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白骨之城
长春围城亲历者单田芳回忆录
1
单田芳 1934年出生于营口一个曲艺世家，在他七十六岁回顾人生时，如是感慨：
我现在总结，都是命运
在他84岁的起伏人生里，遭遇了两次劫难，险些丧命。
其一是文化大革命，另一个就是1948年的长春围城。
以下是单田芳先生的口述自传：
2
人生其实就一个字：熬。
好不容易熬到了1948年。
那年的春节与往年截然不同，长春突然断水断电了，拧开水龙头滴水没有，到了晚上不是点蜡就是点煤油灯。
原来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吉林市，吉林市的大丰满发电站都被共产党的军队控制着。长春的水电都由吉林市来供给，吉林的丢失才使长春断水断电，顿时粮价飞涨，人心惶惶，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我爸他们一看形势不对，经和朋友们商量后，作出决定，人们都说长春这地方没法待了，我老姨和老姨夫过了春节就回了牡丹江，我父亲打算疏散人口，先把我祖母和我大妹林芝二妹林华三口人送到沈阳去，我们处理善后，然后到沈阳去团聚。结果发现铁路已经不通车了，往来的信件也终止了，我的任务是每天去打煤油，回家擦灯罩。没有水喝咋办？就得花高价买水，那会儿市里头有很多马神井（一抬一落能压出水来），有些人靠着卖水发了财，而且粮食越来越少，断顿的人家已经出现，在此情况下怎么疏散人口呢？
我家倾其所有买了一架花轱辘大车，还买了一头骡子一匹马，为了多拉东西，在大车上还钉了个加长的四框，把家里面穿的戴的许多许多的衣物，装在麻袋里，然后放在钉好的架子上，用绳子系结实，中间铺上被褥，供我祖母和两个妹妹休息。他们将要赶车去沈阳，据说从长春到沈阳得走半个月，路上土匪胡子还挺多，不得不有人保护，赶车的把势交给了聪明能干的小刘，他老婆和妹妹也一路同行，还有一个姓律的茶社伙计，为人忠厚，他想带着老婆孩子同车去沈阳，我爸觉得人多了力量大，所以也就同意啦，人们管这种方式叫逃难。
我奶奶他们临走那天，家门口围满了看热闹的观众，有人问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回答去沈阳，有人说那么远的道可不好走啊，恐怕个把月的也到不了沈阳，还有人说现在到处都在打仗，你们可千万要当心啊！总之说什么的都有。
我父亲对我祖母说：“俩孩子就交给您了，您可要一路保重啊！到沈阳去找我三弟去。”我爸的三弟叫单永槐，家住沈阳铁西，我奶奶她们就是投奔他去，我爸又拉着小刘的手说：“兄弟，我把这老少可全交给你了！你就多费心吧！”小刘问我爸：“二哥，你们啥时候走啊？”我爸说：“快，我把茶社和家里的事处理完了就走，顶多也就十天半月吧。”
之后全家人洒泪而别，连看热闹的人流泪的也不少，他们倒不是说多么关心我们，而是在那种严峻的形势下人人自危，想到他们自己的前途哪有不伤心之理，有的人想走还走不了呢。
古人云世事难料，又道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爸说十天半月就走，结果走不了了，在我奶奶她们离开长春的十天后，长春的形势巨变，如果说十天前解放军包围长春还有某些出口之外，比如去沈阳啊、去哈尔滨啊还能行得通，可是十天后就不同了，解放军大军云集，把长春围了个铁桶似的。我爸一看走不了了，只好等待时机。
3
从1948年春节后长春形势紧张，直到7月份也未能缓解，换句话说，长春断粮断水断电已经持续了七八个月。
我那阵儿在大经路正念六年级，有一天我们姜老师给我们上课，带着哭腔对我们说：“同学们哪！老师家断顿了，连饭都没得吃，教不动你们了，看在师生的分上，你们回家后，跟家长说一说给老师送点吃的来，哪怕是一头蒜一棵葱也可以！”说着说着她哭开了，包括我在内也陪着老师掉眼泪，第二天我真给她拿去两棵葱。我的好朋友高起铎突然失踪了，也不上学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在那种紧张形势下我也无心过问了。
又过了两天，姜老师没影了，学校也散伙了，没有吃的谁能干得动活。看来金子重要银子重要什么也没有粮食重要，在最关键的时候还是粮食最解决问题，能够救人性命。我回到家里头把情况一说，父母也是无言以对，现在他们的书也不说了，听众全饿跑了，家里冷冷清清。
国民党守军也断顿了，听说他们内部还发生了哄抢事件，原来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新七军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还有得吃喝，可是国民党六十军就不同了，还有那支铁式部队，一万多人都属于杂牌军，就像后娘养的似的，缺吃少烧比老百姓强不了多少，因此国民党守军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
我当时闲着在家，唯一的工作是天天往天上看，盯着飞机，因为沈阳的守军知道长春坚守困难，每天分批用运输机空投物品和粮食，开始的时候还挺新鲜，就见天上那些飞机尾巴一撅，跳出许多黑点儿，一会儿黑点儿越变越大，每个黑点儿的上面还有一颗降落伞，当降落伞打开之后就好像朵朵白云，摇摇晃晃，不久落到地上，原来那黑点儿是帆布大口袋，据说每个口袋能装六百斤粮食。我看飞机的目的，一是看热闹，二是怕口袋砸到自家房顶上，在此之前有不少人家受害，有的房子被砸塌了，顶棚被砸漏了。
那时候解放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解放军虽然还没有飞机，但并不缺少高射炮，他们看见国民党飞机咣咣就是顿高射炮。国民党的飞机怕打着，飞得很高很高，结果降落伞被风一吹，一部分落到城内，大部分被刮到解放区那边了，国民党弄了个劳而无功，最后他们想了个招，不用降落伞了，光扔口袋，您想每个口袋六百斤，从天而降得有多大的分量，因此常有砸死人的现象。
