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光绪年间两个举人的日记
周维强
光绪皇帝，清德宗，清军入关后第九个皇帝，清皇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光绪5岁登基，光绪元年，即纪元1875年2月。在位最后一年，光绪三十四年，纪元1908年。在大位33年。光绪年间的两个举人，杨宜治、刘大鹏，前者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章京，后者是山西太原赤桥村乡绅。两位举人，一个是中级京官，一个是乡村绅士。两位举人的日记，前后相接着阅读或者对照着阅读，或者还是有点儿意思的。
京官杨宜治
先说杨宜治。杨宜治，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出生，光绪二十四年（1898）去世。籍贯四川渠县，成都长大。同治六年（1867）四川乡试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以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杨宜治任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英国股（相当于外交部英国司，不过英国股还管理涉奥匈帝国事务，兼管海关税务）章京。章京相当于司局级干部，职衔由从五品至四品不等，中级京官。这一年，杨宜治42岁。按照清朝官制，总理衙门的职务是兼职，杨宜治的本职在刑部。杨宜治每天在刑部、总理衙门总署的工作时间大约2个时辰（即4个小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李文杰整理的《杨宜治日记》，其中有《惩斋日记》，惩斋系杨宜治的室号。日记起于光绪十三年九月（1887年10月），止于光绪十五年十二月（1890年1月）。这部分日记记录了总署章京杨宜治在北京期间的日常生活和部分工作。
读杨宜治《惩斋日记》，我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是，宴饮频繁。以这3个年头的九月为例。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记载天数29天，宴饮有20次。例如：初二日（10月18日），“晴。李仲约师招饮。”初三日（10月19日），“晴。总署英俄股同人招饮。”初九日（10月25日），“风。吴柚农兄、缪小珊同年招饮于陶然亭。”这一天的日记接着还记录：“步至城阙，登高四望。”这一个月里，有4天是一日数饮，分别是十三日（10月29日）、十五日（10月31日）、十六日（11月1日）、二十日（11月5日），例如十三日（10月29日）这一天的记载：“李虹若弟招饮……谭问梁兄招饮……”再看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九月，记载天数30天，宴饮有5次。再以光绪十五年（1888年）九月为例，这一个月记载天数29天，宴饮3次。这3个年头的九月，宴饮最多的有20次，最少的也有3次，可以说没有月份是没有宴饮的，或者是同僚聚会，或者是师尊招饮，或者是同乡宴饮，各种名义都有。除了宴饮，其他的社交活动也颇不少，还是以这3个年头的九月为例，光绪十三年九月，祝寿1次。光绪十四年九月，吊唁1次，致贺3次。光绪十五年九月的数字不能确定，因初十日（10月4日）“送殡、贺人婚娶共数处”的记载没有明确数字故，这一个月份单独记录贺寿、吊唁的各有1次。这样统计下来，杨宜治每月的宴饮以及其他各类社交活动，合起来也是颇为频繁，费去了相当的时间。
杨宜治以举人而入职京官，以传统文人的趣味，观字画临法帖也在理所当然之列。仍然以《惩斋日记》里这3个年头的九月为例，光绪十三年九月的日记未见记载。光绪十四年九月的日记，有4天记录了观字谈书法临帖，十八日（10月22日）的日记还特意记录了在什锦坊看到的饼铺一副对联“曾从桓元作寒具，偶从坡老乞诗钩”，并加按语“尚工雅”。这则日记也许可以见出杨宜治俗世里的雅趣。光绪十五年九月的日记，有6天记载了观字写字，二十四日（10月18日）的日记还记录了自己读赵孟頫、苏东坡法书的感受：“……赵吴兴墨迹《道德经》小楷，用笔如疾风骤雨，画面平横，颖锋逼露，又坡书《温公碑》中楷，最初之拓纸墨古厚，点画新显，皆绝品也。”这或者也显示了杨宜治古典文化的修养。
杨宜治的日记里也有公事的记载，继续以《惩斋日记》里这三个年头的九月作例子。光绪十三年九月日记，记载公事的有2天，其中最末一天的是关于河南水灾。光绪十四年九月日记，记载公事的有7天。光绪十五年九月日记，无公事记载。
光绪十三年至十五年，纪元1887年至1890年，这个时候，晚清中外关系史上的几件大事都已经发生过了，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的条约也签了一个又一个：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60），中法战争（1883-1885）。国内则太平天国（1851-1864）扫荡大半个南中国，捻军（1853-1868）扫荡华北中原大地。这样多的事情发生过后，我们后来人看杨宜治所处的晚清，常常会想起“内忧交患”“内外交困”这样的词汇。杨宜治的《惩斋日记》里也记录了当时一些对外交涉的困难，诸如印藏边境“构衅”事、英国轮船要求上驶川江事，这些都该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英国股要处理的事。总署英国股的应对捉襟见肘，没有积极的妥善的处置之法，也只是被动地拖延。但即使是这样外交疲沓，也不稍减总署英国股章京杨宜治的日常宴饮、雅集、观帖临帖等等的兴致，真是“晏如也”。也许身处其中，杨宜治没有想到大清会有倒掉的一天。没有我们这样后来的远距离回望观察，所以杨宜治对于王朝危机的认识也是“草色遥看近却无”么？
