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岳飞与赵构，天下与家天下
言九林
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最念念不忘的，是完成两件事情：
（1）重建军事力量。
（2）重建汲取体系。
这其中，又以前者最为根本。因为南宋初年的大部分税赋收入，是掌控在地方军事力量手中的。解决了这些军事力量，便既能将军权收归朝廷，也能将财权收归朝廷。
彼时，北宋的主力部队禁军早已化为乌有。江南地区的财政也无从指望，赵构一度窘困到欲赏赐大臣、却连一匹完整的马也拿不出来。最后只好将马折算成钱，赏赐半匹马了事。
自赵构时代的第一任宰相李纲始，完成这两件事一直是最大的政治任务。
李纲的政策是恢复唐代的藩镇体制。他建议在宋、金前线的太原、真定、中山等地设立一群允许世袭的军事藩镇，给予藩镇将帅们自主收取租赋的特权，让他们彼此协助，共同抵御金军。
提出这一建议的背景，是当时的赵构手中并无任何像样的军队，也无财政收入可以支持他组建军队。李纲只能寄望于收编民间抗金武装和流落为盗匪的北宋残军，来组建南宋的国家军事力量。选择恢复藩镇是一种无奈。朝廷的财政汲取体系已经崩溃，无钱支持军饷，只好任由军阀成立藩镇，自由收取赋税。
但李纲的这一主张，与赵构发生了巨大冲突。
赵构是“北宋祖制”的坚定信奉者。他坚持恢复禁军，欲将主要军事力量直接控制在皇帝手中，绝不容许藩镇出现。李纲的政策只好流产，李纲本人也只好离开朝廷。
大略同期，尚是无名之辈的岳飞，第一次上书赵构批评朝政。在那份数千字之长的《上皇帝书》中，岳飞极力想要说服赵构支持以武力恢复故土的路线。但他没能搞明白朝中谁是该路线的支持者，谁又是该路线的反对者，竟指着中枢里最大的主战派李纲好一顿痛骂。奏章还有一些其他主旨，给人的观感是七零八落缺乏重心。南宋史学家李心传读了这份《上皇帝书》后，留下的评语是：“不知所论何事”。
接替李纲的是黄潜善与汪伯彦。在后世的史书中，他们遭人唾骂，被斥为“奸臣”。
黄、汪二人采取的措施，与李纲完全不同。他们与赵构站在了同一立场，对藩镇体制深恶痛绝，极力主张建立直属于皇帝的中央军。他们决定解散民间抗金军队，也决定放弃招降沦为盗贼的北宋旧军，改为从这些被解散的军队中挑选优秀士兵，来组建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御营军”。
御营军建成之前，南宋的主要军事力量有两支。一支是常年在西北抗金的陕西军，后来演变成四川军团；另一支是老将宗泽统率的开封军团。新组建的御营军，将是赵构能够直接掌控的第一支军队。
但御营军的组建算不上成功，或者说，只能算小部分成功。其编制经过频繁变动，到建炎三年，自御营军已分离出三股力量：刘光世的御营副使军、韩世忠的御前左军、张俊的御前右军。这三股力量脱出后，御营军名存实亡。
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统领的这三支军队，后来均发展成了南宋的主力军团，三人加上岳飞，并称南宋的“中兴四将”。值得注意的是，张、韩、刘、岳四支军团，唯有岳家军没有赵构御营军的历史背景——岳飞军团的前身，是宗泽开封军团瓦解后的残余小部队。这种独树一帜的出身，多少影响到了岳飞日后的命运。
也是在建炎三年，赵构遭到了来自军队将领的沉痛一击。该年正月，金军大举南侵——金国此时的对外政策，是消灭南宋、抓住赵构。赵构仓皇逃亡，“百官皆不至，诸卫禁军无一人从行者”。三月份，杭州的护驾部队举兵，逼迫赵构退位给三岁的皇太子，又请出宋哲宗的妻子隆祐皇太后垂帘听政，且决定将赵构交给金人。此次叛乱，史称“苗刘之变”。叛军首领苗傅、刘正彦，原是赵构御营军中的统领。
苗傅、刘正彦二人，后来被赵构钦定为叛贼。但“苗刘之变”的本质，是抗金军人对以赵构为首的南宋朝廷的极度失望。这种失望的远因，是赵构“重建赵氏家天下”的动力，远甚于“拯救天下黎庶”。下旨解散抗金义军、向金军传递“决幸东南，无复经理中原之意”，驻跸扬州十余月无所建树纵情声色……如此种种，皆令军中将领失望。失望的近因，则是面对金军兵锋，庙堂中枢既无抗敌部署，也无跑路预案。导致金军游骑兵抵达瓜州时，扬州军民十余万尚拥堵在江边无法渡江，“奔迸堕江而死者半之”，造成数万人无辜死亡的惨剧。金军入城后，一把火烧了扬州，全城幸存者仅数千人。此事给江南民众造成了巨大刺激，苗刘二将举兵逼赵构退位时，便发传单痛责中枢“安然坐视，又无措置，即日两浙之民，遂有维扬之祸”。