有一次我在院里头放风，抬头盯着天空，我父母在屋里头吃炒豆饼（家里的粮食不多了，有时候也用豆饼充饥）。豆饼真难吃，一是咬着费劲，二是吃完了烧心，连大便都困难，这还是好的，很多人连橡子面都吃不上。这天我正往天上看着，国民党的飞机又来了，不是一架而是几十架，到了长春上空之后，又开始空投了。我的眼睛盯着那些黑点儿，后来看得清清楚楚，那些黑点儿翻着个往下掉，连口袋上包装用的绳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其中有个口袋好像直接奔我家房顶来了，我在外边惊呼道：“爸！快跑！口袋掉下来了！”于是我爸和我妈抱着我三妹和四妹，赶紧跑出家门，躲到新民浴池楼下。
结果我判断错了，口袋并没砸到我家房子，而是落到新民浴池的大门口，这家浴池的门口是条挺宽的马路，那口袋把地砸了个坑，四分五裂，里边装的都是白花花的大米，这可叫天女散花啊，马路上马路旁，到处都是大米。这种现象不光是在我家门口出现过，在很多地方也发生过。你想他们空投也没有目标，一个劲儿瞎扔，可不是落到什么地方的都有嘛。
国民党的守城部队视空投如生命线，每天都开着很多吉普车在街道上巡逻，发现空投物品立即用车拉走，但百密一疏，也有很多口袋没被发现的，或掉到某家院子里，或砸漏了房子落到家里的地上，这些都成了老百姓从天而降的极为珍贵的礼品，有的直到解放长春后还在吃空投大米。
我一看这么多大米落到马路上了，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了我父亲，我们一家人拿着簸箕、铲子、盆各种用具跑到街上这顿划拉啊，捡洋落儿的人成百上千，眨眼之间几乎一个米粒也没剩下，幸好这个口袋没被国民党军发现，所以也没有人追查，回到家里后，我们把捡的大米凑到一起，估计能有十斤左右，一星期内饿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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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越来越严峻，市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我亲眼目睹道边上躺着几个人，头一天躺在一个地方，第二天我在那儿路过的时候还躺在那个地方，眼睛瞪得好大好大，脸色还是酱紫色的。
那天晚上下了一场中雨，我还惦记路边那几个人上哪儿避雨去，第二天雨停之后，我从那条路上经过，一眼就看见他们几个还躺在原地，不知是谁出于好心，用麻袋把他们盖上了，只能看见他们的头部和脑门，他们每个人的头部和脑门都变成了红色的，而且散发出刺鼻的臭味，原来他们早已经死了。
我忙跑回家去跟家里人说一遍，我父亲说：“天哪！这得挨到哪一天哪！天天这么死人到啥时候是一站哪！”等我再从那条路上路过时，几具尸体已被清理车拉走了，至今说起这些事情来如在眼前，想要忘也忘不了。
再有一件事，离我家不远，修了一处很大的公共厕所，红砖灰顶很是气派，比周围的住户还要大气，大大解决了人们的方便问题，这也是国民党进城之后为群众做的一次善举吧！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厕所动工之前，我们就跑去看热闹，巴不得它早日完工，早点使用，那会儿公共厕所太少了，方便很不容易，也许我心太急了，听小朋友们说厕所盖好了，可以使用了，于是我们三四个就跑去第一个使用，图个新鲜，进了厕所之后发现空无一人，一拉溜有十几个便坑，干干净净（是旱便），下面的便坑能有两米多深，我随便找了一个坑，就便起来了。刚便了一半，就听见底下有人大骂，谁这么缺德？这下边干活呢你就拉上了。吓得我提上裤子就跑了，闹了半天工程还没结束，下边的工人正抹洋灰。厕所建成后，极大地方便了附近的群众和过往的行人。也就是这座天天必去的地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厕所变成了抛尸场，一夜之间就多几个，几十具尸体被抛在厕所周围，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打那儿之后我再也不敢去了。
不知道是从哪天起，国民党也不空投粮食了，看来长春被困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解围，被困在长春的老百姓都在苦苦地挣扎着，每天都在与死亡搏斗，捡来的十几斤大米很快就吃光了。我也感到了恐惧，在我脑袋里浮现出那些饿死人的影像，难道我们也要走那条路吗？像他们似的被抛在厕所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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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新民市场还有几家饭馆开着，有肉也有大米饭，不知道他们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搞来的，当然吃一顿饭要以金条计算，一般人谁吃得起啊？在路口人比较多的地方，还有些卖吃喝的床子，卖的是什么呢？橡子面的饼子、窝头，还有下水汤。您见过橡子吗？就跟我们现在吃的榛子差不多少，但比榛子还硬，比榛子还黑，那原本就不是食品，可是老百姓饿急了，树皮树叶全吃光了，没的可吃了，就采集了许多橡子，把它磨成粉，贴饼子蒸窝头卖。据说吃了橡子面的人没有一个能活下来的，因为它到胃里根本不消化，跟锯末子似的，只能把人的胃撑裂撑破，再说也便不出来，活活地把人堵死。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上一个人晃晃悠悠两眼发直就冲过来了，脸是酱紫色，两手胖肿，还泛起一层亮光，我一看这不是杜叔吗？杜叔是谁啊？他原来在富海茶社当伙计，跟我们相处了一年多，后来茶社黄了，他也回家了，今天在街上偶遇，要不是我眼尖还真是认不出来，我喊了一声杜叔，他似乎没有听见。我就看见他哈腰捡起路边一块砖头，双手抱着啃了起来！啃了两口又把砖头甩掉，然后从我身边消失了。
