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司马迁怎样写《史记》？
根据刘勃2021年5月29日在天津一書书店讲座整理
《史记》可能是现在图书市场上古代历史著作里卖得最好的。听编辑朋友说，现在的古籍出版，《史记》原著，加上解读《史记》的书，销量远超其他历史书。这可能是因为在当今的教育体系里，它被摆在一个崇高的位置，书名本身就有巨大的号召力。
和现在的小说、电视剧一开场就要抓住受众不同。对一般读者来说，《史记》好看的部分其实在后面。我听说，有些父母带着孩子读《史记》，都是按顺序读，然后孩子问：“妈妈，这书里就全部是人名吗？”因为讲夏朝、商朝的历史，《史记》往往就是报第一个王是谁，第二个王是谁。一个王常常也就两句话的记载：第一句，他即位了；第二句，他死了。没有太具体的故事。
主旋律的司马迁
司马迁面对的历史有两千多年，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到他生活的汉武帝时代。这两千多年可以分成五大段，每一段的价值和写法都不一样。
第一段从黄帝到周朝，主要是头四篇：《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这是可读性最差的部分，也是体现了司马迁最主旋律的部分。《史记》的写法，其实是在做一个传统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第一篇《五帝本纪》，五帝的第一位是黄帝，咱们中华民族的始祖，第二位是颛顼，第三位是帝喾。黄帝还有点故事记载，对于颛顼和帝喾，《史记》就只有赞美，没讲故事。但往后翻，会发现一个好玩的现象。
五帝的第二位颛顼，他的儿子分别是秦、楚、越、匈奴这些族群的祖先。这些族群是什么样的群体？过去被认为比较落后的族群。
第三位是帝喾。他本身没有什么故事，但《史记》讲到，帝喾的大老婆有一天在荒郊野外走，看到一个大脚印，她觉得很好奇，在脚印里面踩了一下，然后就浑身颤抖，怀孕了，接着生下一个孩子，叫稷，是周朝的祖先。帝喾的二老婆，也是在荒郊野外行走，看到一个红色的鸟蛋，很好奇，吃下去后，也怀孕了，生下一个孩子，叫契，是商朝的祖先。也就是说，五帝中的第三位帝喾是商朝和周朝共同的祖先。
作为受过现代理性思维训练的读者，看到《史记》中的这段记载，会觉得这叫历史吗？司马迁讲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在说什么呢？周人和商人成为尖锐对立的两个族群，可他们都是帝喾的后代，本来是兄弟，这两个族群构成了早期华夏民族的主体。
颛顼也好，帝喾也好，他们的祖先都能追溯到谁？黄帝。也就是说，生活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追本溯源，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黄帝。
《史记》的第一篇，故事没有讲得多精彩，但在灌输一个理念：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它讲的其实是血缘。
中央电视台过年的时候播了一个节目，叫《典籍里的中国》，有一期讲《尚书》，重点讲的是《禹贡》这篇。
司马迁把《尚书·禹贡》这篇完全抄进了《史记》的第二篇《夏本纪》，这也是那个节目特别重视的一篇。因为它讲的是大禹治水——一个克服了洪水灾害的浩大工程。
全世界各民族都有洪水的传说，但只有咱们中国人的传说是靠人的力量治服了洪水。一方面，这是现代中国人比较喜欢强调的事情；另一方面，《尚书·禹贡》讲大禹治水，不光是讲怎么治水，也在讲如何控制疆域。
当时的中央在冀州。今天的冀是河北省的简称，那时候冀州的主体在山西，天下所有的州都要把自己的物资运送到中央去。陆地运输很贵，想把成本降下来，就要利用河流，用船运输。《禹贡》篇在讲，天下各地要到中央去，可以怎样利用水陆，即古代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如何控制这么一片庞大的疆域。也就是说，《史记》第二篇讲夏的历史，也是在讲同一片土地。
第三篇《殷本纪》讲商朝的历史。跟考古发现对应的话，会发现《史记》写的世系，第一个商王是谁，第二个商王是谁，是相当准确的。但它描绘的商朝跟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商朝完全不同。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商朝非常残暴，不是说商朝末年才出了商纣王这么一个暴君，而是整个历史都非常血腥、恐怖。
商朝人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神就是自己的祖先，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祖先感到快乐呢？那就是杀人。通过大量屠杀其他族群的人献给祖先，来取悦祖先。研究甲骨文、做殷墟考古的学者经常会描述很多恐怖的景象，比如大墓里的殉葬者，人祭坑……今天杀的人里面有个大人物，怕祖先没有意识到自己杀了一个大人物献给他，会干出什么事情？把头皮剥掉，在头盖骨上刻下这是谁。这是考古发现的那个血腥恐怖的商朝。
