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商君的乌托邦
押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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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说说历史上的法家。
儒家有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记载在《礼记》的礼运篇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法家也有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而这个乌托邦记载在《商君书》里。
《商君书》不是商鞅一个人写的。它总共有二十多篇，其中有几篇可能出自商鞅之手，其他的都来自后代的法家作者。根据现在学者的估计，最晚的几篇可能出现在秦始皇时代。但正因为它不是一个人写的，反而比《韩非子》更能看出法家作为一个流派的整体观念。
《商君书》是围绕着秦国写的，提供了具体的建议，也勾画了法家的理想。它理想中的乌托邦非常像农业社会版的《1984》。大家都觉得奥威尔很有想象力，其实他想到的很多东西，《商君书》都想到了，而且比他还早了两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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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商君书》的想法，老百姓活着就应该干两件事：种地和打仗。其他的事情都是坏的。商人越多，社会越乱套，把这个东西交换成那个东西，有什么用？读书人越多，社会越乱套，知道那些大道理有什么用？甚至工匠都不能多，做出来那么多漂亮东西有什么用？
都去种地和打仗就行了。
老百姓不能太穷，也不能太富。大家都吃不上饭，这肯定不行，但是也不能让他们变富。“民有余粮，则薄燕于岁。”人们富了，就会偷懒，就会不听话，所以要使“贫者富，富者贫”。
让贫者富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使劲种地。但怎么让富者贫呢？有好几种办法，比如说粮食管控，“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只有官府来收购，把价格压得很低，同时“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老百姓有余粮，想吃点好的，就对酒肉使劲儿收税，让销售价是成本价的十倍。同时，还可以逼着他们花大价钱买官爵，把粮食给消耗掉。等等等等。
但最终解决方案还是打仗。打仗可以快速消耗掉多余的财富。
所以大家要注意，我们都说法家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其实这并不是它最终目的。按照法家的想法，国家不能穷，但也不能富，有多余的财富必须通过打仗的方式来消耗掉。打仗不仅仅是战胜敌人的手段，也是消耗自己财富的手段。
在《商君书》看来，这样的战争是消耗多余财富的最佳方式
对这一点，《商君书》有详细的解释。它说国家有六种坏东西，叫六虱，分别是岁、食、美、好、志、行。后来的研究者对这六虱的解释有细微差别，但总的来说，就是好吃的，好喝的，漂亮东西、独立意志这些东西。
除了六虱之外，它还有一个说法，叫十害，分别是礼、乐、诗、书、善、修、孝、弟、廉、辩。在我们看来，善啊孝啊这都是好词儿啊，可在《商君书》看来，这是国家的祸害，具体原因在下面我再解释。
《商君书》认为，国家富了，就会产生这些祸害。我们常说“饱暖思淫欲”，《商君书》的看法更悲观，认为“饱暖思孝悌”。到时候，十害横行，六虱滋生，这就是国家体内的毒素。要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打仗。“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害，必强”。
所以，战争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获得土地，也不是统一天下，而是排除体内的毒素。
但是这就产生了一个天大的问题，如果没有敌国了，怎么办？
《商君书》里也提到了“王天下”，好像要劝国君统一天下，但统一天下以后，没有敌人了，怎么排除体内的毒素，怎么样把礼乐孝悌这些坏东西扼杀在摇篮里？
《商君书》对此没有解释。它可能觉得这个目标太过遥远，甚至不太可能实现，所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秦始皇后来统一六国后，这个问题就浮出了水面。
按照法家的逻辑来推导的话，那就只能有一个解决办法：既然没有敌人，就只能把老百姓当成敌人，用对待敌国的方式对待他们，用修长城、修骊山墓、修驰道之类的办法把民间财富消耗掉。
