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我不吃人血馒头
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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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49中学生跳楼事件的调查详情已经公布，但围绕此事的争论仍未平息。有人质疑，为何非要在激烈争议之后才作出详细解释？还有人说，此次谣言不少，是否因为此前的官宣不够准确？
我想谁都不是全知全能的，不管是家长、校方、警方，谁都没办法第一时间就给出最准确详细的定论，毕竟那都是需要花时间调查的。我们常会发现，哪怕是当事人说的话都未必准确，这都是人之常情，争议关键点乍看是信息的准确性，其实是调查程序的透明性。
不难想见，发生了这样的事，校方和警方都如临大敌，既要控制局面，又无人敢担责，这就难免反应过度，在竭力控制信息的同时又不敢直接回应。公众海啸般的质疑得不到回应，又反过来让人揣测其中是不是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幕。最终，想要“可防可控”，反倒让事件不断发酵到失控的地步。
像这样的戏码在中国不知上演了多少回，不知何时能意识到，一步步公开透明处理，才是最明智的做法。然而，这一点看似简单，其实却又是最难的，因为这与国内社会的基本运作逻辑相冲突——简单一句话，“公开透明，万一捅了篓子，谁负责？”
在此，一个悖论是：对失控的恐惧感让管理者再三小心，但又正是因为现在太小心了，所以谁都不敢负责，直至局面拖延到极其严重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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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的结局，有人欣慰，强调“有质疑才有真相”，但另一些人则以最终定论为唯一标准答案，反感那些谣言、争议、质疑，进而甚至要求那些追索真相的人道歉。它将异议看作是混乱、错误和恶意，从而颠倒了那句“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而实际上是在说：“要是只有一种声音就好了。”
昨天就有读者告诉我，他读完我那篇《孩子坠亡之后》，和朋友产生了争执——那位朋友质疑我只是借着热点的悲剧接广告，是在“吃人血馒头”。我倒并不生气，只是觉得有几分莫名。昨天的次条广告虽然关于孩子教育，但其实全属巧合，毕竟广告位是一个月前就预订了的，我也不可能临时想写这个话题，然后立刻去拉广告，这也来不及。
另一位读者也跟我说，他只是想知道此事的真相，但却也被质疑是“吃人血馒头”。对方的理由是：要求公开监控并不是在追索真相，而只是满足网民的好奇心和廉价的正义感，“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亲人去世时的监控成为网上的谈资的，要求公开监控的网民们并不关心当事人会受到怎样的打击，因为这本质上只是又一场人血馒头宴开席了而已”。
这看起来倒像是在为当事人考虑，但却唯独没提到一个关键点：相对于“二次伤害”，恐怕当事人比谁都更想知道真相。以“关心当事人”的名义，它将异议看作是混乱、错误和恶意，隐藏的潜台词是：“要是只有一种声音就好了。”
这种看法其实是贬斥那些追寻真相的人“还嫌事情不够大”，认同官方尽快平息事态的做法——既然应当无条件加以信任，那也就不存在“舆论监督”这回事了，你们最多只是打着“舆论监督”的幌子，试图满足自己不可告人的动机罢了。
这在逻辑上并非不能自洽，但它透露出来的那种“对权力的共情”，那种“你们这些刁民”的口吻，直白地说，乃是奴性。鲁迅先生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一辈子最痛恨中国人身上的奴性，但一百年后，由他创造的“人血馒头”一词，竟被用在相反的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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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血馒头”原本出自鲁迅的小说《药》，其中的烈士夏瑜（影射秋瑾）在牺牲后，华老栓用馒头蘸了他的血，试图以此救活自己病重的儿子华小栓，因为据说只要吃了人血馒头，这病就能痊愈。