《史记》里面没有这些，司马迁笔下的商朝，大多数的王没有这种暴戾感，最坏的只有一个，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商纣王。实际上考古发现，商纣杀人反而不算多，一次祭祀最多杀几十人。他有个祖先叫武丁，杀人最多的一次祭祀，号称杀了上千人。《史记》里说武丁是个非常好的王，他在位的时候“天下咸欢”，天下人都很开心。《史记》其实是把历史扭曲了，当然这件事可能也不是司马迁自己干的，他所接受的信息已经是这样了。
第三篇的结尾和第四篇的开头都讲武王伐纣商周革命。《史记》提供的扭曲过的历史告诉大家：商纣对人民不好，活该被推翻，因为对人民不好的统治者，上天是会抛弃他的。而周文王、周武王非常好，对老百姓好的王就应该统治天下，这叫得天命。第三篇和第四篇干了什么事情？告诉我们同一个天命。
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史记》的开头是这样的序列：同一个祖先——同一片土地——同一个天命，都是在建设核心价值观。
把它当作历史事实来看，其实相当不靠谱。现在的历史学家通常不会信任《史记》的具体叙述，但不得不承认，开头把故事讲成这样是有意义的，国家的凝聚力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读《史记》首先读到的是一个主旋律的司马迁。
艰难写作的司马迁
《史记》涉及的第二段历史，是春秋时代。我写了一本《失败者的春秋》。这本书出来之后，很多人认为我是司马迁的黑粉，因为书里不停在说，《史记》这里写错了，那里不准确。
关于春秋的历史，还有一部非常靠谱的历史书——《左传》。这些年不断有人利用出土文献，说这要改写中国上古史。其实夸张了，出土文献里提供的信息，有很多新鲜的细节，但宏观上并不能提供什么全新的判断。比如西周末年，犬戎入镐京，宗周覆灭，周平王东迁……清华简上的相关内容，告诉我们《史记》写的不对，但没有清华简，我们也早就知道《史记》写的不对。《左传》里有一段插叙，最关键的内容，都已经告诉我们了。
司马迁对《左传》读得不太熟，应该是没有我熟。这不是我多了不起，而是不同年代的作者写东西，难度也完全不同。
即便是放到现在，就个人经验来说：十几年前我写东西，要参考的书摊开来，书房地上堆满也就差不多了。这几年写东西简单许多，因为大多数内容都有电子版，电脑多开几个窗口，查资料，Ctrl+F，搜索就行了。
而司马迁写《史记》，要面对一捆一捆的丝帛和竹简。有学者估算过，五十二万字的《史记》写在竹简上大概一百多斤重；《左传》有二十几万字，也是沉重的材料。司马迁的写作环境跟今天完全不是一回事，查资料很辛苦，不像我们随便翻翻就能找到。他是艰难地靠记忆写作，所以可能会犯一点错误，我们应该体谅他的难处。
但是想了解春秋时代，确实更多依靠《左传》而不是《史记》。
《史记》涉及的第三段历史时期是战国，也就是《战国歧途》写的内容。 这一段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了，战国这一段，司马迁的错误还是很多，但我们已经找不到比《史记》更靠谱的书了。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把很多书烧掉了，当时制定的政策是要烧三种书：一是《诗》《书》之类，也就是儒家的经典；二是“百家语”，也就是诸子百家的著作；三是“史记非秦记”，就是秦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历史书。
要禁掉已经流传的书，是很难的。相反很多人一听是禁书，还会刻意去找——我跟学生打交道也经常这样，“同学们，这本书可以看一看”，学生低着头不理我，然后我再加一句，“这可是禁书哦”，很多人就来精神了。所以，儒家经典、诸子百家的著作因为早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秦始皇想烧是烧不干净的。有一种书被打击得最惨，就是山东六国的历史书。因为这些书在社会上没有流传，只在各国档案馆里有一份，秦始皇一烧，真就没有了。
司马迁写战国的历史，经常抱怨材料残缺。他磕磕绊绊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份问题很多，但不管怎么说，把历史大趋势表现出来的战国史。
所以对于战国历史而言，出土文献和其他各种新发现的分量和价值就非常高了。
《史记》涉及的第四段，是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到汉景帝时代，也就是司马迁出生之前的这一段历史。
