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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田的主页

02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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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阅:春梦无痕——苏东坡的人生地理

聂作平

(上)

那年三月,苏东坡背负一只大瓢,在田野间边走边唱。其时的他,白发苍颜,已是年过六旬的衰翁。

那是与中原相距数千里的昌化军(今海南儋州),苏东坡贬谪到荒凉遥远的孤岛,已有一年多了。

一个与他相熟的老妇正在劳作,她看到自得其乐的苏东坡,忍不住说:“内翰昔日荣贵,一场春梦耶。”苏东坡哈哈大笑,从此喊她春梦婆。

有趣的是,早在24年前,正值壮年的苏东坡曾经写道:“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那时,他当然不可能预测到后来的风雨苍黄。

站在64岁的高处往回望,步入仕途以来的日子,潮起潮落,起承转合,确如一个个了无痕迹的春梦。唯有走过的路,还留下一些深深浅浅的脚印……

凤翔:此身无计老渔樵

文学史上的凌虚台已经900多年了,我眼前的凌虚台却只有100年。

无论多么巍峨牢固的建筑,都无法抵挡以千年计的自然风雨和人为损毁。最初的凌虚台永远地消失后,后人在大致相同的地方,一次又一次重建。

凤翔是陕西宝鸡下辖的一个县,街道凌乱,建筑陈旧,一切都表明它的普通。然而,历史上,凤翔不仅是周朝和秦朝的发祥地,其行政级别,也比今天更高。安史之乱时,唐肃宗驻跸于此,将凤翔升格为西京。到了苏东坡的宋朝,它仍是管辖周边九个县的凤翔府。

苏东坡的仕途,就从凤翔府迈出第一步。其时,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宋例,官制分为官、职和差遣三种。官和职代表品级,差遣才是工作。苏东坡此职,意味着他以掌管刑狱的京官身份,到地方上辅助州官。

这一年,苏东坡26岁。比起之前朝廷授予而未赴任的福昌县主簿来说,职位明显提升。

然而,年轻的苏东坡初进职场,并不顺心。因为,他与顶头上司,也就是凤翔知府关系紧张。

开初,知府为宋选,两人相处尚可。一年后,宋选调走,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字公弼,与苏东坡乃四川老乡,两人老家相距只有几十里。按理,陈希亮应该对苏东坡更亲近更关照。

孰料,陈希亮性格刚直,不苟言笑,说话常常不留情面。这与乐观随和,甚至有几分孩子气的苏东坡自然格格不入;而彼时的苏东坡初出茅庐,顺风顺水,大概也不怎么把这个黑瘦老头子放在眼里。

苏东坡曾在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科考试中斩获上等,有一天,一个小吏便尊称他苏贤良。陈希亮听了,大为生气,说:“一个小小的判官有什么贤良的?”甚至打了小吏几板子。苏东坡不仅尴尬,而且愤怒。

尤令苏东坡不能容忍的是,当时他的文名已海内共知,可他撰写的公文,陈希亮却要删改甚至打回重写。

有次,苏东坡和同事一起去见陈希亮,陈希亮却把他们晾在客厅,半天不出来。同事面有愠色,苏东坡写诗自嘲说,“谒人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因为与上司屡屡抵牾,苏东坡过得很不开心。有一年中元节,府里办宴会,苏东坡赌气不去,陈希亮毫不通融地对他罚铜八斤。

意外的是,尽管与陈希亮关系不睦,陈希亮之子陈季常却与苏东坡交好。后来,苏东坡贬居黄州,陈季常将成为他最好的朋友之一。这是后话。

不久,苏东坡就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机会:陈希亮修了一座台,取名凌虚台,要苏东坡写一篇记。苏东坡便在《凌虚台记》里借题发挥,讽刺说“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

这一次,陈希亮却没有生气,反而笑着对人说:“我把苏洵当儿子辈看,苏轼就像我的孙子辈。我平时对他严厉,故意不给他好脸色,是因他年少暴得大名,怕他骄傲自满,想挫挫他的锐气。没想到这小子还往心里去了。”

——许多年后,尘埃落定,经历了太多坎坷与挫折的苏东坡终于恍然大悟,当年陈希亮的敲打,事实上是出于对自己的爱护。他认真检讨往事,承认当时年轻气盛,“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只是,那时,陈希亮已作古,苏东坡能做的,就是为他写一篇情真意切的传。

凌虚台矗立于凤翔城中的东湖之滨。亭台掩映,廊桥迂回。父老相传,周朝时,曾有凤凰飞来饮水,称为饮凤池。苏东坡到任次年,进行了疏浚和扩张,并引泉水注入,沿岸遍植柳树。因湖距府城东门咫尺之遥,故名东湖。

如今的东湖,水面近200亩,被长堤隔为内外两部分。其中,内湖即苏东坡所扩,外湖为光绪年间新开。

自从苏东坡在湖岸植柳后,来往政要名流莫不效仿。今天的湖岸,当年林则徐流放新疆和左宗棠西征时种下的柳树,均已大如怀抱。

凤翔所处的关中平原,历史悠久,古迹众多。先周时,公亶父率周人迁于周原,三代灭商。周初伟大的政治家姬旦,晚年隐居于此,死后葬在凤凰山麓。此外,董卓修筑的郿坞,诸葛亮北伐的斜口,发现石鼓文的石鼓山,都在这一带。在凤翔三年多,苏东坡多次到属下各县视察。作为一个热爱山水名胜的人,每到一地,他必定挤出时间寻幽访古。

当年轻的苏东坡凭高远眺时,心中常常生出一些无端的惆怅。宝鸡有一座斯飞阁,苏东坡登临后,写下一首七律:

西南归路远萧条,倚槛魂飞不可招。

野阔牛羊同雁鹜,天长草树接云霄。

昏昏水气浮山麓,汎汎春风弄麦苗。

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

他在诗里发牢骚,表露出归隐之意。中国文人总有这种身在魏阙却心驰江湖的念头,但大多不过说说而已,并不会真的挂印而去,莼鲈秋风毕竟只是极少数。更何况,苏东坡还这么年轻,还从来没有遭遇过真正的打击呢。

路上:江南江北青山多

东湖之后,西湖也进入了苏东坡的人生地理。

1065年初,苏东坡自凤翔任上回到首都。这时,欣赏他的宋仁宗去世了,坐在皇位上的是宋英宗。对苏东坡来说,这也是一个丧乱之秋:到京三个月,妻子王弗去世,留下6岁的儿子苏迈;转年,父亲苏洵也去世了。

苏东坡和弟弟苏子由告了假,将父亲和王弗的灵柩运回眉山。服满,苏东坡与王弗的堂妹王闰之成亲,并于1069年正月返回开封。这时宋英宗已经去世,继任的是以支持王安石变法而著称的宋神宗。

三苏对新政和施行新政的王安石一向持怀疑态度——对王安石人品的怀疑,要追溯到老苏那里。有一次,苏洵在欧阳修家做客,饭后,其他人走了,只有苏洵留下来。苏洵问欧阳修,刚才座中那个囚首丧面的人是谁?欧阳修说,王安石王介甫,你没听说过吗?苏洵说:“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

不知道父亲对王安石的厌恶是否影响到苏东坡及弟弟,不争的事实是,苏东坡对新法并无好感。他与王安石虽然保持了君子之交,但细究起来,也是和谐时候少,芥蒂时候多。

1071年,当欧阳修、司马光、张方平和范镇等被视为保守派的重臣纷纷离开开封这个是非之地时,苏东坡也向朝廷请求外放。不久,朝廷任命他为杭州通判。苏东坡为期八年、历仕四州的地方官生涯由此展开,他的人生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从开封到杭州,行程约两千里。和自蜀入洛比,这条路轻松易行。一是大量路段可乘船,二是无须翻越高山大岭。

1071年七月,苏东坡踏上了前往杭州之路。第一站是开封东南300余里的陈州,即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区。

在陈州,苏东坡停留了70余天。因为,与他毕生相亲相爱的弟弟苏子由,时任陈州学官。而陈州知州,则是对三苏有知遇之恩的张方平。

陈州期间,苏东坡认识了一位青年才俊,即后来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之前,18岁的张耒游学陈州,苏子由很赏识他。二人相见后,苏东坡大概从这个英气勃发的少年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昨天。宋代文人有奖掖后进的传统,经苏东坡举荐,不久,张耒应举姑苏,并在20岁时中进士。然而,难以预料的是,如同苏东坡一样少年得志的张耒,晚年却困顿不堪,贫病中死于陈州。

学官是一个穷差事,苏子由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居处逼窄、低矮,并且漏雨透风,身材高挑的苏子由在居室读书,伸个懒腰都会碰头。苏东坡写诗和弟弟开玩笑:“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

70多天里,苏氏兄弟“近城可观者无不到”,令苏东坡记忆深刻的景点有两个,一是柳湖,一是太昊祠。

今天的淮阳区,有一座湿地公园,由包括柳湖在内的四片湖面组成。这里,就是苏氏兄弟携酒同游的龙湖。从苏东坡留下的诗看,在宋代,湖滨曾大面积种植山茶。

龙湖中有一座小岛,名为画卦台,与画卦台相邻的岸边便是太昊陵。淮阳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古籍相传,上古时代,太昊,也就是伏羲,曾经定都于此。湖滨的太昊陵,留下了苏氏昆仲凭吊的身影。兄弟二人,以及随侍的张耒都有诗为证。

张方平酒量很大,号称一百杯,苏东坡却瘾大量小。一次宴席上,苏东坡说:对你们这种海量的人我并不羡慕,你们喝一百杯才醉,我喝一杯就醉,同样都是醉,不是和你们一样乐得其所吗?

70多天后,苏东坡再次踏上路途,不忍与哥哥分别的子由送到300里外的颍州。

颍州,即今安徽阜阳市颍州区。

《苏东坡全集》里,有一首《陪欧阳公燕西湖》。当苏氏兄弟抵达颍州时,序属三秋。他们在西湖之滨饮酒,看到湖边的草木都披着一层薄薄的霜,水边的芙蓉和菊花却开得正艳。东道主欧阳公,须发如雪,举杯畅饮,谈笑风生。

欧阳公,就是三苏的另一个恩人欧阳修。

这一年,欧阳修65岁。早就名满天下的大师于几个月前致仕,定居颍州。欧阳修本是江西庐陵人,出生于四川绵阳,却与颍州关系最亲密。早年,他曾知颍州,后来虽因宦游东奔西走,却在颍州置业买田,“乐其风土,因卜居焉。”

颍州对欧阳修的吸引力,其中一部分就来自西湖。有句俗话说,天下西湖三十六。以西湖命名的湖泊不胜枚举。其中,杭州西湖、惠州西湖、颍州西湖和扬州瘦西湖并称为中国四大西湖。巧的是,苏东坡与四座西湖都有深厚渊源。可以说,苏东坡是西湖的知己。天下西湖若要公推形象代言人,非苏东坡莫属。

欧阳修好客而健谈,他对二苏的到访不胜欣喜,烟水迷茫的西湖之滨,欧阳修与二苏把盏言欢,还让苏东坡观看他收藏的石屏,并请苏东坡作诗纪念。

颍州相聚时,欧阳修看起来精神不错,他本人也才刚开始享受功成名就的晚年生活。然而,世事难料,一年多后,远在杭州的苏东坡得到噩耗:欧阳修病逝颍州。

作别颍州西湖,苏东坡的路线,大致自颍水进入淮河,自淮河进入大运河,再从大运河进入长江。其间,除了在洪泽湖因遇大风而不得不返回港口外,旅途十分顺利。古人的宦游,重点固然在宦,也就是仕途;但游也必不可少,即借前往各地做官的机会,悠游风景名胜。

颍州之后,苏东坡先后在濠州(今安徽凤阳)游览了与大禹有关的涂山,建有彭祖庙的云母山,庄子墓和庄子祠,以及观鱼台。

大运河在扬州与长江相接,大江对岸,便是镇江。长江近镇江的南侧,江中有一座岛,名叫金山;山上,建有金山寺,梁武帝曾亲临寺里举行水陆法会。苏东坡登上金山,他看到江流西来,水势浩荡,不由想起数千里之外的故乡,“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是的,对岷江之畔长大的诗人来说,长江来自故乡,乃是亲切而又令人百感交集的“我家江水”。

距苏东坡800多年后的清朝末年,由于泥沙堆积,原本四面临水的金山与陆地联为一体。

金山寺下游20多里,有另一个知名去处:北固山。北固山上也有一座古寺:甘露寺。甘露寺不仅有众多三国遗迹,唐代诗人刘禹锡、韦应物、白居易均到访并留下诗篇。

苏东坡自然也有题咏。不过,公正地说,以北固山为题材的最优秀作品,还要等上近百年才问世。它的作者就是后世与苏东坡并称为豪放派代表的辛弃疾。同样在北固山怀古的苏东坡不会想到,数十年后,异族入侵,衣冠南渡,后世同道将在几乎相同的风景里发出“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的无尽喟叹。

江山依旧,风景不殊,唯有不同的时代命运与不同的人生遭遇,带来千差万别的感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旧江山,都是新愁。