针对“苗刘之变”，朱熹后来也说过一段公道话：
“渡扬州时煞杀了人，那不得过来底切骨怨。当时人骨肉相散失，沿路皆帖榜子，店中都满，树上都是。这边却放得几个宦者恁地。一日，康履与诸宦者出观潮，帐设塞街，军人皆愤惋不平，后成苗刘之变。”
大意是：扬州已成废墟，城里江边尸骨累累。百姓家破人亡，骨肉离散。从扬州到杭州，沿途的店铺与树身，全贴满了寻找亲人骨肉的榜单。结果，仅时隔一月，大屠杀的幸存者与满腔悲愤的军人，却在杭州城里，见到赵构身边宠爱的太监康履与一众宦官大张旗鼓、行帐塞街，只为了去观赏海潮。“苗刘之变”，便是这样刺激出来的。
兵变没有成功，苗刘二人身死，尸体被肢解。赵构很快就复了位。
新宰相范宗尹提出了新的整军方案，建议皇帝再次考虑实行藩镇制度——既然满地是割据一方的匪盗，朝廷又无力征讨，倒不如顺水推舟，给予他们藩镇的资格，让他们去抵御金军。与李纲的主张不同，范宗尹的藩镇建议只是权宜之计，他的长远目标仍是组建一支直属皇帝的庞大中央军。
与范宗尹出台招安匪盗的政策大略同期，岳飞的部队也正面临着沦为匪盗的危险。
当时，淮河流域最大的抗金军团首领杜充突然投降，隶属于杜充的岳飞无家可归，只能向南流浪。许多同道就地转化为盗贼，邀请岳飞上山入伙者络绎不绝。
这段流亡经历，对“岳家军”的成型至关重要。在此之前，岳飞一直是体制内的士兵或者将官。杜充的投降，将岳飞和他的部队从体制中踢了出去。当这支部队结束流浪，岳飞与军中的将领士卒们，已建立起了深厚的私人纽带。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参与了收复建康府的战役。趁金军主力在建康府江面与韩世忠水师激战之际，岳家军在清水亭、牛头山等地接连战胜金军余部。收复建康府，使岳飞受到朝野瞩目，不再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游军”将领。他有幸得到了赵构的接见。部队回归体制，岳飞也成了镇守一方的将帅（通泰镇抚使）。
角色与地位的变化，多少影响到了“岳家军”的运作机制。流浪时期，岳飞与军中将领们建立起了同袍手足般的关系。比如在收复建康府一战中立下不小军功的猛将傅庆，就经常不当岳飞是上级，缺钱时总大剌剌直接找岳飞：“岳丈，傅庆没钱使，可觅金若干，钱若干”，岳飞“全然不以为意”。但这种亲密关系，在岳飞成为镇抚使后发生了变化，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
“及飞为镇抚使，恃法严肃，尤不可犯，而（傅）庆不改其常。飞待之异，庆颇觉之，不喜。”
岳飞的变化，不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做镇抚使，既意味着地位的上升，也意味着自己与部队成了南宋朝廷密切关注的对象，自不能再沿用流浪军时代的行为模式。“恃法严肃”不给他人留下攻击的把柄，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事情。
遗憾的是，傅庆不能体察到这一点。他变得不高兴，动了脱离岳家军的念头。适逢刘光世派部将王德前往高邮抵挡金军，岳飞派傅庆前去支援。傅庆以前是刘光世的部下。他在军前对王德表示有意重回刘光世麾下。张宪探知此事后密告岳飞。随后，岳飞开始部署对傅庆的处理。据《三朝北盟会编》，岳飞召集麾下统制官比试弓箭，傅庆连射三箭全超出170步，其他统制官均未超过150步，但战袍与金带却赏赐给了王贵，傅庆不服提出抗议，酿成冲突后被斩杀。
《三朝北盟会编》所载傅庆之死，细节上未必准确。不过，时人称南宋各“家军”之间存在强烈的排外情绪，说他们“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将傅庆之死之死视为此种说法的注脚，大体不会有错。（当时，韩世忠的部队被叫做“韩家军”，张俊的部队被叫做“张家军”，刘光世的部队被叫做“刘家军”，岳飞的部队被叫做“岳家军”）
站在家军领袖的角度来看，这种“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其实也是一种不得已。若允许傅庆自由改换门庭这种事情随意发生，则各“家军”必然走向崩解。而且，“家军”的出现，也是北宋政权土崩瓦解这一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南宋初年所有重量级的军队，以淮东楚州为大本营的韩世忠军、以池州和庐州为大本营的刘光世军、以建康府为大本营的张俊军，以鄂州为大本营的岳飞军，以及远在四川的吴玠军，最后不约而同选择成为“韩家军”、“刘家军”、“张家军”、“岳家军”和“吴家军”，既非偶然，也无可厚非。