我说的类似情况都是我亲眼目睹的，我没看到的听说的那就太多了。
由于情况太严峻，我家不得不采取措施，我爸认识个朋友叫刘玉庆，在五马路开了一座刺绣商店，就是绣锦旗锦帐之类的东西。刘玉庆比较有神通，日子过得也很殷实，他家住了一所日本小独楼，还是门市房，环境比我家强多了。
也不知我爸是跟他怎么商量的，我们家五口人都搬到刘玉庆家里去了，两家合伙儿住在一起，由刘玉庆家提供粮食和吃的。
他家住一楼，我家住阁楼上，我还记得阁楼上并没有床也没有炕，铺了几张草垫子，把被褥往上一放就可以睡觉了。老刘家也是四口人，刘玉庆夫妻和两个儿子，刘大印和刘二印，我们天天吃小米饭，炒盐豆子，每天都是如此，吃得又胀肚又放屁，楼上楼下没有好味儿。我心说老刘家的人太好了，为什么还管我们吃喝住呢？只不过是普通朋友而已。
后来我爸对我说：“傻孩子，天下哪有那么多好心人，咱们跟老刘家是有条约的，是十两黄金达成的协议，老刘家提供我们三个月到四个月的食住，如果时局发生变化，或者违约，十两黄金概不退换。”
刘玉庆人不错，说话也挺随和，刘玉庆的老婆差点儿劲，天天沉着个寡妇脸，不爱说话，我管她叫伯母，她连理也不理。我跟大印二印倒成了好朋友，别看粮食如此紧张，我们还没饿着，所以有时候我们仨上街还玩儿去。有一次大印对我说：“你们就在我家住吧，我家有的是粮食。”我吃惊地问：“咋那么多粮，从哪儿来的？”二印说：“我爸一看时局紧张，花高价买了好几袋子粮食，还买了好几袋子黄豆。”我听完之后又羡慕又妒忌，怪我爸爸为啥不像老刘家似的多买点儿粮食呢？现在寄人篱下还得看人家脸色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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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儿就是小孩儿，再担心也忘不了玩儿。大人则不同了，他们每天掉到愁坑里，想着如何从长春逃出去，也盼着老天爷睁眼，长春早点解围，几十万人就都活了。
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姓方的国民党连长，经常出入老刘家，有时候还把我爸叫到老刘家窃窃私议。这个姓方的连长穿过一次官衣以后就改穿便衣了，我爸叫我管他叫方叔，我看着他带着手枪，挺害怕的。有一天他们都到我家的阁楼上去谈事，让我和我妈都躲到楼下去了。过了很长时间姓方的走了，刘玉庆和我爸也先后从阁楼上下来，就听刘玉庆对我爸说：“永魁，这个事可就这么定了，不能变卦啊。”我爸连忙回答：“那是那是。”
当时十三岁的我脑袋也开始明白事了，对许多事情也充满了好奇，总想弄个水落石出。天黑了，因为没有电灯，家家户户睡得都比较早。我们头顶上点了一支洋蜡，我爸和我妈小声地唠着嗑儿，我竖着耳朵偷听，原来姓方的可以帮助老刘家和我家共十四口人从长春逃出去，条件是黄金若干两，总数是多少我记不清了，我家这一份是七两。我爸跟我妈说七两就七两吧，只要咱五口人能逃出去也值。我爸回头一看我正支棱着耳朵听呢，就严厉警告我说：“可不能往外说啊，一旦传出去咱们谁也活不了。”
我心里感到一丝安慰，这回可能有救了，我们能逃出长春去了，至于黄金什么时候交给的方连长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达成的协议我也不清楚，就知道答谢会是在一家饭馆吃的是大米饭和酒肉，老方带着媳妇和孩子都参加了，自然还是以黄金结的账，饭后我们又请方家三口到老刘家谈心。最可恨的就是刘玉庆，为了讨好方连长，当着众人的面对我妈说：“弟妹啊！你不是有一块钻石表吗？我看就送给方夫人吧！”我妈稍微愣了一下，赶紧到阁楼上把钻石表取出来，给了方连长的老婆。
当天晚上夜深人静，我妈放声大哭：“刘玉庆是个什么人，这不是拿咱们送人情吗？明明讲好的七两黄金外加一顿饭，怎么还把我的手表送给人了？”我爸劝解道：“算了，破财免灾，什么钻石表不钻石表的，活命是最主要的。”
我妈说：“那块钻石表也值几两黄金，那不是钱吗？有那咱自己送人好不好？刘玉庆装的哪门子好人？”我听了之后也怪心疼的！又过了几天，姓方的又来了，告诉我们说：“快准备吧，下星期肯定能出去，那两天我值班，正好能送送你们。”我一听兴奋起来了：“天哪，终于可以逃出长春这座魔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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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方连长说话果然算数，两天后我们得到他的通知，做好离城准备。我记得我们通宵达旦一夜未眠，又兴奋又害怕。首先是准备了一辆手推车，上面装着换洗的衣服，以及随身之物，但尽量要减少，能不带的都扔了，这叫轻装简行，他们炒了一宿黄豆，以备在路上食用，我们十四口人每人一条口袋，用布做的，口袋里装满了炒好的黄豆，正好往身上背，大概能有五六斤吧！一旦遇上断粮，它也能维持几天。
