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西安的苦
维舟
西安封城已整整一周，很多人说，从没见过如此安静的西安城。然而，在这无声无息的平静之下，是许多难以发出的声音。
对无数普通人来说，封城就意味着日常生活的突然中断，由此进入一种“极限生存模式”。就像这两年来在很多城市曾反复出现过的那样，在西安也催生出了不少悲喜剧。最新的梗，是逃离西安疫情检查的“铁人三项”。
在封城前夜的20时许，有一位白某某从西安莲湖区骑了一辆共享单车，连夜返回老家淳化县。在近日西安夜间最低温零下5度左右的气温下，他夜半骑行了8个小时，约85公里，全是上坡路，于次日6时许抵达石桥谷口疫情防控点附近，为躲避疫情检测，把自行车丢弃在路边后，绕道进入淳化县境内，结果没能过关，最后被处以200元罚款。
另一位后来被称为“游泳哥”的李某某，也是在封城前夕连夜返回周至县老家，在途径渭河大桥时，由于桥口被封，他竟然趟着冰冷刺骨的河水强渡渭河。最后体力不支，不得已求救，救援人员才得知他还有这样的返乡计划。
最令人惊叹的是一位31岁的西安籍男子，为躲避疫情防控，竟步行八天八夜100多公里穿越秦岭。此人本职是健身房销售，在广州工作两年后回乡，12月16日凌晨抵达咸阳机场后，担心从外地回来会被隔离，在咸阳买了棉袄和生活用品后，一路向南步行，沿途躲避村镇疫情监测卡点检查。12月24日，在进入宁陕县广货街镇蒿沟村境内时，被村民发现后报警，最终被控制隔离。
虽然媒体报道中不无揶揄嘲讽，感叹真是“陕西愣娃”，但他们为何要这么做？微博上有一条高赞回答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众生皆苦。留在西安舍不得花钱，再说有钱都买不到吃的了，在外务工无非就是想省点钱罢了。”
那位步行哥据说家在安康农村，从地图行程来判断，他至少还得6天才能回老家。秦岭山区的冬天，天气变化莫测，前几天还下过雪，徒步可想有多艰苦，然而他这么做，也是因为他想过，即便冒死穿越秦岭，也比留在西安要好。
西安这次没有包密接人群的隔离费用，住宿每天278元起，餐费80元/天，14天隔离费用至少5000元——网上有人吐槽4760元，大抵吻合。对于无数在城里打工的普通人来说，生计艰难，大几千的隔离费用，相当于半年存下的收入灰飞烟灭。这样算下来，徒步14天就能省下半年收入，还是值得的。
对这些来说，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封城之下，西安店铺关门闭户，打工的小老百姓手停口停，留在这里变成了只赔不赚，何况生活开支还势必随之上涨。网上有人看到这新闻后就说：“我姐就在西安，这几天西安的菜价高得离谱，而且买不到，你再住个酒店，还要不要生活下去了？是我我也跑路。”
确实，留在西安城里的，日子也不容易。昨天，《西安晚报》用两个整版突出报道“全力守护市民‘菜篮子’”，强调“西安连夜行动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畅通生活物资保障的‘最后100米’”，要“把米面油菜送到群众家门口”。但正如有人一针见血指出的，官媒如此高度重视，“看来问题有点严重啊”。
西安人其实已经很能忍了，肯定期望能尽快实现“动态清零”，也清楚本地大冬天的物资原本就不算丰富，防疫之下也难免出现内外部物流不畅，但问题是，类似的戏码已经在不同城市上演了一遍又一遍，似乎早应当吸取教训了，而轮到西安时，自己仍然要在家里挨饿。
当下发生在西安的一幕，最接近的就是年初吉林通化市民生活所曾经历过的那种困窘。我当时曾在《通化的休克实验》中说过：
通化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危机之下全面接管日常生活的计划经济，但不管以往它如何被人诟病，至少也曾是一套行之有年的体系，如果能运转，也不失为一个应对的选择。通化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现在市场化久了，突然回到配给制这样最严格的计划经济，连计划也玩不起来了。
西安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那么除了城市规模大了二三十倍之外，另一点或许就是它更严格地禁止市民自力救济。豆瓣上的“赫拉克利戴”昨天谈到西安的生活：
社区一个做批发的大姐想办法搞到生活物资，在社区打点门卫面包等物后开始卖货，今天还是被东区投诉了，因为东区说没给他们供应，以聚众卖菜为由投诉到社区了。我路过的时候，大姐大哭不已，说明天不卖了。我赶快又买了点冷冻食物。怎么说呢？五味杂陈。