从遍地狼烟，到一连串的洗牌后只剩下主要的五大家军，南宋的军事力量迈了一个大大的台阶。五大家军正式成型后，对金防御已有成算，赵构不必担心需要逃往海上。但弊端也已显露，家军之间严分界限，彼此猜忌，联合作战时互拖后腿，是很常见的事情。这是“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的另一面。
主战派宰相张浚曾有意以韩家军为主力，对淮北发动攻势。在各家军当中，韩家军兵力最少，韩世忠表示有困难。张浚以最高军事统帅的身份，给张家军的张俊发去公文，让他派部将赵密率军来援。张俊一口回绝，且四处宣扬韩世忠想要吞并他。张浚代表中枢，但他驱动不了张俊的部队。
绍兴六年，宋军与金军支持下的伪齐军队在淮南会战。张浚的作战计划是让张家军、刘家军和御营杨沂中军三军联合出击。刘光世以没有粮草为借口拒不合作。张浚为大局迁就刘光世，快速送去粮草。但当杨沂中的军队抵达指定位置时，刘光世早已自前线撤了下来，且正准备向南渡过长江。所谓三军联合作战，也就成了空谈。
岳飞也曾被张浚认为是一个不愿合作者。据《会编》记载，绍兴六、七年间，张浚计划征讨伪齐，与四大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在龟山举行最高军事会议。家军大将们态度各不相同。刘光世主张防守，韩世忠极力建议进兵，资格最老的张俊态度模棱两可，张浚寄望于家军当中兵力最强盛的岳飞，结果“惟岳飞独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一贯主张北伐的岳飞在会议上的这种态度，让张浚相当意外，他由此对岳飞的看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认为岳有“养寇自重”的心思——岳飞是不是真的养寇自重，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态度已引发了南宋朝廷对他的猜忌。会议的最终结果，是除了韩世忠之外，没有一支家军，愿意与南宋朝廷的代表张浚合作。韩世忠愿意合作，是因为张浚当时正致力于扶植韩家军。
此次龟山最高军事会议，是南宋家军命运的一道分水岭。
绍兴七年二月，南宋朝廷终于决定对家军采取措施。赵构和宰相张浚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罢免刘光世的兵权，解体刘家军。“中兴四大将”中，刘光世这位将门之子，早已将主要精力转移到了房宇田产和珍宝古玩上面。赵构赏赐一件古玩，刘光世可以从早晨把玩到四更天。遇到战事，刘光世也已很少亲临前线，往往只派偏将前往。所以，解除刘光世的兵权，很轻易就获得了朝廷上下的同意，也没有遭遇太大的阻力。
问题是：谁来接管刘光世这支军队。赵构与张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一个月前，也就是绍兴七年一月，金国派来使者向赵构通报了宋徽宗的死讯。父亲的去世极大地刺激了赵构。恰值此时，他又一次召见了岳飞。岳飞希望赵构能给自己更大的权力与更多的军队，去实施北伐。沉浸在丧父之痛中的赵构，立即将岳飞升职为太尉、宣抚使兼营田大使。使其官爵正式与韩、张、刘三大将平行。三月份，赵构移驾建康府。韩世忠率贴身亲兵在建康护驾，赵构却撇开他，在卧室再次单独召见了岳飞。在这次卧室交心中，他给了岳飞一个天大的许诺：
“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金佗续编》）
如果《金佗续编》的记载属实，那就意味着：赵构不但承诺把刘光世的五万多部队交给岳飞，还计划川陕的六万多吴家军及其他一些小军团，总计约达十七万之多的军队，一并交给岳飞来指挥。再加上10多万岳家军，归入岳飞指挥的部队，总计达到了近30万。而不受岳飞指挥的韩家军和张家军，加起来不过10余万左右。
为了使岳飞能够顺利接收刘家军，赵构还给刘光世的部将们写下了亲笔手诏，让岳飞带给他们。手诏中说：
