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想写历史，学司马迁不如学班固
南郭刘勃
司马迁是个奇人，《史记》是部奇书。
换句话说，虽然司马迁写《史记》，指明了中国史学的主流发展方向，但这部作品本身，并不适合成为作史者学习的范本。
因为不可复制。
所以后世的史学家眼中，司马迁只是一个飘逸而嶙峋的背影，而班固才应该是大家效法的榜样。
1、班氏家族
班固追溯自己祖上的时候，指出班氏本是楚王族的一个分支，楚国著名的贤相子文的后代。
大规模移民是秦的基本国策，所以秦灭楚，班氏就被迁到了今天的山西北部，在胡汉杂居的地方生活下来。
该如何经营自己的特权地位，世家大族是很有一套的。虽然到了完全陌生的环境，但班氏还是利用汉朝初年政策宽松的优势，迅速扩张了自己的资产，有“马、牛、羊数千群”。班固的七世祖班壹，活了一百多岁，“以财雄边”，他的名字甚至成了边疆地区很多人发家致富梦的象征，所以北方很多人都起名叫“壹”。促成汉武帝吹响反击匈奴号角的富豪叫聂壹，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班壹的儿子班孺，则是著名的大侠。同样写游侠，司马迁的笔调像是郭解的迷弟（而且有唯粉倾向），班固则能冷峻地指出侠的暗黑本质，大约也和他这种出身更加知根知底有关。
之后班氏家族世代有人担任中高级官员，到西汉后期汉成帝时代，班氏又实现了一个关键跃升：女儿被选入宫，得到宠幸，被封为婕妤。班家因此搬到了昌陵，即汉成帝的陵墓附近。汉朝制度，皇帝一登基就为自己修墓，并向墓周围移民，这样皇帝下葬后，也就形成了一个陵县。不过成帝的父亲汉元帝已经停止这项移民政策，所以并没有产生一个昌陵县，生活在昌陵的“大臣名家”，都算是长安户口。
班固笔下，班婕妤和她的几个兄弟都是好学而高尚的形象，这当然不妨是事实。不过同样重要的是，班家从此进入了汉朝外戚的圈子。虽然班婕妤很快失宠，但新皇后赵飞燕和其他新得宠的女人都不被太后王政君喜欢，班家和王家的关系，反而结合得更紧密了。
班家兄弟因此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就是王莽。——班固谈到祖父辈的这层关系时，既要炫耀荣宠，又要极力撇清的复杂心态，洋溢在字里行间。
但王莽篡位时，班固的祖父班稚非常明智地保持了适当的距离。因此在新莽时代，班氏虽不显赫，也无灾难。而王莽失败后，班氏则可以仍然以汉朝忠臣自居。
班固的父亲班彪，最著名的作品是《王命论》，这是一篇雄辩论证汉朝皇帝是天命所归的文章。班彪还正确选择了依附对象，投奔河西大将军窦融，并积极促成了窦融尊奉刘秀为天子。当时天下云扰，窦融坐拥河西五郡之地，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的站队，对刘秀得以快速一统天下，可谓厥功至伟。东汉建立后，窦氏家族成了最重要的外戚之一，而班氏一直与窦氏关系密切，也保持着相当优越的地位。
班彪有两个儿子成了名垂青史的人物，一个是通西域的班超，还有一个就是《汉书》的作者班固。
2、班固其人
班固出生于公元32年，那仍然是两汉之际群雄并起的乱世，四年后，光武帝刘秀才终于克定天下，和平重新回到人间。班固成长的岁月里，一定会听到许多长辈说起，乱世流离的恐怖，战乱平息后民生凋敝的景象，也会深映在班固的脑海之中。
回首往事，天下读书人支持王莽禅代的过程，像是一场以闹剧开始，以恐怖片结束的噩梦。相比之下，眼下的太平岁月显得如此可贵。很自然的，班固对大一统的汉朝的热爱，出自赤忱。
年纪很小的时候，班固就在文史领域表现出过人的天赋，他十六岁时进洛阳太学学习，因为渊综广博的学识和低调温厚的作风，很快成为明星学生。但到了建武三十年，由于父亲的去世，班固不得不离开京城，回到扶风郡的老家。
远离宦海沉浮的生活，意味着可以潜心学业。班固当然深知，父亲班彪有一个心愿，就是续写司马迁的《史记》，可惜这个伟大的工程才刚刚开了个头，班彪就撒手人寰。班固决定继续这项事业，当然，同时他也在寻求做官的机会，但既然暂时并未获得官运的垂青，自然更多精力就投入到史书修撰中了。
