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你屁股歪了？雍正亲自帮你掰回来
瑞鹤
在我小时候，社会上有句很流行的话语，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也由此带来了对文科生的鄙视，对此，循迹晓讲已经有人写了文章（参见：文科生和理科生哪个更适合治理国家？| 循迹晓讲），这里不再赘述。
数理化学好了是不是真的无敌于天下，这个暂且不论，但至少，它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对人文学科的恐惧。
在近代所谓的“理科思想”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抵也都是现代意义上的“文科生”，而纵观中国的历史，这样的“文科生”动不动就有性命之虞。
什么焚书坑儒，什么文字狱，等等等等，文科生的处境无比艰难，这也成了“文科恐惧症”的根本来源——当然，有人说“这是他们活该，谁叫他们屁股歪了”。
直到现在，还有读者会在留言区上纲上线，说文章作者“屁股歪了”，言辞间满满的正义感简直要溢出屏幕。
既然动不动可以说“屁股歪了”，那就引申出一个很自然的推论，“什么才是屁股正呢”？可能在这群正义的读者眼中，和官家保持一致，就是屁股正了。只要屁股正了，什么人身攻击，阴阳怪气，也都是可以接受的——考虑到某些读者爱国背景下不堪入目的言辞，做出这样的推论大致是合理的。
可问题是，只要“屁股正”就一定安全了么？那可未必。
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人，他算是早年“误入歧途”，后来痛改前非，甚至获得了皇帝的召见，荣幸地当上了“大清最高指示宣讲员”的职务，其地位比起现在的周某人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但即使如此，他最后也难逃一死——“屁股正了”未必有好下场，尤其是对文人，更是如此。
如你所知，我说的这个人叫曾静，而我要讲的，是他，雍正皇帝和《大义觉迷录》的故事。
反清复明的“一小撮公知”
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康雍乾盛世是“中国五大盛世”中排行第一的。生活在这样的年代中，任何人都应该感到无比的幸福，大清得天下如此之正，又如此轻徭薄赋，躬逢盛世，老百姓有什么理由感到不幸福呢？
的确，在满清入关的时候，是有一些“不愉快”的往事，可是到了康熙爷驾崩的时候，什么剃发令，什么扬州十日，什么嘉定三屠，都已经成了上一代遥远的回忆。
普通人大约感觉很幸福，但就有那么一小群读死了书的知识分子，天天明里暗里嚷嚷着反清复明。
按照今天的眼光，这群知识分子完全符合“公知”的定义，大概是原产美洲的番薯玉米把他们喂的太饱了，这群人一点不感激大清国的皇恩浩荡，明里暗里去缅怀逝去的大明朝。
要说起来，这明朝有什么好，皇帝一个比一个奇葩，大臣内斗比宫斗剧还精彩，但就架不住这群公知去纪念明朝，他们的险恶野心一看就知道，是妄图颠覆大清万年的统治，早些年还有些有骨气的文人，像张苍水什么的，起兵，打游击，到了后来，海清河晏，天下无事，这群没用的书生也就只好在文章里发发牢骚，“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书生不能打，不代表书生不可恶。他们在文章里含沙射影，用所谓的“夷夏之防”来攻击现在的清帝国，荼毒大清的下一代青少年，危害极大。
这么说吧，在当时，谁要讲什么“夷夏之防”就是“屁股歪了”。
秉持这样观点的人，要么早就被大清物理消灭，要么幸运地早死免过了一刀，这其中，浙江人吕留良属于后者。他唯一的幸运在于死得早，1683年就去世了（时年康熙二十二年），他抒发“夷夏之防”的书籍也被家人妥善保管，并未有流传出来。
Too young too simple 的曾静
按理说，吕留良死了，他的家人也知道清朝文字狱的厉害，家里藏书能苟着不被烧毁就不错了。但谁曾想，几十年后，湖南一位叫曾静的书生，把吕家后人“苟全性命于盛世”的愿景给打得粉碎。
曾静在准备科举的时候很偶然看到了吕留良的时评文，对其“夷夏之防”印象深刻，刚好史书有记载，曾静本人是“性迂阔，喜谈道学，”说难听点叫认死理。
的确啊，满清和汉族是有过节，怎么看也看不过去，用循迹底下一些读者留言去说，大概是这样的——“在这个世界上，善良的民族总是受到伤害。过去屈辱的历史必须记住，而且要教育孩子们记住谁是仇人，仇恨不适用于个人或家庭，但对一个民族和国家尤为重要”。