但也不好说杨宜治就没有接触到直接表露危机感的同时代人的著述。杨宜治《俄程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十五日（1894年12月11日）记录：“郑陶斋观察来晤，赠《盛世危言》四卷。”陶斋，郑观应的号。“观察”，清代官制不设观察使，但会雅称道员这类官员为观察。郑观应其时被李鸿章委以招商局帮办。《盛世危言》于这一年春天写就付梓，表达了全面学习西方以变法自强的主张。《俄程日记》，始于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止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1895年8月），是杨宜治跟随专使俄国大臣、赴俄特使王之春出访俄国吊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作的日记，也收在了《杨宜治日记》一书里。日记里记录十一月初二日（11月28日）启程出都门至通州，十三日（12月9日）抵上海，然后就有郑陶斋的会晤赠书。此后的这个出访俄国的日记，没有片言只语涉及阅读郑陶斋这部新著的。不知道杨宜治有没有阅读，阅读后有何感想。《盛世危言》光绪二十年印的这一版是5卷，不知道为何杨宜治日记里写的是“四卷”。
乡绅刘大鹏
接着杨宜治的《惩斋日记》，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举人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刘大鹏，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晚生杨宜治12年，民国31年（1942）去世。山西太原赤桥村人。光绪十年（1884）中举。退想斋是大鹏的室名。《退想斋日记》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终于民国31年（1942）。这一部日记跨晚清和民国，五十余万言，内容丰富，可供多角度研讨。本文仅选其中的一个年头，即杨宜治去世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来稍作分析。
这一年正月初一日（1月22日），大鹏到庙里上香，“遇几个讨账商人由东向西行，询之，晋祠生意也，言账难讨之至，到处皆言银钱缺乏，无人不叹困穷。”正月第一天的日记就没有喜色。正月十五日（2月5日），“元宵佳节，吾里左右邻村并无一家社伙畅快人心，则世道之贫穷愈可见矣。”四月二十八日（6月14日），“自大同府至广武，田畴皆是黄沙，虽有禾苗并不畅茂，而树木亦皆稀少，村舍莫不萧条，是以民多贫穷，富者甚寡，为山西北路瘠薄之区。”七月十一日（8月27日），这一天的日记先是说“今日是太谷秋标期，凡生意家来往银两必于今日凌晓归给，一不交还谓之顶标，即不能周行矣。”接下来就说到了不好的消息：“闻商人言银子甚缺，息银较往年长价，将有周行难通之势，殊属可谓。”银钱短缺，利息上涨，商家财务周转不灵，这使大鹏觉得形势很可怕。十二月二十五日（1899年2月5日）的日记里记载了自家一年主要开销，最后一句话是：“入不敌出，此岁暮所以受窘也。”这是这一年日记的最后一篇的最后一句话。全年记载天数44天，5天的日记里都说到了民生贫瘠，最后一天直接说到了自己家的窘迫。大鹏是太原赤桥村乡绅富户，家有田产，还有开矿业和匠作铺，而岁暮叹穷，则一般人家生计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民生艰难是这样的情形，大鹏日记还记录自己对世风的感慨。这一年二月大鹏到京城参加会试（维强按，大鹏此次会试亦未中），三月初二日（3月23日）的日记记录对京城的印象：“风华靡丽莫甚于京都，即有朴实俭约者，反群焉讥诮之，谓是人大背时趋也。”这一年距杨宜治《惩斋日记》又过了近十年，而京都风华靡丽不减，这样的风气下，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杨宜治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90年1月19日）的日记里所记：“大寒节。诸债麇集一岁，入不敷出甚巨。”宴饮、雅集等等社交活动过于频繁，费银太多，夫人病故，自己又不善理财，年终也就难免手头局促。又或可推测，光绪年间，京城官员的习气官风也没有什么变化。十二月初三日（1899年1月14日），大鹏写太原：“近闻明火大盗横行，其案层见叠出，前三日大常镇拿获三盗，皆直隶人，以卖豆腐脑为业。……若辈于每岁暮抢劫明火挟盗而归。”直隶人到山西做小本生意，要过年了，就明火劫盗回直隶。十二月十六日（1899年1月27日）的日记写道：“吾邑山长常嫌束脩金之寡，初来时才一百六十金，既而加四十金，今岁又嫌少，可谓贪心无厌者矣。邑之士不谓之贪而反求官绅抽款加脩金，其无谋亦可谓甚矣，风气之贪日甚一日，人皆罔然不知也。”“山长”即书院主要领导。接下来，大鹏就作出了一个断语：“学校之坏由师生不潜心讲学也。”