书说简短，几天后，姓方的把身上的撸子摘下来，用手绢包好递给我爸和刘玉庆，又掏出钢笔写了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六十军八十一团第三团第三营第三连炊事兵，也交给我爸和刘玉庆，而后他又找了两套国民党士兵的服装、帽子、裹腿、胶鞋、皮带样样俱全，说：“我送你们从东大桥卡子出去。解放军有一个专门收容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小卡子口，你们就装成起义部队，解放军优待起义部队，肯定会收留你们。”我爸说：“这可有点悬，我连立正都不会，让人一看就是伪装的。”老方说：“那有什么难的，我们抓的那些兵都不会打立正，就用手比画比画得了。”就这样，我们推着手推车，离开了家门。
东大桥是个国民党的卡子口，离我们家能有十华里左右，在桥旁边还有一座龙王庙小学，现在学校停课了，里面住满国民党军队。东大桥是一座木制的大桥，长大约十丈，宽能并排走两辆大车，下面是长春伊通河的河水，桥的两面都有国民党军队重兵把守，有混凝土的碉堡，还有用沙袋子堆起的工事，那些国民党的士兵，头顶钢盔，全副戎装，手端着冲锋枪，个个杀气冲天，让人望而生畏。
我们十四口人从东大桥上通过，离开了长春市。姓方的送了我们一程，估计也就在一里地左右，他就不往前走了，他用手往前一指：“看见没有，你们就顺着这条道直接往前走，用不了十里地就看见八路了。”说着他转身就走，我爸拉住他的膀子就问：“大兄弟能行吗？我怎么心里没底呢？”老方说：“没事没事，我全给你们安排好了。”说着他就返回了东大桥。
于是我们就走向了一条既陌生又吉凶难料的路。
8
大家一路急行，大约走了七八里路的光景，看见前面有个小村落，还有站岗的解放军，看来是到地方了。我爸和刘玉庆忙走过去，向那站岗的解放军打了个立正，说：“我们是六十军的起义人员，是来投奔共产党解放军的。”
正这时从里边走出一位解放军的军官。我怎么知道是军官呢？按我的理解当大兵的都使长枪，当官的都别着小手枪，别看服装一样，说话的语气也有所不同。这个军官非常好，我就听他说：“欢迎啊欢迎。”
我爸问他：“同志您贵姓？”
那人说：“我姓单。”我爸惊喜道：“哎呀，真没想到，在这儿还遇上一家人了，我也姓单，我是山东德平人。”那个军官笑了笑说：“我也是德平的。”就这么简短的几句话，一下拉近了距离，增加了感情。
那位姓单的军官把我们让进安置所，我爸和刘玉庆跟他们怎么说的我们没听见，我们留在院里等候消息，大约十几分钟之后，那姓单的把我爸和刘玉庆送出来，我听他说：“你们到我这里是第一步，我们这儿叫起义人员接待站，你们还得往前走，总站在兴隆山，我给你们开个路条，没有路条你们是走不了的。”
于是他领着我爸他们到了另外一间房里，把路条开了。我们十四口人高高兴兴离开了这所接待站，跟姓单的同志挥手告别，沿着大道奔兴隆山去了。
兴隆山离长春不远，火车还在这里停一下，它是通往吉林市的一个镇店，别看离着长春那么近，我们从来也没来过。在行进的路上，我们遇上许多儿童团，站岗放哨，他们个个手拿红缨枪，认真严肃，一丝不苟：“干什么的？”我们说：“去兴隆山接待总站。”“有路条吗？”我爸说：“有！”他们验看了一下，把手一挥：“过去吧！”类似这种情况遇上过三次。
好不容易才来到兴隆山，我爸找到兴隆山起义军接待总站，拿出路条和证明，登上了记，有两名小解放军把我们领到原来一个大地主的院里。这院子可真大，前后有三四层院落，但人也不少，犄角旮旯到处都是国民党的起义人员。
因为人多房间少，我们被迫安置到马厩里，这是一个充满了跳蚤和蚊子的世界，能把大活人吞食掉，唯一的办法就是点点火，用烟熏熏蚊子。眼前是一座大院，就是地主家的后院，还有几棵参天大树，院子里到处都是人，他们三三五五都在说着自己的事情。
我爸和刘玉庆也没闲着，刘玉庆说：“看来这回是没有问题了，他们也没发现咱俩是假兵。”我爸说：“谁知道？看样子是没事了。”刘玉庆又说：“你千万把番号背熟了，别一会儿三十团一会儿又三十八团的。”我爸点点头：“行行行。”谁也不知道下一步的命运是什么。中午开饭了，解放军两个人抬着一个大盆，摆到院子中间，接着又抬来一盆菜，他们用铁勺敲着盆边说：“开饭了，上这儿来领碗，自备筷子。”于是我爸抱着我爬上树，大印二印也上了树，找那直溜的树枝掰下几枝来，把它掰折了做筷子用。我们吃的是高粱米饭老倭瓜汤，虽然味道一般，但管够。饭后自由活动，我爸跟那些人拉起了家常，拉了好半天这才回来，偷着对我妈说，我好奇也凑过去听，我爸说：“刚才我听说了，凡是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都得到黑龙江省密山去集训，也就是洗脑子。”
刘玉庆一听就急了：“那家属咋办哪？”我爸说：“一律不准带家属，可能叫咱们自行安排吧。”这也就意味着全家人四分五裂，不可能走在一起了，本来我们死里逃生从死亡之谷来到这太平人间是件值得祝贺的大喜事，世上还有比死中得活的事更快乐吗？然而人心无止境呀！越好越好才越好！
9
到了晚上，成了蚊子和跳蚤的世界，咬得人根本睡不着，我身上全是大包，只好离开马厩在院里蹲着，我爸和我妈在房角一处背静的地方谈论着下一步怎么办的事。我爸说：“共产党讲究坦白交代，干脆，我找到总部去坦白吧，我根本也不是国民党军人，是为了活命不得不这样做的，他们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难道这点儿事还能枪毙咱们？也不至于把咱还送回长春去吧，要不我去密山洗脑筋去了，你们娘儿几个怎么办？”他们商量来商量去，从犹豫不决到毅然决定，对！就这么办啦！
接下来我爸找到刘玉庆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他，刘玉庆边听边晃脑袋：“不行，不行，这可是犯罪啊！一旦坦白了，后果严重得很，这怎么能说呢？”我爸说：“反正我决定了，你的事你自己拿主意吧。”刘玉庆说：“反正我是不坦白。”就这样难熬的一夜过去了。