而秦始皇也确实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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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特别讨厌商人，提到商人就像提到了一群大害虫。
这背后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商业导致社会不好控制。
《商君书》对此也有解释。它说商人、工匠这些人跟农民不一样。商人的资本可以挪来挪去，有了风吹草动他们可能就会跑掉。而农民的资本就是土地，走不动。因此，商人天生的不服从，而农民天生的服从。
所以，我们要把老百姓都变成农民，然后驱使他们打仗。《商君书》说，“资重则不可负而逃，邻危则不归于外。无资归危外托，狂夫之所不为也。”土地资本不能扛了跑，而我们对外不停打仗，邻居都处于危险状态，谁会傻到一无所有地跑到危险的地方呢？这样一来，他们就只能听话了。
《商君书》对人的移动非常反感。
它说商人到处乱跑，就会把市场搞乱，读书人到处乱跑，就会让老百姓听到不该听到的话，甚至会开始琢磨“仁义孝悌”之类的荒谬事情。《商君书》里有一篇《耕令》，根据专家的意见，这一篇很可能是商鞅自己写的。为了防止人的移动，《耕令篇》就建议“废逆旅”，关掉所有的旅馆，让你没法出门，都老老实实在家种地。
但这个想法太过激进，恐怕就算秦国也没有这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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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家，有一个让人困惑的事情，他们为什么厌恶“善、修、孝、弟、廉、辩”之类的东西呢？按照我们的想法，善良廉洁孝悌不都是好事儿么？
这是因为法家本质上是厌恶道德的。
他们不是厌恶具体的某种道德，而是厌恶道德本身，因为道德意味着自由意志。有道德的人会判断，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但在法家看来，你算老几？你还判断？每个人都去判断，社会不就乱套了么？
不光是道德，人类的亲情也是有害的。不光是亲情，人与人之间所有的正面感情都是有害的。因为感情意味着“私”，就会妨碍“公”。
真正良好的社会应该靠严刑峻法来维持。你做这件事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不得不做，这才是完美状态。
在《画策篇》里，作者甚至说：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这不是说慈父会溺爱出逆子，而是说好国君不需要有忠臣，好父亲不需要有孝子。这在我们看来，这真的是很奇怪，忠臣孝子有什么不好？但是《商君书》认为：就是不好！忠孝牵涉到道德判断。你选择了忠，就有可能选择不忠；选择了孝，就有可能选择不孝。这都是危险的种子。你就不该自己做判断，你就应该形格势禁，不得不去顺从君主，顺从父亲。
《商君书》就像秦国的黄晓明一样，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你就不该有任何“觉得”不“觉得”。做就是了。
在咱们看来，充满感情地做一件事，比别无选择的做一件事更好，但在法家看来，恰恰相反。你听话就行了，不需要你忠。“忠”，就说明你私下里考虑问题了，这就是可恶。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法家为什么这么讨厌“善、修、孝、弟、廉、辩”。它不是讨厌善修孝悌本身，它是讨厌一切的自由意志。
善良和奸恶，它都不赞成，但如果一定让它选择的话，法家宁可选择奸恶。因为奸恶让人与人之间不团结。《商君书》里有一段让研究者非常困惑的话。它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研究者们认为，让坏蛋来治理好人，国家就强盛，这听上去太荒唐了，是不是有别的深意啊？其实没有别的深意，《商君书》就是这个意思。
《禁使篇》里对此有详细解释。
它说国君不能让任何人团结，团结起来就会蒙蔽上级，法令就执行不下去。所以，一定要让他们的利害不统一。你得了好处，我就吃亏，大家互相防备，互相猜忌，这样国家才能强盛。“夫利异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民人不能相为隐。”
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情义，有情义就会团结。哪怕是一个家庭内部，也要让他们利害不统一。比如说丈夫参军了。当然，拼命往前冲，被敌人打死，对这个丈夫是很不利的。但是他如果勇敢杀敌，妻子儿女都享福；不勇敢，妻子就要连坐，这样一来，妻子儿女的利益就和他不一样了。他参军的时候，老婆就会说：“不得，无返！”不砍个敌人的首级，你就别活着回来！
