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怎样才是更好的地方治理方式？”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我记得当时兜里装了很多钱，但是我没有一张粮票。”“粮票”带给赵冬梅的记忆，除了饥饿，还有那个时代凭粮票买粮食的制度。“我就在一个粮店站着，钱花不出去，小孩脸皮又薄，不敢跟人说，因为按制度规定，你只能拿粮票买。”赵冬梅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那段尴尬的回忆。
令她有切身体会的，还有户籍制度。1976年，唐山大地震，赵冬梅的母亲抱一个、牵一个，带着她们姐妹俩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从河北到广东，去寻找在海军服役的父亲。第二年，赵冬梅进入学龄，可是没有户口，不能入学。后来经一位身为教师的邻居说情，班主任才接纳了她，还有附加条件：“要是学不好就不要了。”
班主任的这句话像根刺一样让她铭记于心，也鞭策着她后来考上了北大。这些记忆中让她磕磕绊绊的“制度”，也深刻地影响了她此后的学术兴趣。
成为一位职业的历史学家之后，她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宋代制度史，“我关注的第一条要素是政治制度，与事件、人物相比，制度是历史发展中更具根本性的因素，因为它的作用是结构性的。”她说。
制度史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枯燥乏味，在新书《法度与人心》里，赵冬梅没有像正统的制度史那样板起脸讲道理，但也没有像一般的历史通俗读物那样讲述帝王将相的故事，她决定“换一种方式讲故事”，从各种具体的典章制度的视角来审视“理乱兴衰”以及“制度与人之间的纠缠互动”。
帝国“金字塔”
“就制度而言，朝代之间永远是‘继承大于‘断裂，”赵冬梅说，而隐藏在制度的延续性下面的，是各个朝代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官僚的选任问题，皇帝周边势力（如后妃、外戚、宦官）的处置问题，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兵权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共性问题才是帝国治理的真正难题。甚至有些帝制时期的难题，对今天的国家治理也有着启发意义。
“放眼全世界，在如此广大的地理范围之内，实现统一如此之早、统一的时间如此之长、统一的追求如此一贯，帝制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事实，常常令后世惊诧。”赵冬梅认为，两千多年的帝制，朝廷的核心利益关切不外乎以下两点：怎样延续王朝统治，这是皇权的安全问题；怎样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这是中央集权的问题。哪怕是在分裂时期，各政权所施行的仍然是郡县制、官僚制，所追求的仍然是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的理念说起来简单，但是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技术性。
比如地方行政制度的建设，两千年来地方行政层级经历了从两级到三级的摇摆，只有县作为最基础的政区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县以上的政区都发生过复杂的变化，最终是宋朝的制度创新，让地方行政层级固定了下来。“以前政府层级的演变，不论是两级制还是三级制，各级地方政府在本辖区内，都是一揽子管，所以辖区一旦过大，就有形成割据的可能。”赵冬梅说。而宋朝发展出一种新的地方管理体系，最高级的地方政区同时设置功能不同的平级机构，各管一摊，比如转运司管财政，提刑司管司法，分别对应中央的主管部门，分权制衡，既保证了效率，又防止了割据，“宋朝的制度创新对元明清产生了深刻影响”。
怎样才是更好的地方治理方式？ 南宋思想家叶适认为，就是要适当地放权给地方行政机构，“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县行其一县，赏罚自用，予夺自专”。中央的监督检查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做到有度，抓大放小，必须有明确规定，而且不要太频繁，以免对地方行政造成干扰。明末清初顾炎武说得言简意赅，“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则天下治矣。”