杭州:故乡无此好湖山

十一月下旬,霜风凄紧,苏东坡一家终于抵达了美丽的杭州。这座灵秀的南方城市给了诗人一个温柔而深刻的最初印象,诗人甚至认为,这里比他的家乡还要风光无限。初到杭州,苏东坡用一首小诗表达内心喜悦: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

苏东坡去世20多年后,金人南下,北宋帝国像一道被淘空了的大堤轰然倒塌。赵构南渡,几经周折,终于在杭州建立政权,史称南宋。都城杭州,改称临安。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南宋愤怒青年写在临安酒楼上的讽刺诗,却从反面证明了这座都市的繁华与富饶。

如同《东京梦华录》记录了开封的花样年华一样,《武林旧事》记载的则是杭州的锦绣时代。南宋时期,杭州已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一如两千里之外开封的昔日。

苏东坡足迹所到之处,杭州乃他人生旅程中所占分量最重者之一。他曾两度到杭州做官,杭州既留下了苏堤,也留下了他生命中金石相击的华章。

广袤的国土上,江南无疑是最诗意的地方。杏花春雨江南,六个韵味无穷的汉字,洗练地勾画出江南的妖娆多姿。或许可以说,江南是最适合诗人生活的地方:小桥流水,瓦屋粉墙,莺声燕语,吴越娇娃,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些最能触动诗人敏感神经的事物,都是江南最富有的典藏。

以苏东坡的真性情,任命他到江南明珠杭州做官,就像把鱼儿放进江水,把苍鹰放归蓝天一样。

诗酒趁华年。30多岁的苏东坡正值生命的黄金时段,这座秀丽的江南古城,赐予了他一段无比安逸的诗意和幸福。

首先是接连不断的酒局。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大名士,尊敬之外,杭州文人和官员还对他保持着某种好奇,不断邀请他出席酒局,而他本人也喜欢聚众泥饮。有时,酒局设在西湖的画舫上,长相俏丽的乐伎在一旁弹琴,画舫在烟雨中缓缓前行,飘浮的琴声如雨滴般滑落。有时,酒局设在孤山或是杭州城边的其他山岭上,那就多了把酒临风的写意。醉眼蒙眬之际,苏东坡起身离座,亲自弹琴,琴音一直传到山下……

美丽的西湖使诗人目瞪口呆,苏东坡为这方中国最著名的湖泊留下了最著名的诗篇。1072年夏日的一天,苏东坡独自来到钱塘门外昭庆寺前的望湖楼,一个人自斟自饮——倒不是没有朋友陪他,而是太多喧哗与骚动之后,他需要偶尔的独处。

酒至微醺,苏东坡放眼远眺,天边出现了大片黑色的云朵,一会儿便下起了倾盆大雨。雨打荷花,雨打西湖,雨打杭州,雨打江山,他放下酒杯,索来纸笔,在墙上笔走龙蛇: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苏东坡是西湖的知己,他为西湖写下的众多诗篇中,最有名的当数那首《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美景总得与佳人相随,才更显温柔动人。宋人笔记中曾津津有味地记载了苏东坡的一次美丽邂逅:有一天,苏东坡和朋友坐在临湖的亭子里喝茶,闲散地观看湖景。这时,有一叶小舟从远处的荷叶丛中撑过来,船上是几个化着淡妆的女子。其中最漂亮的,是一个30来岁的少妇,坐在船头鼓筝,“风韵娴雅,绰有态度。”苏东坡是真性情的男人而不是道学家,他“竟目送之”。女子一曲未完,飘然而去。

美丽的邂逅引发了美丽的惆怅,而美丽的惆怅催生了美丽的词作。苏东坡回到家,那位风姿绰约的少妇,总也挥之不去。夜不能眠的他披衣下床,一首《江城子》一挥而就: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念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让苏东坡又惊又喜的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几天后,当苏东坡坐在同一座临湖的亭子喝茶时,那位动人的少妇竟再度坐着小船前来。这次,船上只有她一个人。她径直走到苏东坡旁边,向诗人诉说多年的倾慕,“无由得见,今已嫁为民妻。闻公游湖,不惮呈身以遂景慕之忱。”

密州:诗句明朝万口传

离开杭州,苏东坡的下一站是密州。与杭州的诗酒幸福相比,密州是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境界,苏东坡把它定位为:超然。

接到朝廷调令是1074年九月,苏东坡知山东密州。宋制,通判作为知州、知府的辅助者和监督者而存在,两者级别相同。不过,毕竟知州或知府才是真正的主官,苏东坡调往密州,算升迁。

但与地处江南富饶之地的繁华杭州相比,山东半岛上的密州(今山东诸城)是一个贫瘠的小地方:荒凉,落后,旱灾和蝗灾时常光顾。苏东坡在文章里,也比较了杭州和密州的区别:“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

怨天尤人的不是苏东坡。这个有现代精神的古人,即便把他安置到最艰苦的地方,他也能自得其乐,遑论密州并非后来的黄州惠州儋州呢?更何况,调往京东东路(今山东)也是苏东坡向朝廷提出的。因为,与他既有骨肉之亲又有朋友之情的弟弟苏子由任职于京东东路下属的齐州(今济南)。他希望和弟弟近些,再近些。

蝗灾和旱灾是密州的常客。在苏东坡时代,对于旱灾,人们似乎永远只有一个办法:求雨。苏东坡是有求雨经验的,他在凤翔时就多次求过雨。到了密州,当旱灾伴随蝗灾时,他又一次次地求雨。为了求得哀怜,求雨必须写祝文,这些例行公事的祝文,到了大师笔下,变得文采斐然:

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余,其命如发。而飞蝗流毒,遗种布野……

比年以来,蝗旱相属。中民以上,举无岁蓄。量日计口,敛不待熟。秋田未终,引领新谷。

与天堂般的杭州相比,密州虽不能说就是地狱,至少也是地狱的隔壁。在杭州,由于酒局太多,苏东坡喜忧参半,把它称为酒食地狱——是一个有美酒、美女和美景的地狱,之所以称为“地狱”,缘于诗人只有一个胃、一双眼睛和一张嘴巴,无法消受太多的美。到了密州,大地像陶轮一样翻转过来,美酒、美女和美景全都消失了,只有无尽的旱灾和蝗灾,以及灾荒中啼饥号寒的百姓,一个个面带菜色,用无助的目光看着他。

苏东坡在密州期间,写了一首诗寄给他的朋友刘贡父: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

绿蚁沾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

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

这首诗细致记录了诗人在密州的生活:没有娱乐,很少饮酒,蝗旱相继,盗贼蜂起,无衣无食的灾民把孩子扔弃于途,诗人只得含着眼泪将他们一一收养。可贵的是,诗人认为,即便做这样一个捉襟见肘的地方官,也比走马章台那样的风流更有意义。

也许有人会把这看作苏东坡无奈之下的强作欢颜,但只要想想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那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立身准则,我们就会明白苏东坡的心情是真实的,就像他真实地奔走于密州的穷乡僻壤之间一样。

弦管发霉,饭甑落尘,这并不是夸张之词,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苏东坡的《后杞菊赋》可作例证:

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

两位地方最高长官,为了填饱肚皮,竟然到处采摘杞菊充饥。当他们相互注视时,不由得扪腹而笑。这笑中既有辛酸,也有自甘淡泊的伸屈自如。

令苏东坡沉重的是那些饥民,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不少人甚至把亲生孩子扔弃路旁。苏东坡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遇荒年,他就拨出数百石稻米另外储藏起来,专门用于收养弃儿。一年以后,收养者和孩子有了感情,也就不至于再流离失所。

苏东坡是上一年(1074年)十一月初三到达密州的。新年刚过的正月十九晚,他做了一个凄凉的梦:他梦见了故乡。梦见去世多年的亡妻王弗正在窗下梳妆。次日,苏东坡写下了那首柔肠百转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然而,怀念故乡、怀念亡妻的多情种子,终其余生,再也没能回到故乡,再也没能到亡妻的坟前悄悄地坐一坐,想一想。

在命运的洪流中,每个人都是漂浮不定的浮萍。即便苏东坡,也是。

密州当然不只有灾荒和愁苦,如同穷人家也有自己的欢乐一样,苏东坡在穷困的密州也有属于他的欢乐。欢乐之一就是打猎。

打猎既是一次难得的郊游,猎得的禽兽还可给索然的厨房增添新内容。同时,打猎也让苏东坡心中有一种豪迈奔腾如潮,这种豪迈落于纸上,便是千古流传的绝妙好词:“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密州任上,苏东坡度过了40岁生日。四十而不惑,作为大师,苏东坡此时的文字已趋化境,炉火纯青。令人意外而惊奇的是,恰巧是在物质生活最为困顿的境况下,他迎来了一生中的创作高峰——他在这一时期写下的诗、词、赋、文,无一不是最优秀的。苏东坡出没于密州这座弹丸小城,青年时期的火气渐渐消退,他的心底涌起一种安详和豁达。顺天知命,超然物外,虽然不时还有烦心事困扰,但他已经能够以一种不变应万变的洒脱去对付。

1076年中秋节,41岁的苏东坡喝了一个通宵的酒,月华如水,照着诗人在后花园里痛饮。酒酣耳热之际,苏东坡写下了他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那就是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被称为“天仙化人之笔”的作品,词前有小序,说明是“兼怀子由”,也就是思念他弟弟。然而,它同时却又包涵了面对宏阔宇宙和永恒自然时,诗人的困惑、追问和解脱。他对人间亲情的珍爱,在明月清辉映照下,仿佛寒烟笼罩的秋草,一一挺立而生。

密州对苏东坡的重要,在于他的生活开始转型——这生活既包括了物质的,更包括了精神的。那个才高八斗的青年长大了,成熟了,他白皙的脸庞变得黝黑,原本瘦削的身子变得结实而微胖,颔下长出一大把浓密的胡须,原本早白的头发,这时竟然重又浓黑。更大的变化来自精神。苏东坡修整了官舍北面一座亭子,子由取名“超然”。苏东坡借酒浇块垒,写下了吐露心路历程的《超然台记》。

这是一篇最能洞察苏东坡处世原则的重要文章,他的人生态度和对待物我的关系都寄托其中。“凡物皆有可观”,这和苏东坡后来总结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的脾性乃是一脉相通的。既然天下万物都有可观,那么就“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也就是说“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于是,苏东坡进而下结论说,“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后来,苏东坡谪贬黄州和更为遥远的惠州及儋州,一直能够自得其乐,在属于他的狭小有限的空间里,感受生命的小小幸福,究其源,和他在密州时养下的这份超然息息相关。“不以物喜,不为己悲”,这原本是中国文人一代接一代苦心经营的品质,只不过到了苏东坡那里,他把它们真正细节化和生活化了——与其说我爱苏东坡,不如说是爱一种清洁的生活方式。可悲的是,这种清洁的生活方式渐行渐远渐无踪。

今天的诸城市区,潍河南岸,恐龙公园与张择端公园之间,耸立着一座高大的仿古楼台,那便是重建于十多年前的超然台。至于苏东坡所建的超然台,尽管历代不断修葺,依然于上世纪40年代末完全毁弃。幸好,我们知道,真正永恒的亭台,只能矗立于人心之中,而非大地之上。

徐州:他年谁识此时心

我犹记得,第一次到徐州时,曾有过一些小小的惊讶。

这座以交通枢纽和能源基地著称的城市,想象中,应该偏工业,偏硬派;然而,没想到的是,城中心竟然有一列秀丽的山峦,山下有一汪清幽的湖泊。城郭内外,还有河流迂回缠绕。明山丽水,让这座北方城市有了南方的湿润和灵秀。

山叫云龙山,湖名云龙湖。遥想当年,苏东坡多次登临云龙山。曾经,一个恬静的春夜,月光淡淡,杏花怒放,他和客人在云龙山上饮酒。他也曾在山上遥望山下烟波淡起的云龙湖——那时,云龙湖叫石沟;后来以讹传讹,称为石狗湖。

至于那条迂回的河流,更是大名鼎鼎,那就是废黄河,又称故黄河。

不过,苏东坡没有看到过废黄河。在苏东坡时代,黄河还没有流经徐州——而到了今天,黄河已结束了流经徐州的历史。

游荡于中原大地的黄河常发大水并造成严重水灾。徐州任上,下车伊始,苏东坡便面临洪水的严峻考验:四月,苏东坡来到徐州;七月,黄河在澶州决堤。由于其时的黄河河道距徐州足有四五百里之遥,一个月后,在平原上四处泛滥的洪水终于波及徐州。

当洪水抵达徐州城下时,水深近三丈,高于城中平地一丈多,泡在水中的城墙,随时有倒塌的危险,有钱人纷纷外逃。

身为徐州最高长官,苏东坡认为,如果有钱人都跑了,只会引得人心动摇,无法抗洪。苏东坡一方面禁止所有人员外出,另一方面向他们保证,他会与他们一起守城。接着,苏东坡前去动员驻守当地的禁军,尽管调动禁军需要朝廷命令,但苏东坡希望禁军将领事急从权:“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禁军将领慨然应允。