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依然是高粱米饭倭瓜汤，我爸带上我赶奔总部办公室。这好像是地主的东厢房，屋里很宽大也很整洁，外屋空无一人，里屋是一铺大炕，靠窗户摆着办公桌和电话。
我们爷儿俩进去的时候，屋里边有两个很年轻的解放军军官。怎么知道是军官呢？因为他们腰上别的小手枪就是证明。其中有一个躺在炕上，一个坐在办公桌边。我爸爸斗胆喊了一声：“报告！”
那个坐在办公桌边的解放军愣了一下，问我爸：“你有什么事吗？”我爸回答说：“我是来交代罪行的！”躺在炕上的那个解放军闻听此言坐了起来，带着疑惑不解的心情问我爸：“你是什么人？要交代什么罪行？”可能我爸一宿没睡好，把词全都背熟了：“同志，我不是国民党起义兵，也不是起义投诚的，我从来就没当过兵，我是一个说大鼓书的艺人，祖孙三代都靠说书吃饭，为了逃出长春找一条活路，迫不得已，才伪装成国民党兵，不这样我们出不来，我犯下了欺骗解放军的罪，所以前来交代。”
坐在桌旁的那个解放军半天没有说话，仔细地打量着我父亲，问：“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我爸回答：“全是真的。”坐在炕上的那个解放军问我爸：“你说你是说书艺人有什么证明？”我爸忙从衣袋里掏出弹三弦的牛角递给他们，他们像观赏古玩似的看了又看，问：“这是干什么用的？”我爸用手比画着：“这是弹三弦用的。”
两个解放军有点儿不相信，又问：“你不说你是说书的吗？你会说什么书？”我爸说：“我会的书多了，《包公案》《薛刚反唐》《杨家将》《隋唐演义》等多了。”两个解放军很感好奇和意外，对我爸说：“你说一段我们听听。”
于是我爸拉开架势，说了一段《薛刚反唐》。我发现那两位解放军听得挺入迷，不像刚才我们进屋时那么严肃了，接下来他们俩小声嘀咕了一阵，好像商量着什么，然后又从抽屉里拿出纸和笔对我爸说：“那你就填个表吧。”我爸问：“填什么？”他们说：“姓名、年龄、籍贯、你家有几口人、为什么假冒国民党投诚士兵，都填到表上。”
我爸尴尬地笑了一下：“同志，我没念过书不会写字。”他们俩说：“没念过书会说书，真是怪事。”其中一个说：“这么办吧，我替你写。”于是我爸又把经过讲了一遍，那位解放军认真地做着笔录，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给我爸重复地读了一遍，问我爸：“我记的对不对？”我爸说：“没错没错。”那人说：“签个字你会吧？”我爸说：“我就会写我姓单。”他们说：“那也行，你写吧。”于是我爸在下面写了个歪歪扭扭的“单”字。
他们把记录放在抽屉里对我爸说：“你先回去吧，等我们请示了上级再决定。”我爸又敬了个不正规的军礼，带着我离开了办公室，我爸见着我妈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我妈急切地问：“他们态度如何？”我爸说：“好极了，一点儿也没难为我。”我妈又问：“他们相信你说的话吗？”我爸说：“看样子好像相信了，不过拿不准。”我妈长叹了一声：“唉！刀把子交给人家了，一切就听天由命吧！”刘玉庆两口子也凑过来打听，我爸又不厌其烦地详细介绍了经过，还动员刘玉庆去坦白，刘玉庆这个人既聪明又胆小，说什么也不敢去，简短截说，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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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天吃罢早饭之后，外面响起了军号声，解放军命令所有的投诚起义人员列队集合，所有人的家属站成另一队，我看着我爸和刘玉庆都站在对面的队伍里了。
接下来开始出发，我爸壮着胆子跑出队伍问那个给他登记的解放军军官：“同志，我都向你们坦白交代了，我也不是国民党起义官兵，也得跟着队伍走吗？”那位解放军说：“现在出发是赶奔吉林，到那块儿就有结果了，你就等着听信儿吧，现在暂时先跟家属分开。”我爸忙问：“家属上哪儿去啊？我们还能见面吗？”解放军说：“虽然分开了，目标是一致的，都要到吉林市。”说着再也不理我爸了。
我爸万般无奈又归了队，朝着我们招了招手，就随着队伍出发了。爸爸是我们一家的顶梁柱，他这一走，好像屋子都塌了。我们分开之后，随着家属大队也往吉林方向走，那条路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就是顺着铁道线往前走。此时此刻，我们十四个人剩下了十二个人，十二个人分成三家，谁也顾不了谁了。
我父亲走了，手里不准拿东西，只有身上套了几件衣服，余下的重载都落在了我和我妈身上，还有我的两个妹妹，小三和小四，我妈把包袱重新打理了一下，分成了四个小包，她背两个我背两个，两个妹妹也二一添作五，我妈背小四，我背我三妹（三妹才三岁，四妹一周岁多点儿）。
众位请想，过去我们从没走过这么远的路，脚下全是碎石头子儿，硌得脚掌子又酸又疼，俗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偏偏在这关键的时刻我病倒了，得的是痢疾，先是跑肚拉稀，走一会儿就得上厕所，哪有那么多厕所，我所说的厕所就是广阔的天地。我咬着牙肩上扛着两个包袱，身上背着我三妹，晃晃悠悠，两腿发软，天旋地转。我咬牙坚持着，走啊走啊，后来实在走不动了，我往道边一坐，把我三妹放到地上，拿包当枕头，再也动不了了。我妈急忙过来拉我：“全子，在这儿躺着可不行，你看人家都走了，要跟不上人家咱可怎么办？”我少气无力地说：“妈，我实在走不动了。”说话闭着眼睛昏昏欲睡，烈日照着我的脸，我紧闭双眼，眼前直冒金花，腹内阵阵绞痛，十三岁的我突然想到了死，我心说就这么死到这儿也不错，省得吃苦受累了。