“这样的话能说出来，说明那个时代的地方被管得确实太死了。”赵冬梅说，无论是叶适还是顾炎武的话，都表达了古代中央集权制度下，地方获得更多自主权的期望。“帝制时期是等级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国家机构也分等级，就像一个金字塔，皇帝在塔尖，县级政府在塔底，在这个等级结构中，普遍存在着上级的集权，上级为达成某种目的，可以视下级为牺牲品。”
“他们的升降浮沉都由中央决定”
地方政府人事任免制度的变迁，也体现了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加强。
中央—地方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地方政府人事权力的分配问题，也就是说中央与地方，究竟由谁来掌握地方政府的人事任免权。当地方政府的人事任免权力主要由中央掌控时，就构成了选任集权。“就历史事实来看，帝制中国的选任集权其实是到了隋朝才实现的。”赵冬梅说。
隋朝以前，人事制度的典型模式为中央任命郡县两级的地方长官和佐官，地方政府的其他官员，均由地方长官从本地人中选拔任用，这被称为“辟除”。1993年，江苏连云港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郡一级行政文书档案——西汉东海郡的吏员考绩簿，24方木牍、133支竹简，4万多字，呈现了有关西汉东海郡政府组织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学者们研究发现，西汉东海郡政府的两大机构，太守府和都尉府加起来，正式编制39人，实际在职人员107人，超编68人，其中中央任命的职位只有4个。占总编制的10.2%,占实际在职人员的3.7%，这4个职位就是太守府的长官太守和佐官太守丞，都尉府的长官都尉和佐官都尉丞。
东海郡的例子代表了隋朝之前八百年间地方政府的人员和权力结构，由中央任命的外地官员处于领导地位，但数量极其有限，属于绝对少数，由地方长官辟除的本地人官员，处于从属地位，但占绝大多数，在这种人员和权力结构之下，地方行政实际上实行的是长官负责制，无论是县令还是郡守，都有专任一方之权，对一地事务负有全责。而他辟除的属官则熟悉地方事务，为地方治理提供了人才保障。
“从隋朝起，帝制中国地方官的选任进入第二阶段，即选任集权的时代。”地方长官失去了辟除属官的权力，地方官一概由中央任免，实行任期制、避籍制。以唐代跟汉代做比较，唐代的州相当于汉代的郡，都属于统县政区，汉代的东海郡政府正式编制39人，由中央任命的官员4人。唐代最高级别的上州政府的正式官员编制是76人，全部由中央任命，这就是绝对的选任集权。“选任集权的出现，是中国政治史上中央集权之一大变革。”
“我看历史其实是比较强调偶然性因素的。”赵冬梅说。选任集权出现于隋，通常的解释有两种：一个是从必然的角度，中央要打击地方豪强对地方政权的垄断，必然要把地方的选任权抓过来。二是偶然的角度，隋朝以前的北齐，政治腐败，因国库空虚开始卖官，卖无可卖的时候，就把原本由地方长官辟除的职位，也拿过来一起卖。皇帝的一时荒唐被固定成为惯例，到隋朝再用制度加以固定，就变成地方官的中央选任制度。
选任集权的确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是也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方面，集权导致了选任制度的变质。选任集权为中央的人事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大大小小的官员、芝麻粒大小的业绩，都是由吏部的考功司核查，吏部成了唐代中央事务最多最繁忙的单位之一。吏部需要处理的文书数量巨大，整个机构都处在一种终年笔头不倒的状态，即便如此，以帝国的幅员之广、官员数量之巨大，吏部所能依靠的，除了简单的面试，也只能是对文书档案的核实，很难负起优选劣汰的责任。因此，为了实现确认集权的目标，维护官僚集团的稳定，选任制度逐渐发生了变质，从强调绩效能力到强调学历资历，论资排辈，成了最稳妥安全的选任标准。这就使选任背离了优选人才的初衷。
另一方面，选任集权导致了地方治理的日趋疲软。官员队伍不断膨胀，职位供应越来越紧张，为了扩大职位的供应量，就不得不缩短任期，官员在地方上工作的时间越来越短，哪怕是一个有理想的官员，也根本没办法熟悉地方情况，作出符合本地实际的决定。另外，选任集权制度下，地方官忽视地方利益，片面畸形追求政绩，成了一种新的病症，“原因很简单，集权制度下，地方官中央化了，不管工作地点是怎样的远离首都，他们在本质上都是中央派出的官，他们的升降浮沉都是由中央决定的”，因此，在中央化了的地方官的心中，皇帝、朝廷的意愿永远是第一位的，本地的利益则是第二位的。“当地方利益遭到了忽视，甚至践踏，其实就很难说这样的地方治理是有效的了。历史上选任集权对于地方治理的影响，恐怕还是消极面多一些。我们反观汉朝，在没有选任集权的时候，也能实现中央的有效控制。”赵冬梅说。