“朕惟兵家之事，势合则雄……今委岳飞尽护卿等……听飞号令，如朕亲行，倘违斯言，邦有常宪！”（《金佗续编．高宗手诏》）
将如此大体量的军队交付给岳飞一人指挥，有宋以来鲜有这样的先例。岳飞欣喜若狂，感念知遇之恩，两天后就拿出了一套北伐计划呈递给赵构。随后，赵构又发给岳飞三个省札和都督府札。其中，都督府札中开列的是刘光世的部队人马清单，而此时罢免刘光世的命令还没有对外宣布。赵构嘱咐岳飞将札子“密切收掌”，不要泄露国家机密。
但赵构很快又改变了主意。
北宋的文官朝廷内部，虽有主战派与主和派之分，但在防止武将坐大这件事情上的立场，是几乎完全一致的。宰相张浚当时兼着都督，名义上具有节制所有家军的权力。始终差遣不动家军领袖的他，也一直很希望拥有一支可以直接指挥的军队，然后以这支军队为杠杆，来撬动其他家军领袖。换言之，他更希望能给由自己、而不是岳飞来接管刘光世的部队。赵构的冲动打乱了张浚的计划，但说服赵构改变主意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祖制在前，只要让赵构仔细想想陈桥兵变、苗刘兵变，再让他听听文官朝廷的反对声浪，便可以使他幡然醒悟。
幡然醒悟后的赵构陷入了困境。此前，他已将对岳飞的信任与器重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巅峰。如今，他又要亲手将岳飞自这巅峰上推下来。这对君臣关系而言，是巨大的考验。
赵构接连给岳飞去了三道诏书。第一道诏书继续欺骗岳飞，说“前议已定”。第二道诏书先大赞岳飞忠勇，然后提醒他有些重要的消息会让张浚代传，希望岳飞在听到这些消息之后做到“委曲协济”，不要闹脾气。第三道诏书是让岳飞将手诏之类的相关文件缴回。赵构希望张浚能好好安抚岳飞，但张浚把事情搞砸了。他将岳飞召到都督府，装作从没有发生过让岳飞接收刘家军的事情，意味深长地问岳飞：“王德是淮西（刘家军）的宿将，淮西军一向信服他。我想让他做淮西军的都统制，再让吕祉以都督府参谋的身分接管淮西军，你觉得怎么样？”这番话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告诉岳飞由其接管刘家军的决定已被取消；二是告诉岳飞，张浚自己要去接收刘家军。
岳飞的回答，不是赵构和张浚所希望听到的。他告诉张浚，不同意由吕祉和王德去接收刘家军。因为王德和其他刘家军将领素来不和，无法服众；吕祉是个纸上谈兵的理论家，不会带兵。他们去接收，一定要出乱子。妥善的做法，是“必择诸大将之可任者付之，然后可定”。
接下来，谈话便越来越僵。张浚问：“那么张宣抚（张俊）如何？”岳飞说：“张宣抚是老将，也是我的老上级。但为人暴而寡谋，不能让刘家军的将领们信服，恐怕不行。”张浚再问：“杨沂中应该可以吧？”岳飞说：“杨沂中与王德一个档次，怎能统帅一支大军！”因为龟山军事会议，张浚对岳飞本无好感，话谈至此，他便怒道：“我知道，除了太尉你，其他人都不行！”岳飞则回击道：“都督既然问我，我就不敢不说实话尽愚忠。我岂是为了得到淮西的军队！”
事情开始朝着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
从都督府出来后，岳飞给赵构写了一封辞职信。没等赵构批准，也没回驻地，岳飞去了江州庐山的东林寺，为老母“持余服”扫墓守孝。张浚得知岳飞没回驻地，怒不可遏，接二连三地上奏赵构，说“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是赤裸裸的在要挟朝廷，建议干脆将岳飞的兵权也一起收掉。赵构也很懊恼，屡次当众严斥岳飞骄横跋扈。
尽管赵构最后仍不得不派人去敦促岳飞复出，但裂痕已无法修复。当岳飞被劝下庐山、前往建康府请罪时，赵构说了一番似软实硬的话：“卿家前些日子的奏章很轻率，朕并不恼怒。若是恼怒了，怎会没有谴责卿家？太祖皇帝说过，谁犯了我的法度，我用来招呼他的惟有刀剑。如今让卿家继续执掌军队，寄托恢复的重任，可见朕确实没有怪罪卿家的意思。”岳飞或许听明白了，或许故意没听明白。他回到鄂州后，便给赵构上奏章，重提“陛下比者寝閤之命，圣断已坚；咸谓恢复之功，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尚未决策北向……”，提醒赵构不要忘了，是他违背了君臣间彼此的承诺。
稍后，刘家军的接收果如岳飞预料的那般生了乱子。
