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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田的主页

17 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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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阅:到底是文科生太多,还是理科生不行?

智本社 清和

日前,央行研究局陈浩等四位博士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上刊发的《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引发热议。其中,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观点:“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1]”

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么大一口锅扣在文科生头上,被人解读为“文科生误国”。其实,央行工作论文想要表达的或许是文理科的结构性问题。

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文科生太多,还是理科生不给力?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如何才能越过这一陷阱?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中等收入陷阱”。

1、中等收入陷阱是制度陷阱

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彰显着理工科的重要性。事实上,理工科在中国长期居于优先地位。政府每年对以理工科见长的“985”高校的财政投入是巨大的。中国设有自然科学院士,没有人文社会科学院士制度。在职称级别上,一级教授皆为理工科教授,几无文史哲教授。文理科教授在学术经费、津贴、住房等待遇上的差距甚大。

如今,人口红利日渐消失,“卡脖子”问题凸显,对技术创新的渴求愈加强烈,理工科热在“双一流”工程的推动下再入高潮。

问题来了,按照央行工作论文的说法,东南亚文科生太多导致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将理工科拔到如此之高的地位,为何技术创新依然捉襟见肘?在中等收入的爬坡攻坚期,经济增长衰退,到底是文科生太多,还是理科生不行?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它是一种经济现象: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及中高收入(人均生产总值在976美元到11905美元之间)时,经济长期停滞或反复波动,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典型的国家有拉美的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比如,阿根廷在1964年的人均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之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是,从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开始,阿根廷反复爆发债务危机,经济增长起伏不定。1989年和2002年两次债务危机再次将阿根廷的人均生产总值拉到2600美元以下。二战以来,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极少数国家拿到了发达国家的门票。多数国家只能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与折腾。

这是为什么?通常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失败,技术创新不足的同时,老龄化、少子化又导致人口红利衰退。数据显示,2003年的研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阿根廷为0.41%,马来西亚为0.69%,韩国高达2.64%。2006年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阿根廷为1.1人,马来西亚为0.42人,韩国为4.8人。二是金融过度自由化,反复爆发危机,比如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

一些人因此得出结论:这些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理科生不足,技术创新不足;文科生(经济学家)误国,金融开放后被美元反复收割。

其实,只要稍微往前思考就明白,这些结论都过于表象,甚至极具误导性。为什么制造业转型失败?这些国家的技术研发投入为什么不足?技术创新来自哪里?

人人都知道技术创新重要,为什么做不到?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技术创新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钱堆起来的,而是靠制度创新。不同的制度,造就不同的人及行为,从而决定不同的技术水平。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主张[2]。

过去,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为何快速增长?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国际资本、国际技术的迁移。拉美国家多数是资源型国家,东南亚国家则是劳动密集型国家,矿产资源和劳动力富余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进入。国际资本投入,国际技术引进,国际市场拉动,这些国家快速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所以,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并非来自国内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的提升以及制度的优势。相反,经济快速增长催生了民族情绪,反而掩盖了技术创新的不足,忽视了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停止了对劣质制度的改革。

比如,在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时,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墨西哥、巴西大量出口矿产资源,经济迅速起飞。巴西经济在1971-1974年间平均增速超过10%,墨西哥经济在1978-1981年间平均增速超过9%。但是,1982年,这两个国家爆发债务危机,经济陷入负增长。

美元快速升值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拉美国家自身。依托资源出口创汇的担保,这些国家大规模借入外债,发行了大量的货币。这些货币流入了政府部门及资源型利益集团部门,很少使用在人力资本和科技研发上。1982年美元快速升值,大宗商品价格迅速回落,资源出口创汇骤降同时,外债利息飙升。墨西哥、巴西先后宣布无力偿还债务,汇市、债市崩盘,通胀爆发。