我妈一看放声大哭对我说：“孩子，你要坚强点儿，你要不走，妈怎么办？你妹妹怎么办？你爸不在眼前，妈全靠你了。”我躺了大约五分钟左右，一咬牙从地上爬起来，对我妈说“妈，咱们走！”我妈说：“你身子太虚，包袱我来背吧！你背着你三妹就可以了。”就这样我又背起了三妹咬着牙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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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兴隆山到九台，走了多长时间我记不住了，总算走完了第一站。我们难民大队被安排到九台镇十字街一所当铺大院里，可得好好休息休息了，我是躺下就睡，昏昏沉沉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后来还是我妈把我叫醒的，我妈说：“在这儿人家不管饭，自己解决自己的吃喝问题，你能不能上街买点儿吃的去？”你想我妈必须看着俩孩子和四个小包，也只有我能够跑道和采购了。我问我妈：“拿啥买啊？”我妈说：“现在咱的财产全没了，只有卖东西换钱了，方才你睡觉的时候，我都打听清楚了，你出门往北走，就是一个大市场，买东西卖东西的人多了。”说着从包里取出一条花旗布的被里对我说：“你把它卖了，换了钱，不就可以买东西了吗！”我说：“我也不会卖啊！卖多少钱才好呢？”我妈教给我说：“共产党花的钱和国民党花的钱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卖多少好！反正有人要买这个被里，第一次给你报的价你就不卖，他要给你涨点钱你就卖。”我说：“行！”我妈说：“如果遇上药店，你再买点儿治肚子的药。”
我拿着被里离开了难民收容所，没费劲就找到了那个大市场，放眼一望，真是人山人海，在这里做交易的大部分是难民，还有本地捡便宜的人，因为他们知道难民对本地的情况不了解，花少量的钱就能买到大量的好东西。
我拿着被里进了人群，呼啦被很多人围住了，其中有人问我：“小孩儿，你拿的这个卖吗？”我说：“卖！”他说：“要多少钱啊？”我摇摇脑袋，说不出数来，那个人把袖子一甩握住我的手，用手指头掐住我的手指头，问我这个数怎么样（这是一种交易形式），可是我一窍不通，我就记住我妈的话，一个劲儿地摇头：“不卖不卖。”那个人又用另外的手指头掐了我两下：“这个数呢？”我心说一定是给我涨价了，那就卖吧，我点了点头对那人说：“可以。你得先给钱，后交货。”那人一笑，对我说：“小伙子还挺机灵的。”说着从怀里取出一沓崭新的解放票，面值是一千元一张，还印着毛主席的头像，一沓就是十万，另外他又给了我一张印有五千元的解放票，我才把被里给了他。
我拿着钱就往回跑，这才发现，九台这个地方虽然不大，三街六巷非常热闹，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原来这里是解放区，早在半年以前就解放了，老百姓都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焉有不繁荣的道理！饭馆有的是，卖什么的都有，我也懵了，一头扎进煎饼铺，新烙的大煎饼真香啊，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煎饼铺掌柜的问我：“买多少？”因为我没花过解放区的钱，也对不上号，就从那沓解放票里抽出一张一千元的，交给了他：“就买这些钱的。”煎饼铺的掌柜的睁大眼睛看着我：“这些钱都买煎饼？你们有多少人？能吃得了吗？”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一个劲儿地点头，掌柜的收了钱，叫我在旁边等一会儿，他就烙开没完了，过了一会儿，一大摞煎饼足有十斤，用纸托着交给了我，我一看吓了一跳，咋这么多！掌柜的说：“你是不是长春来的难民？”我说：“是！”他说：“怪不得呢？解放区粮食有的是，粮食不值钱。”我听了之后啥也没说，抱着煎饼离开煎饼铺，这才发现挨着煎饼铺是一家大饭馆，里边酱牛肉、猪头肉、熏鸡、烤鸡什么都有，我又拽出一张一千元的解放票，往前一递：“给你们，我买这些钱的肉。”那老板一看乐了：“你要啥肉啊？”我用手随便一指：“一样来一点儿，大杂烩。”好嘛，这一包子肉我拎都要拎不动了。
我一手抱着大煎饼一手拎着肉，跑回难民收容所，把钱给了我妈，又把吃的放在地上，我妈一看吓了一跳：“咋这么多？十个人也吃不了啊！”我说：“妈，这东西可便宜了，才花了两千块就买了这些东西（我说的解放票是两次换币之前的币值）。”于是我妈把刘大娘、大印、二印还有他的亲戚都凑到一起吃煎饼卷肉，我吃饱之后，又到街上买了止泻的药，等我二次回到收容所，我妈对我说：“听说你爸和你刘大爷那个大队也到九台了，就住在铁路东，你拿上点儿吃的，去看看你爸和你刘大爷。”于是我拎着吃的，就奔我妈所指的方向去了。
跨过铁路，眼前是一座废弃的仓库，果然那些起义投诚的人员都在这里下榻，门口也没有站岗的，随便出入。我在里边没费劲儿就找着我爸和刘玉庆了，我爸惊喜地问道：“你妈和你妹妹呢？”我把经过如实地介绍了一遍，我爸和刘玉庆都笑了，我把吃的往前一递，我爸说：“这是什么？”我说：“煎饼卷肉，可香了，我妈和刘大娘怕你们挨饿，让我给送来的。”我爸说：“我们刚吃完饭，我用毛背心换了四根儿大麻花，还剩下两根儿没吃呢。”说着从身后把麻花拿出来，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麻花，足有一尺多长碗口粗细，我爸说：“拿回去，给大伙儿吃吧。”刘玉庆也问了他家的情况，当他听完我介绍后高兴地点了点头，我又说：“爸，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去吉林呢？”我爸说：“今天晚上的火车，几点不知道。”我说：“这儿通火车了？”我爸点了点头，又说：“大概你们也坐这趟车吧！”我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拎着麻花返回难民收容所。我简直就是个联络员，又像通讯员，把我爸和刘玉庆的情况向家里人介绍了一遍。.
