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河山在上：红四方面军的巴蜀记忆
聂作平
非常凑巧，那天是清明，天气真的就像诗人说的那样：清明时节雨纷纷。
我在半山腰的停车场泊好车，沿着长长的台阶拾级而上。几百级台阶后，再穿过一片小树林，然后，我看到，以一匹青翠的山峰为背景，在倾斜而开阔的坡地上，几千块白色的墓碑静立在清明的细雨中。每一块墓碑中心，都刻划着一个红五星。
这个地方叫王坪。八十多年前，这里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医院所在地；八十多年后，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七千八百多名四方面军将士沉睡于此。而红四方面军的巴蜀记忆，也要从王坪陵园所在的通江说起……
通江的红色岁月
一般而言，在山区，两条河交汇的地方，大抵会冲积出一片或大或小的平坝，这些珍贵的平坝，几乎都会成为聚落。并且，这些聚落多半有一个相同的名字：两河口。
我试着查了一下，全国叫两河口的乡镇，有几十个之多，而我顺着崎岖山路前去寻访的这个，它离王坪烈士陵园只有五十多公里。不过，开车也需要两小时。公路在山间盘旋延伸，沾衣欲湿的雨后，寒烟如织，空山积翠。在一个高高的垭口，我终于看到了山脚下两条清浅的河流，河畔狭窄的台地上，积木般垒着一些房屋。这就是通江县两河口镇。
时间回溯到1932年——这一年，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如下大事：日军入侵，东三省全部沦陷；伪满洲国成立；蒋介石召开庐山会议，宣布攘外必先安内；国民政府推行义务教育；泰国改为君主立宪；甘地入狱；美国妇女埃尔哈特首次单人飞越大西洋……
不过，对深陷大巴山深处的两河口来说，这些都过于遥远。这一年，两河口最重大的事件发生在雪花飘飘的隆冬时节：
12月18日，随着一阵阵炒豆般的枪声，两河口人看到，一支着灰色军装的队伍，涉过结了薄冰的宕水从对岸冲来，守卫的川军望风而逃。接下来三天，一万四千多名红四方面军将士通过四只木船搭起的浮桥走进镇子，走向远方。
两河口，因宕水和渔洞河交汇而得名。宕水又名大通江，发源于大巴山腹地，南流后注入巴河，巴河注入渠江，渠江注入嘉陵江，嘉陵江在重庆朝天门注入长江。作为陕西与四川的天然地理分界线，当红军走过短短几十米长的浮桥，却意味着红四方面军从此进入了四川。今天的两河口镇，一块“红军入川第一镇”纪念碑和一尊红军石雕便成为物化的入川记忆。
红四方面军的前身是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1931年11月，两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总兵力三万余人。
一年后，由于反围剿失败，鄂豫皖根据地被放弃，四方面军就此走上了通往四川之路。1932年12月，四方面军抵达陕南西乡一带。据徐向前回忆，一开始，红军打算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可是这里已经给土匪糟蹋得不成样子，加上连年干旱歉收，粮食极缺，群众又少，大部队无法久驻。”相应的，南下四川便成为水到渠成的第一选择。
选择四川的有利条件在于，一方面，四川乃天府之国，物产丰饶，地势险要；另一方面，多年来，四川军阀割据，彼此独立为王，红军将有更好的生存空间。
当年12月15日，红军在西乡县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正式决定入川。四方面军头号人物张国焘说：“当年诸葛亮隆中决策，就定下三分天下，蜀主刘备进四川，使汉室有了三分江山。好，我们入蜀发展。”
三天后，红军先头部队渡过了川陕界河大通江。
当时的通江等川东北地区，属于军阀田颂尧地盘。其时，田颂尧正和刘文辉在成都交火，川东防务空虚。乘此大好良机，红军迅猛推进，在进至泥溪场和苦草坝后，兵分三路，很快攻占了通江、南江和巴中。
