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
葛剑雄
一
战国时齐、鲁一带的儒生和方士认为，天下最重要的大山有五座，称为五岳，其中又以泰山为最高，居五岳之首。泰山最高，自然离天最近，所以帝王应该登泰山之颠，筑坛祭天，称为“封”；在山南的梁父山辟场地祭地，称为“禅”；合称“封禅”。为了给自己的主张制造历史根据，他们编造了一套上古三王五帝、尧舜禹都曾封禅的传说，据说孔子也承认“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但他认为从西周以后却还没有一位君主有这样的资格。
封禅既然是如此盛事，君主岂有不想一试的？齐国近水楼台，齐桓公被诸侯尊为霸主后，就准备封禅。相国管仲说古来封禅的帝王都是在完成“受命”之后，踌躇满志的桓公却反问道：“我的功绩比起古代‘受命’的君主来又有什么不如？”管仲见说服不了他，就出了一道难题：“封禅要用鄗上的黍，北里的禾，江淮间的三脊茅草，东海的比目鱼，西海的比翼鸟，还必须出面凤凰、麒麟、嘉谷等各种祥瑞，现在有吗？”大概桓公只顾武功，没有得力的宣传部长和通讯社，一时造不出这么多祥瑞，封禅只得告吹。鲁国的季氏执掌大权后，不知天高地厚，也到泰山去祭天，着实被孔子讥笑了一番。
灭六国后的第三年，秦始皇来到泰山脚下，召集齐鲁的儒生博士七十余人商议封禅典礼。当时天下一统，儒生们自然不敢拿“受命”来压秦始皇了。一些儒生则把这看成显示学问的好机会，于是旁征博引，各不相让，展开了激烈辩论。秦始皇见这批书呆子争个不休，提不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干脆不再理会，仿照秦国在雍（今陕西凤翔）祭上帝的方式完成了封禅。儒生们空忙了一场，作用一点没有发挥，好不恼怒。正好秦始皇上泰山途中遇到暴风雨，自然成为儒生们讥讽的内容。十二年后秦朝覆灭，更证明了儒生们的先见之明，秦始皇成了“无德而用事”的典型，封禅也更加显得崇高而伟大了。
帝王们自不必说，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也都盼着有机会分享这份荣光，记录下这千载难逢的盛况。公元前一一○年汉武帝封禅泰山，主管天文观测、国家历史和档案的太史令司马谈却未能随行，气愤之下，一病不起。临终时他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哭着留下遗嘱：“皇上续断绝了千年的传统，到泰山封禅我作为太史不能随行，是命也夫！命也夫！我死后，你一定能继任太史，千万不要忘了我想完成什么著作。”司马迁俯首流涕，接受了父亲的遗命。要没有这次封禅，或许就不会有司马迁发愤著成的《史记》了。
汉武帝以后能到泰山封禅的皇帝也是屈指可数。分裂割据的君主固然不敢举行封禅，就是统一王朝的皇帝也未必能去得成。因为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加强，中央要管的事越来越多，皇帝和主要的大臣要离开首都一段时间并非易事。如此大规模的巡游和封禅大典的开支也不是小数，要不是国库充盈就难以负担。耽于安乐的皇帝受不了旅途劳顿，轻易不愿离开宫殿。开国皇帝往往来不及完成这样的盛事，守成的皇帝要没有什么明显的文治武功，大多也不敢做出超越乃父乃祖的事来。何况封禅过的皇帝在史书上留下的记载未必完满，这也使有自知之明的皇帝们望而却步了。
在进行过封禅的皇帝中，宋真宗大概是最谈不上有什么功业的，但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天书封禅”运动却轰轰烈烈地搞了十四年，史书也有详细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封禅真相的机会。