治水守城时,苏东坡就住在城墙上,指挥军民分头堵水。其时,洪水加上两天暴雨,徐州城外,茫茫一片,房屋冲毁,老弱随水而没,一些强壮的人侥幸躲在小山丘或是树上,却因缺少食物而饿死。苏东坡派水性好的人驾着小船,带着粮食四处救援。

此后,一个叫应言的和尚向苏东坡建议,凿开清冷口,把积水引入黄河故道。苏东坡采纳了建议。在被大水围困了70多天后,徐州城终于转危为安。当苏东坡回到官署时,他发现房顶的瓦上也留下不少泥沙。

劫后余生的苏东坡饮酒作诗,他在诗里感叹:“岁寒霜重水归壑,但见屋瓦留沙痕。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鼋。”

这一年的大洪水,也让苏东坡生出远虑:如果不主动采取进一步措施,悲剧也许明年还会重演。于是,苏东坡向朝廷提出,希望增筑徐州城堤。他在诗中说:“明年劳苦应更甚,我当畚锸先黥髡。”

次年开春,朝廷批准了苏东坡的请求,徐州外城得以顺利改筑和加固。为了镇住黄河水患,实实在在筑堤是必要的,而带有某种象征意义地修黄楼,也是必要的——苏东坡在徐州东门外建了一座楼,用黄土涂刷外墙——古人的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其中,土克水。

1078年九月初九,黄楼举行盛大的落成典礼。据说由于黄楼太高,一些年迈体衰的老人伫立楼头,竟然十分寒冷,苏东坡只好命人给他们送来几壶热酒暖身子。

为了纪念这一盛事,苏东坡写了《黄楼赋》,并勒石刻碑。据说,碑上“山川开合”四个字,并不是苏东坡本人手笔,而是出自一个叫马盼的歌女之手——这位美丽的风尘女子,“东坡极喜之”,经常带在身边。马盼于书法颇有功底,专学苏东坡,“山川开合”四个字,就是她模仿苏东坡的笔迹。

苏东坡在徐州治水50余年后的1128年,为了阻挡金军南下,杜充掘开黄河,以水代兵,黄河又一次严重改道:正流夺泗入淮,黄河从此经行徐州。一直到700多年后的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正流改道大清河入海。从那以后,黄河不再从徐州流过,但留下了大沙河、不牢河和废黄河等河流,并让北方的徐州多了水乡风采。

今天的徐州有不少煤矿,在徐州主城东北的贾汪区,有一座夏桥公园,公园里立着一块徐州煤矿开采纪念碑。徐州煤矿的大规模经营性开采,始于1882年。徐州也因煤矿名噪一时,成为北方能源重镇。

如果追根溯源,最早在徐州发现煤并开采的,却是苏东坡。

作为一种深埋于地下的化石燃料,中国古代对煤有各种不同称呼,如石炭、石墨、石涅等。《山海经》中有关于煤的最早记载——很巧的是,书中所说的产煤之地,就有苏东坡的老家四川。汉代,煤开始用于冶铁。到了苏东坡时代,煤进入了普通人家,成为做饭和取暖的能源。

不过,苏东坡任知州之前,徐州一直没有发现煤。此地冬天严寒漫长,居民取暖只能烧柴,柴火价格昂贵,一床被子甚至还换不到半捆湿柴——“湿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门无处换。”一些贫苦人家,只能忍受彻骨的寒冷——“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骭。”

很可能,因家乡盛产煤并大量用煤,苏东坡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在徐州开采煤。1078年冬天,他派人四处勘探,很快在徐州西南的白土镇发现了煤。组织开采后,优质的煤从此源源不断进入千家万户,老百姓再不必为柴火发愁,森林也不再惨遭剃头式砍伐。并且,用这种优质煤炼出的铁,质量更好,制作出的武器,“犀利胜常”。

苏东坡很有成就感,他在诗里兴奋地写道:“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

治水和开矿两桩事,充分体现了苏东坡的敬业精神和对民众的体恤;换言之,他辗转出任数州,所作所为,颇有古人所谓的能吏风范。

但是,苏东坡毕竟是苏东坡,他不仅是地方长官,更是诗人和生活家。职守之外,他努力寻求生命的愉悦,享受生活的欢乐。

如前所述,在徐州,苏东坡有一个颇有才华的红颜知己马盼,苏东坡称她盼盼,既是爱称,同时还有另一层更深意义:

中唐时期,徐州也有一个美女加才女,芳名盼盼。她与徐州太守张建封相亲相爱。张死后,盼盼独居十年,拒绝了无数渴求的目光,绝食而死。白居易是张建封的好友,他在作品中记下了这个痴情女子的故事。苏东坡来到徐州时,那座盼盼独居十年的小楼还在,叫燕子楼。

苏东坡是一个真正的性情中人。在徐州,他回忆青年时期的生活,写下了“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花枝缺处留名字”的自白。如同张建封一样,他也有一个盼盼,前世与今生,过往与将来,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巧合难道没有打动过他吗?

有一天晚上,苏东坡独自登上燕子楼,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第二天,他告诉人们:他梦见了盼盼——那位已死去200多年的唐代佳人。他写下了一首词,这些跳跃的文字见证了大师内心的灼人情怀: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觅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日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苏词中,有一组看上去似乎远离了豪放派风格的作品,即《浣溪沙》,它所歌吟的乃是徐州乡间生活。如: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清新而质朴,像午后乡间一阵安详的微风,又像微风下水波不兴的湖面。这首词的来历,也和求雨有关——看来,苏东坡是与龙王打交道的老手了。那年求雨得雨,徐州风调雨顺,苏东坡前往龙王庙表示感谢。正是暮春时节,苏东坡和随行人员免不了在龙王庙里喝喝酒,菜品就是那只名义上献给龙王享用的猪头。

求雨的灵验预示着苏东坡心情不错,他喝得有点高了,回城路上,他放着轿子不坐,乘着酒兴一路走来。远近百姓早就听说名满天下的知州大人来了,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计,跑到大路边一睹大人尊容;尤其是那些年轻女子,个个粉面含春,伫立在暮春的微风里。

苏东坡脚步有些迟缓,脸色出奇红润,他向父老乡亲问好,还不时和那些须发花白,看上去年纪一大把的长者拉拉手。一个喝醉了的老头干脆睡在路中间,一点也不怕知州大人下令打他的屁股。这个春风浩荡的下午,姑娘们的笑声在风中飘散,苏东坡内心的喜悦与自得如春潮涌动。回到官署,他写下了这组《浣溪沙》,那是一种和民间水乳交融的生命喜悦,诗人感受到了乡土与人情的浸润: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

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

知徐州两年后,1079年三月,苏东坡调湖州。七月,深文周纳的政敌将苏东坡陷入一场可怕的文字狱:苏东坡被解往开封,关押于御史台监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苏东坡人生的一大转折。他宦游之路的上半场结束了,他天真烂漫的诗酒生活开始罩上浓重的阴影。不过,他正值壮年,他还有机会,而人生之路的一波三折,也才刚刚开始……

(中)

  河汊纵横的江南,湖州是一座流水浸润的丰沛小城。七八年前一个暮春的傍晚,我来到市中心的一座桥上。桥名骆驼桥。距桥不远,有一组骆驼雕塑。但追根溯源,骆驼桥的得名并非真有骆驼出没,而是脚下这座桥,它最初的模样弯如驼背。

  清风吹拂,细雨霏霏。很自然地,我想起了苏东坡描写骆驼桥的诗句:今日骆驼桥下泊,恣看修网出银刀。那一年,苏东坡履新湖州,也是暮春时节。舟次骆驼桥,他袖手立于船头,饶有兴味地观看渔人劳作。

  然而,命运的吊诡之处在于它突如其来的风起波生——仅仅3个月后,苏东坡就被来自京城的使者逮捕,在骆驼桥附近押上囚船。那一天,湖州百姓蚁集桥头,焚香哀告,祈求上苍保佑他平安归来。

  对苏东坡来说,这是44年来最大的灾难,它如同呼啸而至的陨石击中了他。而他,措手不及,全无防备……

开封:平生文字为吾累

  中国人习俗里,黑色而喜腐食的乌鸦乃不祥之兆。巧合的是,汉朝掌纠察的御史台院中,柏木森森,上千只乌鸦栖于其上,朝去暮来,得名朝夕鸟。自那以后,人们把御史台叫作乌台。

  不过,乌台之所以在后世知名,更大原因在于乌台诗案。苏东坡风浪交集的一生中,乌台诗案是一个巨大的转折。以乌台诗案为标志,前半生风雅浪漫的诗人从此脱胎换骨——他将会深深地明白,命运是一个完全不讲规则的对手。

  事情得从苏东坡调离徐州后说起。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朝廷任命苏东坡为湖州知州。依惯例,他向朝廷上了一道谢表。谢表中,苏东坡发牢骚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对宋神宗支持的王安石新政,苏东坡向来不赞同,这一次竟公开在给朝廷的文书里发泄不满,革新派——或者说以革新派自居——大为恼怒。斯时,新政灵魂人物王安石已经靠边站,那些对苏东坡不满的“新进”们,大多是以革新之名混官场的见风使舵者。

  为了找出罪状,舒亶、李定等人成了最早的苏东坡研究家,他们把苏东坡此前刊印的诗文一首首、一篇篇地研读,企图从中发现蛛丝马迹。这些人中,李定是最极端的一个。早年,他不守父丧,苏东坡骂他是禽兽。这一回,总算找到了报复的好机会。他在奏章中认定:苏东坡必须为他对朝廷和君父的无礼而受到惩罚。这惩罚就是处死。

  当朝廷派到湖州捉拿苏东坡的使者皇甫遵抵达官署时,已经有所风闻的苏东坡十分恐惧,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面对从天而降的祸事,大师并不比小民更镇定。通判祖无颇劝他:事到如今,躲不是办法,还是去见见他们吧。苏东坡问:那我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呢?祖认为,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罪名,还是穿朝服吧。于是,苏东坡匆匆穿好衣服,出来和皇甫遵见面。

  皇甫遵拿足了派头,他一声不吭地盯着苏东坡。苏东坡心里没底,越发慌张,自顾说:我向来得罪朝廷,今日必定赐死,死固不敢辞,只希望让我和家属告个别。这时,皇甫遵才勉强说了声:不至于此。

  苏东坡就这样被押往京城,史料的记载说“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离开州府前,苏东坡先与妻子诀别,尔后给弟弟苏子由写信交代后事。握笔作书时,平日洒脱的诗人忍不住涕泗纵横。及后横渡长江,苏东坡一时想不开,企图跳江自杀,幸好皇甫遵看守很严,苏东坡找不到像屈子那样纵身一跃的机会。

  苏东坡北上时,跟随他的是长子苏迈,其他家庭成员坐另一条船跟随。当家属一行到达宿州时,朝廷要求查抄苏东坡家中往来的书信和他本人的文稿。一群如狼似虎的兵丁闯进船上东翻西挑,小点的孩子吓得哇哇大哭。等到兵丁们走了,面对一船狼藉,东坡夫人王闰之又惊又怒,她说:这都是写书招惹的祸事,他乱写东西有什么好处呢?把人都吓死了。骂罢,干脆把苏东坡的大批手稿付之一炬。

  20天后,苏东坡到达开封,关进了乌台——也就是御史台——监狱。

  入狱不久,就有官员询问苏东坡有没有可以免死的誓书铁券。按惯例,这种询问只针对死囚。对此,苏东坡自忖凶多吉少,他把平时服用的一种叫青金丹的类似于安眠药的东西偷偷藏下一些,准备一旦宣布死刑,就超量服用自尽。

  审讯持续了40多天,苏东坡的前后态度判若两人:先前,他对一切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统统不予承认,后来却委曲求全,承认了捕风捉影的不实之词,并招认之所以讽刺朝廷,是因多年未能升迁。苏东坡在狱中是否受到刑讯逼供,不得而知。不过,当时关在隔壁的苏颂写诗记下了他听到的苏东坡在狱中被凌辱的情景: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君子落难,意味着小人得势。舒亶得意洋洋地向神宗上奏,请求英明的陛下把苏东坡和他的几个朋友——也就是被舒亶们看作旧党的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人一并处死。

  小人们为了落井下石,不惜故意误读苏东坡。比如苏东坡写过一首咏柏树的诗,诗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的句子,身为副相级别高官的王珪向神宗告发说苏东坡有谋反之意,理由就是这首诗在恶毒地咒骂陛下。幸好神宗不是昏君,他有些生气地回答说:他明明写的是柏树,与我有什么关系?

  当小人们罗织罪名企图将大师置于死地时,营救也在同步进行。所有的营救中,最打动神宗的是已经致仕的前首相王安石,王安石只说了一句话:岂有盛世而杀贤士乎?

  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新法时常讥讽,而王安石不以为忤,反而站出来为政敌说话,宋人的宽容大度可窥一斑。多年后,当两位大师都历尽沧桑,他们将在金陵再次相逢。一壶浊酒,两头白发,过眼的都是逝去的锦瑟年华。

  王安石的继任者叫吴充,是王安石的亲家,两人向来政见不合,但为苏东坡的命运奔走却完全一样。有一天,吴充问宋神宗:您觉得魏武帝怎么样?神宗不屑地说,何足道哉。吴充说,陛下您以尧舜为榜样,当然看不起魏武帝。不过,魏武帝虽然性多猜忌,却能容得下狂士祢衡。陛下您为什么就容不下一个苏轼呢?