“制度在古代是跨越朝代的”
南方周末：你在书里谈到，就制度而言，朝代之间永远是“继承”大于“断裂”，隐藏在制度的延续性下面的，是各个朝代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但是你在书中将目光停留在帝制时期各个朝代的“继承”，如果将目光延长到近代，那么这种“继承性”体现在哪里呢？
赵冬梅：制度这个东西在古代确实是跨越朝代的，不随着改朝换代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制度在不同朝代之间的这种继承性是非常强的。哪怕是汉代制度，可能也会被后代的人反复引用，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参考。1911年共和制的建立是一个“断裂”的坐标，这一套国家制度跟古代的国家制度之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断裂了。
当然也有相互可以比较的地方。我在书中一个有意识的努力，就是为帝制国家祛魅。至少在我上学的时候，讲它负面的东西比较多。我不否认这些负面东西，比如剥削、阶级压迫，但是，当一个帝制国家建立之后，它面对的一些困难可供我们反思。比如中央和地方之间，这是一对矛盾——究竟什么样的地方治理才是有效的？ 其实在帝制时期就有过各种各样的努力，这些努力可以为今天人们的思考提供一个个案，从头到尾你能看到它是怎么发生、怎么失败的。
还有对官僚的治理，官僚本来是要跟皇帝共治国家的，按道理讲他们是有用的，但是官一进入官僚体系之后就有自利倾向，会改造这个制度，让它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帝制国家曾经对此有过各种各样的努力，这一点可能对于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来讲是有启发的。但是这个启发不是我告诉你怎么做，我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告诉大家该怎么做，我们历史学家就是把它们呈现出来，那个启发是什么，启发了谁，不由我说了算。
南方周末：中国历史从秦统一之后接下去的几千年，总体上来说是中央集权慢慢加强的过程，但中间也出现了与魏晋时代“王与马、共天下”类似的贵族政治时期。为什么中国的这种贵族政治是不可持续的，没有像欧洲那样变成一个传统，或者和皇权达成一个动态的平衡？
赵冬梅：东汉以后出现的世家大族，日本学者会用“贵族”这个词，但是我还是愿意用原来那个词，门阀。田余庆先生说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在特殊的条件之下，司马氏和琅琊王氏共同建立了东晋政权，所以当时出现了几大家族和王氏共同支撑皇室的现象。但是在制度上，它仍然是帝制，皇帝名义上仍然有制度赋予的无远弗届的合法权力，一旦几大家族的支撑变弱，皇权就会寻找新的支撑，比如北府兵、次等世族。门阀政治缺乏深层次的制度性支持，在意识形态上也缺乏支持——依然是皇权独尊。倒是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我觉得世族的失败比较晚，一直到隋唐时期，他们还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南方周末：你提到在制度上，中国从来就没有合法的权力来约束皇权，软性的约束只有让皇帝畏惧历史、祖宗制度和所谓的“天”等三种。天人感应学说被宋儒改造之后，皇帝从对自然神的畏惧转移到了对道德律的畏惧。从宏观上来看，宋代以后自然科学逐渐发展，使得畏惧一个作为自然神的“天”逐渐难以自圆其说，宋代以后皇权逐渐增强的原因是否和这一点有关？
赵冬梅：首先我要强调古代中国人的“真实观”。我觉得古代中国人不追求客观真实，包括像《史记》这样伟大的历史著作，也不追求客观真实，追求的是“美善的真”。古人是把美、善放在真前头的，其实这就是合乎道德的真。追求合乎道德的“真”是难以孕育自然科学的。
宋人对自然界的认识确实更进步了，但我不认为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宋代最优秀的那批人，在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会很理性地来救荒、救灾，但同时，他们也会拿这个“天”去约束皇帝，这是没得商量的。我觉得不能把他们的这种行为看成他们在把“天”工具化，这是一种庸俗化的理解。我理解为他们的一种敬畏，畏天，但不废人事。直到今天我们自然科学这么发达了，我认为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仍然是有价值的。