二
北宋景德五年正月初三（一○○八年二月十二日），宋真宗召集文武百官，亲自宣布了一个特大喜讯：
去年冬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将近半夜，朕正准备就寝，忽然室内大放光彩，看见一位戴星冠、穿绛衣的神人对我说：“下个月应该在正殿做一个月的黄箓道场，就会降下天书《大中详符》三篇。”朕肃然起敬，想起身回答，神人已不见踪影。从十二月初一开始，朕就在朝元殿斋戒，建道场以求神人保佑。到今天，正好皇城司来报告，发现左承天门南面的鸱尾上挂着一条黄帛，派太监去观察，帛长约二丈，像封着书卷，用青丝绳缠着，隐约看出里面有字，这就是神人所说的天降之书。
首相王旦立即率群臣称贺。随后真宗步行到承天门，瞻仰天书，下拜致敬，派二名太监爬上屋顶取下。王旦跪进天书，真宗下拜接受，亲自放在轿子中，引导到道场，授予陈尧叟启封。只见黄帛上写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真宗名），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真宗跪受后，又命陈尧叟宣读，三幅黄字所写内容类似《尚书·洪范》和《道德经》，赞扬真宗能以至孝至道继承帝业，希望他保持清净简俭，宋朝的国运必能昌盛绵长。皇帝又跪奉天书，用帛裹住后放入金匮。群臣在崇政致贺，皇帝赐宴款待。又派专使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中祥符，又赏赐群臣，并特许京城百姓大喝五天。
这真是旷古未有的大吉大喜，陈尧叟、陈彭年、丁谓、杜镐等马上引经据典，阐述天书的伟大深远意义。消息传出，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各种祥符纷纷上报。为了表达全国臣民的迫切心情，宰相王旦等率领文武百官、军队将士、地方官员、少数民族首领、和尚道士、社会名流和各地长老二万四千三百多人，五次上书，请求举行封禅大典。皇帝顾及国家利益，惟恐国库不足，但主管部门研究制定详细的仪式。丁谓为让皇帝了解财政方面的大好形势，特意将历年收支数据编成《景德会计录》，与封禅大典的经费预算一起上报，获得皇帝嘉奖。
对天书降临作过特殊贡献的王钦若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担任大典的常务总指挥。六月初六，王钦若从乾封县（今山东泰安）报告：泰山涌出醴泉，苍龙降临锡山。不久，木工董祚在醴泉亭以北的树上又见到挂着一块黄帛，上面有字，但不认识。皇城使王居正接到报告，立即奔赴现场，见帛上写着真宗的名字，赶紧报告王钦若。王钦若躬奉帛书，让太监飞马捧往首都。真宗立即在崇政殿召集群臣，又亲自宣布了第二个特大喜讯：
五月十七日子夜，朕又梦见上次见到的神人对我说：“下月中旬，将在泰山赐给你天书。”朕马上密令王钦若等人，一旦发现祥异就立即上报，如今果然与所梦符合。上天如此关怀保佑，朕真怕担当不起呀！
王旦率众臣拜贺，将天书奉迎至含芳园正殿，又由真宗隆重奉接。这次的天书写得更明白：
你对我如此孝顺崇敬，养育百姓使他们幸福。物赐以嘉瑞，要让百姓们都知道。对我告诉你的话要保密，对我的意思要好好理解。国运一定能永远昌盛，你也可以健康长寿。
群臣当然理解上天的意旨，立即给真宗上了尊号，称为“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不久，各种祥瑞在全国遍地开花，王钦若献上芝草八千株，赵安仁献上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余株，各地贡献的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草多得无法统计。