就这样，时间到了永平五年（公元62年），就是说，皇帝已经是汉明帝刘庄了。这时候，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修国史”。
按照传统，修撰史书，应该是天子所任命的史官的特权，班固没有史官的身份，也就没有修史的资格。而之前司马迁写《史记》，坦白的叙事和辛辣的酷评，大约也让汉朝皇帝心里很有些阴影。所以班固可谓犯了大忌。
而汉明帝也绝不是一个宽容的皇帝。帝王的谥号，往往有些明褒暗贬的玄机，比如“明”当然是个好字眼，但有时实际上可能是指：这个皇帝“以察察为明”，过分注重细微末节，心中充满猜忌，喜欢任用酷吏而推行严刑峻法。
班固因此被捕，关进京兆监狱，而就在不久之前，有个同郡人叫苏朗的，曾被人告发伪造了一些神秘性的预言，结果很快就被处死，所以班家上下十分紧张，觉得班固很可能也凶多吉少。
班固的弟弟班超，后来在处理西域问题时展示出善于抓住问题核心的才智，以及刚烈果决的行动力。这个时候他就已经表现出这样的天赋：班超策马穿华阴、过潼关，直奔洛阳上疏为哥哥申冤。
班家毕竟在政坛还有些人脉，班超的申诉，很快上达天听。班超向皇帝阐释了父亲和兄长撰写史书的宗旨，正是宣扬汉德。而这时候，扶风郡守也把查抄来的班固的作品，送到了皇帝面前。
汉明帝严苛但绝非残暴，他智商极高，而且有很好的文化修养，所以立刻就判断出，班固的作品和司马迁的《史记》截然不同：书写同样一件事，两个人都没有歪曲事实，但展示出来的气场却截然不同。班固有时仅仅是把司马迁的作品拿过来改动了几个字眼，就把原作中的阴霾一扫而空，昂然正气却喷薄而出。
汉明帝证明了自己不愧是个英明的皇帝：他立刻赦免了班固，任命他做兰台令史，也就是给了班固合法修史的资格，但他要求班固把写作西汉史的事先放一放，而是马上参与到《世祖本纪》的修撰工作中去。
《世祖本纪》也即是汉明帝的父亲汉光武刘秀的传记，这是眼下本朝最重要的形象工程，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本朝在后人眼中的历史地位。
班固把主旋律演奏得如此动听却又真切可信，这么优秀的人才，无论如何赶紧要利用起来。从此，班固的史书修撰工作，有了极大的便利。兰台令史可以接触到皇家海量的藏书和档案，有了皇帝的支持，他要查阅其他资料，相关部门也会提供方便。
永平十八年（75年），汉明帝驾崩，汉章帝即位。到建初四年（79年），班固参加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学术会议：天下最顶级的儒生大会白虎观，对各种经学（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而紧密结合大汉时代潮流的学说）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会后班固按章帝的旨意，将会议记录整理成《白虎通德论》（或称《白虎通义》《白虎通》）一书。这是汉代经学集大成的著作，也是《汉书》之外，班固最重要的作品。
《汉书》修成，大约是在建初七年（82年），不过一开始并没有广泛流传，班固也依然只是一个小官。等到章帝去世汉和帝即位后，班固的命运迎来了至关重要的转折。
新皇帝年仅十岁，窦太后临朝，太后的兄长窦宪掌控大权。而班氏与窦氏早就关系密切，所以早年显得恬淡退让的班固，在过了知天命之年后变得热衷，他投附了窦宪。
窦宪最著名的事业，是出塞三千余里，击溃北匈奴。班固参与了这项事业，并创作了《封燕然山铭》，刻石勒功。后来又撰写《窦将军北征颂》，称颂窦宪的威德。
这样，班固当然也就成了窦氏一党。而像窦宪这样的外戚，注定会因为过于嚣张跋扈而垮台。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因密谋叛乱的罪名被革职，不久后自杀。和班固有旧怨的洛阳令种兢，就抓住机会诬陷班固，班固被捕入狱，同年死于狱中，年六十一岁。