距两河口约九十公里的地方，大通江接纳了小通江，始称通江，这也是通江县名的由来。通江县城，就位于大、小通江交汇处。以后将近三年时间，通江县城便作为川陕根据地首府而存在。众多党政机关分布于此：西北军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
从地形上说，通江县城就像放大版的两河口。同样因两水交汇，同样有山峰环绕，同样是河滨的小块平坝和台地。
我查找到一些拍摄于几十年前的通江县城老照片，只见云雾蒸腾的半山腰上，高高低低地拥挤着一些房屋。文庙曾是这座县城最豪华最宽敞的公共建筑，红军到来后，这里成了总指挥部和总政治部办公地。文庙后面的炮台山，民国初年辟为诺江公园。红军进驻后，改名列宁公园，并沿袭至今。当年，张国焘、陈昌浩和徐向前等人，就住在公园里。
当时，通江人口二十三万，参加红军者多达四万八千，参加地方武装和支前组织的有十几万。这些人中，有五万多人先后牺牲——平均起来，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名烈士。
与王坪烈士陵园一山之隔的沙溪街道背后的山坡上，有一座观景台。观景台观望的对象，不是隔着山沟的青山绿树，而是青山绿树中一道高高耸起的峭壁——峭壁上有四个白色大字：赤化全川。
众所周知，红军一直非常重视宣传。宣传形式，除歌曲、快板、报纸外，标语最为重要且普及。以四方面军而言，政治部下属一个錾字队。錾字队的数百名队员，其任务就是在各种岩石上刻标语。赤化全川四个字，每字高五米九，宽五米二，单字三十平方米，相当于许多人家的客厅；笔画深三十五厘米，宽七十厘米，足以躺下一个成年人。当时，一个小学教师系上绳索，攀上悬崖书写后，再由二十多名錾字队员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才完成。
毛裕镇位于两河口和通江县城之间，也是一个两江汇合处。因地处要冲，明、清两代均为川东北军事重镇。明朝在此设副总兵府，清朝在此设守备府。同时，它还是大通江流域最繁华的水码头。川陕根据地时代，赤江县政府就设在毛裕。从高处看，三面环水的毛裕像一条行驶在大通江中的巨船。这个至今只有一条街的小镇罕有外人来访，当我穿行于两排木制房屋中的街道时，立即引来了众多好奇的目光。
这条不超过三百米的街道上，多个红军时代的军政驻地保存完好。不论是赤江县苏维埃还是川陕工农总医院，抑或十一师政治部等旧址，大多依旧有人居住。最具意味的是，如今街上的那些店子，其店名依然带有浓厚的红军时代风采，如“根据地百货”“苏区农资”“军民副食”“将军理发店”。一家卖鱼干的店铺前，悬了一副对联：“人说世上海洋深，海洋难比红军恩”。
我从“船”的这头走到另一头，那里，有一座低矮的大门，大门两边是同样低矮的石墙。石墙上，“川陕工农解放万岁”“实行共产主义”“汇合中央红军”“打倒国民政府”，众多标语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与笔法端庄的“赤化全川”相比，这些字如同春蚓秋蛇，显然出自没有多少文化的石匠之手。
穿过标语墙前面的空地，便来到了邻近大通江的小树林。小树林前立了一块碑，把这片林子称为“红军拴马林”。碑文说，毛裕会议时，林子里曾拴养了数百匹战马。
毛裕会议是四方面军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大会。那是1934年11月，八百多名连以上干部在这里开会九天。会议期间，制定了一道十六字的训词——训词也刻写在石墙上：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
在通南巴地区，有不少以列宁命名的学校。如毛裕镇的列宁小学和恩阳镇的列宁模范学校。这些，都是当年四方面军打下的烙印。直到今天，毛裕镇列宁小学仍在办学——与镇上古朴的木板房相比，坐落于镇子尽头的小学要“现代”得多；而恩阳镇的列宁模范学校，则是张思德的母校。
入川不到一年，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根据地面积就达四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六百万，控制了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北接镇巴，南邻宣汉、开江的广阔区域，红军人数也从入川时的一万四千多扩展到八万。