这样一来，国家大治。
老婆这么对丈夫说，并不是因为爱国。《商君书》从来不提爱国，甚至也不希望人们爱国。它就希望人们都是趋利避害的哺乳动物，想活，怕死，好逸、恶劳，人性越简单，越容易设计出一套方法来管理他们。爱啊恨啊的，反而是不安定因素。
从一点出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要让坏人管理好人了。因为只要把规则设计好了，坏人是很容易被挑拨起来互相猜忌。而有些好人就比较麻烦。他们可能会有些非功利性的情义，不好挑拨。
世上总会有特别恩爱的夫妻，特别仗义的朋友，特别重情的父子，在《商君书》看来，这些人确实是好人。但好人是最可恶的，会妨碍法令的试试。所以要让坏人去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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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了谁呢？
我们知道儒家的立场。我们可以说儒家迂腐，不切实际，但我们必须承认，儒家是人本主义者，他们是站在普通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他们接受皇帝，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皇帝，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儒家到后来就会出现《明夷待访录》那样的作品，私下里痛骂皇帝，说“帝王者，皆贼也”。黄宗羲的说法和儒家核心并不矛盾。
那么法家呢？
我们可能会认为法家是站在帝王的立场看待问题，一切都是为了帝王利益的最大化。其实也不尽然。法家不相信道德，不相信教化，那他们的发言对象只能是帝王。既然如此，写文章当然要站在帝王的角度：这样对大王您有利，那样对大王您不利，这样写才能有效果。但是法家写文章给自己看的时候，就不见得这样了。
《商君书.修权篇》里就说：“故三王以义亲天下，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君王不应该把天下国家都看成自己的，要为天下而治天下。君主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帝王的利益，他们真正的终极目标，还是天下，还是国家。
但这个“天下”和儒家的“天下”并不一样。儒家说的“天下”其实是“天下人”。你看我这篇文章开头里引用的那段儒家理想，说的都是人民的生活状态。而对法家来说，它对“天下人”不感兴趣，也并不爱惜。比如它非常鼓励打仗，没事了就应该打仗，死人是很好的事情。
它感兴趣的是“天下”和“国”这些抽象概念。
我们可能觉得富国强兵是它的理想，其实不是。我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富国强兵，对法家来说只是一个手段。说句难听的，甚至像是一个排泄过程，通过富国强兵，把社会堆积起来的毒素排泄出去。它对世界的理想要比富国强兵大得多。这个理想的核心是“一”。这个“一”倒不一定是统一天下。《商君书》对统一天下这件事并不是特别热心。它的“一”是“一致”，整个社会看起来都一个样子，又简单又稳定。
所以《商君书》给大家描述出的乌托邦大致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社会只有农民和战士。农民不停地生产粮食，粮食堆积多了，就通过打仗来消耗掉。这个乌托邦里没有好看的物品，没有悦耳的音乐，没有复杂的诗歌，没有一切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人们像机器人一样服从法令。他们只有最简单的生物本能，想吃好的，想多活几年，想被人尊敬。这些人不会思考，没有道德，人与人之间也没有情义，因为这些东西都会破坏社会。人们不应该太穷，但也绝对不应该有财富，一旦积累了太多财富就要通过战争消耗掉。这个社会没有犯罪，因为最轻微的罪过也会被严厉处罚，周围的人也会被连坐，所以官员不敢贪污，商人不敢投机，农民不敢偷窃。
我们看到儒家的乌托邦，会嘲笑它根本不会实现，可是看到法家的乌托邦，肯定会唯恐它的实现。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法家为什么会设想出这么一个乌托邦来？这个乌托邦对他们的诱惑力在哪里？
是对整齐划一的强烈偏好，是对操控他人的强烈快感？
我不知道，也无法分辨。
但是看了《商君书》之后，我有了一个感受。不管我对儒家多么不以为然，如果让我活在那个时代，非让我在法家和儒家中间做选择的话，我一定选择儒家。它至少觉得人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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