这是不是金融开放的问题?这是制度问题。拉美国家普遍没有建立真正的宪政制度,国会对政府举债和货币发行没有约束,法律对资源型利益集团的打击不足。

再如泰国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指出,“很多人将这场经济危机归咎于泰国过度开放的金融政策,但极少人关注到真正的原因,那就是保王派控制的商业银行创造了过度泛滥的信贷,透支泰铢信用,最终引爆了货币危机。”

泰国的政治制度并不是真正的英式君主立宪制。泰国王室有三股力量控制着泰国:一是《亵渎王室法》保护的“明君”威望;二是保王党控制的上议院以及扶持的亲王政府;三是庞大的王室财团。泰国王室资产达到430亿美元,相当于英国王室的80倍。长期以来,泰国王室与军人集团控制着泰国的政治,打击政治对手,制度改革缓慢,甚至轻易修改宪法。制度上的落后反噬经济,引发亚洲金融危机。王室控制的商业银行大规模地向王室企业提供贷款,导致泰铢信用和银行风控愈加脆弱。

韩国的情况类似,这场危机波及韩国。长期以来,韩国财阀控制的商业银行无视风险地向旗下企业大规模输血。当金融海啸来袭,企业无力偿还贷款,风险波及银行系统,金融危机爆发。为什么韩国能够走出危机,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是1988年的政治改革。这一年,韩国借着奥运会推翻了军人政府,修改宪法,实施总统直选制度,保障言论自由,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后来,民选总统金泳三、金大中执政,他们与财阀作斗争,彻查全斗焕、卢泰愚,将全卢二人投入大牢。金融危机爆发后,金泳三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金大中则整顿财阀金融,关闭向财阀输送利益的商业银行,从根源上斩断财阀经济的危机。

韩国经济学家、现任驻华大使张夏成在其《韩国式资本主义》中指出:“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是市场本位主义的产物,那么韩国的问题则因没有正确树立市场经济规范而导致”[3]。他认为,韩国式资本主义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贱民资本主义”,表现为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贪污受贿等特征。这就是制度问题。

韩国度过这场危机后经济持续增长,最终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这必须归根于韩国的制度改革,尤其是四位民选总统对财阀势力的持续斗争。民选总统打击财阀垄断,推动经济自由与舆论自由,为竞争公平和技术创新提供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四位民选总统都是文科生,其中金泳三学习哲学,金大中记者出身,后来的卢武铉和文在寅都是律师出身。

所以,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制度陷阱。这些掉入陷阱的国家,制度不改革,治理无能,腐败不堪,利益集团垄断资源、控制经济、打击舆论,导致财富集中,内需不振,思想萎靡,创新不足,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停滞不前。

制度创新,靠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精英推动改革,也靠哲学、历史、文学、新闻传媒等人才启发民智,传播思想。当然,理工科生也可以改行加入其中。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文科生太多,而是文科在制度改革与创新方面没有起到作用,没能给理工科在技术创新上创造足够的空间。

2、人文科学为科技创造空间

人文科学起到什么作用?有人说诗歌怡情,哲学开悟,文学通达,谈具体作用就显得功利主义了,未免太庸俗。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学科、一个职业如果没有效率,无法创造价值,定然会被淘汰。

人很自然会选择更有效率的职业和专业。后发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时,国际技术大量涌入,工业效率快速提升,工业领域的收入快速增加。这吸引更多的人选择理工科,电子、机械、计算机、材料都是热门专业。过去几十年,中国高中阶段,成绩更好的一批学生选择理科,理科没有优势被迫选文科的大有人在。进入千禧年后,市场对外贸、管理、金融人才的需求扩大,商科开始崛起,不少成绩好的学生选择了金融、外贸、经济学、管理学、财会,其中不乏理科生。而历史、哲学、宗教、考古学、文学、美学、国画、社会学等文科专业均为冷门专业。

到今天,我们需要反思:人文科学有什么作用?

第一,人文科学为科学技术创造生存空间。改革开放之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当时比现在更加重视理工科,但是技术创新依然吃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引进国际资本和技术,但是遇到一个难题:资本也有,技术也有,土地也有,工人也有,就是不敢落地,为什么?

