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唱红打黑”为什么错了？
盛洪
在一个宪政国家，唱什么颜色的歌，以及是否打击黑社会，本来不是什么问题。但在今天，“唱红打黑”就已经超出了唱歌和治安的范畴，具有某种政治技巧的味道。而这种味道却又是超出国界的。
所谓“唱红”，就是唱某类特定的歌曲，其中的歌词具有政治倾向性，歌颂某一政治集团，经过多次反复歌唱，最后使唱歌者真的以为，这个政治集团确实有着歌词所歌颂的优秀品质和丰功伟绩。
结果是，有人将“唱红”当作工具，即使自己在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歌中所唱的那样，但仍能获得民众的拥护。反过来，也就会放松对自己责任的履行，甚至利用公权力侵害民众与公共利益，仍不担心会招致反对。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当社会承受着因伟人重大错误导致的大饥荒时，电台里却天天播送“东方红”歌曲，高唱他是“大救星”，使得社会不但没有对伟人的错误加以纠正，反而走向了文化大革命。
而这一运动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忠于伟人，是否坚持了伟人的错误路线。这就导致了更严重的错误。因此，“唱红”不仅会误导民众，对自己也并没有好处。
打击黑社会本来是政府的责任，但特定语境下的“打黑”有着如下含义，即这一行动天然合理，所以不需要受到现有法律程序以及社会惯例的约束，于是对“黑社会”的认定就有任意性，可能被用来滥用公权力，打击异已和掠夺财产。
主张“打黑”者关心的并不是是否真正打击了黑社会，而是利用“打黑”在民众中制造一种印象，即他们在为他们铲除他们所憎恶的人，从而获得他们在政治上的拥护。
更为抽象地，“打黑”可以被定义为，将人群中的一部分人定义为“坏人”（黑），然后采取非常手段打击他们，包括在肉体上消灭他们，没收他们的财产，对他们进行人格污辱和严酷刑罚，不管他们是否真有罪过，关键是让民众人心大快，在政治上拥护本政治集团。所以，“打黑”也是一种政治技巧。
“打黑”在那个时代运用得最为充分，也确实得到期待的效果，有时甚至超出期待。如从打击地主开始，历经镇反，五反，反右，四清，清理阶级队伍，文革，每一次都划定一小部分人为“阶级敌人”，“动员群众”对他们进行批判和打击，既清除了异已，又赢得了民众。
这成为那个时代的基本治理方法。“唱红”的效果也相当“好”。由于控制了所有传媒，电台和报纸充斥着对伟人的歌颂之词，也确实影响了民众的观念，才有文革时期，民众比赛着谁更左。
然而，从长远看，“唱红打黑”的“效用”会明显递减。当打击了一个被舆论和民众所憎恶的人群后，会获得一定时期的民众支持，但由于“敌人”已经被消灭，时间一长，这一支持就会下降；于是就要进行又一次的“打黑”；如此循环下去。
但新一轮“打黑”的效果就会稍逊于上一轮，因而政治支持持续的时间就会变短。所以又要进行新一轮“打黑”。就这样，“打黑”运动的间隔周期会越来越短，效果会越来越差。
还有一个更为致命的问题，即使每次被“打黑”的人数只限于人口的很小比例，但经过多轮的“打黑”，被打的人就会在人口中占越来越大的比例，到最后，就有可能不再能“发动群众”了。这就是伟人在二十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因而，这种政治技巧已经被运用得到了强弩之末了。
在这时，青少年，即“革命小将”成了运动的主力军，以弥补“群众”在数量上的减少，和因运动频繁而导致的“斗志消沉”；而这次他要定义的“一小撮敌人”就是与他政见不和的前战友。
但即使是发动了“革命小将”，文化革命本身又成了前17年的浓缩版，其“打黑”的效用迅速递减。短短十年的时间里，“打黑”的周期越来越短，每一周期都更换一批“阶级敌人”，你唱罢来我登场，许多个“一小撮”就变成了“一大片”。
然而，也正是文化革命，使国人，包括他们自己最终醒悟了。自1949年，几乎所有的人都曾斗过别人，也都被斗过。他们终于发现，如果大家谁都不斗谁，那就是最好的情境。斗别人，就是斗自己。
他们自己的大多数成员也明白了，他们当初“打黑”的规则，就是他们在文革中承受灾难的规则。只要这一规则不变，他们难免还会被打被斗。
另一方面，他们若要长期执政，不能再靠“打黑”“发动群众”了；因为这一技巧的效用已在几十年的运用中耗竭，所以要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而让老百姓获得物质利益，则是赢得民众拥护的稳定政策。
