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一段关于《秦制两千年》的闲聊
言九林
本文是上个月围绕着《秦制两千年》一书，在荔枝播客上做的一段闲聊。感谢苗师傅和“苗师傅读书会”。讲得不好，小部分内容可能略值一看，所以整理在下面（因为不擅长说话，所以讲的话常常不严谨，文字会作一些修正）。完整的音频见文章底部。本文约7000字，音频总长度约两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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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年受钱穆《国史大纲》那种读物的影响比较多。最早的启蒙书就是类似于《国史大纲》这类书籍，当时相信应该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存有温情与敬意。后来看的东西多了就发现不对。温情与敬意它是有指向的，你对谁存有温情与敬意？是对追求“雄才大略”的帝王将相，还是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受磨难的底层百姓？我学的是经济学。经济学讲的是钱的问题，是人力与物力这个东西往哪里流动的问题。所以看历史的时候会自然地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以后，就会发现钱的流动、人力与物力的控制，与那些所谓的温情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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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看这个东西写给谁看。《商君书》不是商鞅自己写的，但基本可以认定它是商鞅这一流派之人编纂，符合商鞅的思想。《韩非子》和《商君书》一样，都得看书是写给谁看的。它们都不是写给百姓看的，是写给包括秦王在内的君王们看的。所以他们用“六虱”也好，用“五蠹”也好，用这些恶毒的词汇来形容百姓，是因为他们全站在君王的立场。君王喜欢他们这样说。他们把这些人定性为妨碍君王进行人力汲取、进行物力汲取的坏分子。这种用词，反映了他们的一个基本立场。
商鞅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不能让老百姓太富有。老百姓如果吃饱了，他就会想要一些别的，比如说还想要吃好，比如说还想要读书，还想要跟他人交流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商鞅觉得这不好。你们不应该吃饱，你们每天半饿着肚皮，然后脑子里就只会想着要怎样才能把自己填饱。脑子里只想这件事情，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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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说法与私下的统治术是有区别的。大家在明面上讲话，都会讲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百姓的福祉。孔夫子也好，孟子也好，他们游走各国，讲的也是这套东西。但是，孔子没人要用他，孟子也没人要用他。真正想让你的主张被君王所用，然后在君王那里获取富贵，就只能拿商鞅那一套去游说，对君王说：我来教你怎样从百姓身上尽可能地榨取人力，榨取物力，然后让国家拥有更强大的军队，拥有更强大的补给系统，然后在跟其他国家的战争当中获胜。法家其实就是贩卖这一套的，《商君书》和《韩非子》都是贩卖这套东西。
商鞅被杀的原因其实是：先君死了，后君继位。后君的权力基础不如先君那么强大，这个时候他需要争取贵族这个群体的一些支持。商鞅的这套变法实际上对贵族是有损害的。按商鞅这一套，贵族的百姓也得变成秦王的百姓，然后让秦王直接去汲取人力物力。这对贵族来讲是不高兴的。贵族承认自己是秦王的贵族，但他不愿意让自己的百姓变成秦王的百姓，贵族会认为那是我的百姓，我的百姓按传统制度来说不应该是秦王的百姓。贵族对国王有义务，贵族的百姓对贵族有义务，对秦王没有义务。商鞅这一套郡县制下来以后就不一样了。新君主继位后，他需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需要做一些妥协，妥协的过程当中就把商鞅拿过来牺牲了。为了跟贵族缓和一下关系，把商鞅给车裂了。但是，商鞅的法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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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是什么？吕思勉有一个解释，非常通俗。法家就是讲法和术。法是用来干嘛的？法是朝廷制定的规章制度与律法，它是用来治老百姓的。术是用来干嘛的，术主要用来管控统治集团内部那些协助君王治老百姓的人。
