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上海工人起义目的何在？
李新宇
李新宇，生于1955年。曾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撰有《帝国黄昏：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抹笑容和悲怆》、《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走过荒原：190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中国共和那一天：晚清民国变局真相》、《故园往事》、《鲁迅的选择》、《愧对鲁迅》、《鲁迅经典语录》、《呐喊点评》、《爱神的重塑》、《中国当代诗歌潮流》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鲁迅大全集》全33卷（与鲁迅之子周海婴合作）等。
我一直弄不明白：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目的何在？
第一次，陈独秀不积极；第二次，陈独秀也不太积极；但到了三次，陈独秀积极了起来，亲自领导起义，而且“成功”了。
在那样一个时刻，在上海组织工人起义，意义究竟何在？
我不是政治家，更不懂军事战略，但连我也能看得出它最终的结局。
上海，北伐军已兵临城下。对于北伐军来说，拿下上海易如反掌；对于工人纠察队来说，却要付出惨重牺牲。在此情况下，抢在军队进城之前发动工人起义,让缺少武装的工人付出惨重牺牲，让军队不费一枪一弹而占领上海，这到底为了什么？
在未接触相关资料之前，我曾做过两种设想：
一、如果目的是与蒋介石争夺上海，在北伐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乘机夺取，算是上策。但问题是：夺城容易守城难。想从国民革命的一盘大蛋糕中切走一块，而且是最精美的一块,哪一个傻瓜能答应？那时候，你的敌人就不是孙传芳，而是的北伐军。你应该准备与北伐军决一死战！你有这样的准备吗？有这样的力量吗？没有。那么，你敢抢这块蛋糕？
二、如果真像起义宣言所说，只是迎接北伐军、打倒孙传芳，或者如后来的解释：“帮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工人阶级只要政治自由。”流血牺牲打下上海，再把它拱手交给蒋介石，工人阶级的政治自由如何保证？我想，你陈独秀是如此弱智的人吗？
陈独秀应该想到这一点：因为北伐军大兵压境，起义胜利是容易的。但胜利之后呢？两党仍在联合，上海如何能独立于北伐军的势力之外？
所以，面对起义，国民党人大惑不解。
钮永健说：暴动“已无对象，不要徒然牺牲。”
吴稚晖说：“如此无谓之牺牲，应当切戒。”
可是，陈独秀仍然要发动起义。我终于知道，原来它是莫斯科的指示。
1926年10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决定：上海起义必须组织“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
1927年2月18日，国际的代表曼达良、阿尔布列赫特等向陈独秀建议，在北伐军到达上海之前，“建立一个能抵制广州军队指挥人员的右倾和深入开展革命运动的政权”。共产国际的代表称：“上海无产阶级在相应的政权之下能够对整个国民政府的进一步革命化产生极大的影响。正是上海的无产阶级有条件通过国家政权真正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这一政权形式很快就能为中国广大城市所接受。我们认为完全有可能和有必要按照苏维埃制度建立起称之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这个会议基本上采取苏维埃制度，应包括所有的反帝阶层。”
陈独秀执行了，但注定没有好结果。
如果像前几年那样，全国到处是军阀割据，上海或许能独立坚持一阵，但自从北伐开始，中国的割据时代已经结束。只要国民党人不赞同在上海建立苏维埃，起义就失掉了意义。试图建立一个国民党难以认可的地方政权，并要以此牵制国民党，苏联人真有点异想天开。
3月26日，也就是起义之后的第四天，蒋介石来到上海。作为北伐军的总司令，他无限风光，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成为上海的新主人，而且，连这种企图也没有人敢于流露。他的一通安民讲话，就使起义者在上海失掉了存在的基础。
事实上，从准备起义开始，蒋介石就像鬼魂一样纠缠着起义者。让我替你们说说心里话吧：不愿意接受他，又没办法对付他。因为他指挥着千军万马，正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迅速占领着九州国土。更重要的是，你们如果真要与他对着干，苏联人绝不答应。
