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政治爱情与1984
马啸
原本想使用“荒唐的政治 可笑的爱情”这个题目的，想法产生于姚佩佩被省委秘书长金玉迷奸之后，姚佩佩在衰弱中用玻璃将熟睡中的金玉双目刺瞎的段落。可以说，这是小说最大的转折点。至于随后姚佩佩在逃离时，为摆脱瞎了眼的金玉的纠缠而用石头将他砸死的行为，远不如刺其双目过瘾。因为尖锐的玻璃是取胜的关键，就像曹操准备刺杀董卓时的紧张感一样，一旦刺下去，其引起的快感比杀死对方还强烈。
“姚佩佩在敞开的庄稼地里跳跃着，像一只善于奔跑的羚羊。结了籽的油菜杆抽打着她的脸，而稻田的淤泥常常让她的脚拔不出来。她在稻田和苜蓿地里奔跑了很久，可仍然找不到来时的公路。”
以上这几句逃跑的文字承续上文的快感而来，具有美丽的轻盈之感。正体现出格非从来就有的诗性向度。
而后，姚佩佩逃亡，谭功达外调下放。小说情境从梅城的政治场域切换到富有浪漫社会主义气息而又蒙着一层诡秘气氛的花家舍人民公社。谭功达的政治目光以及与姚佩佩的信件交流，都笼罩在虚无缥缈之中。 小说的格局由此一分为二。
这便是读完后我又把题目换成“政治爱情与1984”的原因。
话说这部《山河入梦》在结构起伏上资质平平，在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小说既没有《人面桃花》的神秘和神经病态气质，又没有《春尽江南》的不断翻转、暗线密布的繁复机密。相反，这部小说从一开始写起的人民公社化时期梅县县委班子里的气候变化和个人性情，着意刻画了陆秀米之子谭功达的情感问题在政局中起到的调和作用，同时牵引出一条贯穿始终的秘书姚佩佩线索。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如赵树理、孙犁、梁晓声之辈，早已为文学史所抛弃和诟病，但当2000年代的人再去描写当时的社会时，也自然回到了那种带着禁欲主义和假模假式的空气当中。那是一个平淡乏味、人性道德都被蠹蚀得虚伪的时代。格非似乎也没有什么化腐朽为神奇的妙方。
但是格非的先锋结构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那就是他经常在触觉、嗅觉、心理活动、文字或符号游戏，以及蒙太奇式的情景跳跃中，减轻了社会主义小说固有的那种呆板和僵化特征。
很难确定格非为什么会选择从“县长、县委书记”这样的政治身份切入小说，也许是格非骨子里具有的历史意识、家族血统意识，使得从陆秀米的父亲以来的所有主人公都必须有着显赫或神奇的出身与身份，才能让他们展开拳脚，对“桃花源”“花家舍”“乌托邦”一类的社会理想产生幻想的能力，并试图去实现它。
从下乡考察、公社化实现率、农民破坏公社化以及私自包产到户、运河开凿计划、发电厂计划、沼气池计划，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从毛泽东肇始的那种乌托邦的浪漫主义幻想家热情和社会主义初期的狂热，另一方面也似乎看到了路遥的影子：书记如何，县长如何，县委大院如何，省委领导（尚方宝剑）如何指示和开会，副县长和县长之间的明争暗斗，传达室的大爷如何，女秘书如何……社会主义都会没完没了地写这些东西，而作为核心人物的政治家往往怀着救济黎民、改造现实的胸怀，偶尔放松下来抒情之时，必然是站在山岗或者酒楼的高处，眺望着古旧的城墙或老城区，以感发任重道远、责任重大、社会主义宏伟蓝图若隐若现之慨。