班固为司马迁立传时，曾感叹这位前辈史家“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现在他自己竟也落得这样的下场。区别是，司马迁把直言纠正君主的过失当作理想，所以结局不幸可说是求仁得仁，反而使人敬重其人格；班固总体上更推崇明哲保身的能力，以至于后人认为他的历史书写，“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竟给人一种欲苟且偷生而不得的感觉了。
朝廷很快给班固平反，又让班固的妹妹班昭整理班固的遗著，并利用皇家藏书，把《汉书》没有最终完稿的几篇续完。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的，还有一个叫马续的学者。
所以《汉书》的完成，虽然以班固贡献最大，但还要加上班彪、班昭、马续三个人的贡献。
马续的弟弟马融虽然没有参与《汉书》修撰，但《汉书》文字古奥，又涉及许多专门的知识，有很多难懂的地方，马融拜班昭为师，学习如何理解《汉书》。马融后来成为著名的经学大师，对《汉书》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两个也许不妨顺带一提的细节：根据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二十多岁的马融跟随四十多岁的班昭学习时，班昭在小阁中讲解，马融伏在阁下，看着手中书卷头也不敢抬。后来马融成为当世通儒后，门下弟子常有千数，他的教学作风十分任性，上课时挂上绛纱帐，让女子乐团排列在身后，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算一种补偿心理。
3、可复制的体例
《汉书》和《史记》一样，都采用纪传体。区别是《史记》是从上古写到当下的通史，而《汉书》是专写一朝一代的断代史。《史记》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汉书》改书为志，取消了世家。
既然古代中国没能跳出一个王朝治乱兴衰的周期率，那么断代为史，虽然被讥讽为一姓之家谱，却仍然应该承认这是最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办法。后来的史书，大多学班固。《南史》《北史》《五代史》虽然可以说是通史，但那是因为牵涉到的朝代太短，其实仍是断代，只不过断的是时代而不是朝代。
取消世家，也是根据时代变化所做的处理。
从字面上说，世家就是权力世代相传的家族。司马迁说，天子治理国家，离不开大贵族的帮助。这些大贵族，就像天上的二十八宿，拱卫着北极星；也像车轮上的辐条，都围绕着车轮的中心。
当然，秦始皇一统天下，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革。从此之后，中国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世袭的大贵族了——真正的贵族，应该有自己的封地和军队，对皇权却并没有太强的依附性。所以 《史记》的世家，以《孔子世家》为界，前后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文章。
《孔子世家》之前的世家，都是诸侯国的编年体历史记录，和人物传记的写法是截然不同的。但从《孔子世家》开始，世家大多就是些大人物的传，写到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只是附带提及而已。
汉代之前的情况，不在班固的书写范围之内，而汉代以来的世家，和列传却很难说有本质不同。举例说，萧何、张良、韩信是刘邦钦定的前汉三杰。按照《史记》的体例，前面两位是大功臣，所以是世家，韩信因为被安上了造反的罪名，就只能进列传。但假想一下，如果灭掉项羽后不久韩信就病死，那么就没有后来的事，以他功劳之大，也是要进世家的。这样偶然性就太强了。倒不如像班固这样，统一都是列传，省心。
