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完美的明天，不如不完美的今天
傅国涌
张謇的南通和南通的张謇
十三年前，我第一次到南通，是为张謇而来。这次来南通，也是为张謇而来，同时也是为读库而来。我第一次来南通，回去以后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的2007年3月15日，题目我本来想叫《一个人缔造一座城》，这篇文章差不多占了一个整版，有人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张謇先生的孙子张绪武，他邀请我再来一次南通。
所以2007年5月，我第二次来到南通，整整待了一星期，张绪武先生的公子陪着我跑遍了南通，跟张謇有关的地方我几乎都抵达了，一些不大为人知、甚至不方便写出来的资料也看到了，然后写出了四万五千字的关于张謇的长文，首发在《读库》。
《大商人》这本书一共六篇，《读库》就首发了三篇。十二年后，读库重新推出一个更加漂亮的读库本，一变六，这是创造。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就是化无为有，从一到六。
张謇先生是国人曾经比较陌生的一个人物，2007年我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时，张謇还不是一个公众视野里的人物，大部分中国人很可能都没有听说过张謇。但是，张謇是中国近代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一个最具有份量的人物，一个甚至当得起“巨人”“伟人”这样称号的人物。
他在南通所创造的奇迹影响了整个中国，他以一己之力建造一座城，把一个农业社会的小城变成了一个工商业社会的文明城市，深受西方人的敬佩。
1922年，张謇先生七十虚岁生日，这是他人生的顶点，也是大生集团的顶点。各国驻上海的领事全部到了南通。上海和南通虽然只是一江之隔，但那个时代的交通不方便，需要坐轮船过来，这就表明当时张謇在外国人心目中崇高的地位。
相信中国当时就他一个人可以做到，连那些声名显赫的军阀都做不到。而张謇不过一介文人、一个老头。这样一个人物，他留下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和大家一起透过真实的照片和史实，看看张謇的南通和南通的张謇。
不流一滴血的遗产
张謇不是一个得寸进丈的人，也不是得寸进尺的人。他脚踏实地，得寸进寸，他自己说过，他的行事风格和行动逻辑是“得寸则寸，得尺则尺”，不指望天上掉馅饼。张謇在这里所创造的近代样板，今天早已被差不多遗忘了。但是他留在南通的那些遗产其实可以看得见。
有两种东西能够传得久一点，一个是树，一个是房子。当然，房子也可以被拆，树也可以被挖掉，但是南通还是有不少张謇造的房子，还有他种的不少树。
张謇留下的遗产是什么呢？我称之为“不流一滴血的遗产”。中华民族，远的不说，从周秦汉唐以来，两千多年来，流了多少鲜血。这个民族从来不缺陈胜吴广的传统，不缺一夜暴富的传统，但是，这个民族最稀缺的就是不流一滴血的资源，就是张謇的资源。
张謇要走的道路是不需要流血的，只是老老实实、埋头苦干，进得一分就是一分，不怕事情小，就怕不去做，他老老实实把南通这么一个小小的角落建成他心目中所谓“新新世界”。所以，张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创造的新南通是二十世纪之前没有任何其他南通人想象过的，也没有任何南通以外的人想象过，人的道路也可以这样走。
当然，他有他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他是个状元，状元的身份在一百二十年前的中国是管用的。他以这一身份立足于南通，眼光却看见了南通以外的世界，甚至看见了中国以外的世界。
张謇生平只到过日本，但他的眼光是世界的眼光。他不懂英文，当然他也不懂日文，但他是在中国文化，尤其是在儒家文化里面浸透出来的士大夫，他身上充满孔夫子以来的士大夫精神。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他所创办的企业“大生”企业的命名上，“大”和“生”就来自张謇所熟悉的《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
这张照片有他亲笔写的“大生码头”四个字。今天在唐闸，仍然能看到钟楼和大生码头的牌楼，但已不是见证过历史的原物。
