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假如明天取消疫情防控
维舟
其实我今天本该到成都了，因为半个多月前就应邀出席明天的“刀锋图书奖”颁奖晚会——不是我不想去，我原本机票都订好了，甚至也约了当地朋友得空见见面，但三天前我意识到，就算去了，此行也多半变得没多大意思了。
因为那时妻子被迫中断了江西观鸟的行程，被赶回了家。这次原本是一年一度的鄱阳湖鸟赛，各地“鸟友”云集，她事先也怕当地的疫情管控严格，搞不好白跑一趟，特地上网查了资料，询问了组织者，走之前做了核酸监测，以策万全。
然而，到了永修县，还是被遣返了。48小时核酸证明根本没用，当地防疫人员咬文嚼字，说她住址属于“中高风险小区所在区”——浦东新区日前确实还有零星病例，虽然离我家很远，但不可否认我家是在浦东。
同行的一位也遭了殃。这得怪她太老实：她的户籍其实不在上海，只是租住在浦东，而上海日前除了浦东、青浦没有病例，换句话说，如果她随口说浦西老城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有事。
她们的遭遇给我敲响了警钟。由于在浦东生活一切照常，上月底这波疫情爆发时我在河南差旅途中凭48小时核酸证明也畅通无阻，我原本天真地以为最多就是稍微麻烦一点，只有要核酸证明就没事了，没想到在一些地方是根本不看的——这种疫情管控的逻辑不是医学的，而是行政区划的。
我因此问了一下成都那边的情况，得知目前对上海浦东的来客执行政策是：14天内到过花木街道、三林镇、张江镇的，执行隔离措施；除此之外的浦东其它区域，执行“健康监测措施”。
何谓“健康监测”？就是三天上门检测两次核酸，这也罢了，麻烦的是，在此期间不能离开酒店。行程在成都总共也不过两整天，如果哪儿都不能去，甚至图书奖的现场都去不了，酒店无疑于囚笼，那我何必自投罗网？
疫情形势千变万化，各地防疫政策也就一直在变，没个准，好像老百姓最好呆着别动，因为具体会遇到什么风险，连执行政策的人有时都不好说。
日前也有朋友和我说，他从成都返回广州，国航发了一个关于核酸检测的短信，模棱两可，他读不懂什么意思，打了国航、成都12345、成都双流机场，都说不知道要不要核酸，都踢皮球让问别的。等他到了广州机场，国航工作人员又说必须核酸。
他不由感慨：“从那条模棱两可舍不得定制化一下的群发短信，到所有电话，他们不愿多承担一点责任为用户和纳税人消除疑问，滞留的成本和代价，全靠个体承担。”
这不仅是一两个人的遭遇。不久前在郑州还听人说，她作为密接的次密接被隔离了，然而奇怪的是，那位密接是绿码，而她却是红码，哪怕核酸阴性，但只要是红码，就哪儿都去不了。
当她指出其中的不合理，要求解释和行动自由时，得到的就是各方推脱：“你反正又不出差。”言下之意，虽然你无辜，但反正你又没事，就在家呆14天又怎么了？事实上，执行隔离政策的人自己也搞不清楚管控措施背后的逻辑，只是照做。
另一位朋友的父母，11月23日从苏州返回老家河北邢台，25日晚就爆出上海确诊病例曾去苏州的博物馆、甪直古镇等地，消息一出，他们也被牵连，第二天就被强制集中隔离到方舱。
不管一家人如何解释他们不属于苏州市排查对象，与上海确诊病例没有任何交叉轨迹，两省健康码均为绿码，行程轨迹并无星标，返回老家前海主动做了核酸检测，但统统没用。
在我这位朋友的父母被隔离后，她母亲的工作单位也开始接受排查，调查监控录像说要找“密接人员”，与她母亲并不认识、只是在过道点头打招呼的一位同事也被拉去强制集中隔离。在找到三位“密接”之后，调查组说够三个人了，完成任务了，就不再继续查监控录像了。而她父亲的同事因为与她家不在同一个区，只是被要求居家隔离即可——同一个城市里，不同区也可以各搞一套。
这些人既不是确诊患者，也不是密接人员，到底为什么遭受这样的限制、无法正常生活，一家人打了许多电话，但得到的答复都是相互推诿，不肯公布疫情防控文件，只是专心于话术不要被抓住把柄。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其实都已习惯了这样的境况，在疫情面前，哪怕是遇到生活再多的不便，大多也就能忍则忍了。实际上，中国人不是不能接受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甚至为了得到那个可望不可及的“绝对安全”，再严的都能配合，人们真正不满的，是这种防控措施并未做到精准。
现在不妨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明天就取消疫情防控，那会怎样？你几乎可以立刻发现，这带来的绝不会是解禁后的欢呼，而是周围人的巨大的不安乃至惊恐：怎么可以这样？那万一有什么病毒，怎么防控？扩散开来了怎么办？
这意味着，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和防疫深深绑定在了一起，大部分人极其需要它提供一种生活的基本安全感，以至于完全回归疫情之前那样的生活，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乃至无法想象。
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人真可以说是最“顾全大局”的国民：人们不是不愿意配合，大部分人为了得到绝对安全，甚至可以让渡自己的诸多权利，他们的要求其实相当卑微——照着专业的医学标准，尽可能地再精准一点，别伤及无辜，毕竟，哪怕看上去微小的代价，个体也难以承受。
换言之，人们要的其实不是“不受管控”，而是“更好的管控”。也就是说，这种管控应当是保障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安全自由和经济活动的流动性，而不是反过来以之为代价来确保防控本身，那就本末倒置了。
现在的问题是，已经快两年过去了，我们在一轮又一轮的防控中，似乎每次都在重演同样的戏码，老办法在应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它或许一时有效，老百姓甚至都能谅解，但我们应当可以期待进化出更好的，为什么不能把那么多精力、资金更有效地用在建立一套常态化的快速反应机制上？这是一个我们需要不断追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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