当时的土地是国有的,很多地方政府不敢批地,外商只能到特区来投资。政府找到一些专家,如从美国回来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探索城市土地制度改革,从香港引进土地租赁权拍卖制度。土地可以流转,市场开始启动,资本和技术才大规模扎根中国大地。

这个过程可分为三步走:一是制度改革,政府释放资源;二是企业主入场;三是工人、工程师发挥作用。可见,人文科学的探索在前,产权制度改革在前。

过去几十年,羸弱的文科,渐进的改革,给国际资本和国际技术转移开辟一些生存空间。庞大的理工科团队主要干一件事情,那就是“搬运”。将临床、软件、电子、汽车制造等流水线、设备及技术标准搬运过来。这成就了中国制造。如今,国际技术转移红利逐渐衰退,空间逐渐塞满,核心技术又搬不动,人口红利还逐渐消失,怎么办?是不是要回到“数理化”的时代?

接下来,发展理工科依然很重要,但却不是关键。为什么?过去几十年,能够搬运的技术搬运得差不多了,理工科应该转向技术创新。但是,为何技术创新艰难?是不是技术投入不足?是不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不足?

这些固然没错,但也不是关键。关键是羸弱的人文科学没有为科学技术打开成长空间。过去,人文科学给科学技术只创造了生存空间,没有打开成长空间。有些理工科直男说,技术创新不足主要是因为领导是文科生,外行领导内行。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存在外行领导内行?可能是公司制度和管理上存在问题,导致人才错配。这就是人文科学没有为技术人才打开足够的成长空间。如何让巨额的科研经费配置给合适的人,这也是人文科学及教育制度的任务。中国顶尖学府曾有几大知名校办企业,如今均面临危机,要不债务重组,要不负债人被调查。是高校技术不行,财政经费不足,还是管理不善?

比如,法学研究与法律工作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打击了创新者的积极性,也抑制了企业主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又如,经济学及反垄断工作的问题。垄断势力阻碍了技术进步,但盲目的反垄断反而打击了技术创新。现实的问题是,很多经济学家和律师并不理解什么是垄断,不清楚反垄断到底在反什么。

再如,产权改革及治理工作的问题。有这样一个例子:在南方一个地区,当地农民掌握了一种水果的种植技术。近些年,他们主要收入来自种植技术的输出。他们到周边省份大规模承包当地的果园,然后采用他们的技术改造果园,果树产量迅速翻倍,质量也大幅提升。但是,他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当地农民看到被承包的果园产量和收益翻倍,马上要求毁约,设置各种路障,强行收回果园。这导致他们手上空有技术和资金都不敢投入,结果双输。这个问题源自土地产权和乡村治理。

我们经常讨论农村、农民、农村的出路何在?如果资本、人才和技术进不去,农村如何发展?农民如何增收?农业如何进步?现代农业是高科技行业,如何才能为农业技术打开成长空间?产权制度改革和乡村治理提升是两条可靠的逻辑。

除了法律、管理、金融外,传媒、艺术、文学、历史等均能够为科技打开成长空间。通常,思想市场越繁荣,理性思维越成熟,知识创新越发达。如果国民不理解个人自由,不理解产权制度,不理解人文精神,不理解立法原则,不理解国家内涵,制度变革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人文科学的任务是探索并传播人类行为的规律,进而创新制度,给技术提供成长空间。所以,人文科学的第二大作用是为科学技术打开成长空间。

人文科学还有一大作用是为科学技术划定增长空间。有空间就有边界,技术或许无边界,但是技术在人类社会系统中是有边界的。如何划定科技的增长空间,是人文科学的艰巨任务。这分为两部分:

一是抑制技术进步。比如,管仲盐铁官营。铸铁是一项重要技术,管仲将其官营垄断,打击了民间铸铁技术的进步。此后,历代王室都对铁器、火器加以管制,抑制了金属冶炼、火力能源的进步,而这两项是工业革命的重要技术。