蒋介石拥有相当雄厚的资本，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与他抗衡。这时候如果坚持不归顺，只有依靠工人纠察队固守自己的阵地，那也就是不放弃武装，不放弃领导权。可是，工人武装守上海，能够守得住吗？要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又得不到苏联的许可。看上去，陈独秀们根本就没有准备抵抗北伐军。而且，起义本身就是打着迎接北伐军的旗号进行的。
因此，2000人工人纠察队的问题必然要解决。抵抗，抗不了；交械，不情愿。
并非只是陈独秀进退两难，最后的结果是：莫斯科也没有办法。
3月31日，共产国际发来电报：“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卒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必要时须隐藏起来”。据说，罗亦农看了这个电报，愤怒地把它摔在了地下。
他的愤怒表达了起义领导者的共同心情，也表达了陈独秀的心情。莫斯科什么都管，电报如雪片一样飞来，今天一个指示，明天一个命令，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却什么办法也没有。
本来世间就没有神，为什么要把他们看作神明？
在武装起义前后，工人纠察队是完全公开的。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夺来的数千支枪也许可以藏起来，可数千名纠察队员藏到哪儿去？
最后，陈独秀无限尴尬，只有一走了之。在历史的画屏上，陈独秀的形象是多么不负责任！
上海工人起义是谁领导的？这似乎不是什么问题，却又的确是个问题。是的，陈独秀的同志策划了起义，直接领导了起义，甚至陈独秀也直接参与了领导。但是，它又是国民党领导的，起义命令是国民党的领导人签发的。
1926年9月，国民党中央为开展江苏及上海地区的工作，成立了江苏特务委员会，以侯绍裘、吴稚晖、张静江、钮永建等7人为委员，钮永建主事。正是这个委员会,与罗亦农、汪寿华等你的部下多有来往，共同领导上海地区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并且一起领导了起义。
问题恰恰出在这种联合的状态。
第一次起义之后。就有人认为共产党“时图于国民党外，要在上海另植一种革命势力，以为共产党之地”。吴稚晖曾经向汪寿华表示：“勿急躁。如国民革命完成，贯彻中山先生之遗嘱，将来进一步，中山先生亦非不能共产者。何必图挂招牌，仍卖假药，学上海书商辄卖预约券，作朝生暮死之事乎！”吴稚晖很敏感，一开始就把事情看穿了。
第二次起义暴发之前四天，也就是2月18日，上海总工会发出通告，决定于次日举行工人总同盟罢工，宗旨是：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夺取上海。19日，共产国际的代表与周恩来、瞿秋白等谈话，提出建立政权及政权形式的设想。20日，共产国际的代表与彭述之谈话，要求变总罢工为起义。21日，陈独秀领导的中央与上海区委决定，组织起义，进而成立“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国民革命的苏维埃）。起义定于22日晚上6时，由海军打响第一枪。
起义之前，两党已开始摩擦：
21日晚，中共上海区委与钮永建、吴稚晖等决定，将国民党江苏特务委员会、江苏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等合组联席会议，准备成立上海市政府。
22日上午，又与工会、学联、商会等各方代表再次开会，汪寿华提议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对此，吴稚晖当即反对：“难道国民党还不够革命吗？倘共产党必欲自立名目者，乃无意与国民党合作。吾立国民党地位，敢提出抗议。”
这天晚上，吴稚晖在日记中写道：“欲立什么革命委员会，后又定名临时上海市民革命委员会。余忠告勿为此包厢性质之预备，并言有人蔑视国民政府者，吾反对之，三十年内，有议共产者，吾反对之，有卖国于俄罗斯，我力除之也。”他的态度异常鲜明：不能“蔑视国民政府”；三十年内不能“议共产”；不能“卖国于俄罗斯”。他担心建立“革命委员会”是另立一个“包厢”。
22日下午五时半，也就是起义前半小时，罗亦农、汪寿华代表上海区委将计划向钮永建汇报，要求他签署起义命令。钮永建对此极为不满，虽然最终还是签署了命令，却认为中共没有合作的诚意，“如此相欺，何能合作！”