如我所说，当时这样的思想是属于典型的“屁股歪了”，曾静认死理，做不到“莫谈国事”，更做不到“难得糊涂”。
于是开始跟吕留良的弟子族人搭上了线，并开始诗文唱和，曾静所著《知新录》中谓“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这不用翻译，大家也能看懂，显然不属于大清“正确的集体记忆”。
刚好那几年，雍正皇帝即位后下狠手整治八爷党，把很多人发遣广西。这些人路过湖南时，传播了雍正阴谋夺位的事情。曾静听说了之后，觉得清朝要完蛋了，反清复明，就在今日。
可是，问题在于，“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反清复明没兵怎么行呢？这个时候，曾静开始打川陕总督岳钟琪的主意了。
那会儿大清的川陕总督握有重兵，而在这个位置上的岳钟琪，据说并不为朝廷信任，深自危疑，这也难怪，大清似乎从来不肯信任自己的官员，尤其是汉族官员。
但曾静觉得这位岳钟琪来头不小，他可是岳飞的后裔，岳飞是抗金英雄，而满清，不就是建立金国的女真后裔么？所以，曾静认定了岳钟琪肯定会反清复明，就派自己的门客张熙去给岳钟琪送信，并列举雍正帝罪状，力劝岳钟琪反清。
川陕总督怎么可能接见草民布衣呢？可岳钟琪不但见了，还跟曾静张熙他们有来有往。
曾静大喜过望，准备给岳钟琪继续做思想工作，但是谁曾想，他等来的却是大清的捕快——原来岳钟琪是假意答应曾静他们，让这几个毫无防备的书生把自己的思想和计划和盘托出，然后一网打尽——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甚至连”阴谋“都说不上，往好了说，就叫“引蛇出洞”吧。
所以，千万不要和“屁股坐的正”的人，尤其是体制内的高官去正经地辩论，因为你以为自己的逻辑对方会听，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对方心情好了听两句记录在案，心情不好了，一句话就能摁死你——在官本位的中国，逻辑其实是没有市场的。
曾静不知道逻辑是什么，但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却不知道在中国做人，立场先行的道理，实在是可悲可叹。
于是，曾静和他的门人张熙就被抓到了北京，看上去不出意外的话，他们生物学上的生命也就将走到尽头。
“朕就是这样的汉子”
到了北京之后，刑部亲自提审，曾静面对这样的阵仗，说是“吓尿了”也行，反正，他毅然决然地抛弃了自己“屁股歪了”的错误思想，马上表示认罪。
并写了《归仁录》表示悔过并颂扬雍正帝——人的思想转变总是需要点教训的，曾静也不例外，这一回，他算是屁股坐正了。
按照惯例，就算曾静的屁股坐正，过去他毕竟是被错误思想荼毒，还妄图策反朝廷大员，实在是罪无可赦，无非就是斩立决斩监侯当中选一个罢了，可是雍正皇帝看到曾静的口供之后，决定放他一条生路。
为什么呢？曾静，属于乡曲“迂妄之辈”，不足为大患。但是吕留良等宣扬华夷思想，具有广泛基础，不得不正视，而八爷党编造的流言，实属为患非小，任其在社会上流传的话，那么他自己和大清的形象就要毁于一旦。
雍正知道很多人的思想是无法靠杀头给禁绝的，那怎么办呢？雍正皇帝有办法，“朕就是这样的汉子”，他决定亲自下场去回复曾静的污蔑，曾静怎么说自己不好的，他就为自己辩驳几句，这样的问答之词，被称为《大义觉迷录》——当然，皇上亲自回话，那是不容反驳。
这个《大义觉迷录》，我们可以视为“关于朕登基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然都已经决议了，那就是钦定，不容翻案的那种。
随便摘抄几段吧，曾静说雍正贪财，雍正洋洋洒洒地回复道——“也至逆书谓朕为贪财，朕承康熙帝六十余年太平基业冨有四海府库充盈是以屡年来大沛，恩泽使薄海黎庶莫均霑。如各省旧欠钱粮，则蠲免几及千万两江南江西浙江之浮粮则每年减免额赋六十余万两。地方旱涝，偶闻即速降谕㫖动帑遣官多方赈恤及灾伤勘报之后或按分数蠲除或格外全行豁免。今年又降谕㫖被灾蠲免分数加至六分七分至于南北黄运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以及各省建造工程备办军需恩窥赏赉所费数百万两，皆令动支帑项，丝毫不使扰民夫以额征赋税内库帑金，减免支给如此之多，毫无吝惜。而谓朕为贪财有是理乎？