12
长话短说，我吃下药去肚子好多了，又睡了一小觉，精神也强多了，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喊：“集合集合！”我从梦中惊醒，我妈说：“又集合了，快点拿上东西，咱们走吧。”于是我妈背上我四妹带上两个小包，我依然背上我三妹带上两个小包到外面集合去了，刘大娘带着大印二印紧随其后，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老刘家那些亲戚也不知被挤到哪儿去了，看不见了。
难民们先后来到九台火车站，这里灯光明亮，人声嘈杂，难民就是难民，跟花子队差不多少，一个个蓬头垢面，狼狈不堪。好不容易盼着火车来了，我们往车上一看就傻了眼，因为什么呢？因为车上人太多了，事先就听说车是从九台始发直达吉林，应该是空车啊！为啥带着这么多旅客呢？后来得知，原来这车是从兴隆山开来的，车上也是难民。
火车停下之后，我们一拥而上，孩子的哭叫声，大人的喊叫声，乱成一团。车上人多得简直吓人，根本就没有座位，过道和列车两端，原来能站下十个人的地方，现在超员能超过三十人。我和我妈臂挽着臂，紧贴在一起，恐怕挤散了，她抱着我四妹还带着两个小包，我抱着我三妹也带着两个小包，火车开动了，我们被挤得喘不上气来，甚至连转动一下都不可能，我那时才十三岁，个子又小，负重又多，那个滋味可想而知。
八月的天气，火车里根本就没有空调，热浪一浪高过一浪，臭汗的味道和各种难闻的味道混在一起，简直令人窒息。我三妹那会儿刚会说话，要上厕所，其实我早就看到了，列车上小小的厕所里已经挤了二十多人，根本就没有方便的地方，我只好告诉三妹你就随便拉吧，不但她随便拉，我也往裤子里尿尿，唉！人这一辈子难活啊！《西游记》里说唐僧九九八十一难，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甚至超过八十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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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行驶得很慢，我心里好像着了火似的，巴不得一下就到吉林市。也许是又乏又累，站着就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车子突然停住了，人声一阵骚动，我听见有人喊：“到吉林了，到吉林了！”于是人们蜂拥着下车。来到吉林市火车站台上，我深深地出了几口气，头重脚轻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好半天才喘过这口气来，头脑也清醒了，我妈一把把我拉起来：“走，快出火车站。”于是我们就随着人群挤出了火车站，来到了吉林站前的广场上，后面跟着刘玉庆的媳妇、大印和二印，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家那几个亲戚没见着。
我们在站前广场东张西望，想要找到我爸的身影，因为我们听说他们也是随这趟车来到吉林的。等了一会儿，果不其然，几百人的一支队伍站在广场上，有人还举着一面旗，上面写着国民党士兵起义部队指挥站。我们一下就看见了我爸和刘玉庆，但是不敢过去打招呼，但见一个解放军军官站在队伍前讲话，讲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记住，然后他们拿着花名册开始点名，叫一个有人得答应一声。点名结束后，我们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前边我已经交代过了，我父亲坦白了，说是到吉林来解决，现在目的地到了，他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呢？是跟着大部队一起走啊，还是能把他放出来？
正在我们担心的时候，我们就听见那位解放军军官喊出一个名字：“单永魁！”我和我妈定睛望去，我爸从队伍中走出来，那个军官说：“你是说书艺人吗？”我爸说：“一点儿都不假，我已经都坦白过了。”那军官说：“那你走吧。”这句话如同赦令，一下把我爸解脱了，其实我爸也看见我们了，赶紧向我们奔来，那个高兴劲儿难以形容，看来共产党说话算数，果然是言而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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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那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将要开赴密山去学习，少说也得三个月，然后才能获得自由。刘玉庆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不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有没有可能后悔没有去坦白？可是此人天生胆小，都到了这紧要关头了，他也没敢说实话，但是他请了个假，从队伍出来找到我爸和我妈，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说：“永魁啊，弟妹，我把你嫂子和俩孩子就委托给你们了，等我学习回来再找你们。”说着擦了擦眼泪，又跟他们家人嘱托了几句，马上跑步回到队伍里，几分钟之后就开走了。