“澶渊之盟恰恰是该大书特书的”
南方周末：为什么最近五六年来宋朝历史好像突然热了起来？关于宋朝的影视作品开始变多，普及读物也卖得很好，大众媒体也开始有了大篇幅报道。
赵冬梅：以前大众喜欢汉唐的历史，但你仔细一想，发现人们喜欢的是汉武帝的汉和安史之乱之前的盛唐。安史之乱以后的唐，大众其实很陌生。1840年以后，中国、中华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外部挑战，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人失去文化自信的一个时代，人们在心理上需要去传统中寻找那些更具扩张性的东西。这样往回找的时候，宋朝就是一个不被待见的朝代。“澶渊之盟”因为岁币等因素，很容易被视为一个不平等条约，引起人们对近代史的联想。但是中国经济起飞之后，我相信中国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学者还是大众，总体上可以更加心平气和地看待过去。这是一个重要的民族心态的转变。
另外是历史观的逐渐转变。我们传统的历史观其实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有时我在网上批评朱元璋，会有很多人来围攻我，他们并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只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帝王不能被批评。但是有另外一部分人渐渐认识到，我们可以对自己更关注，我们关注个人的生活是一件合理的事情，这些上升不到帝王、国家的层面，当他们这个时候再回到历史中寻找资源的时候，宋朝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时代，那里有闪闪发光的个人，还有对文化的向往。
南方周末：你刚才提到澶渊之盟，之前我们好像都认为它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学界近年的研究对它的看法有所转变吗？ 它在历史中起到了一个怎么样的作用，把它放到历史的语境当中看的话，能不能把它称为“不平等条约”？
赵冬梅：现在历史学界的主流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原先我们根据宋朝要交给辽朝的“岁币”，就断定澶渊之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现在史学界的主流看法是它对双方都有好处，是一个较为平等的条约。
宋朝给少数民族政权的钱分成三种，岁币、岁赐，还有岁贡。岁贡是向上的，岁赐是向下的（比如给西夏），只有岁币是宋和辽之间的，它意味着平等的关系。宋辽两个皇帝在条约中约为兄弟，其实是以最高统治者的拟血缘关系达成了两国之间的平等。这笔钱给了辽朝，对宋朝有没有好处呢？ 后晋失去幽云十六州之后，中原王朝失去了长城防线，地利的优势失去了，如果两国处于敌对状态，宋朝只能靠大量的军队镇守，而养军队花的钱要远远超过澶渊之盟给辽的岁币。
一纸条约，给宋辽两国带来了120年的和平，使边境人民摆脱了战争，和平交往。我们甚至可以往大了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政权之间的一次平等地通过协议来建立的和平，不是你死我活，而是通过协议来建立和平，这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反映了华夏文明的政治智慧——宋辽其实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觉得在今天，澶渊之盟恰恰是该大书特书的。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很强调历史偶然性的一面，认为偶然性在历史当中会起到相当的作用。那么如果让你选择一个历史性的偶然节点，让你穿越到宋朝，你会选择哪个关键的偶然事件去改变宋朝的命运？
赵冬梅：真的要玩大的话，还是仁宗和英宗的皇位传递。我认为庆历新政，而不是王安石变法，是抓住了宋朝真正的关键问题，改革也到了痛处。仁宗晚年那帮人其实想把庆历新政继续下去，但已经来不及了。如果仁宗晚年身体没有那么糟，如果他有亲生的儿子，情况就会不一样。在那个时候，韩琦、富弼、欧阳修这些人都已经成熟了，有了足够的政治资源，又与仁宗建立了比较稳固的信任关系，一个更加成熟的庆历新政是有希望的。另外，如果“理财天才”张方平的父亲不是那时候去世，他就不用丁忧，就可能走不到王安石那条路上去了。