只因从前贪官污吏，蠹国殃民，即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朕心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已属浩荡之恩，若又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资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存？人心何以示儆？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是以将奇贪极酷之员，照例抄没，以彰宪典，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赃私之物，不能入已，无益有害，不敢复蹈故辙，勉为廉吏，此朕乂安百姓，整饬吏治之心。今乃被贪财之谤，岂朕不吝惜于数千百万之帑金，而转贪此些微之赃物乎？…”
曾静说雍正好色，雍正就特别委屈，说道“又逆书谓朕为淫色。朕在藩邸即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以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在逆贼既造流言，岂无耳目，而乃信口讥评耶！”
至于谋杀自己的亲生父亲，雍正更是义正言辞地批驳——“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至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允祉、允祐、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允䄉、允祹、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允祉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康熙帝曾托付朕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俯首臣伏于朕之前乎，而逆贼忽加朕以谋父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
皇帝都已经“卑微”如此了，做草民的，竟然还在造谣污蔑，这可就太不识好歹了。而且，雍正决定饶曾静不死，派官员带领曾静到江宁、杭州、苏州等地，进行宣讲，对吕留良和八爷党的言论，进行批驳，活脱脱一个思想教员的角色。
这个时候，曾静的屁股大约是终于坐正了。他虽然此时一举一动都在朝廷的监视之下，但好歹免除了死罪，此后，他的余生大约就剩下“天天骂自己不是东西”了。
事实上，雍正对于《大义觉迷录》是相当看重，他要求此书公家朝廷上下、地方官吏人手一册，所有地方官学官必须据《大义觉迷录》的内容及论点向百姓讲解，雍正的原话是这么说的——“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当然，重头戏自然是曾静的全国巡回演讲了，既然雍正这么看重这本书，说曾静“天天骂自己”大约也没什么错。
设身处地想想，曾静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不过为了“正确的集体记忆”和“屁股坐正”，这点代价在一些正人君子眼中不算什么。谁让曾静一开始误入歧途的？现在，大清全国上下形势一片大好，就是一些前明余孽和八爷党不老实，这《大义觉迷录》的刊行，简直是黄钟大吕，涤荡了社会风气，树立了正能量的典范。
相比曾静，吕留良的后人就惨得多。正能量的背后大约总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而雍正玩起文字狱是毫不含糊。
吕留良全部遗著遭到焚毁，吕留良虽然死的早，但也没逃脱剖棺戮尸的下场，他在世的族人都被连坐诛杀，孙辈发往宁古塔为奴。
这还不算，黄补庵常自称吕留良私塾弟子，车鼎丰、鼎贲曾刊刻吕氏书籍，孙用克、敬舆等私人藏吕氏书，都遭株连坐罪，死者甚众。——在雍正皇帝看来，这就是“屁股坐歪了”的下场。
大义觉迷终有悔
每次读史书看到这些，我总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经历，那时候小学的一个保留节目是让一些犯人到学校演讲，讲着讲着痛哭流涕，说自己多么不是人，告诫大家需要遵守法纪，等等等等。