这样一描述，仿佛共产党的每一个政治家都是当代的一个杜甫。可是这本身又是极其荒唐的。因为，共产党人的七情六欲时时在他们身上作祟，于是有时是通过“革命大道理”撺掇起来的革命关系，有时又是呼啦啦大厦将倾、千人踩踏万人攻击的作风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局大变换。
谭功达这个人物，一开始便被格非赋予了一种“花痴”的天性，像贾宝玉／西门庆一样，典型表现就是，一见到貌美肤白的女孩子，就像看到神仙一样怔怔发呆，忘情注视。
格非没有交代这样一个性格的人是怎么一开始就当上县长的，从背景交代里可知大概是因为昔日战功。因此从一开始的描写中，难免就处处伴随着一种带着身体摩擦感、羞耻感的心理活动，往往是快感和羞耻并存。由此也决定了他和几个女性交错展开的关系，姚佩佩、白小娴、张金芳、小韶，虽然格非似乎并不擅长相貌描写，但从男性身理和心理反应来看，应当皆是闭月羞花，尤其是眉目灵动、皮肤雪白、身材窈窕。
谭功达在性心理、理性气质方面，其实就是一个大男孩。然而他却是一个已经四十岁的单身汉。
而在一个现实社会主义的政治气候里，一个有想法、有魄力的干部背后，往往又必然有各自的势力支柱。谭功达的靠山，就是那位不曾露面的聂竹风聂老虎；而副县长白庭禹、钱大钧却是通过阴谋的手段，极力攀附省委秘书长金玉。（一开始，作为浪漫革命家谭功达的对立面，还有一个实有文墨的副县长赵焕章，可惜很快就被排挤掉了） 作为一个思想纯洁、热情饱满的大男孩，谭功达在政治谋略上还是太单纯，因此从一开始就走进了阴谋家白庭禹、钱大钧和金玉等人设下的圈套，甚至直言敢谏的赵焕章被排挤，可能也是他们为端掉谭功达而走的一步棋子。而一旦他的靠山不稳定了，他就有被翦除的危险，正所谓“荷尽已无擎雨盖”。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除了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各项事务之外，谭功达像个等待成亲的年轻人，被白庭禹、钱大钧之流拉进了一个“相亲”的氛围之中。于是，跟姚佩佩之间的关系和小心思，跟白庭禹侄女白小娴之间纠结而尴尬的交往，就成了一部具有浓厚“社会主义革命情感”色彩的“政治爱情小说”。
在这其中所牵涉的各色人等中，政治成分、家庭出身、户口与政治面貌等，又构成了一层敏感的气候。姚佩佩、白小娴、张金芳三个女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危机，这种危机始终影响着他们对待爱情时候的表现和抉择，并于那种少女本能的爱情观进行交锋厮杀。
事后看来，貌若天仙的白小娴是白庭禹布下的一颗棋子，这颗棋子异常活跃，主动出击，并险些成功；楚楚动人、机灵活泼的姚佩佩是钱大钧利用了谭功达的一个善举，而顺水推舟布下的另一颗棋子，这颗棋子比较暧昧，但比起白小娴那种激烈和直白的“意识”，它更是一个深深潜伏、欲说还休的“潜意识”。
政治意识不够敏感的读者，读完小说之后恐怕也看不出这些阴谋，因为格非也没有明显提示；但是仔细回想一番，就可以看出社会主义道德生态中的肮脏与无耻。你几乎可以条件反射似地联想起《平凡的世界》里那种政治联姻的种种考虑，联想起《芙蓉镇》里的人人豺狼的恐怖气氛，联想起《天浴》里革命干部对女性的压榨和谋杀，联想起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史料中数不清的强奸、霸占的数字。但是你很难联想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因为王小波实在太离奇、太奇幻了，它从文字本身就是搞笑、解气的。但是道德罪恶的沉重还是要正视，因此，读到p270-271的时候，这一串联想让我写下了一段话：