  听了吴充的话,神宗吃了一惊,忙解释说,我没有其他意思,只想让他把事情说清楚,很快就会释放的。

  中国建筑的习惯,一般都是坐北朝南,以便能沐浴充足的阳光。但御史台却很奇特,它坐南朝北,背向太阳。这种朝向使得御史台更加阴暗、冷寂,更能对关押其中的犯人予以心理上的威慑。

  从苏东坡的囚室望出去,不只是汉代御史台院子里成片的柏树,还有另外一些植物——苏东坡与它们朝夕相对了100来天,并为它们各写了一首诗:榆树、槐树、竹子和柏树。当他刚进去时,槐叶虽然已经开始飘落,但仍有半树碧绿,叶间藏着整日高鸣的蝉儿。后来,槐叶掉光了,蝉声消失了,只有一群饥饿的乌鸦哀叫啄雪。故乡南方四处可见的翠竹,经冬仍然青翠,这让苏东坡感到一丝安慰,并用它来鼓舞自己: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

  狱中的苏东坡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迫近的恐惧。入狱前,他与儿子苏迈约定以送饭为暗号:平时不送鱼,如有不测,以鱼示警。一连过了一个多月,每天送进狱中的食物都没有鱼。不想,有一天苏迈临时有事,委托一个亲戚代为送饭,这位不知情的亲戚特意给苏东坡烧了一条鱼。

  这条不合时宜的鱼让苏东坡听到了死神的脚步声。短暂的恐慌和委屈后,他不得不直面人生——既然要来的已然到来,那就得做好准备去应对。苏东坡给弟弟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意想不到的是,绝命诗很快传到了神宗手里。神宗读罢,不由生出一些感动——他原本就不打算杀苏东坡,只是想通过处分他来打压一下朝野之间对新政的批评而已。

  就这样,元丰二年腊月二十八,朝廷宣布了对苏东坡的处罚。二十九,苏东坡走出了阴森的乌台监狱,重又见到自由的阳光。

  次日即除夕。那个除夕夜,苏东坡一定饮了许多酒。不然,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刚刚摆脱了一场文字狱,他怎么又诗兴大发,并写下了这种不无讥讽的诗句: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后两句翻译成白话,意思是:老子今后宁肯到塞上去骑马奔驰,也不和你们这帮小人相争了。

黄州:一蓑烟雨任平生

  乌台诗案的处罚是贬苏东坡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文。就是说,他的团练副使是虚职。他本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黄州。更重要的是,没有俸禄。

  元丰三年大年初一这天,当开封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时,苏东坡带着苏迈踏上了前往黄州的路。杳无人迹的茫茫雪原上,他们踩出了几行歪斜的脚印,随即又被风雪一一吞没。

  十天后,苏东坡来到河南陈州,这里同样风雪交加。驿道旁,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凄然相迎。此时,因受哥哥牵连,苏子由贬到陈州几百里外的江西筠州任盐酒税监,穷困潦倒的他不得不替哥哥供养暂时还不能随行同往黄州的家小。

  三天后,雪后初霁,兄弟俩在陈州洒泪而别,各奔一方。

  苏东坡时代的黄州属淮南西路,隔江而望的武昌(古武昌,在今湖北鄂州市)属于荆湖北路,黄州类似于两省交界地带。自从安史之乱后,黄州日益衰落,人口稀少,经济凋敝。

  二月初一,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后,苏东坡看到了万里长江翻涌的雪浪,无边无际的大雪被抛在了身后。他终于抵达了他的贬谪地黄州,迎面吹来的是早春二月的南国春风。

  陌生的城池,迥异的风物,捉襟见肘的经济,难以预料的世事和前途,当诸多忧虑萦绕于心,苏东坡通过一首词表达了初到黄州的寂寞和不安: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很多年过去了,当我追随苏东坡的脚步来到黄州,这座江畔的古城依然宁静安详,一如温婉的宋朝。宽阔的长江和四围的青山,让人一下子就想起苏东坡初到黄州的诗句: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以戴罪之身贬谪黄州,虽然政治上还拥有团练副使的虚衔,但此时的苏东坡是一个没有工资的编外官员。为了用有限的积蓄对付无限的光阴,苏东坡执行了“计划经济”:他规定每天只能用150钱。具体办法是每月拿出4500钱,分作30份,一份份悬挂于屋梁上,每天早晨用叉子挑一份下来,然后藏起叉子。即便150钱不够用,也决不再取。一旦有节余,便放进一只竹筒。等到竹筒里的钱足够多时,再邀约朋友,或是与身边的两个女人——夫人王闰之和侍妾王朝云共饮。

  苏东坡预算了一下,按这种用度,积蓄大概可以支撑一年。那么,一年以后怎么办?妻子忧心忡忡,朋友也替他着急。苏东坡却说:“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

  又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来时,苏东坡果然找到了水到渠成的途径。

  在朋友的帮助下,官方同意苏东坡开垦了约50亩荒地。这片荒地是一座军营的旧址。对土地和耕种,苏东坡并不陌生。在老家眉州,苏家就有土地数十亩。在徐州等地任地方官时,依照宋朝官员的待遇,俸禄之外,他还有近百亩叫职田的土地。只是,与以往那些肥沃的田地相比,苏东坡在黄州开垦的荒地贫瘠而单薄。

  但是,再贫瘠的土地,只要有阳光和雨水,只要播下希望的种子,总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开荒耕种的岁月,苏东坡买了一头牛,以及锄头、水桶、镰刀之类的农具。劳作时,他头戴一顶遮雨也遮阳的竹笠在田间挥汗如雨。看上去,既不像名动天下的风流诗人,也不像曾官至知州的帝国官员。他已成为一个地地道道双手劳作慰藉心灵的农夫。

  耕种第一年,苏东坡的土地丰收了。他让妻子用小麦杂以小米做饭,这种粗粮对吃惯了大米的人来说难以下咽,孩子们开玩笑说是在“嚼虱子”,夫人王闰之则笑称是“新鲜二红饭”,只有苏东坡安之若素,吃得津津有味。

  苏东坡在黄州的居所有两处,一处是为了耕种方便修建的雪堂,一处是刚来黄州时居住的临皋亭。

  为了寻找临皋亭,我在黄州颇费了一番功夫。如今,和临皋亭有关的地方,至少有三处。一处在黄冈中学校园内。黄冈出版的一些史料上,认为这就是苏东坡临皋亭遗址所在。一处在遗爱湖公园。公园里,建有颇多与苏东坡相关的纪念性建筑。还有一处,在西湖一路附近。那里,矗立着一块石碑,上书红色大字:临皋亭遗址。立碑者为湖北省考古学会。加以比较,我以为最后一处更可能是真正的临皋亭遗址。

  至于雪堂旧址,黄州虽然还有一个叫雪堂的景点,但事实上已经无法考证是否就是当年的雪堂所在地了——我们唯一可以凭借文字知道的是,当年,在雪堂,苏东坡亲手种植了不少果树和桑树。等到桑枝发出又亮又绿的桑叶,王闰之和王朝云便开始了她们作为蚕妇的操劳。

  苏东坡毕竟是诗人,是生活的艺术家,他在桑树和果树之外,还种了不少腊梅。每年冬天,寒梅竞发,幽香沁人,诗人徘徊在这片疏影横斜的梅林,眼神渐渐变得辽远而空寂。他不再是头戴竹笠的农夫,他依然是执掌汉字军团的统帅。

  多年后,另一位大师来到黄州,他感慨万千地看到雪堂还在,院中梅花依旧,桑树依旧。雪堂正中挂着苏东坡的画像:他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拿拐杖,倚坐石上。这位感慨万千的大师就是陆游。此时,苏东坡去世已经近70年了;而苏东坡离开他的黄州,更是相距了八十六载春秋。

  到黄州后的第一个中秋节,苏东坡填了一首词: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这首《西江月》一不小心就暴露了诗人内心的秘密:那是一种贬谪后的悲愤与悲凉。中秋之夜,唯有独自把盏。凄凉之际,不由想起远方的弟弟。

  时间是医治创伤最好的医生,苏东坡受到的伤害也必将被时间治愈。更何况,除了时间这个医生外,苏东坡还可以借助美食和美景。就美食而言,贬居黄州的苏东坡虽然清贫,却因地制宜地发明了东坡肘子、东坡鱼和东坡汤等家常饮食。它们和芬芳的美酒一道,共同抚慰诗人的愁肠。

  至于美景,那就是赤壁。

  稍具古典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苏东坡传诵千古的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少时读书,“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曾令我悠然神往。然而,许多年后,当我来到黄州赤壁时,却未免有些失望——由于长江改道,根本无法看到苏东坡笔下“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观了,唯有如城墙一样壁立的岩石,依然呈现一种夺目的赭红,不负赤壁这个名字。

  长江上有两个赤壁。上游的赤壁在今天的赤壁市,下游的赤壁就是黄州赤壁。历史上,曾发生过大战的赤壁是上游那个,人称武赤壁;而下游的黄州赤壁,因了苏东坡的诗文,人称文赤壁。苏东坡知道此赤壁非彼赤壁,但这并不妨碍他巧妙地移花接木——他把古代的战场平移到了自己所在的黄州赤壁。

  初到黄州那年,苏东坡就和儿子苏迈探访赤壁。等到日渐习惯了黄州生活后,他更是经常驾着小船,漂流于赤壁之下,长江之上。

  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十六,正是暑热天气,这个月明星稀之夜,苏东坡邀约了几个朋友,坐一条小船夜游赤壁。船很小,但照例有酒有菜。酒过三巡,一个叫杨世昌的道士吹起了呜咽的洞箫。杨世昌是绵竹人,与苏东坡同为四川老乡。

  其时,小船顺着长江自西而东漂流,明月升起在大江对岸,箫声伴着江流如泣如诉,在空中久久回荡。苏东坡不由问杨世昌为何吹得如此悲凉?杨回答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不就是曹孟德当年吟诗的地方吗?想当年他的军队势如破竹,在这里横槊赋诗,固然乃一时之英雄,可如今安在呢?更何况我和你这样的人只不过在江边打鱼砍柴,在天地间寄托短暂的生命,渺小得像大海里的一粒小米。我慨叹我们生命短促,羡慕长江无穷无尽……

  苏东坡听罢,提出了另一番见解。他说:天地之间,万物都有各有归所,假使不是我的东西,即便一丝一毫也不能取。只有江上的清风和山中的明月,耳朵听到它就成为声音,眼睛看见它就成为色彩,这是大自然无穷无尽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可以共同享受的……

  ——彼时的真实情景,我们不必认为一定如苏东坡文中所写,但借杨世昌之口说出的“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庶几则是苏东坡心灵的真实写照。面对永恒的大自然,人类——尤其是人类中多愁善感的文人墨客,又怎能不感到生命的短暂易逝呢?“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生命只是一场幻觉,大前提已然如此,那些仕途上的鸡虫得失,又何足道哉?

  就像阿尔是凡·高内心的隐秘世界,塔希提是高更的复活之岛一样,赤壁于苏东坡,大约也是这样一种崇高而又略显虚幻的精神地标。

  和杨世昌夜游赤壁后3个月,苏东坡又一次泛舟江上。

  那是一个月光皎洁的秋夜,苏东坡和两个朋友从雪堂回临皋,路过黄泥坂,看到霜露沉沉地打在秋草上。三人为这月夜的静谧所感染,兴之所至,唱起了歌。歌之犹不足,干脆夜游赤壁。食物是其中一个朋友提供的,他说他那天捉到了一条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朋友感慨说,菜是有了,只是没有酒。苏东坡回到家,王闰之说:“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三个朋友带着酒和鱼,开始了他们浪漫自在的秋夜之游。

  寄情美丽山水,淡忘残酷现实,这是中国文人惯有的生存方式,苏东坡亦然。就今天的黄州赤壁而言,在我看来,名气固然很大,风景却算不上有多么殊胜。但苏东坡的身影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出没于赤壁,并为我们留下了多篇关于它的诗文。我们与其怀疑苏东坡没见识过真正的美景,从而为黄州赤壁所倾倒,不如说黄州赤壁只是他的一只酒杯,他要借这只酒杯,浇胸中块垒。

  对苏东坡而言,黄州赤壁是否就是昔年曹操的战场,是否真正具有天地之大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从这灵性的山水间感觉到了生命的短暂,韶华的易逝和人世的无常。他要享受生命,趁着还有身体,趁着还有自由的呼吸。他要及时行乐,及时寻找幸福——即使身处逆境,即使沦为朝廷罪臣。

  黄州居住几年后,苏东坡的另一首词,向我们透露出了他经过美食美景调节后的内心已变得从容洒脱,与刚来黄州时那首《西江月》相比,这首《定风波》宛如另一个人的作品: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也无风雨也无晴,当命运多舛的诗人打算在贬谪之地购买田地定居时,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可贵的品质:随遇而安。随遇而安不是简单地听从命运的驱赶,而是像莎士比亚借他笔下人物之口喊出的那样:上帝哪,即便你把我关在一个胡桃核里,我也能把自己当成拥有无限江山的君王!