二是纵容技术滥用。比如,基因编辑、核技术、大数据是人类的福音,也可能是人类的灾难。这取决于人类如何管理这些技术。人文科学的一大挑战是,如何构建有效的制度、法律与伦理,去接纳、限制技术运用。

人文科学探索的是人的行为规律,自然科学探索的是自然规律(不是按是否学数学来区分)。这种探索可以使用定量方法,也可以使用定性方法,关键是要遵循抽象逻辑。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科学的研究难度其实更大,探索人的行为规律更困难。

从人文科学到政治制度,再到经济自由。这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主张。最典型的说法是,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打开天窗。但是,残酷的是,在利益与权力斗争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新兴国家能够走出这条路。

3、宽容文化是经济文明底色

如今的人文科学教育往往距离抽象逻辑太远,能给人多少理性思维?

自然科学的抽象逻辑够“硬”,没有太多主观发挥的空间。但是,人文科学非抽象逻辑的生存空间太大,且常常被人利用。化学、物理学不会被分为西方的和东方的,但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常被区别对待。如果违背自然规律,所有人都可能被惩罚。但是违背人的行为规律,可能一部分被惩罚,一部分人则获利。例如鼓吹货币放水,一部分人可以借此洗劫另一部分人获利。干预主义在经济学、政治学中被包装为真理大行其道。被扭曲的人文科学,游离于抽象逻辑之上,大谈似是而非的理论,甚至危害至深。

文科生常被人诟病,逻辑混乱,浮于表面,观点偏激,流于空谈。他们在法律、经济、管理、新闻等职业上的竞争力,可能还不如理科生。当然,这并不是说理科生更有思想,而是在过去高考选拔竞赛中,更优秀的、智力更高的一批人选择了理科。文史哲居于鄙视链的底部,历史无理性历史观,法律无宪政思想,哲学无思辨逻辑,文学无人道主义,传媒无客观主张,经济学无自由市场,如何为科学打开天窗?如何启迪世人?

如今,人文科学领域反而是思想的重灾区(但文科生无需背锅)。但是,人文科学是重灾区,才需要更加重视它、改变它。如何改变?

文科生的多与少,学什么专业,从事什么职业,不是由一篇文章、一个机构、一个政府说了算。这是一种上帝思维。个人、政府及任何机构都难以判断文科价值高还是理科作用大,中学教师的作用大还是软件工程师的作用大。文科生、理科生及其各科生之间的配置,大体上还是看市场价格。唯一能够判断的是自由市场,唯一能够提供指导的是自由价格。

比如,当历史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大,就会有很多学生报考其它专业。又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物理学高材生就业困难,他们中有不少转向(报考)就业前景更好的经济学博士。这个趋势也促使经济学方法论转向实证主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竞争的加剧,市场需要更多的管理人才、金融人才、跨国经营人才、审计师、律师、心理咨询师、传媒人。这些人可能出身于文科,也出自理科,可能未必专业对口,但这都不重要。市场竞争的唯一标准是效率(效用)。用市场去淘汰那些被扭曲的人文科学知识,淘汰那些缺乏理性思维、独立思想和创新能力的文理科生。这就是市场竞争的倒逼法则。

在大社会中,我们应该包容不同的正当性行为存在,包容各种正当性的自由市场和职业存在。有些职业或许距离自然科学很远,距离科学技术很远,但只要它有效率与效用,终归会促进社会的进步。

曾经有一位经济学家指出,钢琴演奏的技术进步缓慢,如今演奏家的技术水平或许还没200多年前的贝多芬好。按此推理,一个国家是不是不应该把资源投放到这些低效领域,如钢琴、芭蕾舞、按摩、滑雪,等等。如果将这些资源投放到理工科、工业与技术领域,经济效率与技术进步会明显提升。这样做是否更好?