在这个充满隐喻的故事里，华小栓象征着愚弱的中国人，烈士抛头颅洒热血非但没有唤醒他们，反倒被他们用于救治病体。然而，在近些年的网上论战中，“人血馒头”渐渐地已不是其原先那种指责国民愚昧麻木之意，而变成了一种道德指控：对他人的悲剧处境没有共情，只是试图从中捞取私利。
为什么一些人会“吃人血馒头”呢？这或许也未必是这句话所暗示的是他们品德低劣、麻木不仁，倒不如说是因为中国社会本身就缺乏有机的公共交往带来的共情能力。
孤立生活的农业社会传统原本就使人不愿也不想去管别人如何生活，更别提代入他人的处境，理解他们的感受了——这常常不是有意漠视，而是真的缺乏理解能力，以至于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人说成是“吃人血馒头”。
更耐寻味的一点是，现在这个说法中还常常隐含着熟人社会的一个道德律令，要求他人充分理解自己的处境，否则就是麻木不仁，是在利用他人的苦难。且不说这其实极难做到，而且这一指控本身就意味着，中国人注重的与其说是“公共理性交往”，倒不如说是情绪上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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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如今，这个词在盛行之下已完全扭曲了原意，成为一种贬低论战对手的宽泛道德指控。提出这种指控的人所隐含的意思是：只有他自己才体察当事人的情感，且没有私心，而持有不同立场的其他人都是既麻木不仁、又各怀鬼胎的。
这种手法在网上论战中极为盛行，也就是通过贬低对方的道德动机，使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常有人嘲讽的“嘴上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也隐含着类似的意味，这本身也透露出我们这个农业民族对“生意”的鄙夷和敌意，仿佛只有不沾任何利益的大公无私之举，才是在道德上值得肯定的。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要求他人在做事时必须得动机纯良，是没必要也不可行的。说没必要，是因为太多人心怀私心而做了善事，而无数灾难的最初出发点倒是好的；说不可行，是因为“动机纯良”这一点几乎没办法自我证明，如今有人如果声称自己没有任何私利的动机，只会让人怀疑他伪善——但奇怪的是，仍有那么多人在潜意识里坚信自己代表着无私的“公”，而他人行事都出自可鄙夷的“私”。这充分证明了这种传统的公私观念在中国社会渗透到了何等深入的地步。
很多人似都有一种习惯性的反应：每当有什么自己看不惯的地方，就去质疑别人有不良动机。例如，看到女孩子打扮，就骂她们是想勾引男人；又或看到某个观点不爽，就指责对方其实是想“以拳谋私”。
别说是这样，连我的某些读者，自称是“老粉”了，但每当看到不合自己预设口味、立场的文章时，就忍不住出言嘲讽我只是为了“吸粉”。之前我写美国大选、日本核废水等等争议话题时，都再三遭受过这类挖苦，而如果我不涉入这些话题，又有人说：“这事要是发生在国内，维舟早就批评了，这会就安静如鸡了。”
这里的问题在于：动机的纯良与否只有自己知道，但却无法自证清白。因为只要你和他的立场不一致，他都可以质疑你居心不良，并且提出这样的指控无须任何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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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常社会势必有着不同立场的人，因而没有人能向所有人证明自己是完全无私无我的——说到底，这不是对正常人的要求，而是对道德完人的要求。
不过，这原本也不是认真的指控，哪怕他明知你只是想追索真相，却仍可能指责你“吃人血馒头”，因为这可以使自己立即占据道德高地。当父母指责女儿化妆打扮是想“勾引男人”时，他们也未必是真的这么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不过是一种包含着强烈情绪的道德训诫、一种论战技巧罢了。
近年越发感觉中国离所谓“公共交往理性”还很远。治理术固然简单粗暴，而人们对公共议题的反应也通常是凭借直觉的、情绪化的，固然，其中人的“情”与尊严不能忽视，但官民两造的反应大体都是应激性的，缺乏对自身言行的理性审视。
如果说西方60年代是反抗理性的牢笼，那作为前现代社会的中国则甚至尚无理性牢笼可供反抗。在我们这里，理性不是太多、太强了，而是太少、太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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