杭州:不见跳珠十五年

  当苏东坡已经适应了黄州贬谪生活,从京城下达的一纸文书,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原来,神宗一直想起用他,但由于王珪等人的反对而拖延下来。贬居黄州4年多后,总算下诏将他移至离京城较近的汝州。就在他赴汝州途中,神宗去世,十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由其祖母高氏垂帘听政。高氏一向十分欣赏苏东坡,在她的过问下,苏东坡出知登州。登州任上仅5天,旋即调往京师,任礼部郎中。

  此后几年,苏氏兄弟的仕途顺风顺水,一路升迁:苏东坡升至翰林学士、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苏子由升至相当于副相的门下侍郎。其时,朝中有朔党、洛党和蜀党之分,苏东坡便是蜀党之首。

  尽管荣华在握,富贵逼人,但苏东坡依然厌倦无休无止的党争,他多次向朝廷请求外放州郡。1089年,即苏东坡54岁(文中均为虚岁)这一年,他如愿以偿地出知杭州。

  告别杭州15年后,他再次来到这座锦绣之城,为此写诗感叹:

  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

  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苏东坡对杭州是有深厚感情的。15年前,他正值30多岁的壮年,以通判这一闲职,纵情山水与诗酒,而杭州的湖光山色,美酒丽人,曾给他留下了多少梦幻般的记忆。15年后,再来的大师青春不再,年华渐老,早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不过,令人欣喜的是,由于15年前在杭的良好口碑,父老对15年前的苏通判既热情又饱含希望。

  15年前后对比,知州苏东坡要比通判苏东坡敬业得多,忙碌得多;毕竟他是一州首长,不能不把勤政放在第一位。

  苏东坡知杭州,最大的政绩是疏浚西湖。西湖不仅是杭州的象征,也是江南画图的压卷之作。15年前,壮年的苏东坡曾在湖上留下过无数和风景一样怦然心动的旧游——那个大胆自荐的少妇,那些妙语连珠的友人,那些画船箫鼓,别院笙歌,都已成为永恒的温情记忆。而今,开始步入老年的大师又来了,这时的西湖依旧春风梳柳,夕阳满楼。只是,由于长期疏于治理,湖水干涸得厉害,湖中长满杂草。

  一生热情歌咏西湖的苏东坡,不可能让这座西子般的湖泊日渐荒芜。为此,他两次上书朝廷,请求拨款治理。给朝廷的公文中,苏东坡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朝廷批准了苏东坡的报告,并以发放度牒(本是唐宋时官府发给出家僧尼的凭证,官府亦可出售度牒,以充军政费用)的方式拨付了工程款。由于工程庞大,苏东坡还从邻近的秀州(今浙江嘉兴)抽调人手前来帮忙。一时间,西湖成了一座喧嚣忙乱的工地。

  工程期间,苏东坡也放下诗笔,每天前往视察。有一天,他肚子饿了,命手下人去置办食物。食物一时未到,而筑堤的农民们开饭了,他就要求这些农民匀些饭给他吃——那是陈年老米煮的糙米饭,下饭的只有几片烂青菜叶,苏东坡端起碗,吃得津津有味。

  疏浚工程中,湖里挖出大量淤泥,如何处理这些淤泥是一大难题。思来想去,苏东坡很巧妙地解决了它:他下令把这些淤泥连同石头一起在西湖中铺了一道长堤,长堤宽5丈,长880丈,既为就近处理淤泥找到了对策,也为西湖两岸的来往新修了一条捷径。后来,堤上大量种植杨柳和芙蓉,还修筑了6道桥和9座亭子,长堤卧波,桥亭掩映,西湖的风景更秀丽了。这道长堤,就是我们熟知的苏堤。苏东坡写诗说“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武林旧事》则记载:“苏堤,第一桥通赤山,港名曰映波;第二桥通麦岭,港名曰锁澜;第三桥通花家山,港名曰望山;第四桥通茅家埠,港名曰压堤;第五桥通曲院,港名曰东浦;第六桥通耿家步,港名曰跨虹。”

  西湖的整治工作为时3个多月,五月动工,八月竣工。次月,苏东坡带着一帮朋友,坐着画舫,兴致勃勃地夜游西湖——从事后写下的词作看,他固然为衰颜华发而略有喟叹,更多的却是面对无常人生的一种努力自适:

  湖上雨晴时,秋水半篙初。朱槛俯窥寒鉴,照衰颜华发。醉中吹坠白纶巾,溪风漾流月。独棹小舟归去,任烟波飘兀。

  为了防止湖泥再次淤积,苏东坡下令在湖中建了三座塔作标志,三塔以内禁止种菱植芡。奇妙的是,三座塔是空心的,塔身球面各有五个等距离的圆洞。月圆之夜,将灯点燃后放进塔心,在洞口糊上薄纸,圆洞映入湖面,湖中映出多个月亮,真月与假月交相辉映,这就是西湖最知名的景点三潭印月。如今,我们看到的三塔系明朝万历年间重建,但这创意却源自苏东坡。

  经历了黄州的艰难生活后,身为地方最高长官的苏东坡,对普通民众更多了一份理解和同情。到杭不久,“岁适大旱,饥疫并作”。为了救治饥民,苏东坡向朝廷多次打报告,请求减免了包括杭州在内的整个浙西路(苏东坡还兼任浙西路兵马钤辖)三分之一的上供米,使得米价回落;又向朝廷请得度牒100张,销售后用来买米,以救济穷困者,“民遂免大旱之苦”。

  苏东坡对医药也有研究,并能开处方。他在黄州时,家里来了一个老乡,名叫巢谷。巢谷向苏东坡传授了一个秘方,称为圣散子。巢谷要求苏东坡对着长江发誓,绝不把秘方透露外人。但苏东坡认为,秘方只有救治众生才能物尽其用,不久就把它告诉了名医庞安常,嘱庞安常写进医书。当苏东坡发现圣散子对流行于杭州一带的疫病有效后,制作了大量圣散子丸,派官吏带着医生,分头为百姓治病。

  为了治标又治本,苏东坡拨出公款2000贯,自己再捐出积蓄50两黄金,在杭州建成一家医馆,取名安乐坊。安乐坊聘请懂医的僧人坐堂,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一笔经费维持运转。安乐坊的旧址,据考证,在今天杭州岳王公园附近的众安桥一带。

  知杭州期间,苏东坡常常不在州衙办公,而是别出心裁地把办公室弄到了城外:他令手下人打着他的仪仗从钱塘门出城,自己却带两三个心腹家人自涌金门坐船横湖而过。当城里的人都站在街道两旁看知州出行时,他已在普安寺吃早饭了。早饭后,手下的小吏们在冷泉亭旁摆开桌子,苏东坡坐在桌前批阅文件。苏大人一目十行,目如闪电,其工作效率令人惊讶。处理了政务之后,他召集朋友或是同事在灵隐寺一带风景绝佳处饮酒赋诗,直到夕阳西沉,他才歪歪斜斜地骑马回城。

  可以说,杭州知州任上的苏东坡是自足的,他既有身为地方长官的权力去按自己的意愿为民办事,也有身为诗家骚客的情怀去按自己的兴致享受生活。其情其景,略如其诗所云:

  春来濯濯江边柳,秋后离离湖上花。

  不羡千金买歌舞,一篇珠玉是生涯。

扬州:此生定向江湖老

  扬州是江南的另一座美丽城市,它的精致与优雅,与杭州伯仲之间。它们相距不远,如同江南这篇锦绣文章的两个华彩段落彼此呼应。

  扬州也是文人的扬州,唐人对它的赞赏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游人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俗语则认为,天下最快乐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结束了杭州和颍州的任职,苏东坡来到扬州,出任扬州知州。就像在杭州,苏东坡曾追寻过前辈白居易的足迹一样,在扬州,他则追寻了另一个前辈杜牧的足迹。

  苏东坡来到扬州200多年前,唐代诗人杜牧曾做过扬州太守。苏东坡一定吟哦过这位先辈诗人在扬州时写下的著名诗篇:

  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与杭州相比,扬州的脂粉气和诗酒味甚至更浓,从苏小小到杜牧之,从三分无赖是扬州到春风十里扬州路,扬州分明集中了江南的精华。非常遗憾的是,苏东坡在扬州只生活了半年多:仲春三月时下车伊始,秋风刚起时就匆匆离去,他甚至没能完整地体会扬州的四季更替。

  在扬州市区文昌中路,街道中间的绿化带里,有一座不太起眼的石塔,遮掩于远处的楼房和近处的树丛中。如果不刻意寻找,很可能视而不见。这座石塔,是扬州一座曾经有名的古寺的遗物——古寺初创于晋代,后来多次重修,唐朝时因珍藏舍利而建了石塔,从此称为石塔寺。苏东坡到扬州后,即前往石塔寺观光。

  石塔寺之所以出名,并不是它有什么绝妙的景致,而是一件广为流传的往事:

  唐朝太原人王播,年轻时随父亲客居扬州。父亲死后,穷困无依的王播不得不寄食于扬州惠昭寺——也就是苏东坡所说的石塔寺。寺里每餐饭前都要打钟,听到钟声王播就前往饭堂吃饭。时间久了,寺里的和尚很讨厌他。一次,和尚们故意先吃饭后打钟,等王播来到饭堂,早已无饭可吃。王播深以为耻,在墙上题了两句诗: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

  后来,王播飞黄腾达,出任淮南节度使,开府扬州,于是重游少年时吃过受气饭的惠昭寺。和尚们听说王大人要来,急忙把他早年题在墙上的诗用碧纱罩起来加以保护。王播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提笔在昔年的诗后又题了两句:二十年来尘拂面,而今始得碧纱笼。

  苏东坡对王播的故事并不陌生,游这座不大的寺院,当然会想起王播。不过,与了解这个故事的人一般都是批评和尚们的前倨后恭不同,苏东坡所作的诗却表达了另一番意思,那就是王播既然受过人家和尚的一饭之恩,就应该心怀感激,而不是过了20年还耿耿于怀。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我在绿化带看到的石塔,也就是苏东坡曾看到过的石塔,但它们的位置并不同——苏东坡时代,石塔寺在扬州西门外,南宋时迁址重建。岁月板荡,今天寺已不存,仅余石塔和一些以石塔为号的地名。

  苏东坡是三月抵达扬州的。那是包括扬州在内的广阔江南地区(尽管扬州在江北,但文化上仍属江南)最美好的季节,古人所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是也。

  瘦西湖无疑是扬州的精华。这是一片自隋唐以来历代城濠连缀而成的水面,湖水一直与大运河相沟通,形成了不规则的带状。与西湖相比,它显得很“瘦”,很苗条。

  瘦西湖西北侧,有一座建于隋朝的古庙:大明寺。自宋代以来,大明寺最知名的去处,不是佛殿,而是平山堂。

  平山堂修建于庆历年间,它矗立于一座名为蜀冈的小山上,人立堂前,举目遥望,江南群山,似与堂平,因而得名。不过,对苏东坡而言,清丽的风景固然宜人,但他前往平山堂的原因,乃在于平山堂的修建者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文坛领袖、曾任扬州知州的欧阳修。

  苏东坡一生三到平山堂。最后一次,也就是他知扬州任上。这一次,他写下了一首《西江月·平山堂》。词里,他深情地回忆了须发皆白、状若仙翁的欧阳修——现在,唯有墙壁上的墨迹还能证明:他曾经在这片秀丽的风景中,留下过自己的笑声与脚印: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扬州以产芍药花而出名,大奸臣蔡京曾做过扬州知州——蔡京比苏东坡小十岁,1070年中进士,但升迁速度却超过苏东坡。1085年,苏东坡刚离开黄州时,蔡京知扬州;等到苏东坡知扬州,已是1092年。

  蔡京任上,每年都要以官府的名义举办万花会。万花会需展出芍药达十万株以上,所需费用都向民间摊派,老百姓深以为苦。可谓官方热闹几天,百姓困苦几年。

  苏东坡到任不久,快到以往举行万花会的日子了,属吏们照例向他报告,想听听这位新大人的意见——万花会该搞多大的规模,每户人家该征收多少例钱。令属吏们意外的是,苏东坡竟淡淡地说:从今年起,就不要再搞了吧。

  对于此事,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花会检旧案,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乃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煞风景,免造业也。

  林语堂曾称赞苏东坡是一个有现代精神的古人,我的理解是,在苏东坡身上,体现了现代语境下的民本思想。在扬州,除了停办万花节外,另一件事情也可为证。

  赴扬州时,苏东坡与儿子苏迨、苏过同行。他曾多次屏去随从,亲自到村落访民疾苦。当时,麦子快熟了,但许多农民流落外地,不敢回家收麦。他询问后方知,每逢丰年,官府就要征收积欠——也就是历年欠下的债务。苏东坡向两个儿子感叹:“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民畏催欠,乃甚于水旱矣。”老虎够凶残的了,水旱灾害比老虎凶残百倍,而官府的横征暴敛又比水旱还凶残。到任后,他上书朝廷,请求免除积欠。但朝廷不同意。夏天时,扬州周边瘟疫大作,他再次上书,这一回终于打动皇帝,下诏宽免一年。苏东坡为之兴奋作诗:“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颓然笑阮籍,醉几书谢表。”