我想回到1900年，今年是庚子年，1900年也是庚子年。一百二十年前的庚子年，张謇正值壮年，这一年也是张謇事业的起点。他是1894年甲午年中的状元，还没来得及在北京城把屁股坐热，他父亲就去世了。按照清朝规矩，他要回家守制，所以他就离开朝廷南下。
1895年，将要从南京调到武汉去的总督张之洞希望张謇能够创办一个新型企业，机器由张之洞提供，因为它们已经在上海的码头积压已久，但没人愿意办纺织企业。
张謇是一介文人，办企业对他来说是一件完全陌生的事，所以起初非常不顺，一共做了近五年的准备，一直到1899年机器才开起来，等到产品出来差不多是1900年，庚子年。
这年天下大乱，京城震动，慈禧带着光绪仓皇出逃，一路饱受颠沛流离之苦，逃到了西安。张謇他们游说了当时长江流域的几个总督，包括刘坤一、张之洞，还有两广总督李鸿章，甚至包括山东巡抚袁世凯，推动“东南互保”。
这是历史上一个十分重大的事件，幕后的推动人是张謇和浙江的汤寿潜他们几个人。他们在一百二十年前悄悄完成了这件影响巨大的事情，随后张謇的大生企业也开始出产品。张謇在南通开始了他 “新新世界”建设的第一年。
失败的英雄
这个“新新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张謇并没有一个蓝图，因为他不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我把他称为“善托邦”主义者。
善托邦就是一步一步走，不设计一个终极的目标，一步一步来建设南通。张謇曾说，“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而他以世界的眼光来办南通一县的事，游刃有余，所以他可以一步一步把他的“新新世界”的蓝图画出来。
南通原来是农业文明时代形成的一个比较落后的小城，张謇慢慢把它扩大，在短短不到二十年时间里，凭他个人和他的朋友圈，凭大生企业一家企业的力量，在南通创造了奇迹，我称之为“南通模式”。
南通模式是从唐闸镇开始的。1918年，有个日本人上冢司来到这里，他看见的唐闸不是一个乡下地方，而是一个繁华的工业城镇。这里五脏俱全，轮船公司、旅馆、公园、学校，还有很多工厂（光是张謇一个人就在这里办了十来个工厂），烟囱冒着烟，到处都是繁华景象，通扬运河从这里缓缓流过，码头整天都是繁忙的景象。这个日本人看了以后就非常佩服。
《南通县图志》记载，到1920年，唐闸镇的人口已经近万户，人口接近五万人。这里原来几乎没有人，就是一片棉田，张謇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下这些地。没有多少年，这个地方甚至进入到世界视野，一个微不足道的唐闸镇被很多外国人知道。
张謇知道生命有限，因为他创业时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他一生为了科举功名，耗费了二十七年的时间、精力、心血，等到终于中了状元，已经年过四十。他对于科举功名心灰意冷，得来如此不易，却弃之如粪土。
他创业以来的多少辛苦，多少艰难，最后化为一句人生的格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朽。”这是张謇给他自己，也是留给所有人的一句话。
张謇做到了，他没有与草木同腐，他与草木同生。他知道人生有限，自己也只能活七十多岁，于是写好了挽联，“即此粗完一生事”。
胡适比张謇晚一辈，1891年生人，他对张謇非常佩服，曾经说过：“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伟大的失败英雄也是英雄，所以他当得起“伟大”两个字，也当得起“英雄”两个字。西楚霸王项羽也是个失败的英雄，但他仍然是英雄，那个成功的狗熊刘邦仍然只是个狗熊。张謇是英雄，是伟人，这一点不可撼动。他的事业可以失败，这个人不会失败。他所开创的这条道路、不流一滴血的模式，就是世世代代都可以复制的路，因为这条路成本最轻，代价最小，收益最大，造福于人类更深。
所以，只要学张謇，不学刘邦，不学朱元璋，不学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一个民族就大有希望。一个古老的民族不靠流血，而是靠做事，靠诚实，靠脚踏实地的苦干，这样走出来的路永远都不会错。
为什么说张謇要创造的是一个南通的善托邦呢？什么是善托邦？我想借用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的话，就是不为了一个完美的明天而奋斗，只为一个不完美的今天而奋斗。