为了永久供奉天书，真宗决定修建玉清昭应宫。主管部门和技术人员估计需要十五年时间，总指挥（修宫使）丁谓下令打破常规，日夜施工。对这项政治任务当然要坚持高标准，并且不能算经济账，监工太监刘承珪严格照图纸验收，有丝毫不合格就全部拆毁重建。结果，这座有二千六百十间的宏伟建筑在七年内建成。
九月二十八日，真宗亲自在崇德殿演习封禅仪式。十月初四，在载着天书的豪华玉车引导下，真宗一行浩浩荡荡离开开封，十七天后到达泰山。王钦若等献的芝草已多达三万八千多株，在短短的三个月中竟又翻了两番，不知是解决了人工培植的难题，还是发现了新的产地。不过，比起以后亳州献的九万五千株来，胆子还是不够大的。经过三天斋戒，真宗登泰山项完成了祭天仪式，第二天又在社首山举行了祭地典礼。于是真宗登寿昌殿接受群臣朝贺，宣布大赦天下，特许全国百姓大喝三天。接着在穆清殿举行盛大宴会，还在殿门外为当地父老开宴。十一月二十日，真宗回到开封，群臣的歌功颂德又掀起新的高潮。十二月初五，真宗在朝元殿接受尊号，封禅大典圆满结束了。
但各地官民的积极性却越来越高。汀州人王捷报告：“我在南康遇见一位赵姓道士，传授给我炼丹术和一把小环神剑，他就是圣祖（赵氏的始祖）、司命真君。”王捷被赐名中正，封为左武卫将军，倍受宠幸。
大中祥符三年六月，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进士薛南及当地父老、和尚道士一千二百人请求皇帝到汾阴祭祀后土。原来汾阴也是有来历的地方，公元前一一六年当地一位巫师在土堆中发现了一只特大的鼎。汉武帝核对无误，派人迎至甘泉宫，又运回长安，途中居然出现黄云盖在鼎上，同时有一头鹿经过，被武帝亲自射杀，用以祭鼎。经有关方面召集专家论证，这是一只宝鼎，与泰皇、黄帝、禹所铸的鼎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为此武帝改年号为元鼎，三年后又在汾阴建后土祠，亲自致祭。现在皇帝既然已经封禅，祭祀后土是顺理成章、必不可少之事。真宗俯顺民情，宣布明年进行。十二月，陕州（今河南陕县）报告境内黄河变清。这分明是圣人出现、天下太平的征兆。晏殊立即献上一篇《河清颂》。四年正月二十八日，真宗一行又以天书为前导由开封出发， 出潼关、 渡渭河，在二月十三日到达汾阴（已改名宝鼎县），四天后进行了祭祀后土地祗的典礼。
大概是为了使这场运动长盛不衰，到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真宗又对群臣宣布了一件奇迹：
朕梦见神人传达玉皇的命令：“上次曾令你的祖先赵玄朗授你天书，现在令他再来见你。”第二天，又梦见神人传达圣祖的话：“我的座位要朝西，再斜放六个座位等着。”当天就在延恩殿设道场，五更刚过，就闻到异香。不一会儿，黄光满殿，圣祖降临，朕在殿下拜见。接着又来了六个人，向圣祖作揖后一起就座。圣祖命朕上前，说：“我是九位人皇之一，是赵氏始祖。第二次降生就是轩辕皇帝，后唐时又降生，传下赵氏已有百年。皇帝你要好好抚育苍生，保持以前那样的志向，不要懈怠。”说完离座驾云而去。
王旦少不了又率群臣拜贺一番。赵元朗既是赵氏始祖， 又是轩辕黄帝之祖，“玄朗”二字当然不许再用，于是诏令天下，以元代替玄，以明代替朗，已有书籍中出现元、朗二字时必须缺笔。但玄字与元字声音相近，又下令改用真字代替元、玄二字。又给赵元朗上了一个尊号“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水涨船高，群臣也给真宗上了新的尊号“崇文广武感天尊道应真佑德上圣钦明仁孝皇帝”，不仅增加二字，而且用词的规格大为提高。经过三次谦让，皇上不得不接受。