“无论是看历史资料还是看艺术小说，都给人一种明显的感觉：社会主义风气中充满了卑鄙阴谋、荒唐滑稽、男盗女娼、无耻下流和诲淫诲盗，其在人类天空背景下的道德品质甚至远不如勾栏青楼、岛国毛片、陆家嘴酣战来得纯洁高尚。”
为什么会有这样气愤的感慨呢？因为不仅仅是金玉这样高高在上、阴森丑陋又内心肮脏的省委干部的污秽的欲念和阴谋，正是白庭禹、钱大钧这样的道貌岸然的政治家，将人性的丑恶鲜明地暴露出来了。
白庭禹老谋深算，为了笼络、扳倒谭功达，不惜牺牲在文工团跳舞、对爱情还懵懂无知的20岁侄女白小娴，并以此为地主出身的哥哥嫂子的政治出身增加安全筹码。白小娴是一个极有趣的女孩，很有脾气，为了全家的生存委曲求全，从断然拒绝到主动向谭功达投怀送抱，以及耍恋爱中的小脾性，期间还差点被优雅的舞蹈教练王大进诱骗……然而当谭功达大势旁落，遭到白庭禹、钱大钧全面反攻和栽赃陷害的时候，这个傻傻的女孩表现出了天然的耿直、正义和烈性：坚决拒绝写材料诬告谭功达“强奸”，因为反而是姑父姑母当初的教导使她区分了强奸与正常爱情表现的含义。而姑父落井下石的污蔑，是违背事实的。
钱大钧也是个十足的无耻之徒和伪君子。他和谭功达本是革命战友，还在战争时期的作风问题中受过谭功达的不杀之恩，但此人不仅恩将仇报，参与政治阴谋，而且私留后花园（《人面桃花》中薛举人的旧宅），诱奸落后分子汤碧云，事后又在人前装模作样。汤碧云本是心性卑劣的人，与姚佩佩结成患难之交，但经过钱大钧的糟蹋、遗弃和政治交易，变成了政局性交易阴谋的帮凶，出卖姐妹，最终将姚佩佩推下命运的深渊和逃亡之路。
在格非若隐若现，看似毫不连贯的叙事线路中，两条灾难的线索先后扭结在了一起。
谭功达好大喜功（就像毛泽东那样），充满各种不切实际的建设想象，又早早地被县委大院里的一帮阴谋分子通过暗中勾结省委秘书长金玉、美人计缠身等手段排除在外，谭功达虽然有所耳闻甚至接到过许多匿名信，但本性天真的他也无计可施。最终连日暴雨时，在一场像是刻意安排的困局和昏睡中，谭功达因错过了下乡抢险救灾而被解除职务。白庭禹、钱大钧顺利晋升书记、县长职位，在将谭功达逼得没有容身之所得同时，又极力组织对谭功达的作风问题批判和揭发运动。意志消沉的谭功达在此过程中已经稀里糊涂地与乡下泼妇张金芳结成了夫妻。
在谭功达的情感心理过程中，每一个漂亮的女人似乎都让他心动，都可能成为他的结婚对象，但因为花痴和条件的自卑，每一个又都游移不定；但披金拣沙中，姚佩佩在无意识中成为心灵深入的“知心人”，天真的姚佩佩因出身资产阶级家庭而身怀幻灭和危机感，尽管表面上大大咧咧、不拘小节，但在一种无知的氛围中，也对谭功达产生了一种同情式的情愫。可以说，谭功达被蒙在一个骗局里，姚佩佩是这个骗局中更无知的那个人。无知的人对无知中的另一个人产生同情，就像是傻和善良共同的那一部分被激发出来并自然地黏合。姚佩佩也出自自然的感觉向谭功达发出几次暗示，可惜糊涂的谭功达已经难以脱身。
而在此时，主动辞职的姚佩佩却已经被扔进另一个陷阱。因为第一次在大会上相见便被金玉看中，阴谋集团中的白庭禹、钱大钧、杨福妹自觉地开展了为金玉的色欲套捕金丝雀的秘密计划。尽管姚佩佩早已有所警觉，并在事发之时表现出为了抗拒不惜与姨妈姨夫决裂的姿态，然而千防万防却陷入了患难之交汤碧云的计谋之中。姚佩佩本已判断出“如果轻信（汤碧云），说不定哪天就被你出卖了”的可能，但终究心性善良，被骗进了钱大钧与汤碧云偷情的那个薛举人的古宅，即p270－271的那个阴线的迷奸场景。 可以说，《山河入梦》中所诞生的社会主义女青年，都有一种傻气的天真善良与意志薄弱，这种性格特征既让她们对性行为（或那一层膜）保持警惕和害羞，又极容易在被攻破之后放开一切；既温柔善良，又极容易在遭到凌辱之后不敢反击反而变成冷血的刽子手。