张謇从来都没有幻想一个完美的明天，他只愿意为一个不完美的今天去努力，他做到了。从1895年算起，到1926年他在南通去世，三十年的事业也许已经化为灰烬，但是张謇的人格和精神遗产留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是实实在在的，从来没有打折过，跟读库的书不怎么打折一样。
我很喜欢张謇创业时，他的老师翁同龢从常熟隔江派小船送来的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真迹现在保存在大生集团，我有幸曾经在2007年看过。翁同龢是书法家，又是张謇的恩师，这副对联非常恰当，儒家士大夫的理想，要在张謇的身上化为现实。
新新世界
当我们今天在谈论股票的时候，大生早在光绪二十三年就已经发行了股票。我们今天说的商标和Logo，张謇也做得很好。大生的第一个商标“魁星”，图案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与张謇的状元身份有关；后面又延出其他品牌，拿到今天看仍然能够打动人。
张謇办的第二个企业是大生二厂，在启东，后来被日本人炸了。大生三厂建在张謇的家乡海门附近，现在叫三厂镇，因为这里是因厂而成镇。当年厂门外的那条河如今已成了车水马龙的公路。这个企业甚至有一条铁路直通海边，煤炭通过北方黄海码头运过来，再通过铁路运到大生三厂。
距今一百多年前，张謇一口气创办了许许多多的企业，大生集团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个企业集团。
张謇如果只是办企业，那么他可以是李謇、王謇，关键是，办企业只是他建设南通新新世界的支撑点，更重要的是办学校。
“父教育，母实业”，是他1907年写的一句话，这句话过了一百一十多年，仍然让我们觉得无比高明。教育在他的心目中是父，他在1902年办的第一所学校是师范学校，因为他觉得最重要的是办小学，但首先要有师资，所以先办师范学校。
他邀请任教的人，有二十五岁的还未成名的王国维，据说当时书教得不好，还不受人欢迎；还有教美术的画家陈衡恪，他的弟弟是陈寅恪，父亲是陈三立，爷爷是陈宝箴。
南通师范学校规模也很大，张謇亲自为这所学校写下了八字校训：“坚苦自立，忠实不欺。”而男女授受不亲，怎么办？再办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将来可以办女子小学，让女子也有机会接受教育，这就是张謇的伟大之处。他为女子师范学校写的校训是“服习家政，勤俭温和”。
1904年，他在家乡海门常乐镇个人捐资办了第一所小学，施工的时候他就要求“三十年不要动斧头凿子”。他定的校训是两个字“平实”，就像他自己一样，实实在在。校歌里面说“大家爱国先爱乡”，到1926年去世时，张謇在南通直接创办和间接影响创办的学校有三百多所，这在在全中国范围内都是排第一名的。
南通的教育曾经领中国的风气，这是张謇的贡献。一个人缔造一座城，不只是办一个企业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教育，“父教育而母实业”。他为大量的学校定校训，共通的一条是“艰苦耐劳”。
他在通海垦牧乡办了一所通海垦牧乡小学，他亲自写的校歌里有一句话：“新世界，垦牧乡。新少年，小学生。”新新世界要从小学生开始，所以必须要办学校，不办学校就不会有新新世界。我2007年到这个学校，里面的树都是张謇那时候种的，现在还在。
张謇从第一个学校南通师范学校开始，到女子师范学校、农业学校、医学专门学校、纺织专门学校、甲种商业学校、盲哑学校师范科、女红传习所、公立第一小学、师范附属小学，一路下来，到幼儿园，几乎把所有的教育门类都办全了，连聋哑学校和盲人学校也办出来了。在那个年代，他几乎以世界之目光来办南通一隅的事。
办了学校，张謇觉得还不够，还要办其他社会文化事业。在南通博物苑，他写了一副对联，“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借用了孔子对《诗经》的说法。他在南通也办了一个出版社，翰墨林印书局，也出过一些好书。
张謇还建造了一个大规模的更俗剧场，他认为戏剧影响人心最深，要通过戏剧来教育人，事实上真的做到了。
南通出过有名的演员赵丹，他小时候就在更俗剧场看戏。他写了一本书，回忆当年如何溜到后台看戏，看着看着就爱上了表演艺术。张謇一次又一次把梅兰芳请到南通，那时梅兰芳对中国的影响没有任何一个娱乐明星可以媲美，可是张謇请他来了好多次南通，这都对那些孩子们产生深远影响。
张謇在南通一共建了六个公园。南通城有东西南北中五个公园，唐闸有唐闸公园。这六个公园十分超前，在人们温饱还成问题的时代，状元张謇在南通的新新世界建设中，已经考虑到一个城需要有公园。