司马迁编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做采访了，有点像现在记者所做的工作。中学语文课本收入了《史记》中的《鸿门宴》，里面有段细节非常生动。项羽请刘邦喝酒，当时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刘邦的情势很危险。于是张良从帐篷里出来，喊了刘邦手下的一员猛将樊哙，说你赶紧进去解决问题。樊哙拿起盾牌啪地一下，把项羽大帐门口的卫士撞开，走进帐篷里跟项羽侃侃而谈，说得项羽不好意思动手了。
司马迁写得特别生动，好像就在现场一样。这段材料是从哪儿来的呢？是司马迁从樊哙的孙子那儿听来的。樊哙的孙子和司马迁的爸爸挺熟的，他经常很自然地跟人家讲，当年我爷爷有多牛。这相当于今天在做的口述历史，他写得有现场感也是这个原因。
另外，《史记》里写了不少刘邦的黑历史，比如五十六万人被项羽的三万人打得大败，然后逃跑，害怕追兵追上来，把自己的一双儿女直接从车子上推下去。司马迁写刘邦的黑历史，未必是对刘邦有意见，很可能信息来源有问题，多半是他从老干部的后代聊历史时听来的。
当时已经是汉武帝时代了，汉武帝对这些老干部的后代非常不好，提拔新进，让这些人彻底靠边站，这帮人是满心的怨气。所以，司马迁去采访，找他们谈历史，他们很可能提到刘邦没什么好话。
这一段我还没有写书，写过小说，还没发表。我想象过司马迁为了了解韩信的经历，做采访时的样子，这里借机分享一下：
司马迁最熟悉的一个功臣之后，是舞阳侯樊哙的孙子樊他广。樊他广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朋友，司马迁刚记事的时候，他已经是个老头。这是个特别开朗风趣的老爷子，当初有人举报说，樊他广的父亲没有生育能力，所以他来路不明，樊他广因此被剥夺了爵位。后来一直有人拿这件事在大庭广众下和他开玩笑：“樊他广，你的亲令尊，到底是你爸爸还是你叔叔？”樊他广总是嘿嘿一笑，说：“喝酒，喝酒！不管我爸爸是谁，我爷爷是舞阳侯樊哙，总是没错的！”
几爵酒下肚，樊他广就会谈兴大发。司马迁小时候就特别爱听樊他广讲鸿门宴樊哙闯帐的故事。樊他广也会讲到韩信：“齐王韩信！能耐，天下第一；傲气，也是天下第一。做了淮阴侯，被拘在长安城中，按说已经是沦落了，可是一看身边，右边，是绛侯周勃，左边，当年自己的老部下灌婴，于是长叹一声：‘什么东西！’”
说到这里，总能满堂大笑，到处充满快活的空气。
“我爷爷是什么人？项王都敢当面顶撞的人，可是淮阴侯到我家来，那都是跪拜送迎，自称‘臣’的，说：‘大王竟愿意光临臣家！’淮阴侯又是长叹一声：‘想我韩信，这辈子竟与樊哙为伍了吗？’”
又是满堂大笑，樊他广摇摇头说：“谋反是没有的。但太傲气，伤人，这结局，也就难怪了。”
韩信被定性为反贼的时候，有过一个群臣集体批判韩信的运动。当时，灌婴是表态最激烈的一个。司马迁查阅这些档案，看到灌婴罗列韩信的罪名里有一条是：“自立为齐王。”韩信的齐王是刘邦封的，是官方口径都认可的，只有灌婴采用了这样的说法。
司马迁想，也难怪，灌婴和韩信关系最深，他必须要格外激烈才能撇清自己。
司马迁采访了灌婴的孙子灌贤，灌贤早就不知道爷爷怎样批判过韩信，相反认为爷爷和韩信一直是亲密无间的战友。灌贤提供给司马迁一个细节：韩信被捕的时候说：“‘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活该被烹了吧。”
司马迁当然知道，他在说韩信，也是在感叹他灌家的命运。灌家战功赫赫，可是不久之前，灌贤刚刚因为行贿而被剥夺了爵位。
丞相萧何的后代在汉朝待遇特殊。别的功臣之后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被剥夺侯爵，然后这个家族就和侯爵无缘了；萧家却是不断有人犯罪失侯，但皇帝还是会想方设法找一个萧何的后代，继承酂侯之位。
所以萧家人的嘴巴特别严实，司马迁从来问不到什么。
直到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萧何的玄孙萧寿成担任太常，因为祭祀的供品不合要求，被汉武帝彻底剥夺了爵位。意识到皇帝这次真的不念旧情之后，萧寿成主动来找司马迁，痛斥汉朝皇帝刻薄寡恩，说到韩信谋反的问题，萧寿成更破口大骂：“韩信反没反我不知道，但他手下早就没有兵了，要抓他还不是轻而易举？干吗要我家高祖骗他去长乐宫？这个你一定要写下来，这哪是为了抓韩信，就是为了羞辱我高祖！就是要让你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作为亲历者的司马迁
接下来的第五段，汉武帝时代，也就是《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所写的内容。
这本书为什么叫这个题目？有读者跟我说，读这本书之前以为会是一本司马迁的传记，结果发现并不是，很失望。
其实司马迁生平史料就那么一点，只依据可靠的资料，根本撑不起一本书。要只谈司马迁，写一本这么厚的书，那只可能是《司马迁评传》，不可能是《司马迁传》。