车站上的人少多了，人们下车之后各奔他乡，所以一下冷清了下来。三妹和四妹父亲和母亲商量了一下，决定去市里找熟人去，把两个妹妹交给我看着，在地上铺了一块儿小毯子，让我把妹妹照顾好，我说：“你们可快去快点儿回来啊！”我爸说：“记住，我们不回来你们千万别离开这个地方，要不回来找不着你们。”安排完之后，他们雇了一辆马车直奔城里去了，我抱着四妹，搂着三妹，陪伴我们的就是那四个小包。
我抓紧机会把我和三妹身上的衣服都换了换，把那些脏东西全扔了。刚开始的时候没觉得有什么，东张西望还看热闹，可时间一长，心里就起急了，眼望着我父母去的方向左看右看，恨不能盼他们马上出现。等啊等啊，估计能有两个多小时，三妹也哭四妹也哭，我急得没办法，也急得哭起来，引过几个过路人来看热闹，有人问：“你们是不是走丢了？你们的大人呢？”我说：“办事去了，一会儿就回来。”我怕遇上坏人，把我两个妹妹紧紧搂在怀里，把四个小包压在身下，又过了一会儿，我就发现有几辆马车飞驶而来，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爸和我妈还有十几个陌生面孔的人，他们从车上跳下来说：“快上车。”我问：“上哪儿去？”我爸说：“有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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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才发现有个熟悉的面孔，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李照文的同学叫李占元。占元叔热情地把我们抱到马车上，然后车子一掉头赶奔市内。后来我才知道，我爸和我妈先找到的李占元，李占元真够朋友，安置我们先住在他妹夫家里，随行的还有两位说书艺人，都是我父母的晚辈，张连凤王连东还有松江茶社的经理等几位朋友。
看来人这一辈子就要广交朋友，说书人常说一句话：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人活在人群当中离开朋友就无法生存，古往今来皆同一理。
说话间我们到了李占元妹夫家，我一看好大的院子，占地足有十几亩，院里还有火车道，堆积的货物如山，有木材、布匹还有粮食。我心说这是啥地方啊？李占元的妹夫姓齐叫齐庆金，是吉林市比较有名气的企业家，他家开了一座转运公司，火车都能开到院里，业务十分红火。他家住在办公室的后院，大小十几间，非常宽大，齐庆金是个大块头，为人热情，是标准的东北汉子。
他们一家非常热情地把我们让到屋里，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换衣服，因为我们都快变成乞丐了，身上是又酸又臭。他家还有浴池，洗完澡后，我们换上了新衣服，大家欢聚一堂，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48年的八月十五。齐庆金夫妻在家里设宴款待我们，谈到长春的情况，无不震惊，我父亲举起酒杯泪如雨下，一方面庆幸我们死中得活，另一方面思念我的祖母和两个孩子，就是我的大妹和二妹，自从她们离开长春之后，已有半年多音讯皆无，也不知是生是死！或者人在什么地方！我知道父亲为此偷偷地掉过数次眼泪，他也是个孝子，对待老母亲还有亲生的两个女儿牵肠挂肚，能不担心吗？只是因为光顾我们自己眼前的事了，几乎没有时间发泄，今天在庆幸之余，他想到了老娘和两个孩子，吉凶未卜，不由得悲从中来，当众放声大哭。
同桌的人有的落泪有的解劝，他们都说：“二哥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你们一家人迟早会团圆的。”因为我肚子始终没好，说书艺人也是我爸的晚辈连凤和连东把我们又接到他们家，说：“好办，你早说啊。”说着把大烟盘子拿出来，点上烟灯，让我抽口大烟，连凤大姐说这个专治肚子疼，抽两口立马就好。在旧社会抽大烟的人比比皆是，我早已司空见惯，可我家不抽，我也从来没抽过，连凤大姐特别热情，躺在我对面烧了个烟泡，把大烟枪递给我：“快抽两口。”我说：“我也不会啊。”她说：“傻兄弟，这有什么难的？你把烟嘴儿含到嘴里，用嘴一抽，烟就进到你肚里了。”说实在的，我在我的一生中这是第一次抽大烟，一口烟进去呛得我五内如焚，咳嗽起来，您还真别说，鸦片虽系毒品，治肚子还真叫好使，我就抽了这么一次，痢疾就好了。
有人会问抽大烟是吸毒，政府难道不管吗？因为那时候正是解放初期，前方正在大兵团作战，全国尚未解放，政府还无暇顾及这些事情，所以呢在吉林抽大烟很普遍，但是他们也知道共产党不允许抽大烟，抽的时候偷偷摸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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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二十三年后，1971年的9月13日，当年围困长春的最高指挥官林彪仓皇出逃，最终摔死在外蒙的温都尔汗，身败名裂。他只是“围而不打”战略的执行者，但苍天最后又会饶过谁！
回望历史，不禁让人唏嘘。作为普通人，在历史的洪流中又如何把握命运，求得自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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