星星之火，在大巴山燎原。
从嘉陵江到剑门关
隔着烟雨濛濛的嘉陵江，对岸半山上的红色大字依然十分醒目：红军渡。
公路从红色大字下经过，如果从公路边顺着台阶下行数十米，便是嘉陵江的一个渡口。人们已经记不得它原来的名字了，只因红军从这里夜渡嘉陵江，从此便称红军渡。
1935年1月22日，即中央红军进抵习水，制定出北渡长江作战计划之后两天——该计划打算攻占赤水后进入四川，从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争取夺取四川——中央致电四方面军，要求四方面军主力向川西进攻，以便策应中央红军。次日，四方面军决定集中部队强渡嘉陵江，并随后发动了声东击西的陕南战役。然而，2月16日，由于中央红军青杠坡失利，北渡长江已不可能，遂电告四方面军，解除了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的任务。但是，此时四方面军却像徐向前说的那样：“因受一月二十二日作战方针的牵动，已若箭在弦上，非进不可。”
于是乎，就有了为时二十四天的红四方面军嘉陵江战役。从强渡嘉陵江开始，四方面军的长征之路也就迈出了第一步。
红军渡背后的山叫塔子山，山不高，顺着嘉陵江一字排开，中间陷落成山谷，隔江遥看，形似马鞍。如今，马鞍形的山谷里，是红军烈士陵园和纪念馆。馆前，耸立着一块“强渡嘉陵江战役纪念碑”，纪念碑左侧不远，有一座川东农村常见的三合院。那里，就是强渡嘉陵江的前线指挥所，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办公室兼卧室都在院子里。
嘉陵江是长江上游重要支流，因源出陕西凤县嘉陵谷而得名。在四川，嘉陵江自西北向东南流淌，把四川盆地分割为川东和川西两部分。从西北往东南，嘉陵江次第流经广元、苍溪、阆中、南部、仪陇、蓬安、南充等城镇。
开初，强渡地点定在古城阆中附近，但派出去查看水情的一个班，最后仅回来了一个人。于是，经过调整，决定把苍溪塔子山作为突破口。
嘉陵江上没有桥，原有的船只也要么被敌军销毁，要么拉到了西岸，红军该如何渡过江阔水深的大江呢？
距塔子山十五公里之外，有一个叫王渡庄的地方，这里山高路陡，古木参天。当年，红军的造船厂就设在这里。组建了造船厂后，红军找来船工、铁匠和木匠，在他们的帮助下，伐木造船。与此同时，嘉陵江的支流东河上，红军将士突击学习划船、泅水以及登陆作战。
王渡庄没有河，沉重的木船怎么运到几十里外的嘉陵江？亲历者、时任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回忆说，“只有工人们的双肩。他们把船只用草绳缠起来，再绑上木棍，抬着走。每一条船都需要由十几个年轻力壮的人来抬，而且顶重要的还必须把所有的船只和便桥，在一夜之间全部运送到塔子山边——我军准备渡江的出发地。”
程世才时任三十军军长，而三十军也是强渡嘉陵江的主力。许多年后，程世才回忆说：“在茫茫夜幕里，由于江涛拍岸声淹没了船桨击水的声音，所以直到我们的船队距敌西岸不到五十米的时候，敌人的哨兵才发现了我们。‘谁？干什么的？’敌哨兵一面大声吆喝，一面用手电照射着江面。我渡江部队一声不响，只管拼命向前划船。当船离西岸约二十多米时，敌人开始用步枪射击。此时，我渡江部队船头的机枪一齐向岸上的敌人开火，部署在东岸的炮兵听到枪声，也向敌人开炮掩护。还没等敌人的火力展开，我突击部队已胜利登岸。”
除苍溪塔子山渡口外，红军还从阆中的五个渡口，以及苍溪的另一个渡口过河。时过境迁，昔年的老渡口几乎都已废弃。由于水电站的修建，不少原本狭窄的河道，变得十分宽阔。春潮带雨，静水深流，旧战场上空，悠闲的白鹭和乌云漫不经心地飞。
渡过嘉陵江后，红军兵分三路，直插战略要地剑门关。
在中国，四川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存在。这个西部省份，四面均是高原或山脉：西有青藏高原，南有云贵高原，东有巫山，北有大巴山。高原与山脉之中，却是富饶的盆地。这使得四川犹如一个自给自足的巨型城堡。全中国的省级行政区中，历史上出现地方割据政权次数最多的，无疑就是四川。