我的书叫“记忆之野”，当然不是传记。一个人在聊他记忆中的事，很可能是别人的事情，是对亲身经历过的时代的体验。 就像苏东坡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很可能反而对自己生活的时代认识不清楚，评价不公平。 我有时候会想一个问题，几百年后的人，如果评价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会怎么说？我觉得很可能他们的概括会跟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完全不一样。问题是，能够因为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就否定几百年后人们的结论吗？我们就能说你这个结论是不对的吗？或者反过来，能够因为他们拉开了距离，做一个宏观的、客观的评价，跟我们的经验不符，难道就认为我们的经验没有价值吗？
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有意识地干了一件事情，有些比较客观、理性的判断，都只点到为止。如果还像写《失败者的春秋》那样，对很多考证做通俗化处理，那么把书写得读起来好像学问渊博、认识深刻一点，是很容易的，但这本书我完全不想这么做。
我就是想捕捉司马迁讲述自己经历的那个时代时，字里行间流露或隐藏着的情绪。所以这本书写得比较抒情。当然，作为老男人，抒情还是要收着点，假装继续在讲故事。
司马迁作为自己时代的历史当事人，他评价汉武帝时代，可能很多事情说得不准确，比如说汉武帝的历史功绩，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另外像卫青、张骞，以后人的眼光看，都比他的评价要高得多。还有著名的飞将军李广，其实远不像他推崇的优秀。但他写下来的，都是真切的体会，是充满了个人感情的记忆，所以我才起了“记忆之野”这个书名。
我曾经想过叫“记忆之宫”，因为人的记忆就像迷宫，“记忆之宫”也是个很传统的说法。后来想想不对：第一，跟司马迁说“宫”字，是很讨嫌的；第二，一说宫廷，给人感觉充斥着内幕新闻，很多事不能说，说出来又必须是规范化、冠冕堂皇的东西。你可以发现《史记》完全不是一部这样的书，对汉武帝时代的宫廷内幕，司马迁说的还不如班固多。所谓司马迁的“好奇”，是来自社会、江湖、底层的奇人奇事，而不是宫闱秘闻。而且司马迁的笔触是放肆的、活泼的，完全没有被后代人的那一整套规范所规训，表现出一种非常野蛮的活力。
《史记》充满了私货，但人活一辈子，连点私货都没有，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说官方的正史不应该有私货，对，但《史记》本来就是个人创作啊。是后人把它追认为正史之首的，是充满了私货的《史记》给正史这个序列增加了光荣，而不论是不是正史，都不会影响《史记》的价值。
这就是“野”的力量，所以，我起了这个书名，《司马迁的记忆之野》。
综合来说，我这三本“青春中国史”其实没有多大的价值，但我希望它们起到垫脚石的作用：大家看过后，有去读《史记》的兴致，感受会有点不一样，回过头来再说司马迁写得太好了，刘勃完全没有把司马迁的好处写出来，那我的目的就更加达到了。
能够让大家去读《史记》，还有《左传》的原著，对我来说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读者问答
读者：刘勃老师您未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刘勃：我刚写完一本关于孔子的书。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人物，有些书容易把他的思想过分抽象化。还有，孔子主张中庸，却特别容易被人极端化评价，被说得特别好或者特别坏。
有特别热爱和崇拜孔子的一群人，他们聊到孔子，一定要把孔子的每句话都解释出好的意思。比如孔子说过一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有人解释说孔子特别体谅妇女，女人生孩子太难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是这个意思。这明显是在歪解释，他们往往有这样的想法：第一，孔子特别伟大，像一片大海。第二，孔子特别纯净无暇，整片大海都是纯净水。这种就是过分美化。
另外的极端，是觉得孔子是中国文化一切罪恶的总源头。