就在这天夜里，陈独秀给吴稚晖写信，内容在吴稚晖日记里存了下来。陈独秀说：“此时谣言甚多，尤其是右派，望先生万勿轻信。在中国革命中，中国国民党与CP万万不可分离，CP决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即溥泉等，如他们愿意打孙传芳、李宝章，我们尚可与之合作，何况革命的国民党）。谁愿分离，便是谁不忠于革命。我为此言，誓以人格为担保，望先生勿为右派浮言所动，以至大家闹无谓意见，而为敌人所喜，并请先生将此转达钮惕生先生。CP为上海事件有宣言，谅先生早已看见，右派造谣，说CP要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政府，此种无稽之言，实不值识者一笑。CP分子多出力，这是革命者应有之义务，不得以此遂谓其有成立工人专政之意，军阀肆意屠杀，群众忍耐不住，自由行动，甚至于影响海军革命，行动中自不免无穷错误，而不能事事皆归怨于CP之有野心。先生试看CP对上海宣言，有什么野心没有。或者先生还以此宣言太和平了一点，也未可知，然而CP主张只能如此。此事稍定，尚欲与先生详谈一切。先生或不能信他人，当不至疑我亦欺骗先生也。”
显然，陈独秀要解除吴稚晖的疑虑，维系国共合作。你特别声明：所谓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政府”之说，纯系“无稽之言”。
陈独秀的话大概并不只是策略。2月20日，中共上海市执行委员会曾散发《为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市民书》，其中提出十二条，主要内容是：由上海市临时革命政府召集市民代表大会，成立正式上海市民政府，直辖于国民政府；撤退各国海陆军、收回租界、统一市政；征收市内一切居民的财产（土地在内）累进税及所得累进税；颁布劳动保护法；等等，与国民党的方针相比，并无过激内容。
对于提前起义的原因，陈独秀的解释是：“军阀肆意屠杀，群众忍耐不住，自由行动，甚至于影响海军革命，行动中自不免无穷错误。”
起义动机非常暧昧，当然不便明说。
吴稚晖给陈独秀回了一封长信，信中借中外故事，提醒陈独秀不要搞分裂，不要耍权术，权术虽有小效果，但“用术过度”，则显得口蜜腹剑，容易种下“荆棘”。吴稚晖说自己的理想可高可低，既可赞成康有为辅佐宣统皇帝，进行明治式的维新，也可为实行共产、建立无政府社会而奋斗。但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列宁式的共产”，认为真正有资格实行共产的只有德国人。况且，在苏俄，内部已分“彼此”，正在层层“剥蕉”、斗争不已，如何有终止之日！为此，他对你们的榜样表示极不赞同。
他认为，国民革命军即将抵达上海，不必匆忙起义。在敌军包围之中，开几炮，闹上十几分钟，然后失败，“无穷错误之中又含无穷滑稽”。
他的想法是“现在共助国，将来国变共”，时间早晚，可以商量，两党之间应如水乳交融，对内和平，对外斗争，而不应该各存异志弄权术。
吴稚晖对陈独秀不满，不只是因为陈独秀的人背着他们悄悄组织工人起义，到举事时又逼他们签署起义命令，同时还有政治理想和见解的分歧。比如对苏俄建设、苏共内部斗争和“专政”学说，吴稚晖认为“列宁之对面，已生莫索利尼”，苏共的行为野蛮而凶暴，因而，他虽然不反对将来的共产，却不能接受苏联的模式。再比如，在他看来，国共合作，应该是“现在共助国，将来国变共”，既然答应条件加入国民党，就应该与国民党同心同德，而不应另有所图。这与你在当时贯彻的方针很不一致。
但是，情况本来并不算坏，吴稚晖的态度也并不决绝。3月5日，罗亦农、侯绍裘与钮永建、吴稚晖见面，吴稚晖读到了你的信，认为你的主张与他们的主张并无不同。“从前确有误会，我们以为CP的民众仍有强奸气，现在我们主张并无不同处。”所以，罗亦农提出“总罢工”，欢迎北伐军，维持上海治安，防止抢劫，他们都表示赞成。这给罗亦农的感觉是：“解释许多误会，吴稚晖也不再放大炮了。”
但是，事情马上发生了变化，而且一切都是陈独秀导致的。3月6日晚，陈独秀与吴稚晖有一席谈话。陈独秀的失败，首先在于这场谈话。关于谈话内容，吴稚晖有详尽的叙述：
吴：我是不讳言无政府是要三千年才成的。列宁共产，越飞说的二百年恐还不够。
陈：你疯了。无政府与共产可以很快的。
吴：这无非假的罢了。
陈：那我请问你。现在我们中国共和是假的。还是康有为的复辟好？还是假的共和好？
吴：那末即日挂了共产招牌，行的连三民主义都不如，突然把许多老朋友丢了，于心何忍呢？
陈：现在哪里行共产？行共产不是疯子吗？
吴：那末据你判断，列宁的共产行在中国要若干年呢？
陈：二十年足矣！
吴：那末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止有十九年，便要借尸还魂了呢？
