的精英，把“人民”作为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来利用，从而发展出一整套“英雄驾驭群氓”的理论。民粹派从来都是把人民看做一个整体来崇拜的，认为“自由”只能给“集体”而不能给予个人，而整体就需要“人格化的代表”，当人民冲破集体束缚而追求“个人主义”的目标时，民粹派就会对其大肆攻击。
民粹主义在俄国起源时曾经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名词。”民粹派”（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一词，就是”人民”的集合名词。19世纪70年代在改革和革命的博弈中，上下层关系严重撕裂，民粹派掀起解放运动，其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包括思潮——小组——政党——恐怖主义反对派、群众运动等表现形式。
19世纪中叶，俄国的精英阶层在为国家的出路寻找良方，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结果，使原来对上层改革抱有期望的俄国知识分子大失所望，从“利益协调者”转向“积极行动者”，他们主张以革命颠覆取代改良。60年代末是民粹派小组活动时期，他们遍布于各个大学，其中最著名的是以彼得堡大学生为核心的“柴科夫斯基小组”，起初他们主要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后来受巴枯宁、柯鲁泡特金、拉甫洛夫等人“知识分子对人民欠有无法偿清债务”和“农村才是战场”理论的影响，急于干一番事业青年已不满足停留在口头说教的宣传活动。
俄国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的“行动者”曾试图发动农民掀起反沙皇的“直接革命行动”，他们动员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医务人员、教师、经济学家和统计工作者“到民间去внароду”进行革命鼓动。然而农民对他们的热情报之以冷淡甚至仇视，很多人在农民的检举下被捕。仅1873-1879年间，因“社会革命宣传”案件而受审判的人就有2500人。那些发动革命者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场走向“人民”的运动，“最后是以被人民告密逮捕而告终”。在“上层黑暗，下层愚昧”的夹击下，“到民间去”运动遂告失败。
运动失败以后民粹派首先意识到必须把各个山头联合起来，于是1876年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民粹派团体——“土地与自由社”。该组织最大的特点是它奠定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帮会制”组织原则的雏形。特卡乔夫在他创办的《警钟》杂志上规定了这种集中统一的战斗组织最重要的原则：权力高度集中；革命活动遍地开花；铁的纪律约束；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最高领导，即秘密、集中、互相监督、少数服从多数、严守纪律。
著名的“土地与自由社”以及后来的“民意党”领导人之一，亚·德·米哈伊洛夫说，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秘密活动变成了一门“完整的科学”，这门科学对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特别适用。民粹派试图与农民建立联系的愿望没有效果，于是他们失去了到农村发动群众的热情，转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少数“革命家”同政府的拼死一搏上，以个人恐怖活动作为主要的斗争手段，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发生了多起刺杀沙皇和反动官僚的事件。
民粹派有下列特点：其一是道德虚无主义：特卡乔夫在《革命基本信条》总则中说，“凡是能够促使革命胜利的一切，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碍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民粹派宣传个人牺牲精神，并鼓励用自己的双手消灭妨碍达到目的的一切。在他们看来，与此相近的革命组织如不与自己意见一致，就比反革命和叛徒还坏，这种左派运动缺乏包容性和宽容的特点对后来的俄共影响很大。十月革命后列宁就说过，“正是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最危险”，曾经共同反专制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被俄共认为是“最后的敌人”。
其二是唯意志论支配下的“灌输论”。他们的理由是：群氓文化水平低下、眼界狭窄，而少数智者和有道德的人组成的革命者“永远拥有，也应该拥有在智力和道德方面领导多数人的权力”，“在革命时代必须对后者具有统治作用”。“这部分少数革命者，因其身上体现着最优秀的智慧与力量，所以他们必须拥有权力”。
