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若回秦汉做「赘婿」，命运将会非常悲惨
言九林
说一说秦汉时代的“赘婿”。
与今人不同，在当时的皇（王）权眼里，赘婿基本等同于社会渣滓。
比如，按云梦秦简《魏户律》里的规定，赘婿在魏国是不能立户的，也就是不允许拥有自己的土地和住房；赘婿也不能做官，而且是包括儿子和孙子在内，三代不能做官。
秦国（代）的情况也是如此。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派五十万大军出征岭南。这五十万大军，便主要由“尝逋亡人、赘婿、贾人”构成。“尝逋亡人”指的是曾做过流民与野人者，这类人有摆脱国家户籍控制的前科，属于“不合格百姓”；贾人就是商人，秦王朝以耕战立国，商人一直是政府严厉打击的对象。赘婿与这两类人并称，被秦王朝列入炮灰第一梯队，可见其地位之低下。
汉代的情况也是一样。《汉书·贡禹传》中记载，汉文帝时，商人、赘婿与贪赃之吏，“皆禁锢不得为吏”，也就是不许进入国家公职部门。赘婿这个身份，还会被政府标注在户籍档案里，成为自己和后代永远抹不掉的污点。
天汉四年（前97），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军进攻大宛，这支军队是通过“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组织起来的。所谓“七科谪”，是秦代（国）便有的制度，指的是七种优先级炮灰，赘婿恰在其中。这七种炮灰分别是（有先后顺序）：
（1）吏有罪者。
（2）赘婿。
（3）商人。
（4）曾做过商人者。
（5）祖父母做过商人者。
（6）父母做过商人者。
（7）闾左。
按当时的征发规则，需要炮灰时，优先抓(1)(2)(3)；这批人抓完了还不够，便开始抓(4)；(4)抓完了还不够，便开始抓(5)(6)；前六类都抓干净了，就派人“入闾取其左”，进到里巷征发所有住在左侧的男丁。所以，不难想象，当秦二世开始“发闾左适戍咸阳”、继而引发陈胜吴广起义时，天底下的赘婿早已被当成炮灰征发得干干净净了。
赘婿在秦汉时代的这种遭遇，是“空前绝后”的。
所谓空前，指的是此前并无赘婿之风——据任乃强的考据，周代社会不存在赘婿之事，要到“战国末期乃有赘婿出现”。所谓绝后，指的是后面的魏晋南北朝与唐宋元明清，虽也存在赘婿，虽然赘婿也会被社会看不起，但他们的命运，却远没有秦汉时代这般悲惨。比如诗仙李白，他的一生当中，便两次做过赘婿，且在《上安州裴长史书》里明言“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毫不避讳对人谈起自己的赘婿身份。宋代的赘婿可以部分继承家庭财富，与妻子离婚时也可以带走自己入赘时的财产。元代法律对赘婿的约束，则主要聚焦于履行对岳家的养老义务。
于是，便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秦汉时代，要如此残酷地对待赘婿？
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先理解赘婿之风从何而来。前文提到，任乃强已有考据，认为赘婿之风始于战国。此说与汉初政论家贾谊的看法高度一致——按贾谊的说法，秦国的赘婿之风，与商鞅变法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原文是：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
大意是：商鞅变法抛弃了礼义与仁恩，只想着汲取，搞了两年，秦国的社会风俗就坏掉了。有钱的家庭，儿子一旦成年便要分家；穷困的家庭，儿子一成年便要去做赘婿。
为什么有钱的家庭儿子一成年便要分家？理由很简单，商鞅的变法令里有一条是“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家中有两个成年男性却不分家者，双倍征收赋税。儿子成年了，意味着父亲加上儿子，家中有了两个成年男丁。为什么穷困的家庭儿子一成年便要去做赘婿？理由同样很简单：不分家，便要承担双倍赋税；分家让儿子另立门户又没有钱；唯一的办法，便只剩将儿子送出去做赘婿。
秦国的赘婿风俗是这么壮大的，其他国家的情况也一样。
比如魏国。众所周知，商鞅是由魏入秦之人，他在秦国搞的那套变法，主体部分便是从魏国的变法中移植过来的（严苛程度有区别）。所以，魏国也同样出现了严重的赘婿之风。《魏律》当中不但有赘婿（包括寡妇召赘）不许立户、不许拥有土地和房产的规定，还命令将领在率军作战时，不许体恤军中的赘婿（将军勿恤视）。法律里写入这些内容，自然意味着魏国的赘婿很多，不是个别现象。
这也是战国时代的赘婿之风，与后世的赘婿之风最大的区别所在。唐宋元明清时代的赘婿，主要是家庭经济能力所致；战国时代的赘婿，却是由各国的变法政策直接催生，是民众对政策的一种无奈规避。而魏国也好，秦国也罢，都不喜欢这种规避。
之所以不喜欢，是因为这种规避破坏了变法的效果。
商鞅的变法令里有这样一条：“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末利”指的是经商，商品流通有助于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但无助于给政府增加田赋（也就是粮食），所以要打击。“怠而贫者”指的是从事耕作却很贫穷之人，贫穷意味着粮食的产出有限，意味着政府的所得也有限，所以要打击。“举以为收孥”，则是指打击的力度，要株连整个家庭，不但商人与穷人要被治罪，其家属也要一并沦为官奴婢。
这道法令的核心目，显然是为了驱使民众更卖力地从事生产、为政府提供尽可能多的可汲取资源。而赘婿这种风俗的大规模出现，却大不利于该法令的推行。穷人家的儿子跑去与富人家的女儿婚配，成为富人家的一员，等于规避掉了变法令对“贫者”的打击，削弱了变法令的威慑力。
换言之，只有像打击商人那样全力打击赘婿，将其列入炮灰的第一梯队，才能更有效地震慑民众，让他们更卖力地耕作。
值得一提的是，《秦会稽刻石》上还有一则意味深长的律条：“夫为寄豭，杀之无罪。”大意是：杀掉作为赘婿的“后父”无罪。如此，便意味着赘婿在秦代，是一群既没有政治地位（炮灰首选），也没有家庭地位（杀之无罪）的可怜人。
这可怜的命运，仅缘于他们出身的家庭太穷。Image
①（日）池田雄一著；郑威译：《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66-368页。
②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74-175页。
③马媛媛：《秦汉迫害“赘婿”原因再探讨》。
④任乃强：《周诗新诠》，巴蜀书社2015年版，第306页。
⑤刑铁：《唐宋时期的赘婿和接脚夫》。收入《宋史研究论丛》第9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8-493页。
⑥雷铭：《＜仪礼·士昏礼＞的文化学研究》，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第208-210页。
⑦臧知非：《“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试析(兼谈秦的“抑末”政策)》，《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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