当然，地理的阻隔也并非完全闭环，还有两条孔道让四川与外面的世界相连：一条是东向的水路，穿过长江三峡即可下荆楚入江南；一条是北上的陆路，也就是蜀道。多条蜀道中，最重要（也是狭义上的蜀道），由成都北上，经德阳、梓潼、广元，出棋盘关出川，尔后沿褒斜道等古道可达西安。
四方面军西渡后必须拿下的第一道天险剑门关，就扼守在蜀道上。
龙门山的支脉剑山横亘川北，分为大剑山和小剑山两部分，它东起嘉陵江，西至江油五指山。北面壁立千仞，如同刀砍斧削，南面山峰林立，危岩竞秀。剑门关就修筑在大、小剑山之间。作为四川北部屏障，剑门关具有无可比拟的战略意义——有句话直白地说出了剑门关对四川的重要：打下剑门关，如同得四川。
李白曾感叹剑门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以来，剑门关发生过多次战争，却没有一次从正面，也就是北面攻克。
负责攻打剑门关的是红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深知剑门关的地形特点——北陡南缓，于是决定由南往北打，避开正面，攻敌侧后，以奇兵突袭。
王树声兵分三路行动，一路截断敌军援兵，并在东面佯攻，牵制敌军火力；一路由南攻打；一路攻击关口主峰。其中，攻击主峰这一路，派出七名战士——有一种说法是，七名战士都是擅长攀爬的猎人和采药人——组成小分队，在当地一个姓徐的农民带领下，攀绝壁，爬危岩，神不知鬼不觉地摸上了山顶。他们缴获了一面川军旗帜，化装成川军，出其不意地拿下了关楼。
剑门关失守后，蒋介石震怒不已，四川剿匪军第二路总指挥、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被撤职查办。从此，这位叱咤风云多年的老军阀，只好闲居成都做了寓公。有意思的是，身为一介武夫，田颂尧却对办学很感兴趣，先后出任过成都树德中学、荫堂中学和龙泉驿中学的董事长。
今天，在剑门关附近的营盘嘴一带，还能找到川军挖掘的战壕。以阴以雨的春日，万物生长，草木葳蕤，一些细小的蘑菇小心翼翼地从战壕里探出头……
江油，围城打援
在四川各地，我见到过多座和红军有关的纪念碑。这些纪念碑，几乎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但有一座纪念碑却例外，它是红军时代由红军自己修建的——说是修建并不准确；准确地说，是改建。
在中坝（即今江油市区）解放中街，红军到来之前几年，当地士绅为一个叫董宋珩的人修建了一座德政碑，以纪念此人在任驻军旅长、师长期间剿匪平患，兴建公路的德政。红军占领江油后，将德政碑改建为红军胜利纪念碑。红军撤离后，胜利纪念碑变身孙中山纪念碑。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根据当事人傅钟等人的回忆，孙中山纪念碑再次恢复为红军胜利纪念碑。——这座矗立于街心的纪念碑，尽管只有九十年历史，却见证了人世间的沧海桑田。
红军改建这块碑，是为了纪念江油战役。
四方面军拿下剑门关后，进入涪江上游地区。涪江是嘉陵江的支流，奔涌在嘉陵江以西。如同嘉陵江一样，也是自西北向东南流淌。今天的江油市，当时分为彰明和江油两个县。当时的江油县城在涪江之滨的武都，而后来的江油县城，即今天的江油市区中坝，则是川陕公路上的一座商贸重镇。
我曾多次到江油做客，几乎走遍了整个江油。青林口这座历史悠久的古镇，坐落于涪江的支流潼江边。昔年，由于地处江油、剑阁和梓潼三县交界处，又有潼江水运之便，因而是一个繁华的商品集散地。湖广馆、禹王宫、文昌宫、江西会馆和广东会馆五座外省旅居此地的商人修建的会馆，便从一个侧面证明，当年的青林口如何万商云集。潼江支流青林溪上，有一座木石结构的廊桥，飞檐斗拱，煞是壮丽。桥头，残留着两方刻有标语的石碑：“婚姻自由”，“红军是穷人的救星”。
廊桥原名合益桥，后来改名红军桥。当地史料记载：西渡嘉陵江后，红军在这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红军向西转移时，一个姓刘的女红军因重病而不能行动，安置在镇上一个姓杨的银匠家里。不久，女红军被“清共队”查出，严刑拷打后杀害于合益桥头的木柱上。