六年元旦，国家天文台（司天监）报告出现了“五星同色”这一罕见的天象。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同时出现称谓“五星连珠”，已是少有的祥瑞，只有在周武王伐纣、汉高祖入关这样的时候才会出现，“五星同色”的意义不言而喻。六月，由亳州（今安徽亳州市）地方官、父老三千三百人组成的代表团到达开封，在宫门外请愿，要求皇上到亳州太清宫祭祀老子。八月初一，皇帝答应明年春天亲自去太清宫，十天后就给老子上了尊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七年正月，以真宗为首的祭祀大队又在天书的引导下开往亳州，历时二十天。现场指挥丁谓献的芝草创造了空前记录，多达九万五千株。太史报告，天上出现了含誉星，这是大喜事的象征。亳州被升格了集庆军，当地百姓的赋税被减免三成。当年十一月，玉清昭应宫建成，次年又有一系列的供奉活动。
天禧二年（一○一八年）夏，皇城司报告：保圣营的士兵在营西南角发现了乌龟和蛇，就在那里建了真武祠，现在祠旁涌出一股泉水，不少病人喝了后就痊愈了。真宗下诏就地建祥源观。
三年，巡检朱能宣称有天书降临在乾祐山。大家都知道，这是朱能与太监周怀政勾结后伪造出来的，真宗却深信不疑，下令将天书迎入宫中。尽管直到真宗死后， 才有人来算朱能这笔欠债， 但天书再也无法激起全国的狂热。乾兴元年（一○二二年）二月真宗病死，享年五十五。半年后，天书作为殉葬品与他的遗体一起被送入永定陵，永远在人间消失了。
三
天书、祥瑞一类把戏在中国史上并不少见，但像宋真宗这样亲自策划、制造的倒也不多。平心而论，真宗算不上是昏君或暴君。在对抗辽国入侵时他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寇准的意见，毕竟还亲征前线，比以后宋徽宋在金军进攻时望风而逃、宋钦宗一味求降要强得多。天书运动的真正导演是奸臣王钦若，他在辽军入侵时曾主张迁都金陵（今南京），被遣往天雄军（今河北大名）驻防后，在强敌面前只会紧闭城门，修斋诵经。他对敌国束手无策，侍奉皇帝、打击政敌却游刃有余，而真宗严重的虚荣心使他有了可乘之机。本来，澶渊之盟被视为宋朝的胜利，力主御驾亲征的宰相寇准在真宗心目中是大功臣。可是王钦若却大进谗言，说这是“以万乘之尊为城下之盟”，而寇准是将真宗当作赌博的“孤注”，不顾皇帝的死活为自己捞取名利。这一招果然有效，从此寇准圣宠日衰，不久被降职为地方官。自从听了王钦若的话，真宗将澶渊之盟视为奇耻大辱，却又没有挽回面子的办法，于是王钦若献计：“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封禅必须要有“天瑞”，但既然以往就有“以人力为之者”，那么只要真宗“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他还进一步让真宗“解放思想”：“陛下以为《河图》、《洛书》真有其事吗？无非是圣人利用神道设教罢了。”当真宗问直学士杜镐《河图》、《洛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时，这位饱学的老儒也如此回答。但真宗还怕宰相王旦会反对，让王钦若去做说服工作。在得知王旦愿意顺从的信息后，真宗亲自如王旦欢宴，散席时又特赐酒一尊，让他带回去与妻儿同享。王旦回家后发现，尊中装的竟全是贵重的珍珠，他明白了皇帝的真意，更不敢再有异议了。至此，王钦若的奸计得售，达到了排斥寇准了摆布真宗的双重目的。真宗在向全国臣民撒下了天书降临的弥天大谎后，就像染上毒瘾一样，再也无法自拔，只能按照王钦若的导演不断地表演下去。他既需要欺骗臣民，也需要欺骗自己。以万乘之尊，他绝不会有承认错误的勇气。相反，在王钦若之流制造的祥瑞遍全国、颂歌响天下的狂热中，真宗“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的虚荣心似乎真的得到了满足，陶醉在虚幻的“大好形势”下。