如果仔细观察，还会发现《汉书》在体例上作了很多具体调整。
拿“本纪”来说，司马迁说，“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言下之意是，本纪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从古到今的历史大纲，谁有资格立本纪，司马迁显然认为自己可以说了算。
所以《史记》的本纪，情况非常复杂。《五帝本纪》写传说中的五位圣王，夏商周三代，一个朝代作了一篇本纪。但接下来，秦国明明只是诸侯之一，却作了《秦本纪》；完整讲述秦王朝历史的一篇，因此没法叫《秦本纪》了，只好命名《秦始皇本纪》，可以这篇又明明是写到秦二世和子婴的。接下来，并没当过皇帝的项羽，被立了《项羽本纪》。然后汉朝开始，似乎是想要一个皇帝一篇本纪，但汉朝第二个皇帝汉惠帝刘盈，却没有享受到这项特权，而他的母亲吕后却得以立了本纪，汉惠帝在位那些年的历史，就写在《吕后本纪》里。
司马迁这么处理对不对好不好，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司马迁认为在他的历史书写中，自己拥有巨大的自主权。这么做显然也就对皇帝的权威不够尊重。
《汉书》也是十二篇本纪，西汉法统上得到承认的皇帝十二位（包括吕后），一个人一篇本纪。这么处理，不需要多么卓异的史识，却建立起了容易遵循的规范，尤其重要的是，非常安全。所以后世的史家，当然是学习班固。
4、大一统皇朝的存在感
班固的政治大局观，显然比司马迁强很多。
这首先体现在对制度史的书写上。司马迁是西汉人写西汉史，对西汉的制度，却并没有留下整体性的介绍，班固却在这方面做了卓越的工作，以至于有人说，《汉书》的精华，在十篇“志”。
《史记》的书，《汉书》的志，都讲制度。《史记》是通史，但八书关注的焦点，反而常常仅限于汉朝的某一项制度或政策；《汉书》是断代史，但正如钱穆所说，十志却是通史的眼光，一项制度，从古到今发生了如何的演变，《汉书》一路梳理下来，然后才讲这项制度在汉代的具体规程与应用。有通史的眼光和没有通史的眼光，写断代史时的分寸感自然大不相同。秦晖先生批评当今有些治断代史的学者说，他们常把历代的通例，当作自己研究的朝代特有的现象，于是发表一些大惊小怪夸诞其词的议论，班固就绝不至于如此。
举例说：《史记》有《封禅书》，《汉书》改为《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祀天地从来都是王朝最盛大的礼仪活动，封禅只是其中的一个子项目；《史记》有《河渠书》，关注焦点是汉武帝时代的黄河决口，《汉书》改为《沟洫志》，那就各项水利工程都可以囊括在里面。《史记》有《平准书》，这是《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讲述汉代各项经济政策的沿革，而《汉书》在此基础上，作了《食货志》，食是农业，货是商业，全面介绍、讨论经济史。
还有些志，是《史记》没有的，却也关乎国家的根本，或者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如《刑法志》概述上古至西汉时期的刑法，尤其是点出汉文帝、汉景帝治国，虽然无为而治，却也高度依赖刑罚。比之《史记》强调汉武帝重用酷吏而美化文景时代，这种叙述无疑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如《地理志》详细记自古以来的地理问题，诸如领土疆域、建置沿革、人口数量、形势风俗等都有涉及。要了解中国的政区地理，这是有空前价值的著作。
《五行志》搜集了各种五行灾异记录。以今天的视角看，固然属于迷信，但却是了解汉朝人思想观念的重要资料，何况从另一角度看，还保存了大量的自然史资料。
还有《艺文志》，这是汉代皇家藏书的总目，其中提到的书籍许多已经失传，我们今天要了解汉代的典籍状况，此文不可或缺。
《汉书》的表，特别值得强调其价值的，有百官公卿表，详细介绍了秦汉时期的官制。