四方面军主力集结于青林口一带，并从这里兵分两路，渡过涪江拿下中坝。不过，攻打江油县城武都则要曲折一些。
武都位于涪江西岸。其时，春雨连绵，江水暴涨，四川人称为桃花汛。九军军长何畏派几十名士兵在当地老乡带领下，准备从一处浅滩趟水过河，不想全被冲走。
制造船只显然来不及了。这时，当地老百姓提供了一种生产工具。这种生产工具叫拌桶，正方体形的木制容器，约一米五宽、大半米高。红军将三只拌桶绑在一起，并用桐油石灰糊补漏缝，很快就做成了十几条“船”。
1935年4月10日，红九军一个叫李明的团长率领队伍作前锋，乘坐这种拌桶船渡江。渡过两个连后，大多数拌桶船已无法再用。当东岸的两个连与敌人激战时，西岸的部队还在想法过江。后来，一个水性很好的排长游过河，将敌军拴在河边的一条小船划回来，再将部队一船接一船地渡过去。与此同时，红军又把一根用竹片编成的绳子横在江上，拴住拌桶，上铺木头，制成了一道简易浮桥。
很快，红军扫清了武都城外障碍，并占据了观雾山等制高点，武都便成为一座陷入重围的孤城。
红军倘若占领武都，很可能顺江而下直取绵阳，而绵阳，是川军军阀邓锡侯的大本营。为此，邓本人亲率十个团增援。
等待邓锡侯的，是红军的围城打援。
徐向前令九军的一个师继续围困武都，主力部队几乎都集结于武都以南的塔子山、鲁家梁子山一带，只派出少数部队活动于中坝至武都的公路上作为疑兵。
邓锡侯率军到达中坝时，中坝城内的红军已撤出，刚一交火，红军便佯败。次日下午，当邓部悉数进入鲁家梁子山一带的狭窄地区时，红军突然发起总攻。猝不及防的邓锡侯尽管派出督战队督战，仍然无济于事——两天里，邓锡侯损失四个团，其中被俘的就有三千多。
这次大胜后，四方面军将中坝的德政碑改建为红军胜利纪念碑。
其实，红军的目标并不像邓锡侯担心的那样，顺江而下，直捣四川盆地腹心，而是要向西进入川陕甘边界，以便与正在前往川西北的中央红军会合。因此，在进入江油两个多月后，四方面军开始向西北方向撤退。
北城位于武都上游，是江油下辖的一个已撤销建制的乡。当年，红军撤离时就从北城经过。2009年，当地人偶然在河边的沙石里，挖出一些锈迹斑斑的武器。这些武器，正是红四方面军埋下的——由于西去的路都是崇山峻岭，他们只好将缴获的一部分武器深埋地下。
1935年7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记者身份自成都出发，开始了他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后来，他在《中国的西北角》里真实地记录了他在行经江油时看到的战后场景，他写道：
“四川中坝至江油三十里，沿途战迹斑斑。大道西面山地，无处无工事，乡间农民，一部分随徐向前北去，其余大多逃亡，回家者绝少。故村中多静寂无声，炊烟难见。隔江油十余里外的东山上，即有徐向前围江油时所筑之环山大堡寨。要路口层层障碍，随山路之曲折，来去射击点上节节作成土垒。环山大堡寨，以竹竿及松柏等枝干，交叉编成篱垣。环山三十余里，没有一处有空隙可入。”
范长江还登上武都城外的观雾山，那里，是围城打援时四方面军的前线指挥部所在地。范长江看到，从山脚至山顶，密布着十多道壕堑，“使仰攻者动辄生望山不前之心”。
据有关部门统计，红四方面军在江油期间，约有六千到七千江油人加入到了红军队伍。这些江油儿女，此后绝大多数牺牲于异地他乡。我在《江油县志》的《烈士英名录》上，只查到了二十五位有名有姓的牺牲者。
禁门关与百丈关
从地图上看，四川盆地以西，自东北往西南，横亘着连绵不断的大山，主要包括岷山、龙门山、邛崃山和夹金山。山脉以东，是盆地，是平原，是儒家的汉文化区；山脉以西，是草地，是雪山，是藏传佛教的藏文化区。
红四方面军离开江油后，向西北急行，渐渐深入藏区。当占领茂县、松潘一带时，中央红军正由川康边火速北上。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达维会师。