苏联是一个典型的工科直男。这个国家采用中央计划的方式,将绝大部分资源投放到重工尤其军工领域。经济增长一时迅猛,军备竞赛的风头一时压过美国,核弹头数量也多于后者。但不论从结果上还是逻辑上看,这种做法都是失败的。

二战期间源自欧美世界的技术积累是苏联技术的底子,资源集中在重工业领域,制造大量的核弹头和巨型广场,无法掩盖其民生、法律、轻工、金融以及其它领域的羸弱。最终其它领域的羸弱反噬了其重工与军力。比如,苏联的飞机、潜艇、核电站的事故概率要高于美国,有些事故源自国家治理上,有些源自财政资金上,有些源自电子元器件。80年代后,微电子、半导体领域的落后,导致苏联军备落后于美国。国家治理与财政资金的问题最终击溃了这个庞大的帝国。

日本二战时推行经济军事化,将全部资源集中到军工上,迅速扩张航母、舰艇和飞机数量。珍珠港事件后,海军装备数量上不逊美国。但是,很快美国人发现,日本海军是“打肿脸充胖子”,各方面落后于美国。一些航母是由大型商船改造而成,夹板薄,战斗力弱。在中途岛战役中,日军航母被轰炸后陷于瘫痪,而美国凭借强大的工业技术,可以迅速维修受损航母。更重要的是,美军凭借发达的情报技术重创了日本海军。

人为集中资源与市场配置资源,前者往往盛极而衰,后者常常先抑后扬。当遇到大规模协作与创造性竞技时,人为集中资源出现严重的短板。与举重相比,足球的协作规模和创造性竞技程度要更高,足球俱乐部则更有优势。

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靠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源自一个个繁荣的小市场、小需求和小爱好。比如芯片制造是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一项重要技术。芯片技术源自哪里?如果你是一位摄影爱好者,那么你的爱好促进了芯片制造。照相机中的光学镜头(如德国蔡司)被运用到荷兰阿斯麦光刻机中。先进芯片是全球最顶级的科技公司分工协作的结果,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每一项技术都掌握。但是,繁荣的小市场、小爱好、小技术越多,这个国家越有可能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

所以,我们需要提供宽容的环境,让各类自由市场蓬勃发展。当然,这个宽容不是无原则的宽容,也不是自由放任的宽容,而是遵循正当性自由的宽容。流行乐、爵士舞、橄榄球、曲棍球、翼装飞行、登山,等等,各类市场越繁荣,科技越发达,社会更进步。其中的逻辑有二:

一是技术扩散。这些市场、产品可以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效用。对效用的追求客观上也会促进技术的进步。比如看球赛、田径赛都可以促进技术进步。100米短跑对跑鞋的要求极高,这促进了鞋子的材料进步。F1赛车推动了汽车技术的进步。军工材料中使用的磷促进了农业产量的增加。

二是环境宽容。翼装飞行、攀岩、跳伞等极限运动被戏称为“国外人少”的原因。极限运动挑战追求最高、最快、最强、最惊险,其背后是人类技术的极限、人类意志的极限以及人类欲望的极限。历史上,飞机、电力、炸药、核能技术等伟大发明,都与人类的极限挑战相关。

唯有宽容,才能繁荣。新兴国家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当国际技术转移红利衰退,当人口红利衰退,当理工科及技术尚未成长,当人文科学及制度停滞不前,只能追求更加宽容的环境发展自由市场。市场的力量是自发的、自由的,让经济自由促进其它自由。这是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主张[4]。

宽容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底色。我们找不到一个暮气沉沉、科技又发达的国家,找不到一个民众逻辑混乱、经济又繁荣的国家,找不到一个只唱一首歌曲、社会又文明的国家。更何况,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效用与自由才是目的。

参考文献:
[1]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陈浩等,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
[2]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道格拉斯·诺斯,格致出版社;
[3]韩国式资本主义,张夏成,中信出版社;
[4]资本主义与自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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