王德镇不住其他将领，吕祉也确实只会纸上谈兵。结局是：刘家军大将郦琼发动兵变，杀死吕祉，率军四万余人北投。王德只能守着本部的几千人，眼睁睁看着郦琼扬长而去。刘家军从此不存，淮上前线的防御也一度陷入崩溃。张浚被当成引发叛乱的罪人，被踢出决策中枢。继张浚出任宰相的，是赵鼎。
受郦琼叛变的影响，赵构将住处从靠近前线的建康，悄悄转移到了后方的杭州。遗憾的是，赵构没有反思自己在接收过程中犯下的种种错误。皇帝与宰相们再度达成共识：将军权收归到皇帝手中，是目前最亟需完成的政治作业。
有鉴于直接摘掉家军领袖的教训，赵鼎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手段：奖掖家军当中的偏将，让他们从家军中独立出来，进而使整个家军解体。这很类似于汉武帝当年所实施的“推恩令”：让每个大诸侯国里产生无数个小诸侯国，从而瓦解掉大诸侯国。
与瓦解家军的工作同时进行的，是与金人的和谈。一种流行的错误论断是：宋金和谈，是南宋政府整顿家军的目的，为了向金人妥协，南宋政府杀害了坚决抗金的将领岳飞。这种说法其实颠倒了因果。绍兴八年，具体负责整顿家军的枢密副使王庶，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敌之强弱，吾无与也，顾在我者何如耳。”也就是说，和谈不是整顿军队的目的；相反，整顿军队，才是和谈的目的——赵构追求的是恢复赵匡胤式的“家天下”，没有一个宽松、和平的宋金关系，赵构就不敢对家军动大手术；要对家军动大手术，首要之务就是进行宋金和谈。
这是一个秘密计划——和谈是整顿家军的前提，只有来自外界的军事压力大幅度削弱，南宋政府才能腾出手来整顿家军——这个秘密计划，只流传在南宋政府有限的几个最高决策核心中间，包括了赵构、赵鼎、秦桧，以及王庶。对外，则另有一套说辞。绍兴八年和绍兴十一年的两次和议，赵构营造的公共舆论，始终都是“孝道”。他以诏书的形式，面对全体国民痛哭流涕，希望众人理解他的苦衷：他需要和议，需要从冰天雪地的五国城，将自己的生母和其他皇室迎回来。
从绍兴八年到绍兴十一年，核心决策层发生了许多人事变动，宰相赵鼎也被秦桧所取代，但通过和议来为整顿家军开路这一基本路线，却始终没有发生变化。赵构已经狠下心来，为了重建家天下，一定要彻底解散家军，一定要建立起一支完全由皇帝个人掌控的庞大中央军。在此期间，岳飞们在军事上所取得一切胜利，都是在挖岳飞们自身命运的墙脚。他们对金人的军事压力越大，金人就越容易同意和议，大将们的最终命运，也就来得越快。
这种变化的迹象，可以从两次和议的对比中看到。绍兴八年的和议，朝中士大夫分裂为赞同和反对两大派，彼此对抗；而在绍兴十一年，却几乎没有士大夫出来反对和议。即所谓的“向者之和，贤士大夫并起争之。今则无一人言之”。南宋学者吕中认为，这主要是“诸将奏捷”的缘故——绍兴八年，南宋还没有从淮西兵变中恢复过来，而绍兴十一年的拓皋之战，已打消了金军渡江的念头。
所以，当岳飞在郾城之捷后请求继续扩大战果时，赵构用十多道金牌将他招了回来。这一举动的实质，不是“南宋朝廷的投降派在捣乱”，而是赵构觉得彻底摧毁家军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随后发生的事情耳熟能详：朝廷“杯酒释兵权”，以中央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的空头衔，取消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的统军大权。当张俊和韩世忠广置田宅，开始他们后半生“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涯时，岳飞则被投进了临安府的最高监狱。
岳飞的这个结局，其实早在绍兴七年就已写定——那一年，赵构亲手将岳飞推上了信任与权力的巅峰，又亲手将他从巅峰上面踹了下来。不管岳飞内心有无怨怼，这场风波之后，在“家天下”体制下，多疑而猜忌的赵构，都不可能再信任岳飞，岳飞也早已没有全身之道。
绍兴十二年，岳飞已经冤死于风波亭。赵构对着大臣们兴奋地说：“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官无异也。”言下之意，是他终于恢复了赵氏的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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