《韩非子》这本书，它讲的其实就是这两个东西：（1）教秦王怎样去用法去整治老百姓，（2）教秦王怎样用术去整治那些帮秦王整治老百姓的官僚集团。主要是让官吏听话、忠诚，让这些人没有办法对秦王的绝对权力发起挑战，让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
对于君王来说，乱世也好，太平时代也好，他们都天然喜欢《商君书》和《韩非子》这一套。乱世当中他要跟其他势力去争雄，太平时代他要开拓自己的雄才大略，要去搞万古基业。他要满足自己的这些欲望，核心工作就是怎样把老百姓的人力汲取上来，把老百姓的物力汲取上来。孔孟那套东西站在百姓的立场上来讲话的，不符合君王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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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的白马之盟，相当于秦制时代的一个很大的例外。白马之盟是什么？是皇帝与军功阶层（就是军功出身的这些人），然后刘姓诸侯王，三方聚到一起，达成一个妥协。以后庙堂至上封侯什么的，全部只能从军功列侯当中来。然后除了姓刘的以外，谁也不能封王。互相有一个约束。皇帝不乱封列侯，不去稀释军功之臣的权利，军功列侯也要支持刘氏的皇权，不能坐视非刘氏者称王。它相当于一个契约。当时距离暴秦的灭亡很近，大家把暴秦的灭亡当做一个非常深刻的历史教训，所以会有这么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它没有形成任何的文献。只能在《史记》当中，这里见到一两句，那里见到一两句。没有像秦始皇那样到处刻石碑——秦始皇时代的一些石碑留存到了现在。刘邦没有干这种事情，没有把白马之盟刻成石碑，或者写成固定文件存在国家的密档里。我怀疑当年立的是一个口头之约。当然也有可能写在简册里，后来被皇权给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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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哀帝刘欣很有意思，他不是说我把皇权交出来。他是重新解释，重新解释我的皇权的合法性，他按照阴阳五行那套学说，认为自己的气运走到了尽头，国家不能叫“汉”了，于是另搞一套，改名叫做“陈胜刘太平皇帝”不，自己还做皇帝，但不是汉朝皇帝了。这个事产生的后果很严重，虽然没有把皇权交出去，但实际上等于变相承认合法性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其实帝位合法性这个问题，从秦始皇开始，到后来的刘邦，中间有很多变化。秦始皇把自己叫做皇帝，他那个时候是觉得做秦王不足以彰显他的丰功伟绩——我扫六合把其他国家都灭了，我这么厉害，怎么能还叫王呢？怎么能继续与什么齐王、楚王并列呢。所以他命令下面的人必须搞一个新的尊号。后来他自己选了“皇帝”这个词。在秦始皇这里，皇帝是唯我独尊，是我最大谁都得听我的，是一种绝对权力。
可是，刘邦的皇帝不同。众人推举他做皇帝的时候，有一个表章。表章里讲得特别明白。刘邦凭什么做皇帝？第一你有功，你在我们所有这些王里头，功劳最大。功劳是什么？就是推翻了暴秦，你的功劳大。第二是你还有德，在所有这些王里头德最大。德是什么？秦朝无德把各个国家都灭了，项羽也无德把很多的王都给废了，刘邦有德是因为你又把这些王给恢复了。也就是说，刘邦你的功和德，是相对我们这些王最大，所以你应该获得一个比我们这些王更高级的称号，那你就做皇帝吧。这是刘邦做皇帝的一个合法性。这个合法性的涵义是，刘邦的皇权是相对的，他得到皇帝这个称号，是因为他相对其他王，功与德要大一些。这就有一个问题：如何把皇位传承下去？如果哪一天有人的功与德更大，是不是就得把皇权让出去？所以后来搞出了白马之盟，汉武帝时代又搞出了阴阳五行、天人感应那一套。