第三，民粹主义害怕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害怕丧失“英雄舞台”。在俄国，对下台的人痛打落水狗是一种惯例，民粹派所有领袖级的人物都经历过被自己一手带大的学生的痛斥与嘲讽。新的激进一代嘲笑赫尔岑，特卡乔夫诋毁拉甫洛夫，民意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段对付特卡乔夫。对俄国民粹派来说，体面地退出政治是不可能的，它从建立开始就没有退出机制，它是“上船容易下船难”，死可以但不能退出。民粹主义是“价值一元论”者，只不过他们认为自己代表了“真理和正义”，用顾准的话说，“罗伯斯比尔就是取胜，自己也会变成拿破仑”。
俄国民粹派领袖都不得不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中卡尔马奇诺夫的命运，“从崇高到滑稽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当振臂一呼的公众人物离开政治舞台就必定遭到谴责，他们注定只能在后辈和群众的冷嘲热讽中退场。曾经叱咤风云的特卡乔夫失势后，再也没有往日同事和门徒们的尊敬。1882年他在巴黎的一所精神病院里凄惨孤独地度过了最后三年，死后被埋葬在巴黎，因为他的那块墓地在五年期满后无人认领，其遗骸与一堆无人知晓的骨灰被倒掉掩埋。
1879年“土地与自由社”分裂为“民意党”与“黑色土地平分社”。民意党是80年代的革命中民粹主义的主要组织，该组织把恐怖手段视为最重要的“斗争形式和生命力”。在党纲第五条第二款上专门论述“破坏与恐怖活动”的必要性，它明确指出要实现任何途经的变革，都离不开“借助于密谋取得的成果”。它的另一大“贡献”是鼓励采用以任何方式同“恶”作斗争，明文宣言将来的“善”是通过现在的“恶”来达到的。1884年民意党停止活动。
1882年“黑色土地平分社”分裂成一些小组，以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等人经过几年的探索以后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在斗争方式上仍然是“革命”的，但是革命的目的不再是民粹派的反对政治自由的“人民专制”和反对市场经济的“村社社会主义”。
就在同一年“民意党”在沙皇的严厉镇压下彻底失败，幸存的中坚分子大都流亡国外，他们中最狂热、最铁杆的革命分子吉霍米罗夫、卡拉马洛夫等人经过一段反思以后发现，其实沙皇政府中最反动的那一部分人也和他们一样热衷于弘扬“村社集体主义”精神，抵抗西方个人主义的瘟疫，恢复斯拉夫民族特殊的传统，既然革命无望，何不转而依附当局。
于是吉霍米罗夫公开出版了《我为什么不再做革命者？》和《君主国家体制》等理论性忏悔著作，表明沙皇政权和人民权利具有一致性。这些人回国后一头扎进保皇主义的阵营，从革命的圣土变成了传统的卫道士，很快完成了从“雅各宾的民粹派”到“波拿巴民粹派”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再是革命者，但仍然坚持民粹主义传统价值。
早期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对民粹派的五大特点：俄国特殊论、政治上的人民专制、经济上的村社社会主义、“目的高于一切”的行为方式、黑社会式组织模式都极端厌恶，强调要与之划清界限。比如，普列汉诺夫首先公开宣称自己是西化论者，是文化论战中的西方派，自称西方社会主义，他名言是：特殊论是停滞和反动的同义词，俄国的进步力量都凝聚在西欧主义的大旗下，我们是自由主义之友，民粹主义之敌。
民粹派奉行精英领导群氓，用特卡乔夫的话说：“革命”就是把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在习惯在黑暗中生活的群氓身上”，“人民需要沙皇的话，可以再造一个沙皇”。社会民主党反驳说，政治自由、政治民主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民粹派在扭曲个人独立价值、扼杀个人精神自由并方面不亚于沙皇。
民粹派认为只要革命消除了“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再把社会加以整合就会走向统一意志驱动下的集体经济。列宁说：“按照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把全国所有的经济最大限度地联合起来，把生产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以军事力量办经济，何事不成？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是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人身依附下的公有制是全能专制国家的基础，是一种“平权专制”，这是一种新的集权国家，在这个社会里，不再有贵族、平民等各种不同的等级结构，大家都服从于一个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的化身，他以集体的人格对个人实行专政。
民粹主义确立的“通过恶达到善”，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被布党继承。列宁遵循的原则是：“一旦革命党要‘必须’，付出什么代价就不重要了”，所以他们包括抢银行、拿德国人的钱、甚至通过告密利用沙俄警察的手翦除政敌什么都可以干。正是这样的中心党务方式与行动方式为布尔什维克的过渡埋下伏笔。
在俄国左派中列宁可以说是个另类。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各种理论都能掌握而且娴熟地见机而用，很少考虑学理上的一贯性。因此他早年也曾跟随普列汉诺夫对“反对政治自由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观点”进行过口诛笔伐，大讲议会民主的好处，并把民粹派的“人民专制”理论斥为“警察民粹主义”。