从我自己所受的教育来说，我们这代人亲身体会到孔子这几十年在中国得到的评价的变化。我小时候还能看到介绍孔子的小人书，名字叫《孔老二罪恶的一生》。我上小学时，政治老师有时候上课会提到孔子，他永远都是讲“kǒng zi、kǒng zi”。我后来想想，其实我很同情他，因为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对孔子的评价已经稍微正面一点了，会说孔子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但那位老师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只有“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他的思想转不过来，但作为老师上课，不能随意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只好说“kǒng zi、kǒng zi”，用这种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我的学生时代，经常听到人说，孔子并不像原来评价得那么坏；而这些年，我自己教书，有时候不得不对学生说，孔子并不像有的人宣传得那么好。这完全是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
我前面说过，《左传》其实是相当靠谱的一部书。我这本书，是根据《左传》提供的春秋晚期的历史，把孔子放到比较具体的历史环境当中，在那个历史背景下再去理解孔子。当然这个工作之前也有人做过，不过我对春秋晚期历史的理解，和许多人不大一样，所以写出来的孔子或许也会有点不太一样。
读者：司马迁的《史记》对当今社会有什么启示？能不能谈谈您自己的看法。
刘勃：第一，因为现状就是，《史记》是最受欢迎的一部历史书。实际上有一种已经被认定了的《史记》的启示。我刚才讲了《史记》的头几篇，确实是在做一种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这种核心价值观跟我们今天的宣传导向也有很多完全契合的地方。
第二，从我个人来说，司马迁有这么一种能力，他写谁，好像就是谁，自然而然就好像对这个人充满了共情。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史记》里提供给我们很多鲜活的、不完美的，又非常动人的人物。我的感觉是，读完《史记》，好像又交到很多朋友，这是《史记》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意义。
读者：在您写过的历史人物当中，有哪位让您特别欣赏，或者愿意更多着笔墨描述呢？
刘勃：春秋时代，我觉得最了不起的一位君主是楚庄王，我的书里没有写他。我有时会比较回避去写那些我觉得太厉害的伟大领袖。
即便写到那些伟大人物，我也绝不会有代入感。我最近刚写了一本关于《三国演义》的书，也有读者问我是喜欢刘备还是曹操。我的想法是，那些历史天空中闪烁的星星和我们这些普通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可能更多考虑的是，在那片星光下，我是一茬韭菜还是一堆白骨，还是一个勉勉强强可以活着喘口气说说话的人。
读者：请问《战国歧途》这本书的名字是怎么起的呢？读完以后，我觉得这个书名越想越美妙。歧途嘛，大家都能想到“杨子哭歧途”，不知何去何从。看这个书名，带着一种主观感，就像作者在审判这个历史一样。
刘勃：谢谢。书名是六哥起的。这书有个更早的版本，用过另外一个书名。十几年前的出版环境跟现在完全不同，那时候发行的权威特别大。我曾经有一本书，编辑老师都已经辛辛苦苦编好了，排好版了，发行说不行，这书没市场，后来就黄了。所以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书名就要更加直白勾人一点，“歧途”这点我肯定是要强调的，所以叫《歧途哭返说战国》。
过了五年，版权到期，书稿到了六哥手里。六哥说那么啰嗦干吗，直接叫《战国歧途》，比较简洁干脆。我当然觉得好。
古代所谓这种悲歧途、悲歧路的感受，往往描述的是眼前有好几条分岔的路，但你往哪个方向走，都不对劲，当时的环境又根本由不得你留在原地不动。现在很多朋友有这么一种想法，“我想躺平”，躺平后歧途似乎就不存在了。但立刻就有另外一种声音出来了，“年轻人躺平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他是不允许你躺平的。当面对纷繁的歧途，你感受不到前途的光明，但躺下又不被允许，这时候内心会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悲怆感。我的书名一定程度上就是想表达这么一种意思。
读者：刘勃老师好，您在写作时如何平衡历史的真实性和故事性？
刘勃：对于古代的写作者来说，他们要更多面对这个问题，不管是左丘明，还是司马迁，他们都是讲故事的高手。他们讲故事的时候，又在企图表达某些道理，这种欲望非常强烈。可能对他们来说天然就是三件事情的平衡——讲一个动人的故事，阐发对历史的理解，还要尊重起码的历史事实，自然而然就把这三个问题搅拌在一起了。
我的书很大程度上是在分离，他讲的事实是哪些，他讲的故事是怎样，他企图表达的道理是什么。我好像在做一件事——面对一杯已经被搅拌开，但没有真正完全溶解，很大程度上还是浑浊的液体，通过梳理让它静下来，然后水是水，沙子是沙子，彼此分开，这是我所做的工作。
读者：很多人讨论历史的时候，特别喜欢讨论宏大叙事的方面，请问您怎么看？