这是一个权力的传承问题。我用暴力把天下打下来以后，当然可以继续用暴力来坐天下。但是坐完我这一辈子，下一任怎么办？暴力迟早是要消退的。任何一个政权在它最开始的阶段，皇权掌控的武力一定是最强大的，因为皇帝领导了打天下，与军队将领关系密切，能够直接控制很多军队，但是随着国家进入和平时期，皇帝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会慢慢削弱，他的暴力会慢慢削弱。这个时候，他就需要借助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来强化他的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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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是在针对“西汉立国的合法性在哪里”这么一个普遍性的质疑当中上台的。他很依靠个人表演。当时大家都在批评西汉政府不仁德不爱民。那个时候，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成了一种官方意识形，等于读书人获得了一种武器，上天降个灾读书人就趁机批评皇帝失德了干坏事了。这对读书人来说是获得了一种武器。在此之前，读书人没有这样的武器，批评皇帝的风险非常大。这种武器被发挥得越来越厉害时，大家就认为西汉的刘氏是失德的，觉得这么搞下去你是应该禅位的。王莽看到了这个思潮。他看到了以后就开始了他的表演。他把自己的各种行为都往儒家——不管是传说的还是真实的——反正就往儒家那个方向靠，把自己表演成一个当代大儒，表演成周公之后的第一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表演到了极致以后，当时的很多儒生，包括扬雄这样的大学者，都觉得让王莽做皇帝不错，他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哲人王”，很像我们期望的那种皇帝。这是一个靠表演上来的人。
那时的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朝堂和太学里。基本上所谓的舆论，就是长安城洛阳城的舆论。长安城里流行什么舆论，就是什么舆论，长安城之外是没有舆论影响力的。像扬雄这样的人，他要在舆论场上发挥作用，一定得待在长安才行。如果他回到了老家，回到了四川成都，那就没有影响力了。我把西汉理解成一个比较蒙昧的时代，那个时候对天意的迷信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舆论与天人感应结合到一起能够发挥一些作用，天意还略略能够制约一下皇权。
但很快就不奏效了。东汉的时候，光武帝干了一个事。光武帝是靠着谶纬起家的。谶纬就是刚才讲的天人感应。光武帝在他消灭群雄的过程当中，各种造谣言造迷信，将自己和天意捆绑在一起。然后他做了皇帝以后就干了一个事，就是把谶纬给国家化了，由国家颁布一套类似于谶纬大词典一样的东西，所有的天象，所有的异象，哪里出了闪电了，哪里大树倒了，哪里公鸡生蛋了，全部都只能在这套词典里头找解释，谁要敢在词典之外找解释，对不起，会被抓起来杀头。他把谶纬这个东西官学化，垄断了对天意的解释。
而且，汉朝的皇帝们后来还有了一套新的玩法，就是以前的时候天意如何，比如说泰山有一块大石头自己站起来了，大臣就会讲皇上什么事做的不好，所以泰山出了这么个异象，我们要改正。然后皇帝就会下个罪己诏。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皇帝会说：现在有三公执政，御史大夫什么的，太尉什么的。公鸡生蛋母鸡打鸣报上来，皇帝就说这个是三公里头的谁谁谁干了坏事了，不好好帮我干活，你自杀去吧。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皇帝把天人感应的感应对象往下压，压到官僚集团身上。皇帝的用意是别想约束我，皇权是不受约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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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朱元璋把告密系统给发挥到极致。比如你的邻居他是一个老师的话，他教的学生是谁，学生住在什么地方，他教课的内容是什么，这些你都得知道，你要不知道，比如说你的邻居已经两天没回来了，你两天没见着他了，你要不报告，最后发现你的邻居在外面犯了案，对不起，作为他的邻居你也要跟他一样，他犯了什么罪受到什么惩罚，你也跟他一样。
然后还有进京上访的制度。它一开始只是针对衙门里的胥吏，也就是在衙门里帮官员事的。明朝的胥吏和宋朝的衙前差役大致是一个东西。朝廷不给发一分钱，但朝廷要征粮了，这些胥吏们要下乡去征粮，朝廷要抓壮丁了，胥吏们要下去抓壮丁。朝廷有任何事务，都可以让胥吏们去干，但是朝廷不给一分钱。不但不给一分钱，比如说要运粮到南京城去，全都要自己出钱。朝廷不给钱还要自己出钱，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压榨百姓。我被朝廷点名做了胥吏，那我为了不亏本，一定会捞老百姓的钱，一定会背靠着官府的权力，对老百姓进行剥削。朱元璋觉得你这是损害我明帝国的统治基础，你把我的老百姓都逼反了，是给我造麻烦。我就要整治你们。怎么整？就是发动老百姓抓胥吏。朱元璋讲，老百姓可以冲进衙门——他说了，不能从衙门的正门进，正门只有官员可以进。可以从衙门的小门冲进去。六部胥吏，百姓在哪个领域受到了盘剥，就抓哪一个领域的胥吏。比如说你是在征兵的过程当中被勒索了，就可以进去把兵部的胥吏抓走，直接押送南京城，那里有专门的机构来受理这些案件。