但另一方面，列宁深受其兄——民意党烈士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影响，与民粹派传统的决裂是有条件的。他对民粹派“亲农民”的倾向确实深恶痛绝，但同时对民意党的集权倾向情有独钟。而且越往后对民粹派的评价越高，他说，“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10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那种思潮的联系”。
列宁在对上民粹主义思想批判的同时，却是在党务活动上以民意党为榜样，党的领袖是绝不允许背叛的绝对权威，精英党要高度集中、严守纪律，限制党内争论。这就是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党建问题上的争论，普列汉诺夫认为，一定要脱离黑帮习气，目的正确手段要光明正大，民主建党、允许党内有派，一旦把从上而下的“专政”定为组织原则，那么离沙皇专制就不远了。
列宁主义可以做到在话语上一边批判民粹主义。仍然一边实行民粹主义。到了后来实用主义和功利性发展到极致，在党内斗争中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联左打右、联右打左，只要有利于权力，与任何人之间的排列组合都是可能的，消灭某些人的肉身却贯彻他的思想，说和做脱节的模式就此形成，很多个人形而下的考虑都可以在真理、正义的掩护下进行。
列宁主义从反对俄国特殊论走到和民粹主义抢潮头，把原来的师傅挤下历史舞台，1917-1918年对民粹主义的三次大分化，联合左派社会革命党打击社会革命党，联合最高纲领派、村社共产党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每次都是取其原教旨主义、宗法性强的一派打击自由主义和社会民族主义的一派。一直到把社会革命党全部关进监狱，一直到对封建主义、农民、资本主义、议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发生重大的变化。
布尔什维克对民粹主义的扬弃发生颠倒，从自由主义之友、民粹主义之敌变成了民粹主义之友、自由主义之敌，从批判“人民专制”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从弘扬政治自由走向践踏政治自由，“民主妨碍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建立，在公民权利和自由习惯失缺的专制国里比西方民主国家更容易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革命“反陷正”、“民主”背后隐藏着一种“类专制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那些攻打巴士底狱的人，就建造起一个更加悲惨的巴士底狱。
这也就是巴枯宁宣称的“革命需要专制主义”的一个规律，理想越强烈的人、越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世界的人，接近权力意志的渴望也就越大。“专制细胞”在无法接近权力的时候，只是一些隐性的潜质无法展示，而一旦大权在握，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时，受伤害后的“报复”意识便会成为显性因素爆发出来。就是蒲鲁东所说，有“什么比人民代言人更容易走向暴政的吗？”这些人“明天如果掌握了权力，又会变成残忍的迫害者”。
在这一过程中，列宁主义完全脱离社会民主党的轨道。正如季诺维耶夫说，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化妆舞会，无产阶级革命党指责社会革命党搞的人民专制、国家社会主义，现在恰恰是他们自己正在大力倡导的。就是说，一直自封为正统的俄共其实是改头换面的民粹主义。
俄国国家、民族、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始终没有步调一致，以国家为组织形式，以牺牲个人作为代价，自上而下的推行改革，每一次在国家变得强大的时候，个人都会付出沉痛的代价，每一次都是进步与残酷并存，每一次国力的提升都意味着个人的被剥夺，从彼得大帝改革、1861年改革、斯托雷平改革、十月革命、斯大林模式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无不如此。从彼得开始把国家军事安全置于首位的思想与现在普京的利国指导思想没有任何改变。不管政体怎么变化，不管疆界扩大还是缩小，充当世界一极，以军事立国强大俄罗斯理念都没有根本动摇。国家形象、国家精神在民众心目中既是强大的压力又是大国光荣的荣耀，
俄国的现代化在短时间内迅速的强盛了俄国，但是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俄罗斯民众，因此在这种现代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俄国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反西化的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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