  知扬州任上,苏东坡57岁了。他的性格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他不断地唱和陶诗看出来,那就是他的心性越来越趋向平和与冲淡。那是一种经历了大绚烂之后的平和,也是一种沐浴了大风雨之后的冲淡。

  苏东坡在扬州写了一组多达20首的诗,题为《和陶饮酒二十首》,陶就是陶渊明,他是苏东坡一生中最喜爱、最自觉声息相通的前辈。从苏东坡到陶渊明,其间是600余载的悠悠岁月,但这岁月也不足以阻隔大师之间的血脉相通、精神相继。

  扬州半年,苏东坡和以前一样,几乎天天饮酒。不过,他的酒量越来越小,不知是身体不佳还是为了养生有意少饮。这位以把盏为乐的老人,小酌几口就酣然入睡,从浓睡中醒来后,他开始工作——有时写诗作文,有时挥毫画竹,有时书写陶渊明诗作。

  总之,历经了少年的得意与中年的困顿和觉醒之后,这位平静而慈祥的老人打算就这样颐养天年——以前,他曾经想终老黄州。不想,人算不如天算,出黄州后,他继续着走马兰台类转蓬的人生。如今,他希望在地方官任上致仕并安度晚年。

  然而,苏东坡完全没有想到,他的晚年不会那么平安恬静。命运是一条没有航标的河流,没有人知道它到底要流向哪里。

  即便智者苏东坡。

  ……

  1092年九月,朝廷将苏东坡调往京城,任龙图阁学士、兵部尚书——很显然,这一提拔,仍是出自一直欣赏他并重用他的太皇太后高氏之手。不久,转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东坡毕生功名,至此达到巅峰。

  然而,盛极必衰,9个月后,高氏驾崩,哲宗亲政。和祖母完全不同,哲宗是新政的积极支持者。这时候,作为旧党重要人物的苏氏兄弟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尽管苏东坡名义上是皇帝的老师,然而,就在哲宗亲政当月,苏东坡被罢去礼部尚书,派往偏远的定州任河北西路安抚使兼定州知州。

  从京师调往边地,这只是打击的第一步。半年后,更大的打击随着一纸诏令传到定州: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与贬谪黄州相比,贬谪惠州更加令人绝望到窒息:黄州虽偏,毕竟还在内地;惠州却远在瘴气弥漫的岭南;并且,贬谪黄州时,苏东坡45岁,年富力强;贬谪惠州时,苏东坡已近六旬,风烛残年。

  尤为甚者,贬谪惠州还只是苏东坡晚岁流贬生涯的开端。以后,道路更加遥远,风物更加恶劣,宵小的迫害更加疯狂。

  这一切,苏东坡不得不独自承受。

(下)

  深秋,古道两旁的梅树掉光了叶子,细细的枝条在风中晃动,既像坚硬的铁丝,又像章法凌乱的草书。

  乱石铺就的古道岁月久远,来往的人马将它踩出了幽暗的光泽。顺着古道行走半小时后,我看到路旁有一株高大的松树。树下,有一块石碑,红字书写:东坡树。

  相传,这棵树已有近千年历史。当年,苏东坡亲手种下了它。当苏东坡早已从喧嚣的人间撤退,如同他的诗文书画一样,他种的树也留了下来。

  这条遍植梅树的古道,地处著名的梅岭——南岭之一的大庾岭的组成部分。1100年正月,25岁的宋哲宗去世,其弟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五月,苏东坡结束了流放生涯,自海南北归。

  次年正月,苏东坡翻越大庾岭。在梅岭古道的一座小村庄休息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问他的随从:这个官人是谁?随从说:苏尚书。老者又问:是苏子瞻吗?随从称是。老人激动地上前作揖,对苏东坡说,我听说你遭遇了很多迫害,今天能够平安北归,这是天佑善人啊。苏东坡笑而致谢,并在墙上题诗一首: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人回?

试问青天路短长

  对苏东坡来说,1093年的秋天的确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个万木摇落的凄怆季节,他的命运再一次发生逆转。这逆转,和两个被林语堂称为苏东坡的守护神的女人之死密切相关。

  八月初一,苏东坡之妻王闰之去世,享年46岁。王闰之是苏东坡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回想起这个与自己相伴了25年的女人,苏东坡凄然命笔,在祭文中说: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王闰之的遗体暂厝于开封城西的惠济院。此后,由于苏东坡贬往岭南,一直没能入土为安。要等到十年后,苏东坡也魂归道山,才由苏子由将她与苏东坡一起安葬。

  九月初三,一直欣赏并重用苏东坡的太皇太后高氏驾崩,哲宗亲政。很快,苏东坡就外放定州。如果说高太后去世,让苏东坡意识到从此少了一株可以依靠的大树的话,那么,当他向名义上是他学生的哲宗辞行,哲宗却避而不见时,他更加明白:曾经如锦似绣的仕途,以后,必将布满荆棘。

  一生中,苏东坡一直相信,他那坎坷曲折的人生,其实早就由上天注定——那就是他的星座不好。

  用星座占卜起源于古巴比伦,隋朝时经印度传入中国。到苏东坡时代,已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时尚,占五星就是其中一种。苏东坡的生日,查万年历可知,是为公元1037年1月8日,属摩羯座。

  就像我们今天特别爱“黑”处女座一样,唐朝和宋朝人特别爱“黑”摩羯座。唐代诗人韩愈就属摩羯座,他感叹说,“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奋其角,箕张其口。牛不见服箱,都不挹酒浆。箕独有神灵,无时停簸扬。”(“我出生之时,恰值月在斗宿,牵牛星耸动双角,箕星张开大口。不见牵牛星拉豪车,不见斗宿装美酒,唯有箕宿独显神灵,致使我一生劳苦。”)

  苏东坡对十二星座颇有研究,他自认和韩愈一样,因星座不佳而命运坎坷。他感慨说,我与韩愈都是摩羯座,同病相怜,命格不好,注定一生多灾多难。

  不仅星座让苏东坡把自己和韩愈牵扯到一起,太行山也让苏东坡联想到韩愈:当他从开封前往定州履新时,途经太行山东麓。对这座纵贯华北平原的名山,苏东坡自然想一睹芳容。然而,风沙太大,太行山若隐若现,未能如愿。当朝廷免去他的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罢定州任,以朝奉郎身份知英州时,虽然这无疑是断崖式的降级和不折不扣的贬谪(端明殿学士为正三品,朝奉郎为正六品),但他还是抱着比较乐观的心态。因为,从定州南下,再次经过太行山时,天气由阴转晴,他看到了官道西侧逶迤而过的大山,就连山上的草木也历历可数。

  这让苏东坡想起韩愈。韩愈曾被贬潮州,自潮州北返时,途经衡山,衡山也由阴转晴。苏东坡由是想到,或许,他也将像韩愈贬潮州那样,很快就会结束贬谪重归中原。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苏东坡过于乐观。他没能像韩愈那样在潮州只居住半年。他将在偏远的岭南,度过艰难而又漫长的六年多,差不多相当于他生命的十分之一。

  1094年闰四月,苏东坡由定州前往岭南,其路线是从定州陆路南下,经临城、内丘、相州(今河南安阳)、滑州(今河南滑县)至陈留(今开封陈留镇)。陈留距京师开封只有几十里,意外的是,苏东坡没有进京。或许,京城纷繁复杂的人事已令他厌倦、畏惧。

  才从定州出发,御史虞策认为对苏东坡“罪罚未当”,于是第二道诏命下达,苏东坡由正六品降为正七品,以左承议郎的身份知英州。过了几天,御史刘拯又向哲宗进言,说“轼于先帝,不臣甚矣”,于是第三道诏命下达,苏东坡仍担任英州知州,但永远不得提拔。

  在陈留,本应东南行的苏东坡折向西南,绕道400多里,前往汝州。到汝州,是为了看望上月才从京师调任汝州知州的弟弟苏子由。苏东坡曾经感叹他没有更多的兄弟,“四海一子由”,苏子由既是他的骨肉兄弟,也是他的精神知交。一生中,苏子由给了苏东坡巨大而又无私的帮助,既有道义上的理解和支持,也有物质上的帮衬与扶助。苏东坡陷乌台诗案时,苏子由真诚地向朝廷提出,希望用自己的官职换来对哥哥的从轻处理。这一次,苏子由又拿出一笔钱给苏东坡,苏东坡这才有能力叫长子苏迈带着家人到宜兴居住,他自己前往岭南。苏东坡在给参寥和尚的信中说:“子由分俸七千,迈将家大半,就食宜兴。既不失所,外何复挂心,潇然此行也。”

  与弟弟小聚后,苏东坡复又踏上征途。他向东北而行,抵达开封附近的雍丘(今杞县)。之后,艰辛的陆路,将由相对较为舒适的水路替代——淮河的二级支流惠济河自开封而来,流经雍丘。苏东坡买舟东去,自惠济河而入涡河,自涡河而入淮河,自淮河而入大运河,自大运河而入长江。水路虽然绕行不少,毕竟人在舟中,既不必辛苦骑马,更不用走路,且有夹岸风光可赏。从苏东坡留下的诗作可以看出,当舟至淮河下游时,随着两岸风光的愈发明丽,他的心情渐渐变得开朗起来。他坐在船上,看到淮水幽深,鱼影成串;浅滩上,菖蒲簇拥,水草如龙;两岸林木茂密,临水的合欢开花了,红色的花朵毛茸茸的,甚是可爱。

  苏东坡经高邮、扬州后进入长江,溯流而上,于六月初七抵达江宁(今南京)。

  王安石遭排挤后,曾贬官江宁,后辞官隐于江宁城外半山园。年轻时,苏东坡受乃父影响,加上个人见解不同,对王安石及其新法颇有讥讽。但是,随着年齿渐长,阅历日丰,他慢慢理解了王安石——至少,哪怕他不同意新法,也对王安石的人格与才学,保持着一份敬意。1084年,苏东坡结束黄州贬谪时,舟次江宁,专程拜访已悠游林泉的王安石,两人推心置腹,流连宴语,苏东坡写诗感叹“从公已觉十年迟”。然而,光阴倏忽,匆匆十载。这时,王安石已去世八年了,墓木已拱。被风困在江宁城外的苏东坡,没法再去拜访那个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倔强老人了。

  20多天后,苏东坡到达当涂。这时,又一道诏命从京师传来,这也是对苏东坡的最终处分:下落左承议郎,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也就是说,取消了他承议郎的正七品级别,名义上是宁远军节度副使,但并不到宁远军就任,而是安置惠州——如同当年贬黄州团练副使一样,名义上还有职务,事实上既无权也无薪,乃是被监管的犯官。

  命运就像在开玩笑,它让苏东坡在结束黄州贬谪后数年里,一路高升,成为举足轻重的朝廷重臣,复又让他从高处猛然跌下,重回十多年前的起点。

  苏东坡只能接受这一切不公的安排。之前,他已令长子苏迈到宜兴居住;此时,又令次子苏迨也前往宜兴。至于他,他让幼子苏过和侍妾朝云,以及两个老婢跟随,继续前往岭南。

  溯江而上,到达鄱阳湖与长江交接的湖口后,苏东坡的船折而南下,越鄱阳湖,进赣江,溯赣江而上,经南昌、丰城而达庐陵(今江西吉安)。庐陵是欧阳修的老家,欧阳修不仅对苏东坡有知遇之恩,后来还是亲戚——欧阳修的孙女嫁给了苏东坡的次子苏迨。如同王安石一样,此时欧阳修也死去多年。尽管年龄比欧阳修和王安石小得多,但曾经有过交游的老友们一一离世,未免不让苏东坡心中升起一种淡淡的忧伤。

  赣江由南向北,纵贯江西。在赣南的万安境内,一道大坝横立于峡谷之间,高峡出平湖,形成了碧波荡漾的湖泊,称为万安水库。大坝矗立之前,这里曾是千里赣江上最险要的路段,18个险滩一个接一个,成为旅行者的畏途。其中一座滩,它的名字广为人知:惶恐滩。

  比苏东坡晚近200年的文天祥被俘北上时曾对惶恐滩记忆犹新: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至于苏东坡,当他小小的客船在纤夫们的拉动下逆流而上时,接连不断的险滩,尤其是这座名为惶恐滩的险滩,都让他生出了行路难、人生更难的感慨。他体悟了命运的无常与行走的艰辛: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

  《读史方舆纪要》在赣水条下称,十八滩“怪石如精铁,突兀廉历,错峙波面。”不过,随着上世纪末万安水库竣工蓄水,十八滩均没入水中,昔年令苏东坡、文天祥无限惶恐的惶恐滩不复存在。