在我的印象里，陈独秀是革命应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步走的设计者，但在这里，陈独秀却认为20年内便可实行“列宁的共产”。吴稚晖对“列宁式的共产”一向不满。陈独秀的话使他产生了恐惧，使他想到了严重的后果。他要避免那种后果，对陈独秀可就不妙了。尽管他们也是在许多方面都很相投的朋友。但在此时，他们真的是各为自己的主义。吴稚晖是谁？他虽然一直拒绝做官，但不要忘了，在孙中山出殡时，执左绋的第一人是他；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誓师北伐时，把孙中山遗像和国民党党旗授予总司令的，也是他。
最后，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了，但我的确弄不清它是谁的成功，又是谁的胜利。
这是起义胜利后的日程表：
3月21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迫近上海，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驻龙华。上海起义爆发。
3月22日，起义胜利，立即召开市民代表大会，选出临时市政府委员会。我抄下了这个名单：白崇禧、钮永键、杨杏佛、汪寿华、罗亦农、林钧、王晓籁、虞洽卿、陈光甫、何洛、丁晓先、侯绍裘、王汉良、陆文韶、郑毓秀、谢福生、李泊之、王景云、顾顺章，共19人。大都是国民党人。
3月23日，市政府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白崇禧、钮永键、杨杏佛、王晓籁、汪寿华为执行委员。只有第五位是共产党人，上海总工会领导人。
3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和市政府的合法性予以承认。
3月26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到达上海。
3月27日，吴稚晖会见蒋介石，提出反共建议。
3月28日，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等在上海举行中监会预备会议，吴稚晖提出对中共进行纠察，蔡元培建议从革命队伍中清除共产党。
4月2日，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李宗仁等8人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陈独秀的“20年在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的说法成了吴稚晖“检举”的主要内容。
4月5日，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声称两党继续合作。
4月9日，蔡元培、吴稚晖等发表“护党救国”通电。
4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出“清党”命令。
4月12日，工人纠察队血染上海滩……
面对这个日程，我真不知道陈独秀到底忙活了些什么。
如此情况之下，陈独秀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但他一到上海，便被蒋介石、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包围，并连日举行会谈。蒋介石提出两件事要汪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廷，二是分共。汪精卫不愿贸然表态，表示待将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南京以后，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讨论这两件事。
当汪精卫与陈独秀会晤时，曾就中共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等事质问陈独秀，陈独秀的回答只能是“决无此事”。为了证明陈独秀的诚意，他亲笔起草了国共两党联合宣言，“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
然而，这并未避免最后的结果。继4月12日上海工人纠察队被武力解决之后，蒋介石于4月18日正式下令“清党”，通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0余人，陈独秀和鲍罗廷被列为“首犯”。
与此同时，武汉方面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免去他一切职务。从此，宁汉分裂，中国出现了北京、武汉、南京三个政权鼎足而立的局面。
陈独秀与汪精卫暂时走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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