曾静后来怎么在地方上宣讲的，史书记载不多，但我想大概跟这个类似。至于曾静的宣讲有没有用，这个很难考证，但雍正觉得，《大义觉迷录》是你死我活的思想斗争，所以，每次遇到一些问题，雍正总要把这本书和曾静抬出来。
雍正九年，他老人家说了这么一番话——“昔年曾静谤朕之语怪诞离奇实为梦幻所不及之境，然则天下之大如鬼如蜮之事，何所不有，总因数年来大逆不道之人不得遂其逆愿，于是使其匪党捏造流言转相传布，冀以摇惑众心，扰乱国政，前年一一根究，悉出于发遣众犯之口供，证凿凿已按律正法，大义觉迷录中载之已详，十数年来，陕西居住之允禵、塞思黑允禟、年羹尧、延信等皆怀挟异志包藏祸心，视朕躬如雠敌者也，其胁从之逆党实繁有徒，専捏诽谤之词，将无作有欲以泄其私忿，如塞思黑之令狐士仪年羹尧之邹鲁浄一道人延信之道姑王氏等，皆公然以反叛为众人之倡，则其他匪类之造作妖言暗中煽动者又不知其几矣…前虽将大义觉迷录通行颁布，祗恐远乡僻壤之氓尚有未曾聆悉者，著一并宣谕咸使闻知”。
雍正十一年，他又说，“朕于大义觉迷录中曾经详悉开导，实悯天下士民无知而自蹈于大罪，想天下士民今已深悉兹见书籍，避忌之谬妄，重为反复晓谕，嗣后临文作字及刊刻书籍，如仍蹈前辙将此等字様空白及更换者照大不敬律治罪，各省该督抚学政有司钦遵张揭告示穷乡僻壤，咸使闻知。其从前书籍若一槩责令塡补更换，恐卷帙繁多或有遗漏，而不肖官吏遂借不遵功令之名致滋扰累，著一并晓谕，有情愿塡补更换者，听其自为之特谕”。
看来，《大义觉迷录》是有用的，如果有时候效果不好，那大约是穷乡僻壤，未服教化的原因，那就真没办法了。
按理说，君子有坦荡的胸怀，何况是胸怀天下的皇帝，曾静只不过是误入歧途，起码要给人家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雍正这么做了，甚至在他快死的时候，遗诏里还特别嘱咐，不准后代诛杀曾静，张熙等人。
那么，曾静是不是可以继续靠着骂自己来“苟全性命于治世”呢？
并不是，所谓君王无戏言，大约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所以，千万不要和至高无上的权力讲道理，哪怕你觉得自己的屁股坐的无比端正，很多时候，大约也是没什么道理可讲的。
雍正刚死，尸骨未寒，继位的乾隆皇帝就忙不迭把曾静和张熙杀了，当然，乾隆皇帝有自己的理由——“曾静、张熙悖乱凶顽大逆不道，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圣度如天，以其谤议止及圣躬，贷其殊死，并有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之谕旨，然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前后办理虽有不同，而衷诸天理人情之至当，则未尝不一，况亿万臣民所切骨愤恨，欲速正典刑于今日者，朕又何能拂人心之公恶乎！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翻译一下，那就是先帝遗言是历史文献，做不得数。
于是，骂自己骂了几年的曾静，终于以凌迟的方式迎来了自己的死亡。而那本《大义觉迷录》，也被悉数收缴。先前雍正皇帝要求家家户户都要收藏这本书，不然要治罪。现在呢，乾隆皇帝说了，家家户户必须销毁这本书，不然要治罪的。
反正，“正确的集体记忆”变化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这其中谁是代价，自然不是爱新觉罗家族们考虑的问题了。
可以说，从曾静想要打岳钟琪的主意开始，他的下场大约就已经注定了。屁股坐的再正，大约在很多时候也会不那么正的，“正确的集体记忆”说你是歪的，你就歪罢。
至于乾隆皇帝杀掉曾静的真实原因，我不是心理学家，不敢妄加揣测。但纵观历史，也无外乎这么几种解释。
第一，忠诚不绝对，等于绝对不忠诚。
第二，你知道的太多了。
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一个人不姓爱新觉罗，大约还是不要慌慌张张地去为“正确的集体记忆”站台的好。毕竟嘛，“正确的集体记忆”有时候会走一点点弯路，那个时候，屁股歪不歪，都已经是很次要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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