意料不到的是，会师不久，中央主张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张国焘却拒绝执行北上方针，力主南下，并提出“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的口号。当年9月中旬，张国焘令四方面军南下。随后一个月，四方面军击溃川军六个旅，并向天全一带发展。
处于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天全，山岭交错，沟谷纵横，平均海拔达5000米。这座扼汉藏要冲的边地县，是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都驻留过的不多的地区之一。飞夺泸定桥后，中央红军由化林坪翻山越岭抵达泸定，尔后，经过二郎山垭口，于1935年6月5日到达天全县境。其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曾在天全住宿。七天之中，中央红军全部经过了天全县境，并经芦山、宝兴后翻越夹金山到达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
不想，中央红军离去五个多月后，当地百姓奔走相告：红军又回来了。只不过，“回来”的，不是上半年离开的中央红军，而是四方面军——同样是嵌着五角星的军帽，中央红军的帽子要小些，四方面军的帽子要大些。私下里，红军士兵开玩笑，分别以小脑袋、大脑袋来代指两个方面军。
天全县城西边，两列对峙的大山中间，天全河带着二郎山雪水的寒意潺潺流过。从远处望去，壁立的岩石状如碉楼，下陷的河谷如同一道门。这就是扼守藏汉要冲的碉门，又名禁门关。用旁边一块碑上的话说，禁门关“近临土蕃，远通藏卫，剑阁岭峨，华岳嶕峣”。禁门关以西，是海拔不断抬升的青藏高原，茶马古道逶迤远去，商旅不绝如缕；禁门关以东，是海拔不断降低的川西丘陵和盆地，人烟稠密，自古繁华。
四方面军从二郎山垭口而下，首先攻占了两列大山中的紫石关。驻守紫石关的川军，一部分投降，一部分逃往天全县城。红军在后面猛追，一直追到溃逃的川军士兵累得倒地不起。红军跑到溃军队伍里，劝他们不要再跑了，只要把营长团长交出来就行。就这样，不少川军士兵喘着粗气，半躺在地上作了俘虏。
驻防天全的川军指挥官是刘湘手下的师长郭勋祺。九个多月前，中央红军曾误把郭勋祺的部队当成黔军，结果在青杠坡战斗中失利，不得不放弃北渡长江计划，改由土城一带西渡赤水。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郭勋祺，或许就不会有四渡赤水。因青杠坡战功，刘湘将郭勋祺提拔为模范师师长。
紫石关守敌逃到禁门关后，郭勋祺不许入城，并开枪射杀欲进城的士兵。当时，许世友任红四军军长，他赶到禁门关外观察地形后，下令暂停进攻。随即，许世友命令三十六团交通队，找到当地一个农民作向导，趁天黑之机，从侧翼摸上了禁门关左侧的大岗山。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一个姓周的川军营长被俘，大岗山被红军占领。当禁门关外的主力部队看到大岗上升起信号后，立即发动猛攻。两路夹击之下，川军中以能打著称的郭勋祺也抵挡不住，只得往飞仙关方向逃走。
短短十多天里，红军连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占领了邛崃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川康两省边界地区，形成了随时可以东取川西平原，直逼成都的态势。
面对咄咄逼人的红军，川中震动，人心惶惶。但是，有两人却看出了四方面军的破绽。此两人就是长期与红军打交道的薛岳和贺国光。薛岳认为，第一，如今严冬将至，岷山已降雪，天寒地冻没有军衣，岂能久据；第二，红军所据地区地薄民贫，没有粮食维持长期生存；第三，红军内部已出现分裂。并且，以区区一个方面军据守数百公里防线，已是强弩之末。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同薛岳所料，11月中旬的百丈关战役成为红四方面军的转折点。