在另一方面，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虽然还有许多禁区，但在思想、文化和信息领域，总的方向是开放。各种思想，各种文化资源，各种信息纷纷涌进。再加上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互联网和微博的普及，人们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还有更大空间可以自由表达，因而当初“唱红”所能起到的作用再也不可能重现了。
在今天，即使让人们唱一万遍“东方红”，也不能阻止对伟人错误导致的大饥荒的研究、批评和指责；甚至“唱红”本身一出现，就受到多方面的质疑。因此，“唱红打黑”只是一种对那个时代的童年记忆，它终究不能作为一个长期稳定的策略。
事实似乎证明了这一点。重庆“打黑”在开始受到了不仅重庆民众、而且全国民众的关注以致欢迎。重庆领导人也迅速从这一行动中获得了很高声誉。这说明“打黑”所利用的民众心理特征有着一般性和不变性。
然而这一过程也一直遭到各界的质疑。尤其是各地派去的优秀辩护律师，将重庆公检法机构的违法行为，包括无中生有、拼凑证据，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信息记录在案，并向公众披露。
最令人瞩目的是，“打黑”效用迅速递减，周期迅速缩短。在“打黑”的牺牲者被执行死刑的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打黑”的执行者因恐惧被“打黑”，逃到成都美 国领事 馆寻求庇护。因为他深切知道，把别人当“黑社会”打的规则也会用来对付自己。这宣告了“打黑”的破产。
在另一方面，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唱红”的政治含义。一种技巧，一旦人们发现了它的实际功用时，这种功用就不会再起作用了。反而，“唱红”成了一种令人警惕的政治符号，而不管实际上唱的什么。
所以，当重庆领导人率重庆红歌队进京演出时，竟没有一个大人物出席陪同。并非他们不赞成红歌的内容，而是唯恐避之不及，沾上这一特定“红歌”的政治含义。
再从大背景来看，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再也不是那个时代的了。在那个时代，“打黑”不需要出动警力，那时也没有遍布全城的摄像头，只要宣布谁是敌人，民众就会自动地打击他们，因为他们有着对这些“敌人”的仇恨和嫉妒；尤其是在初期，民众的“唱红”也多发自内心，因为伟人不仅领导他们打倒了原来从没想过要打倒的赢者，而且还武功了得，敢于与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对抗，并且能有效约束自己的部下和军队。
而到了今天，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各种思潮并存着；对政府的行为心存更多的疑虑；更有对文化革命和前三十年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思考；知识界不会轻易被骗；还有成千上万个律师已经成为司法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唱红打黑”取得奇效的外部条件已不具备。
在这时将“唱红打黑”作为一种政治技巧来实施，也将是一个策略上的重大失误。王立军事件说明，唱红打黑的核心人物在关键时候的举措，正说明他心中真正相信的是什么。“唱红打黑”运动所产生的表面效应如果还有一点儿欺骗作用的话，那就是欺骗了它的发起者。
更重要的是，治国要走大道，而不应用机巧。我们其实欢迎有雄才伟略的政治家。但他若想获得成功，就首先要正心诚意。他就要把天下、人民和国家放在自己之前。他就要在探究天道上下功夫。
一方面，他要深知，天道要通过民意去窥得；另一方面，他也要明白，天道还要通过知识精英对历史的洞悉去领悟。这使他既欢迎宪政，又欢迎民主。
走上天道，领得天命，他在技巧上拙一些并无关大局。而“唱红打黑”这样的机巧实际上违背了天道，践踏了公平正义；即使有外部条件，即使有他的权威，像那样造成千百万人民饿死的机巧，宁可不为。
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何况“唱红打黑”行诸多不义，害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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