从北宋的衙前到朱元璋的胥吏，里头有这么一个逻辑：就是你是民间的富人，你们家致富是在我皇帝的恩泽下致富的，那么既然你致富了，你就要为我皇帝分忧，你就应该拿出你的精力，拿出你的劳动力，拿出你的时间，乃至于拿出你的家产，来为皇上办事。
北宋就是这样子的。衙前差役每个地方都有标准，家产到了多少就给摊派上承担衙前差役的资格。拥有了这个资格以后，每户轮一年。你干一年，下一个富户再干一年。为什么不让他一直干？是为了防止结党营私，只能干一年。这些差役跟官员比起来，他的权力是很弱势的。在做衙前时，官员们会把那些本来应该由官府开销的东西，全部都摊派给富户。结果就是谁被摊派了差役，谁就要破产，谁就要败家。
朱元璋也是这么干的。除了胥吏之外，他还搞了一套制度叫粮长，负责替朝廷征粮。他觉得胥吏去征粮，官府去征粮，老百姓受害很厉害，他就想出一个主意，在民间找一群富户：你们都是有钱人，你们去替我征粮。你们有钱人不会在乎小老百姓那点粮食，你们应该不会贪污。朱元璋在诏书里讲得特别明白：你们既然已经如此的富有了，那么你们替我做事，替我去民间给老百姓造福，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它里头有这么一个逻辑。
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从官府来讲，一定要有差役的，没有差役的话官府的工作做不下去。对底层的老百姓来讲，那我是坚决的不想成为衙前和粮长的候选人。所以有家产的赶紧分家，家里多几个孩子赶紧分了，这样每一户的资产总数就下降了。没法分家的就赶紧消费，吃光喝光用光，大家都不愿意做富人。都不愿意做富人的结果，就是官府会进一步下调资格线。下调到最后，结果就是这个地方只有穷人，然后穷人不断拼穷。大家比谁更穷，不是比谁更富。穷只是日子艰难，富了被拉去承担衙前和粮长之类的差役，却很可能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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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我觉得可以分两种。一种就是范仲淹式的变法，要降低老百姓的负担，让老百姓不要去服那么多的劳役，每年可以多几天待在家里，好好种自己的地，不要征老百姓那么多税，可以让他们收获的粮食多一点留在家里自己吃。这种改革很少，在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
我们熟悉的那些改革家，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大改革家，基本上都是第二种。就是怎样让国库的粮食更多，钱财更多。从商鞅开始往下，包括汉代的桑弘羊，到唐代的两税法改革，到后面的王安石改革，到张居正改革，他们的核心目的都是增加国库的收入。谕旨和改革文件上，会讲一点税赋公平之类的话，但实际上，都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
中国历代变法，它的驱动力在哪里？真正为百姓好的、减轻百姓负担的那些政策，官僚系统它是没有动力去推动的。像王安石变法里头的青苗法不错，但这个东西就没有人真正去做。青苗法就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官府可以贷给你粮食度过这个关口，等你粮食收上来以后再把它还给我，附加一些比较低的利息，它大概是这么个东西。然后这个事情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官府难以从中获得大宗的收入，所以官僚系统就没有动力去干这个事情。相反，类似市易法这样的东西，因为它操作成本不搞，用权力直接摊派就可以推动，而且容易弄到钱，结果就推行得很有力。弄到最后，不管开封城里的商人需不需要贷款，都得给我贷，否则就别想在开封城做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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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出一孔”这个词实际上是《管子》讲的，就是“予之在君，夺之在君”，你想得到什么，只能是由皇帝给；你的东西被拿走，也只须凭皇帝一句话。只有这么一个通道可以让你得到想要的东西。财富的流动被控制了起来，渠道单一化，就像个水龙头一样，水龙头的阀门由皇帝握着。朕赐给你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不能抢。一个社会的财富流动有一个总阀门，总阀门由皇帝掌控，我活在这个社会里，我想要阶层跃升，靠个人努力是不管用的——不努力肯定跃升不了，但努力了也跃升不了。只有迎合皇帝，让皇帝给你开阀门，你才有可能上升。如果皇帝不开阀门，你再怎么努力都没用。