  赣州是江西南部重镇,章水和贡水在宋代城墙下交汇,始称赣江。站在赣州最知名的郁孤台上遥望,江水浩浩北上,不舍昼夜。在苏东坡时代,赣州名为虔州。今天的赣州市区,有一座草木葱茏的天竺山,也是赣州烈士陵园所在地。900多年前,当苏东坡系舟虔州,登临郁孤台后,又去了天竺山。

  苏东坡一直记得,12岁时,父亲苏洵从虔州归家,告诉他说,虔州城外天竺山中,有一座天竺寺。寺里,有一块石碑,上面有白居易亲笔书写的诗句“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如今,他终于寻访到了父亲的旧游之地——其间是四十七载漫漫岁月。当初那个聪慧的少年,已入垂垂老境。令苏东坡失望的是,父亲说过的那块碑,上面的诗句看不清了,历尽沧桑的石碑,独对斜阳草树。苏东坡慨叹,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当一个垂老之人怀念早已亡故的父亲时,他一定像父亲那样,过多地领略了人世的冷暖炎凉。

  赣州之后,苏东坡的船进入狭窄的章水,继续溯江而上。当他来到距赣州200多里的大余时,必须舍舟登岸。因为,他将翻越横亘于江西、湖南、广东之间的南岭——准确地说,是南岭中最东边的大庾岭。

  梅岭是大庾岭诸峰中的一座,北为大余,南为南雄。一条叫梅关的古道斗折蛇行,穿越林莽,将岭南与中原联结在一起。苏东坡就顺着梅岭,一步步从中原来到岭南。

  在南岭南麓的南雄,他再次登船——这条发源于南岭的河流,名为浈江,是珠江支流北江的上游段。他经韶州(今广东韶关)而至英州(今广东英德)——如果按朝廷最初的任命,他将是这座城市的最高长官,虽然边远,毕竟好于惠州;更重要的是,身份也不同于现在。

  由浈江入珠江,顺流而下,到广州后,苏东坡小事停留,又溯东江而上。十月初二,苏东坡终于到达目的地惠州。此时,距他从定州出发,已经过去了六个月。

梦想平生消未尽

  苏东坡时代的惠州,是一座偏僻落后的岭南小城。如今,则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宜居之城。西枝江在市区汇入东江,两条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Y形,今天的惠州城被两条江分割为三部分,而纵横江上的桥梁又将它们紧密地联为一体。

  如同苏东坡曾驻留过的其他城市一样,惠州人也以苏东坡为傲。在今天的惠州,和苏东坡有关的景点、建筑或遗迹比比皆是。其中,名头最响亮的,无过于西湖。惠州西湖由几片相通的水域组成,原名丰湖。苏东坡第一个把它叫作西湖,一则它位于城市西边;二则,碧波荡漾的丰湖让他想起杭州西湖——理所当然地,我以为,他同样还想起了在杭州西湖度过的那些优雅浪漫的诗酒岁月。从那以后,人们就把丰湖改名西湖,直到今天。

  很显然,西湖是苏东坡谪居惠州时日常的游玩之地。“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他的诗句透露出他曾在月夜漫步。今天,六如亭、景贤祠、东坡纪念馆等景点都次第分布于湖畔。

  不过,我更感兴趣并着意寻访的,不是西湖,而是苏东坡在惠州居住过的三个地方。

  1094年十月初二到达惠州后,苏东坡居住于合江楼。今天的惠州城里,西枝江注入东江的地方,有一座东新桥。桥头,赫然耸立着一座高达九层的塔楼。这就是合江楼。然而,如此崭新气派的建筑,显然出自现代人手笔。苏东坡时代的合江楼,是皇华馆内临江的一栋房子。皇华馆,相当于政府招待所。

  按规定,像苏东坡这种被管制的犯官,没有资格住皇华馆。因此,16天后,迫于时议,苏东坡不得不搬出合江楼。

  苏东坡住进了一座寺庙,即嘉祐寺。在西枝江南岸,一座重檐翘角的庙宇,掩映于火红的木棉花和常绿的小叶榕荫里。这就是嘉祐寺。不过,它并非苏东坡时代的嘉祐寺。苏东坡居住过的嘉祐寺在西枝江北岸的东坡小学校园内。

  东坡小学被周边高高低低的民居包围、遮蔽,哪怕大门,也因在一条小巷深处而显得很有几分局促。透过围墙,能看到操场上立着一尊手持书卷的苏东坡塑像。学校不对外开放,我无法走进校园。当地的有关资料说,嘉祐寺旧址就在校园里,不过,仅余一间偏房——而且,也不可能是苏东坡时代的遗留。

  苏东坡在嘉祐寺住了五个多月,又一次搬回了“政府招待所”合江楼。他为什么去而复来呢?

  这得从苏家的一门早就不走动的亲戚说起。

  苏东坡有一个姐姐,小名八娘,16岁时嫁给表兄程正辅为妻(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是程正辅的姑姑)。虽是亲上加亲,公婆却长期虐待她。次年,八娘产后身患重病,程家不为她医治,苏洵只得将她从程家接回。然而,当八娘的病稍有好转,程家却上门指责她不守妇道,并将婴儿抢走。八娘忧愤交加,几天后即去世,年仅18岁。

  苏洵对爱女之死大为悲愤,宣布与程家断绝一切来往。从此,两家几十年都不通音问。苏东坡刚到惠州,他的前姐夫程正辅被任命为广东提刑,即提点刑狱司长官。在宋代,这一职务的职掌是负责一路(约相当于一省)的司法、纪检和财政监督。

  程正辅被派往广东,正是有人知道程家与苏家几十年不和,想利用这种不和,给苏东坡制造麻烦。

  这个如此有心机的人,就是苏东坡年轻时的好友章惇。

  章惇早年与苏东坡过从甚密,是无话不谈的知交。苏东坡在凤翔任判官时,时任商洛县令的章惇曾来拜访。两人在山中游玩,一根独木桥通向对面的绝壁,桥下是万丈深渊。章惇提出两人从独木桥上走过去,在绝壁上留下墨迹。苏东坡连称不敢。章惇却轻易地走过独木桥,在苏东坡胆战心惊的注视下,从从容容地在绝壁上写下六个字:章惇苏轼来游。

  等章惇写毕再回来,苏东坡不由抚着他的背感叹:尔日后能杀人。章惇问其故,苏东坡回答说: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

  后来,随着时局发展,两人政见不合,越走越远,友谊的小船早就打翻在风浪中,他们从无话不谈的朋友蜕变为势不两立的敌人——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朋友一旦变成敌人,他整起你来会更加残酷也更加顺手。

  哲宗亲政后,章惇起用为相,对苏东坡的一贬再贬,他起到了关键作用。不过,即便把苏东坡作为犯官监管在惠州,他犹感未能解恨,便将与苏家有隙的程正辅调到广东,以便与苏东坡为难。

  苏东坡得知前姐夫掌广东刑狱后,摸不清他将怎样对待自己。在朋友提醒下,他给程正辅写了一封情辞诚恳的信,信中感叹:“昔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从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凄断。”程正辅为苏东坡的信所感动,并且,他早就有和苏家修好的想法,于是热情回信。不久,他来到惠州,与苏东坡“相得甚欢,前却尽释”。不仅章惇借刀杀人的阴谋落空,而且苏东坡很快又搬回了“临大江,极轩豁”的合江楼。

  苏东坡在合江楼又住了一年多,再次搬家——他原以为,贬谪生涯将像韩愈那样很快结束,孰料小人作祟,归期遥遥难觅。他只好在距嘉祐寺不远的一座名为白鹤山的小山下买了一片地,盖起了房子。堂成后,他写信给朋友,希望能为自己提供一些果树苗——树苗不能太大,大了不易成活;也不能太小,太小的话,自己年岁已高,怕等不到挂果了。

  非常幸运,就像在黄州遇到了徐君猷这个“相待如骨肉”的地方长官一样,在惠州,苏东坡则遇到了知州詹范。对名闻宇内的大师,詹范十分亲近,不仅让他住进合江楼,还不时邀请苏东坡喝酒。到了后来,由于关系密切,两人有时就着一碟用槐叶做的凉菜,就可以兴高采烈地消磨大半天。

  西湖既是苏东坡的闲游之地,也是他的垂钓之处。他一个人提着鱼竿到湖边钓鱼。可能垂钓手艺太一般,很多时候一无所获,但他仍乐呵呵地乐此不疲。有一天,他在湖中钓到一条很大的鳗鱼,就兴高采烈地提着鱼,跑到詹范家里和詹共同分享。这种亲密无间的友谊,于苏东坡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

  与物产丰饶的中原相比,惠州的生活条件差得多。黄州有上好的猪肉,价格便宜。惠州城小,很少有猪肉卖。唯一的一座市场,每天只杀一头羊,僧多粥少,要吃上羊肉不是一件容易事。不承想,这种艰难条件,竟迫使美食家苏东坡发明了烤羊脊。

  全惠州每天只杀一头羊,苏东坡说他“不敢与在官者争买”,于是叮嘱屠户,把羊的脊梁骨卖给他。苏东坡把羊骨煮熟后,用热酒淋一下,再蘸上盐巴,放到火上烧烤,烤熟后就用竹签慢慢地挑着吃。羊骨的肉很少,因此终日摘剔,好像吃螃蟹。

  苏东坡给苏子由写信,详细地介绍了烤羊脊的制作方法,末了还调侃一句“但为众狗待哺者不悦耳”——把骨头里的肉渣渣都吃得一干二净,狗们当然不高兴了。

  荔枝是苏东坡到惠州后才第一次品尝到的。这种据说杨贵妃十分喜爱的南方水果,苏东坡早知其名,只是在中原无法一饱口福。现在,他不但吃到了荔枝,还看到了成片的荔枝林。荔枝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苏东坡戴着竹笠走在林子里,大快朵颐之余,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只要有荔枝可吃,就不在乎贬谪在遥远的岭南了——这或许可以看作苏东坡的自我安慰,但这种自我安慰却显示了他对生活的物质要求如此之低。这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因为容易满足,才有了应对困境的收放自如。

  朋友们的安慰从四面八方飞向惠州。可以说,苏东坡贬惠之前,这座岭南小城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吸引了如此众多目光的关注。佛印和尚远在江南,想给苏东坡写封信,却没人传递。另一个和尚卓契顺说:惠州又不是在天上,多走点路就到了。于是他就带着佛印写给苏东坡的信上了路,风餐露宿,依靠两条腿走到了惠州。

  苏东坡的感动自不用说。更让他感动的是佛印的信,佛印怕苏东坡想不开,引经据典地开导他,用佛家的虚无思想要他看开些,一定要大彻大悟。

  其实,这时的苏东坡用不着开导,他早就看开了。虽说他不可能像出家人那样大彻大悟,但他至少可以比绝大多数人看得更开。参寥也派人送信安慰苏东坡,苏东坡给他回了封信,他的达观与看得开显而易见:

  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便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

  在惠州,苏东坡写过一首广为人知的词,那就是《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反被无情恼。

  这首美丽又伤感的词,没想到竟成了他心爱的侍妾王朝云早逝的诱因之一。据说,朝云十分喜欢这首词。这个原本一字不识,跟随苏东坡后耳濡目染,遂有相当文学修养的女子,自从儿子夭折后就落落寡欢。秋天时,苏东坡令朝云唱这首词,朝云唱着唱着,不由泪流满面。苏东坡问其故,朝云说: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不久,朝云染上瘴疫,病中,她常常情不自禁地念起这首伤感的词。

  绍圣三年(1096年)夏天,朝云病逝,享年33岁,跟随苏东坡已经20余年。朝云死后,苏东坡把她安葬在西湖之滨。至今,她小小的坟茔仍在。坟头草树碧绿,坟旁立着一尊雕像。自从王朝云去世后,悲痛的苏东坡再也不愿去西湖,也不再听那首《蝶恋花》。

  毫无疑问,苏东坡有一颗伟大的心灵,这颗心灵最大的特点是善于化解痛苦和烦恼。他深知生命的珍贵,因此不愿在无能为力的忧郁中愁眉苦脸。换言之,苏东坡是一个即便上了刑场,也要顺便看看刑场风景的乐观主义者。

  然而,乐观又一次为他惹来麻烦。那是朝云死后半年多,苏东坡从悲痛中解脱出来,写了一首七言小诗: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不久,这首诗就传到了京师。京城里,有人阴阴地笑了:苏轼还过得这般快活吗?

搔首凄凉十年事

  纵然是今天,孤悬南海的海南岛也是一个遥远的地方;而在苏东坡的宋朝,简直就是神秘恐怖的月球。

  那个在京城里冷笑的人就是章惇。他不能容忍苏东坡过得“这般快活”——在小人眼里,你苏东坡已经贬谪到化外之地了,居然还“春睡美”,这不是存心和我过不去吗?所以,小人又动手了。这一次,苏东坡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以章惇的行事风格来看,要是大宋在南极有领土,他一定要把苏东坡贬到南极才满意。

  除了上路,苏东坡别无选择。命令是以陛下的名义发出的,除了谢主隆恩,他又能说什么呢?