大鹏这一年的日记也记录了自己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会试见闻和自己游历的感想。比如三月十四日（4月4日）的日记里有一条：“会试场与乡试场之称呼不同，乡试场中一切官员及一切号军差役呼应试者皆称‘先生’，会试场中一切官员及一切号军差役呼应试者皆称‘老爷’。”其他几天的日记记录了各场试题、各省取中进士名数等。三月十六日（4月6日）会试结束，大鹏这一天的日记有这样的话：“卷已全完纳都堂以献春官，中与不中亦惟听诸天命而已。”会试结束，发榜之后，三月二十九日（4月19日）大鹏拟和两位同年游天津，日记中说：“以开眼界，盖因永定门外新修铁路，火车已行，甚觉方便也。”闰三月初五日（4月25日），大鹏与同年游天津6天后，在日记里写道：“浅陋耳目颇觉扩充矣。”这些也说明大鹏不是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也还是愿意接受新事物，愿意开阔自己眼界的——当然这也得是在他的“认知图式”所能容纳的范围或“格式”里。
顺带说一下，大鹏日记自光绪二十年春至光绪二十四年，均无片言只字说及《盛世危言》一书。据说光绪二十一年（1895）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向光绪皇帝推荐这部书，光绪帝读后加朱批命总理衙门刷印2000部，分发给臣属阅读。盛宣怀后来写给郑观应的书信里也说到光绪帝命总理衙门印2000部发给“臣工”阅读这件事。但这几年的大鹏日记里未见有关于这部书的信息，或者也可以推测，郑观应的这部著作在当时中国社会实际上所起的影响也不一定有太大？
杨宜治之死
大鹏的日记，于经济民生世风学风均有记载。而就在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的六月，已在这一年三月升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总办章京（职衔四品至三品不等，仍然是司局级）的杨宜治病逝了。关于他病逝的原因，他的家乡渠县民初纂修的《渠县志》说是“外交益亟，宜治竟以忧愤国事不起”（转引自李文杰《总理衙门章京的日常生活与仕宦生涯》）。家乡人为这位在外做了大官的“乡贤”作了很正面的解说：宜治忧国忧民而至病故。
这个乡亲们给的解说一般看看也可以场面说得过去。但杨宜治总署里的上司不这么看。张荫桓，当时就是杨宜治的上级领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大臣。中华书局2015年1月出版任青等整理的《张荫桓日记》，张荫桓日记里有另外的解说。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8月9日）的日记里张荫桓写道：“叔平曾言虞裳要上堂办事，又屡漂通副、常正、宗丞（四）【三？】缺，其病愈不能解。”叔平，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的字，翁同龢这一年的四月免总理衙门大臣职。虞裳，杨宜治的字。“上堂办事”，即由章京升任大臣，由司局级干部升任省部级领导。“通副、常正、宗丞”即通政使司副使、太常寺卿、宗人府丞，都是省部级领导。“漂”，即落空。张荫桓这段话举了通副等3个职位，不知道为何写了“四缺”而不是“三缺”。张荫桓这段话意思是杨宜治想从司局级干部升任省部级领导，屡屡落空。因为这样，所以杨宜治的病就愈发不能好转了。这哪里是忧愤国事，简直就是因为个人不能从司局级干部升到省部级领导而心中郁结以致病情加重了。
整理了《杨宜治日记》的李文杰，以为杨宜治的一些外交见解，“昧于形势”。这也许也可以表示总理衙门英国股章京以及升迁了总办章京的杨宜治，对外交涉事务，没有够得上可给予表彰的知识学识、业务才能和业绩。《渠县志》解说杨宜治病故的原因有没有直接的史实来源，无据可查。张荫桓是杨宜治的领导，李文杰文章里还征引了与杨宜治同为总理衙门章京的张元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1898年8月5日）写给总署另一位章京沈曾植的信，信里也有这样的句子：“虞裳恐难如愿，现病甚剧。”这个旁证未始不可以加重张荫桓日记所写的原因的分量。前举李文杰的论文倾向于张荫桓日记所写的杨宜治病故的原因。举人、京官杨宜治在光绪二十四年因升职屡屡落空而郁郁而亡，举人、乡村绅士刘大鹏这一年的日记，虽然也记录了自己会试不第，但没有因此郁郁在心反倒是仍然关注乡里民生经济、世道人心。
杨宜治《惩斋日记》是不是可以表示中级京官及其生活和工作的一个“晏如也”的缩影呢？刘大鹏《退想斋日记》至少也说明在广大的乡村里，乡绅阶层中也还是有关心国是民瘼的，虽然有时头脑清楚，有时受认识的局限。乡绅刘大鹏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乡村社会的凋敝，世风的溃败。京官杨宜治的日记里，我们则看到的是“晏如也”的官场社交。这或许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清末“公车上书”的反倒是地方士子，或许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光绪皇帝领导的戊戌变法不能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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