研究中国古代史，有“四把钥匙”之说：即掌握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四种知识，才能打开古代史的大门。这四种知识，《史记》都零零碎碎有大量涉及，但没有系统介绍。《汉书》则直接把四把钥匙配给读者了。
有学者作过统计，《汉书》100篇，《史记》130篇中，在时间上有重合的，是《史记》74篇，《汉书》73篇，更具体说，是《汉书》中有61篇袭用了《史记》67篇的内容，但绝大多数篇章，《汉书》都会有所改动。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涉及到汉代重要的皇帝诏书、公卿上奏之类的文件时，司马迁往往喜欢用自己的话转述其内容，而班固写作《汉书》时，还能见到不少公文原件，所以他就更倾向于照录原文。从一般性的阅读体验说，《史记》的办法感觉更好；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则反而是晚出的《汉书》保存更多原始文献，因而也更有价值。因为转述总是不可避免带来一些语义的损失，甚而会有理解上的偏差。
还有些重要文件，《史记》没有提及，全亏《汉书》保存了下来。如汉高祖五年，刘邦击败项羽统一天下，“五月，兵皆罢归家”。《史记》只记了这么一笔，《汉书》却引用了刘邦关于复员军人待遇的诏书。显然，正是这项政策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军功受益阶层，把军人的利益和汉朝牢牢绑定在一起。从而稳定了人心，帮助汉朝平稳渡过了之后的一系列危机。可能是因为这道诏书没什么传奇性，司马迁完全没有注意，但班固却敏锐注意到它对汉朝的巨大意义，因此特意把它补充进来。
至于一般人物的传记中，“多载有用之文”也是《汉书》的一个特点。如同样是为贾谊立传，司马迁引用了《吊屈原赋》、《鵩鸟赋》等文学作品，《汉书》则补充了《治安策》。《治安策》是论述治国之道，特别切中汉初时弊，其中建议多被汉文帝采纳，论政治意义，当然比那几篇赋重要得多。
甚至一些小细节的处理上，《汉书》也体现出大汉制度的庄严整饬。介绍人物，总是一上来就会先提他的籍贯。胡宝国先生注意到，《史记》《汉书》的处理，却是不一样的。
《史记》显得比较随性：《陆贾传》：“陆贾者，楚人也。”称战国的国名。《彭越传》：“彭越者，昌邑人也。”昌邑是汉武帝时代才用的封国名。《晁错传》：“晁错者，颍川人也。”颍川是郡名；《张苍传》：“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又是县名……就是说，司马迁虽然是西汉中期的人，但仍保留着战国时期古今地名杂用，籍贯提法混乱的特点。
《汉书》就做了统一，一般都是“某某，某郡某县人”，把人精确定位成大汉行政区划中的一个点。
5、顶级官宣
汉明帝一读班固的书，就发现这人是宣传战线上的顶级吹鼓手。因为班固特别善于弘扬正能量，而且手法不做作，煽情不浮夸，看起来就是客观理性地叙述事件，实际上就能让你的思维，不知不觉跟着他的节奏走。
如写到汉朝开国，司马迁笔下的刘邦很复杂立体，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当然这个形象也算不上坏，但从彰显大汉之伟大光荣正确的立场来说，却仍然还不够。
这就看出班固叙事的笔力了。比如他在萧何的传记里，补充了这样一个细节：
听说被项羽封为汉王，刘邦急了想找项羽拼命，周勃、灌婴、樊哙这些武将，也鼓励刘邦这么做。
只有萧何说：“称王于汉中虽然糟糕，不也比死强一些吗？”
刘季不甘：“怎么就一定死了？”
萧何说：“我们兵不如项羽多，也不如项羽精锐，这种情况下百战百败（意思是百分之百会失败），不是死又是什么？”又说：
《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语曰“天汉”，其称甚美。
于是劝刘邦暂忍一时之气，到汉中后再积蓄力量反击。刘邦就听从了萧何的意见。