公园能养活人吗？公园可以当饭吃吗？公园不能当饭吃，但有的时候比饭还重要，因为一个城市肯定需要有呼吸的地方，公园就是呼吸的地方，公园也许就是这个城的肺。这些他都想到了，想得很周全。
南通成为一座人们向往的城市之后，很多客人要来，那得有地方住，所以南通有这样一个旅馆，应该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旅馆，梁启超先生在这里住过，杜威先生在这里住过。
张謇还开创了一系列的文化和慈善事业，比如电影公司、气象台、残废院、盲哑学校、济良所、贫民工场、养老院、育婴堂，他把社会上所有该办的事业都办了——老人，没饭吃的，到我这里来；弃婴，我有育婴堂，到我这里来；看不见的，到我这里来；穷人，到我这里来，都给你们安置。
他以一人之力几乎做了一个大政府干的事，胡适先生说称他为失败的英雄，因为他背负的重担太重了，不是一个人可以背得动的，他却背了，自己把自己压垮了。而且他年龄大了，没有人可以继承他的事业。
这是1919年的南通街头，是张謇建立的南通汽车公司。这就是新新世界，或者是张謇所说的“新世界的雏形”，我把它概括为“南通模式”，即从办企业入手，带动经济、教育、文化、社会全面发展。
但是张謇很谦虚，他说这不过是“村落主义”，自己只是在自己的故乡做一点小事情，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小事情就这样大了，大事情应该怎么样？我把它概括为“得寸进寸”的道路，支撑他的不是高调的理想主义，而是低调的理想主义，就是以建设一个善托邦为目标。
低调理想主义
这是一条与人类主流文明接轨的道路，它体现了东西方那些古老而常新的共同价值。不管你是先秦的儒家，还是希腊的柏拉图，其实都一样，都是要建立一个理想国，建立一个善托邦。但是张謇是用低调理想主义来做这件事，是得寸进寸的。
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行动者，不是一个空喊口号的人。他是一个有超强的行动能力的书生，在南通的三十年，他用行动证明了低调理想主义是可行、可为的，低调理想主义的逻辑无非就是三条：一是低调，二是可持续，三是建设性。什么叫做建设性？我概括为八个字：小处入手，大处着眼。凡是走这条道路的人都是张謇的同党，张謇的后继者。
《大阪朝日新闻》曾称张謇为知识精英兼实行勇士。南通师范学校开学前，张謇到日本考察七十天，“虚着心，快着眼，勤着笔”，处处留心，向走在中国前面的日本学习，写了一册《癸卯东游日记》，把一切都记录得清清爽爽，师范、小学、幼稚园的课桌、椅子的长短、高矮，都一一量过尺寸，回国以后就按照日本人的尺寸做桌子、椅子。日本的报纸说他是知识精英兼实践勇士，不是一般的走马观花者。
我举一个例子。通师开学前夜，张謇跟庶务宋龙渊检查学生宿舍，他亲自拿锤子在每个房间门口钉名牌，一直到后半夜。厨房、厕所也是他亲自布置的，这是张謇的一绝，必须保持清洁、卫生。
看一个学堂，不要去看教室，先看厕所、厨房是否卫生。看一个企业也一样。其实任何一个地方，如果厕所很脏，厨房很脏，就别信什么伟大的理想。要从小处着眼，小就是大，小看到大。
张謇还特别喜欢种树，对于种树简直是一个内行，种什么树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在狼山等五山上，他种了十几万棵树，在他生前就已经成林。1920年，他沿着长江三十里都种了桃、桑各两千七百株。
他做的事情很具体，在细微处都很用心，写了大量的纸条，比如“移大柏树千万勿伤根”“博物馆砖墙用条砖，勒脚用三副，勿用洋砖。”事情交代得清清爽爽，这样的纸条留下很多。
大量的纸条体现着他的“小处入手，大处着眼”，所以我想，不能只把张謇放到南通这样一个地域性的意义上来理解，要放在整个中国文明转型的框架里来理解，理解他的低调理想主义，理解他建造善托邦的价值。
与张謇同时代的进士还有两位重要人物，张元济和蔡元培，虽然二人年纪比他小十多岁，但是论科举功名，张謇是晚辈，他1894年才中近士状元，那两人则1892年就中了进士。
他们三个人走了三条道路，张謇建设南通是全方位的；张元济办出版，创造了商务印书馆的黄金时代；蔡元培办教育，在北京大学确立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
这三个人都是近代中国重量级的人，每一个站在那里都可以顶天立地，拿张謇与蔡元培、张元济相比，他的事业更扎实，对一个地方的影响更深远，何况他直接推动了晚清的立宪运动，甚至直接参与创建了中华民国。