在格非的小说中，总是包含着神秘、宿命的成分和想象，同时，从细小的行为、想法到整个的命运又时刻保持着不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危险性。又仿佛人物的某一个细小行为都可能牵动命运的骨架。 姚佩佩被迷奸之后醒来，对于刺不刺金玉的脸（显然她本没打算杀人）有所犹豫，甚至后来在通信中也对谭功达表明，也许当初不如屈从甚至迎合，就能避免死亡的厄运。
这里显露出格非的一种命运观：生命中有什么价值是值得维护的，有什么理想是值得以死捍卫的，也许没有，因为人生就是一个虚无。 这种虚无观大概也正是引发“行为—命运”不确定性和危险性的根本原因。
人不惜命士不惜死，事情就会变得很可怕。但死命总得献身于某种事物，那就是改造天下的一种乌托邦的执念。尽管格非后来不希望被贴上乌托邦这个变了味的标签。这种价值观几乎成了格非所有小说的底色。
从这里开始，小说似乎没有了现实的舞台，或者格非不想让主人公在待在污浊的县城（正如不想让人物过度地陷在时代政治的泥淖中而牵扯出更明显的情感心理世界——在小说中，政治应当永远是背景，否则就是糟糕的或不是小说），于是，在姚佩佩开始逃亡的时候，谭功达被调到共产主义桃花源的花家舍人民公社。
然而，有着共产主义完美图景的花家舍人民公社，在格非的笔下显得极为可疑。良田碧波、平均分配、民风醇和、丰衣足食、民主评议，甚至劳动不需要监督制度，让当初谭功达治下的梅县相形见绌；可怕的是，这里没有惩罚措施，人人心中都想着公社制度，都避免犯罪，人人是组织，人人是书记郭从年；更可怕的是，这里有一个101组织，它保持着和善的姿态，构成透明的、无处不在的监视网，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思一想，都逃不出它的眼睛。于是，谭功达和小韶之间的交往交流，谭功达所读到的姚佩佩在逃亡途中的每一封信，都被潜藏在身边的驼背老头八斤（其实就是郭从年）所掌握。
随着在那张地图上，姚佩佩的逃亡路线画成一个圆圈而即将回到普济的原点，谭功达的命运透明了，姚佩佩的死期也到了。
正像一开始所言，比起格非惯有的繁复、精密结构，《山河入梦》实在不算波澜起伏。不考虑那些肮脏的政局气候和阴谋的话，单一、乏味、平庸的人物命运似乎映照了社会主义人性和艺术的单一、乏味、平庸，以及渗透在每个人身上的那种扭扭捏捏、诲淫诲盗的道德感和性观念（这可能是社会主义最丑恶和敏感的部分），这可说是时代写照。问题在于，在三、四部分的转换中，格非时如何将一部“政治爱情小说”写成一部“1984”的？
我认为，在这里，格非没能跳开创作意图的先入为主。他希望将从晚清大同、桃花源、花家舍的那种理想基因延续下来，一直延续到第三部《春尽江南》。尽管共产主义和人民公社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乌托邦，但它所引起的社会变革实在是太彻底了，那是一个大时代里整架机器的意志，那是没有灵魂的乌托邦。于是，花家舍里的人们呈现出个个良民、面目模糊、集体幸福的影像，尽管那是虚幻的，虚无的。
101这个符号，既是象征，又不是象征，因为“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的欧洲一切势力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的同盟。”这个幽灵同样附在了中国的土地上，附在花家舍的每个人、每寸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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