刘勃：讨论宏大叙事是一种快乐吧，我觉得没有什么，你自己不要陷进去就行。我们被琐碎的事压迫得已经很惨了，讨论宏大叙事也是放松一下，喘口气。如果只是用一种很放松，类似于下棋的姿态聊聊宏大叙事，你杠我一句我杠你一句，消磨时间，我觉得挺好的，不要当真就行，不要真觉得自己是哪位历史伟人上身了。
读者：中国历史走向集权，而西方始终维持在封建的状态，您觉得这是必然性，还是有其偶然性？如果是必然性的话，它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文明是治水起家的，我以前看到老外写的一本书，专门讲集权跟治水有联系。您这两本书是从周制转向秦制的过程，从封建到集权，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基本上在秦制框架之内。
刘勃：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宏大叙事，所以下面也只是海聊。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我不太倾向于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这个话题，我觉得归根到底就是地理。看中国秦汉帝国的建立以及欧亚大陆另一端古罗马帝国的建立，我们可以发现，古罗马帝国，说起来很嚣张，“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实际上就是环绕地中海那一圈，稍微离地中海远一点，罗马人打仗的表现就非常糟糕，这说明它的后勤能力其实很差。
刚才讲禹贡的时候我也提到运输，水陆运输比陆路运输要便宜，海洋运输又比河流运输便宜得多。这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当中国要进行大规模作战的时候，要全社会总动员，除了前线作战的军人之外，后方会有很多的文职人员负责后勤，所以中国很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文官主导的国家，任何统治者，不可能离开文官集团的支持。所以，后来刘邦当了皇帝，他排功臣第一名也是负责后勤的萧何。
罗马帝国历史上就没有类似萧何这样的人，因为不需要。他们打仗，只需要把粮食集中到海边，装上船，然后就可以很轻松地运送到军队所需要的地方，所以后勤压力比中国要小无数倍，因此也不需要复杂的文官系统就能解决问题。扩张时期这挺好的，甚至可以说是巨大优势，但帝国崩溃之后，尤其是阿拉伯帝国崛起，失去了对地中海的控制权之后，帝国重组的能力就差多了。
中国更侧重于文治，西方很长时间没有清楚地分开文和武，我觉得这是地理环境决定了两者发展路径的不一样，后来一环一环的偏差越来越大。
读者：您对于对历史感兴趣的学生在进行课外阅读时的选择和时间分配方面有哪些建议。
刘勃：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所谓对历史感兴趣指的是什么，差别是非常大的。
第一，有的人也许是想从历史当中找成功学，有不少人是出于这个原因喜欢历史的。第二，在中国的传统当中，历史被认为是很神圣的东西，可能也有人单纯地被激起了对传统的敬意，所以愿意去读历史。第三，对于大学的历史专业来说，它有一套非常科学的训练方法，你要接受那一套相应的规范训练。当然还有其他情况。
出于不同的目的去读历史，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觉得自己喜欢历史的时候，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是因为什么才喜欢历史的？喜欢的原因不一样，选择的时间分配方式自然而然也就不一样。
读者：刘老师对大家阅读、读书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刘勃：应该读什么书这种问题，问得越具体越好回答。就像写论文要有文献综述，你对哪个具体问题感兴趣，那么这个领域的基本典籍有哪些，已有研究成果是哪些，答案很大程度上是确定的，就非常好回答。
要是你的人生遇到了困惑，应该读什么书，那就没法回答了，随缘吧。但轻易别相信有人可以做你的精神导师。
我不太习惯劝人读书。我只能说读书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而且还是个相对省钱的爱好。尽管书价这几年在涨，但跟欧美的书比起来还是很便宜，我们能够抓住机会这么廉价地读到书也是好事。
当然，如果没有读书的习惯，可能会有一个特别痛苦的起步阶段，但也许这个起步阶段迈过去了就会发现其乐无穷。
主讲人：刘勃
历史作家、编剧，现任教于南京三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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