  比前往惠州时还要恓惶,这一次,苏东坡只带了儿子苏过。父子两人坐船到广州,再由陆路往雷州半岛而去。在藤州,苏东坡巧遇了贬往雷州的苏子由,兄弟俩已经有好些日子没见面了,没想到却在白发如霜的晚岁相逢于遥远他乡。非常有意思的是,以后,宋徽宗即位,章惇也遭贬谪,贬谪地就是雷州。天道好还,可见一斑。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说,苏氏兄弟在藤州一家路边小店吃饭,这种穷乡僻壤,自然没什么好东西,店家只供应一种汤饼。兄弟两人默默吃着粗劣的汤饼,子由突然放下筷子唉声叹气——想必他想起了锦衣玉食的昨天吧。苏东坡却悠然一笑,一边吃饼,一边安慰弟弟:这种汤饼,你难道还想细细品味吗?

  子由陪同哥哥前往雷州半岛南端的递角场,苏东坡将从这里坐船渡海。宋代的递角场,在今天的徐闻县南山镇。南山镇港头村一带,历史上是著名的港口和海盐生产基地。史书称:“雷州徐闻县递角场,直对琼管,一帆济海,半日可到,即其所由之道也。”

  渡海前夜,兄弟俩秉烛夜谈。然而,苏东坡的痔疮发作了,整夜呻吟不止,苏子由也竟夕不眠,陪侍哥哥,并劝告他以后一定要少喝酒。天明,苏东坡雇船渡海。

  那一天的琼州海峡风平浪静,太阳在海面跳跃着,把海水染成一片不真实的绯红。苏东坡和儿子上了船,他站在船头,向立在岸边的子由等人告别。此时的子由已经泪流满面,苏东坡忽然笑了,他对弟弟说:孔子所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就是这样吗?

  是年,苏东坡62岁(文中均为虚岁),苏子由59岁。这一次挥手,既是生离,也是死别——直到苏东坡病逝,兄弟俩也没再见过面。

  七月初,苏东坡抵达海南岛西北部的儋州。知州张中对名满天下的大师很不错,亲自张罗为他修整了居所,还常常请他到府中喝酒下棋。然而,好景不长。不久,章惇派人将苏东坡逐出官舍,张中也为此罢官。

  苏东坡只好花尽了几乎所有积蓄买地建屋,竣工后,取名桄榔庵。桄榔是棕榈科的一种高大植物,苏东坡的新居,就位于一片辽阔的桄榔林里。以后,桄榔庵被当地人改为纪念苏东坡的东坡祠。今天的儋州,有一座东坡书院,书院里最重要的景点就是东坡祠。不过,北宋时,它并不在现在的位置,而是苏东坡去世200多年后,才从儋州城南的桄榔庵迁建到这里的。

  苏东坡时代,孤悬海外的海南岛,生存境况无比艰难。苏东坡自陈: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写给子由的诗中,苏东坡说儋州生活极差,难得吃肉,当地人以薰鼠和烧蝙蝠作菜。他感叹过去一听到虾蟆都要作呕,现在却不得不把它作菜了,过去在京城里天天以肥羊下白米饭都觉得食之无味,现在无食可吃,简直就是活该。

  海南岛的食粮要靠船只从大陆运来,遇上风浪,岛上往往缺粮。这种尴尬对苏东坡来说已成家常便饭。元符元年(1098年)冬天,他和儿子在缺少食粮的窘境下,已经“相对如两苦行僧尔”。最困难时,他甚至异想天开地研究用食阳光止饿的办法。海南几乎天天骄阳如火,可惜这遍地阳光却是没法止饿的。孤零零的日头下,清瘦的大师如同一株风中的修竹,他被命运流放到了天之涯海之角的孤岛。他无法突围。

  苏东坡毕竟是苏东坡,无论外在条件如何艰难,也难以改变他用乐观的态度去面对茫茫世事。清贫如洗的日子,他继续寻找快乐。

  十多年前,我为苏东坡写过一部小书。小书里,我曾经说:尽管很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苏东坡身上有着淡淡的,却是纵贯了一生的阿Q精神。假设我们判定阿Q精神拯救了苏东坡,请相信,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如果不是阿Q精神,苏东坡也许早已在无尽的流放中郁郁而终。只有当这位可爱的老家伙即便流放烟瘴岭南时仍然自我安慰、自寻其乐时,我们才有理由相信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所揭示的主题:人来到世上不是为了被打败的。

  年轻时,我曾经感到迷茫的一个问题是:既然凡·高一生都过得那样悲惨,那样不堪回首,为什么欧文·斯通却将这位疯子天才的传记命名为《渴望生活》?一个人难道会在如此这般的逆境里反而更加热爱更加渴望生活吗?苏东坡当然与凡·高不同,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却完全一样。

  不管是春风得意的顺境(这样的顺境少得可怜),还是身陷小人群狼般的算计,这位智者总有办法让自己快乐而达观。如果不是对生活有着炽热的爱意,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大师在狼狈不堪的日子里仍然活得一丝不苟。

  苏东坡和岛上的原住民——黎族人——友好相处,无事可做时,常到黎族村子走走看看,天真的黎族儿童吹着葱叶欢迎这位头发花白,身披竹笠的老人。黎族父老对贬谪天涯的大师当然缺少理解,但他们以质朴的笑容接纳他,还教会了他如何烹制牡蛎。起初,苏东坡不敢吃,品尝后,就尝出了海味之鲜美。他甚至和儿子苏过开玩笑,调侃说:“无令中朝大夫知,恐争南徙,以分此味。”——不要让朝廷里那些达官贵人知道,以免他们一窝蜂地跑来,把我的美味分走了。

  缺少酒食,苏东坡屈指算着时日,明天是邻居祭灶的日子了,他一定会给我端来祭品,可以一饱口福:“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

  岛上没有好墨,苏东坡就自己动手,几次差点把房子烧了。他还养成了采摘草药的习惯,像一个辛勤的老中医,天天把那些采自岛上各处的草药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

  椰子是海南的特产,如同在惠州饱食荔枝一样,在海南,苏东坡饱食椰子。有一次,他喝完椰汁后,把椰子壳制成一顶形状古怪的帽子。出门时,苏东坡就戴着这顶椰子帽,沿路的人都停下来看稀奇,苏东坡不以为然。他据此作诗,诗中借题发挥说“东坡何事不违时”。令苏东坡意想不到的是,这种高桶短檐的帽子后来流入京城,士大夫们争先恐后地仿效,人称子瞻样。只是,这些附庸风雅的士大夫们制帽的材料,不是散发出海风味道的椰子壳,而是上等的布料。

  海南岛不仅物质匮乏,文化更是乏善可陈。苏东坡的到来,对当地寥若晨星的读书人来讲,无疑天赐福分。一位叫姜唐佐的书生仰慕苏东坡的名声,于元符二年(1099年)九月前来拜访苏东坡。苏东坡亲自指导他作文之法,他在苏家住到第二年春暖花开时才告辞而去。临行时,苏东坡书写了柳宗元的两首诗送给他,并赠诗两句: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意思是说海南虽与大陆隔着大海,但并没有中断地脉的相连;海南以前一直没有人中过举,将来破此天荒的人一定是你。他与姜约定:等到将来姜中了进士,他再把诗写完。

  此后,姜唐佐到广州等地游学,并成为海南第一个举人。他于崇宁二年(1103年)正月进京赶考,路过汝州,专程拜访致仕在家的苏子由。见面时,他把苏东坡当年写的两句诗拿给子由看,当时,苏东坡去世一年多了。睹物思人,子由涕泪纵横,提笔为哥哥写完了那首诗:

  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

  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

  问汝平生功业

  古人早说过,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年迈的苏东坡依靠诗歌、酒精和对生命的渴望抵抗命运的荒诞。然而,半醉半醒之际,仍然会有一丝丝伤痛爬上心头,像是年代久远而弥足清晰的初恋记忆,驱之不走,挥之难去。那就是乡愁。

  对他来说,故乡不是四川眉山,故乡是云水阻隔的大陆。他不想死在海南这座孤独的岛上,他想回大陆。毕竟,大陆才是他的梦想和才华的歇脚地。

  这一辛酸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的双脚重又站到了大陆的土地上,那是元符三年,也就是公元1100年五月的事。是时,25岁的宋哲宗去世,宋徽宗继位,贬谪的元祐大臣次第内迁,苏氏兄弟均在其列。

  在素有中国南极村之称的角尾乡,我找到一座三面环海的小村落:放坡村。这是雷州半岛的最南端,如同大陆探进茫茫南海的一条手臂,对岸,便是苏东坡困居三载的海南。

  不知是归心似箭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苏东坡在一个夜晚离开了海南。这是六月二十日深夜,晚出的月亮挂在天上,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月光下是澄澈而又暗流汹涌的琼州海峡。回顾贬谪天涯的三年时光,苏东坡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惆怅的,因为天涯的奇景异俗足以回报所有的苦难: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次日,苏东坡在雷州半岛一个叫鹅房埠的地方登岸,他终于避免了当年曾想象过的将死在天涯海角的命运。后来,为了纪念苏东坡,鹅房埠改名放坡村。村里,建有东坡书院,塑有东坡雕像。站在村外高处,遥望海南方向,水天一色,云海苍茫。沙滩上,一种叫单叶蔓荆的植物匍匐生长,如同一张绿毯;绿毯中间,偶有三两朵紫色的小花。追忆往事,岁月如流,千年已逝。

  回到大陆后,苏东坡一路北行。到达英州时,朝廷下诏,恢复他朝奉郎的级别,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军州任便居住。按宋代惯例,一般会安排去职后的大臣提举道教宫观,但并不需要真的去这些宫观,而是据此领一份俸禄。这也就是说,多年没有俸禄的苏东坡,又可以名正言顺地拿一份薪水了。更重要的是,他可以随便选择居住地。

  但苏东坡一直拿不定主意,到底该选什么地方安度晚年。他的朋友太多,这些散居各地的朋友纷纷写信,请求他住在自己的城市。苏东坡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整个过程像一次自助旅行——比自助旅行更愉快更幸福的是,沿途都有朋友和仰慕他的崇拜者请他喝酒赋诗,而诗人也乐此不倦。他在岛上寂寞已久,太需要热闹和人气。

  最初,他想和弟弟苏子由一起居住在颍州,后来又觉得颍州离京城太近,担心易惹烦恼。此外,他还考虑过舒州(今安徽安庆)和真州(今江苏仪征),最终,决定定居常州。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到常州不到一个月,苏东坡竟因病去世,享年66岁。

  病势日炙,情知回天乏术时,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向他们交代后事。他说,我一生不作恶事,死后必不会坠入地狱,你们不必伤心哭泣。他写给朋友维琳和尚的信中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无!”在岭南极端困顿时也能快乐过活,一切风平浪静后却一病不起,这难道不是命运吗?

  到达常州前,苏东坡曾在润州(今江苏镇江)游金山寺,他在寺中无意间发现了自己早年的一幅画像。细看年轻时的模样,再想今日老病之身,乐观豁达的苏东坡也不由悲从中来。他提笔在画像上写了几句诗,这几句诗,完全可以看作他留给这个冰冷世界的人生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东坡弥留之际,他的家人和从外地赶来的维琳和尚,以及钱世雄等为他送终。维琳对鼻息渐弱的苏东坡说:现在,你要想想西天。苏东坡却说:西天也许是有的,但空想又有什么用呢?钱世雄说,你就勉强想想吧。苏东坡的最后一句话是:勉强想就错了。

  苏东坡去世后,苏子由把他安葬于河南汝州郏县的一座山上。很巧,这座山的名字也叫峨眉山——在距苏东坡的故乡眉山不远,那里有另一座峨眉山。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清。现在,苏东坡去世了,一种生活方式就此徐徐拉上帷幕。

  在不绝如缕的纷争与迫害中,他努力营造过自己的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他那些饱含内心情愫的诗文顺着手上的狼毫源源不断地流淌而出——它们感动了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更感动了难以计数的后来人。从苏东坡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智者的形象。

  弹指一挥间,900多年过去了,曾经照耀过大师的月亮还在,滔滔岷江还在,黄州的赤壁与海南的椰风还在,只是,斯人已逝,除了那些生动的文字,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得到,在世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时代,这么一个文人,这么一种生活方式。

  但他们的确存在过。在这颗小小的星球上,在这颗小小星球的太平洋西岸,在一个叫作中国的古老国度,欢笑与泪水都曾经那样生动而清澈。逝者已远,但回忆和怀想却可以拉近我们与他的距离。

  ……

  在那本关于苏东坡的小书中,我曾试图总结苏东坡。十几年过去了,我仍然坚持当年的总结——

  苏东坡是一个形容词。他去世的900多年间,人类变化何其广大,他却是一种不变的永恒。他是诗人、词人、散文家、画家、书法家和生活家,但他的精神和这精神留给我们的,却不仅仅是这些空洞的词语所能概括。

  苏东坡是一个让我们念念不忘的奇迹,一个乐观、豁达而又智慧的形容词。要言之,他象征着即便在苦难的放逐中,一个真正大写的人,仍然能够完整地、完美地创造自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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