张謇生活的时代，1853年到1926年，是中国大转型的时代。当他出生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席卷南方；到他少年的时候，洪秀全在南京城失败了；当他中年考上状元的时候，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号称最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当他开始建设南通新新世界的时候，赶上了庚子年天下大乱；他进入中年以后，遭逢清朝瓦解、民国创立；又遇到后面的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等一系列重大的变动。
张謇活在一个大变局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李鸿章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里，张謇找了自己的角色——老老实实，以南通为支撑点，创立一个全新的善托邦样板，让世人有可能不流一滴血，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可以有饭吃，有水喝，有公园可以休息，有学校可以接受教育，有医院可以看病，甚至还有博物馆、剧院。
理想很低，做起来很难，但张謇做了，这就是张謇。他用一生的努力实现了一个人在世上所能完成的极限，没有一个人可以像张謇那样，在七十年有限的时光中做了这么多事。
如今的我们也做不到，一个是时代不同，一个是我们能力不同，身份不同，理想不同，各种条件都不同，不能复制。张謇无法复制，但是张謇的道路可以复制。
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张謇活在哪里？活在过去的现在。我们活在哪里？现在的现在。都是现在，拿掉前面的定语，所有人都是现在的，张謇也是现在的，只有现在的人才能创造现在。
张謇在1922年可以说达到了生命的巅峰，那也是一个转折点。生命最后四年，他活在沮丧、愁苦当中。失败的英雄仍然是英雄，我记得鲁迅讲过一句话：“有缺点的战士终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
失败的英雄也是英雄，何况前面还加个“伟大”呢？三十年的开路先锋，造福于三十万南通人，却影响着整个中国，乃至亚洲，都有许多人都敬仰他，对他心存敬意。
1914年，熊希龄做内阁总理时，曾经想让张謇所创造的南通典范成为整个中国的一个样板，所以张謇让人编一本《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结果还没编好，熊内阁就垮了，所以这本书来不及发到中国去。
梁启超称南通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日本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一座“理想的文化城市”；当代城建学家吴良镛惊叹它为“近代中国第一城”。
做教育，做企业，做出版，逻辑是相通的，这个逻辑就是人之为人的逻辑，就像民国老课本，十年前读库修复再版了这套《共和国教科书》，小学一年级第一册第一课，一个字“人”，第二册第一课叫“读书”。先生叫学生到学校去上学，先生问：“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不通过读书，人没有办法成为文明意义上的人。
最后一个字送给大家：“企”。这是张謇和他受影响的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刘鸿生，所有被他影响过的民国企业家们所共同做到的一个字。
这个字在我看来，下面是厂房、烟囱或者是百货大楼或银行大厦，上面顶着一个“人”。企业的“企”为什么这样写？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无论是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金融企业，还是出版印刷企业，都一样，头上顶一个“人”字，人之为人的人。往这个方向做，都能够做长。
张謇的事业以人为中心，他的南通新新世界建设以人为中心，善托邦的理想也是围绕着人，只有人，才需要一个不完美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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