百丈镇是雅安的一座小镇，镇子建在众多低山和丘陵中间，街道蜿蜒起伏。镇外一匹稍高的山上，竖着一块高高的纪念碑。碑后，是新建的红军烈士陵园。埋葬在这里的，是参加百丈关战役的少部分红军。
陵园几百米外的镇中央三岔路口，立着一尊几个红军战士呐喊冲锋的石雕，日晒雨淋，石雕已经斑驳。它所反映的，正是百丈关战役。
1935年11月16日，四方面军攻占百丈关。百丈关既是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如今，108国道就穿镇而过，也是平原向山地的过渡地带。纪念馆那座山和对面的山梁两峰夹峙，形成了扼守成都平原的最后一道关口。登上山梁向东北方远眺，成都平原尽收眼底。
交战双方都意识到了百丈关的重要性。尤其对刘湘等川军将领来讲，原来，只要红军不危及其根本利益，他们就虚与委蛇；但红军真要进入四川腹地，那就威胁到了他们的根据地，势必要作困兽之斗。
刘湘调集了八十个团的兵力，在飞机的助阵下，于百丈关一带与红军展开决战，而红军的总兵力只有十五个团。
后来，已是共和国元帅的徐向前回忆往事时，对当年的血战仍然记忆深刻，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敌用两旅兵力企图通过水田进占百丈，在我几十挺机枪扫射下，整营整连的敌军，被击毙在稻田里，横七竖八，躺倒一大片。但因该地交通方便，敌人调兵迅速，后继力量不断增加，攻势并未减弱……百丈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沟，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杀声震野，尸骨错列，血流满地……”
时任师政委的陈锡联则回忆说，“哎呀，那一仗打得凶啊，我们把所有的武器都集中起来，打得敌人尸体都是一层层的。我们伤亡也很大，最后的时候没有办法，子弹打得差不多了，人员也打得差不多了……”
作为长征中仅次于湘江战役的大战，七天七夜的百丈关战役后，红军不得不撤出百丈，这意味着红四方面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此后两个多月，四方面军先是退守天全、宝兴、芦山，后来又向西翻越五千多米的折多山，进入西康的道孚和甘孜。斯时，这支原本八万人马的队伍，已经锐减至四万。
百丈关失利的原因，徐向前认为教训在于“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我军高度集中兵力不够，战场的选择失当，如此种种，都与我们在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
百丈关战役之后，张国焘提出的“打下成都吃大米”的愿景成为泡影。在付出惨痛的教训后，他只得同意四方面军北上……
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组成的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至此，长征结束。
不过，对红四方面军来说，艰难的历程并未画上句号。不久，他们将组建为西路军，渡过黄河进入甘肃，在既无根据地依托，又无兵员物资补充的情况下孤军奋战并最终失败。那些曾走过巴蜀大地的幸存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将埋骨寒冷荒凉的河西走廊……
从王坪陵园出来时，我遇到李先念小学的孩子们前来扫墓。这些满脸稚气的孩子，他们还不知道战争的残酷，也不明白信仰的力量。当孩子们面对墓碑行礼时，我看到一群白鹭飞过对面的原野，清脆的鸟啼回荡在山谷。春风浩荡，换了人间……
【主要参考书目：《图说长征》《红军长征史》《细节决定历史》《长征》《川陕革命根据地简史》《川陕苏区》《战典》《中国的西北角》《通江县志》《苍溪县志》《江油县志》《天全县志》《宝兴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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