“聚众卖菜”的罪名，也算得新鲜；但管控这么严，也并不意味着阻止任何人群聚集，有人和说吐槽说，小区里确诊好多了，还在每天聚众核酸检测。她都吃方便面十来天了，小区里有密接发热5天没人管，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都是把门一封，啥也买不到，也没人说该咋办。
有人苦中作乐，黑色幽默说，小区里都已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状态了，例如半瓶醋换几个鸡蛋。有市民在群里发了一句“能不能用老公换两包泡面”，立刻就被踢出群了。
西安人这些年不仅肚子挨饿，而且还有满肚子苦水无处诉说。有人跟我说，西安人这些天都不敢说话，稍有抱怨，“就会被朋友圈里的正能量骂死”，“不过也觉得怪可笑的，微博上骂的、朋友圈骂的，好多都是之前地铁护西安和去年骂武汉的，事情如今到了自己身上，竟也有种天道好轮回的感觉”。
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次的疫情管控和演练，西安人事到临头仍然要饿肚子？当然，一座1400万人的城市要在一夜之间达到这种级别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原本就绝对是不轻松的一件事，任你再怎么拍胸脯、下死力，有些事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正因此，一个组织的现代化方向，不可避免地要沿着两个维度进化：缩小管理范围，同时提升专业化能力。简言之，就是改变“大包大揽”，懂得“有所不为”，管好自己能管的事，并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管。
很多目标看起来很清晰，但就算出发点是好的，在执行过程中完全有可能出现无数意外，导致各种事故。这倒不是它“不想做到”，而是“想做也做不到”。
哪怕事实上堆满了充裕的物资，但要将所有这些配送到家家户户，这仍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系统工程，加上这其中各道程序的管控措施，就算最终确实配送到户了，那家人也有可能已经饿晕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350元一份的大白菜，这就是市场机制在被人为废除之后的反击：因为正常的需求仍然存在，而配送机制又不完善，那这就会势必会有人愿意出高价来获得稀缺物资。实际上，历史上每一座遭受围困的城市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快饿死的时候，甚至会有人愿意拿黄金来换一个馒头。
包揽自己事实上做不到或做不好的事，势必是吃力不讨好的，这又难免引发了那个老话题：西安的城市管理能力。有人不满地说：“真的很无语，一架航班能全城关这么久。管理极其落后死板，沿海城市每天都会有病历，人家也没这样吧？”
确切地说，从这次封城来看，西安的城市管理长于“管人”而短于“管事”。也就是说，将资源倾注于对人的管控，但却不善于处理具体事务。如果后者引发了抱怨不满，但只要“人”能管住，那就仍然没事，因为管理一个社会，说到底确实就是如何“管人”。
传统政治一贯都更注重“管人”，因为只有人才是社会的根本，而具体事务的细节大抵是底层技术官僚才关心了解的事。对人的垂直化管理越是严格，底下人就越是只敢听从而不敢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其结果是固然看上去纪律严明，但代价则是牺牲了活力。
从这一意义上说，西安重“管人”而轻“管事”，乍看被视为“内陆/沿海城市”的分别，但往里一层来看，其实是城市管理上是否充分放权、赋权给前端执行者的问题。
疫情不管多苦，我相信它总会过去，但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才是更难的。这一构造所压抑的，我担心并不只是几句牢骚而已，还很可能是长远的文化创造力和自发的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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