这个情节，美化了萧何，显得他特别高瞻远瞩，不愧为大汉的开国宰相；也美化了刘邦，显得他虽然会犯傻冲动，却终究能从善如流，这正是天命之子必须要有的素质；更重要的是，这段话还在不经意间，把“汉”这个名词伟大光辉的内涵给阐释出来了，天上的银河叫天汉，可见汉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名字。
直到今天，我们还不妨称大汉的军队，为银河战队。
楚汉相争后，刘邦用韩信开辟北方战场，漂亮的胜仗好像都是韩信打的，怎么凸显刘邦的领导人作用呢？《汉书》又有《史记》没有的内容。
汉军去讨伐魏豹，刘邦和刚从魏豹那边出使回来的郦食其有这样的对话：
刘邦问：“魏军的大将是谁？”
郦食其说：“柏直。”
刘邦说：“乳臭未干的小子，不是韩信的对手。他们的骑兵将领是说？”
“冯敬。”
“这人是秦将冯无择的儿子。虽然挺贤能，但还是不能挡得住我的灌婴。步卒将领又是谁？”
“项他。”
刘邦大喜：“不是曹参的对手，我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这段对话一加，刘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对敌方军情了如指掌，一切尽在掌握中的气派就显出来了。
就是说，《史记》所写的刘邦那些乱七八糟的事，班固并没有都删掉。因为删改可能引起别人的好奇心，而且丧失人物的丰富性，刘邦的魅力反而会打折。班固的工作更多是加戏，把刘邦本来就高明的一面，写的更加光彩照人。
再譬如写汉武帝。李广难封的事，被司马迁写很容易让人觉得汉武帝不会用人。班固也没有说李广打仗不行，《史记》里李广那些勇猛过人的事迹，《汉书》也都保存着，但班固加了一封汉武帝给李广的信。
李广被免职期间，受到霸陵尉的羞辱，后来李广被任命为右北平太守，就请求把霸陵尉调到自己麾下，然后把人家处死。李广为此向汉武帝请罪，汉武帝就给李广回了一封信：
将军者，国之爪牙也。《司马法》曰：“登车不式，遭丧不服，振旅抚师，以征不服，率三军之心，同战士之力，故怒形则千里竦，威振则万物状；是以名声暴于夷貉，威棱憺乎邻国。”夫报忿除害，捐残去杀，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将军其率师东辕，弥节白檀，以临右北平盛秋。
大意是：将军这个身份，是国之爪牙（即保卫国家的骨干力量），所以不必被一般的礼节所约束，重要的是在千里之外建立兵威。所以你摘掉帽子光着脚来向我请罪，并不是我所期待的事，还是统领你的军队，迎接右北平的秋天吧。
秋天是最利于匈奴骑兵作战的季节，所以“以临右北平盛秋”这句话固然很有诗意，却正是迎接最艰巨的战斗的意思。
即使最偏袒李广的人，大概也会觉得杀霸陵尉这事，飞将军确实做得不地道。可是你看汉武帝这个处理：第一，他宽恕了李广，可见他对李广还是很爱惜的；第二，他含蓄地谴责了李广，作为皇帝基本原则不能丢；第三，他对李广作了极其文艺而有力的勉励，达成“使功不如使过”的效果，真是最顶级的战前动员高手。
读过《史记》的《李将军列传》，再读《汉书·李广传》，你不一定会减少对李广的同情，但一定会增加对汉武帝的谅解。至于导致司马迁遭了宫刑的李陵事件，《汉书》的相关篇章，更是既充分彰显宽容，又牢牢把控导向，堪称值得宣传部门组织学习的范文了。
了解班固的特点之后，也就很容易弄明白一件事：为什么后世有士大夫情怀的史家，提起班固的为人，往往极为不屑，而班固若地下有知，却可以指着后世一部部正史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毕竟，古代中国的文网语阱，大趋势是越来越严密的。嘴上夸两句司马迁容易，真的像司马迁那样写历史，却很容易死无葬身之地。
而班固虽然也结局不好，但无论如何，惨死狱中之前，他已经获得了很高的回报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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