脆弱的“黄金时代”
南方周末：南宋朝廷，权相辈出，理学家被权相排挤出政府，失去了对皇权的直接影响，进而选择进入基层社会来传播思想与教育，最后的成果相当令人瞩目。那么当时的这种选择是有意的，还是一种历史的无心插柳？
赵冬梅：讨论南宋权相，我觉得还是要追溯到北宋王安石。权相是什么意思？ 权相就是一个得到了皇帝高度授权的宰相，他的权力压过了其他所有的副相和臣子，其他官僚的言论空间被大大压缩，如果我们这样定义的话，那毫无疑问就是王安石和神宗开启了“权相”的“模式”。理学运动的下移，是近十几年宋史学界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这种下移，其实是共谋吧，我也不能说是无心插柳。春秋战国时候是文化的第一次下移，孔子出，兴私学，有教无类。第二次比较大规模的文化下移是北宋，科举对几乎所有男性敞开大门、雕版印刷的流行，是两个重要的推动因素。从长时段来看，南宋其实是在北宋的延长线上。理学的传播与壮大也在这个脉络里面。朱熹、黄榦等理学家当然是很能干的，理学的传播造就了南宋后期的一个理学家群体，但是他们的学问可能跟国家实际的需要是脱节的，国家真正要解决的是财政问题，还有面对蒙古军事压力的问题，这些人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是没什么用的。
南方周末：南宋后期每年的军事支出要那么多钱，养兵、养官，这些支出都是削减不了的，而国家的财政来源却是相对固定的，如果古代国家没有一个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我觉得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拿这个问题来苛责理学家群体，是否过于苛刻？像贾似道这么能干，他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赵冬梅：对，贾似道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些人连做支撑性的工作都做不了，他们对于做实事的人，通常还持批评态度。这个东西往上追，要负责的人，可能就是司马光了。在范仲淹那一代人里，往往是德才兼备的，像韩琦等人，非常能干，能解决问题，同时也被认为是道德君子。再往前，胡瑗在湖州创立的学校，提出了分科教学，各种实干的科目被列入教学内容。可是到了司马光跟王安石的分歧之后，应当说“才”跟“德”再次分家了，道德君子就只有道德，没有能力。司马光没有足够的政治才能，也没有施政经验，但他被抬到了道德的高位，不得不在神宗去世后出来主政，其负面影响是很深远的。
中国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状态，就这样阴差阳错地逝去了，这是我最惋惜的地方。至于说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个人，我对他们两个都寄予了深刻的同情。他们在道德上都很高尚，但是国家的风气却恰恰坏在了这两个人手上。王安石开了坏头，司马光没有能力掰回来，开了一个更不好的头，他的追随者们在阐释这件事的时候，把道德和能力，特别是和理财的能力割裂开来。
南方周末：你刚才说的“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状态”，或者说“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它是如此的脆弱，几个偶然的因素就能使其衰亡，是不是也可以说明它的衰亡其实是某种必然？
赵冬梅：对，那是我们本土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东西，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牢靠。《法度与人心》里很大篇幅谈的就是皇帝制度。皇帝制度，它脆弱就脆弱在高度集权于一个人，而这一个人其实又没什么选择。这个人如果要做昏君，没有任何力量能拦住他。那怎么办？实际上这就是个死结。北宋前期能有好的状态是因为在位子上那个人是好的，从一开国建立的传统就是好的，然后士大夫再努力发展出一些可以约束皇帝的东西来，但是这些东西到了王安石这儿，他和神宗合谋把这些东西全打破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权力越大，越无所畏惧，就越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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