科举也是一个阀门。它并不是为了把整个官僚集团都替换成科举出身的人。科举从隋代开始到唐代，然后到宋代，元代基本不搞，然后到明代和清代，搞了这么多年，它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把向上流通进入官僚系统的渠道由皇帝来掌控。科举以前搞的是察举，察举的时候，阀门握在谁手里？握在世家大族的手里。察举就是你这个地方上有什么人才，孝廉也好，贤良方正也好，需要当地的世家大族推举，才能完成阶层跃升。比如说东汉的汝南袁氏四代人在朝中做三公，在朝廷里有关系，可以向朝廷举荐人才，就意味着汝南这块地方上的人才的选拔权，主要掌控在袁家手里。皇帝不会高兴这个事情。科举就不一样。科举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权力由皇帝掌控，皇帝让谁进入到上升渠道，谁才能进入上升渠道。
皇帝不在乎到底有多少人由科举升上来的。科举只是一个工具，朱元璋在洪武初年搞的是察举制，很快就发现了大问题：我不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了，谁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丞相胡惟庸。为什么？因为察举制要下面的官员一级一级向上面推荐，我这个县有一个贤才，我推荐给上面的官员，上面的官员再推荐，最后推荐到丞相胡惟庸那里。胡惟庸成了那个“利出一孔”的大阀门。朱元璋发现胡惟庸是政治中心后，立刻意识到这要不得，所以罗织罪案把胡惟庸干掉，再清洗明帝国的官僚集团，把那些靠察举上来的官员全部清洗一遍，清洗完了以后，朱元璋改弦更张，在明帝国恢复科举制。恢复科举制时，他说了一句话，说“吾有柔天下之法”，就是科举，因为科举可以消灭天下“负血气”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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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越到任何时代，可能都活不下来。比如说穿越到秦国是吧？秦国的这一套，全民都要农耕，我的的所有技能都是没有用。它只需要两个，一个是你能打仗，一个是你能种地，除了这两项技能以外，剩下的技能都不被需要。我到了那个时代，属于要受到严厉打击的对象。
我要穿越到汉武帝时代就更惨了。西汉人自己的史书里就讲得很明白了，是夏侯胜跟汉宣帝讲的。当年汉宣帝想给汉武帝立庙纪念，夏侯胜就直接在朝堂上站出来讲：武帝时代天下户口减半，他有什么资格被纪念？我要活在武帝时代，能有那么幸运成为天下户口减半的另一半吗？恐怕不能冒这种险，这个概率很可怕的，1/2。
说实话，我要活在朱元璋时代也会很倒霉。朱元璋时代有知丁法，像我这样比较宅的人，在知丁法下面就很危险。三天不出门，邻居就把你举报了。而且宅在家里不出门种地，是要被当成游民来重点打击的。要是说自己宅在家里写文章，那就更危险了。而且，在朱元璋时代，如果你爱好唱曲，如果你爱好踢球，如果你有这一类的爱好，也很可能被抓去，然后被绑在南京城的逍遥楼里直接饿死。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年以后，曾经有一个政策，最开始是禁止军队唱曲、下棋、踢球，谁要唱曲、下棋、踢球，唱曲的要连上唇带鼻子割了，下棋的剁手，踢球的跺脚。后来这个政策从军队扩大到了民间。南京城里有专门抓唱曲踢球下棋者的特务。明朝的南京人写文章说，朱元璋曾经弄了一个很高的逍遥楼，派人站在楼顶监视城内百姓，看哪里有人踢球，哪里有人唱曲，就派人去抓捕。有些类似后世的“游手好闲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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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去讲突变的话，历史还是有进步的。
比如说在孔孟之前，“民贵君轻”这些理念很难见到，但是孔孟之后，历代鲜少有人敢公开批判说“民贵君轻”是错的。再比如说汉儒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从汉儒往下一直到清朝灭亡，无论皇帝多么残暴，也没有人敢说文字狱应该搞，搞得好。像乾隆这样的，他下诏书搞文字狱的时候，也还要在前面写一句“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给自己辩护，不肯承认自己是一个搞文字狱的人。他为什么要写这个话？为什么要这样此地无银地自我辩解，也是因为他知道文明已经堆积出了一条底线：搞文字狱是不对的。这种底线逼着他在诏书里写下了虚伪的“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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