其实，直接参预王钦若阴谋的人极为有限，多数大臣只有附和而已，但首相王旦的态度却趣了决定性的作用。真宗最担心的是王旦的反对，实际要是王旦能与平时一样坚持正确立场的话，这场闹剧确实是演不成的。
王旦的出身、经历、能力、品行可以说是完美无暇的。他出生在一个三代仕宦的家庭，父亲王祐是宋初名臣。二十三岁进士及第，出任知县，仕途平稳，二十一年后升至参知政事，连续当政十八年。生前位极人臣，死后也备尽荣哀，以后还被配享真宗庙廷，所立碑上由仁崇御笔题为“全德元老”。
真宗亲征澶州时，留守开封的雍王元份得了急病，王旦奉命赶回代理留守。临行时他要求真宗召来寇准，并提出：“要是十天之内未得到捷报，我应该怎么办？”真宗沉默了好久，才说：“那就立太子为帝罢。”王旦敢于向皇帝提出如此敏感的问题，足见他的无私无畏。果然，他回首都后直接进驻皇城，严密封锁消息，直到欢迎真宗回京时，家人才惊奇地发现他居然是从城里出来的。
他深知寇准的忠直，尽管寇准一直在真宗前说他的坏话，他却总是赞扬寇准。真宗感到不解，王旦说：“我任宰相日久，政务上的缺漏必定很多，寇准对你一点不隐瞒，更说明他对陛下忠诚，所以我更器重他。”寇准被罢相后，托人向王旦要求使相一职，王旦惊奇地说：“将相的职位岂能自己要求？我不接受私人请托。”寇准十分忿恨。不久任命下来，竟是有使相一职的，寇准向真宗谢恩，说都是陛下的恩德，真宗告诉他是王旦举荐的结果，寇准深感惭愧，慨叹自己远不如王旦。寇准到任后过生日时大摆宴席，平时也超标准地享受，被人告发，真宗大怒：“寇准什么事都学我的样，这还了得！”如果有人稍加发挥，这完全够得上大罪。王旦却不紧不慢地说：“寇准人倒是贤能的，可就是呆得没有办法”。真宗的气消了，也就不再追究。
而对王钦若这样的奸臣，王旦力劝真宗不要任命他为宰相。直到十年后王旦逝世，王钦若才如愿以偿。但他对王钦若也留有余地，当王钦若因与人在真宗面前争吵，引起真宗愤怒时，王旦并没有落进下石，而是劝真宗按正常途径处理。虽然王旦不得不带头庆贺天书降临，但对那些借献祥瑞钻营的人却不屑一顾。当陈彭年通过副相向敏中送上一篇文章，王旦不看一眼就用纸封了。向敏中请他看一下，他说：“还不是想通过献祥瑞往上爬。”太监刘承珪深受真宗宠幸，临死时请求封为节度使，真宗对王旦说：“要不他死不瞑目。”王旦却不为所支，反问道：“要是以后有人要当枢密使（国防部长），怎么办？”真宗只得作罢。
王旦家中经常宾客满堂，却从不接受私人请托。他了角了值得推荐的人后，总是秘密报告皇帝，即使被采纳后也从不声张。直到他死后史官修《真宗实录》，才从档案中发现很多官员都是他推荐的。谏议大夫张师德是新科状元，两次上王旦门都未见上，以为被人家说了坏话，托向敏中向王旦解释。当讨论任命知制造（为皇帝起草诏令）一职时，王旦说：“可惜呀！要不该是张师德的。”原来王旦一直在皇帝面前称赞张师德，但见张师德两次上门，很不以为然，说：“中了状元，本来就前程无量，应该耐心等待。要是大家都靠走门路，没有门路的人怎么办？”他不顾向敏中的一再请求，还是决定暂缓提升张师德，“聊以戒贪进，激薄俗也”。
王旦的政治技巧也可谓炉火纯青。他到兖州执行公务，太监周怀政同行，想找机会与他见面，他必定要等随从到全，穿上公服在办公室会见，谈完公事后就退场。以后周怀政因罪被杀，大家才佩服王旦的远见。一次发生蝗灾后，有人拾了死蝗虫报告真宗，真宗给大臣看了，第二天大臣们就带着死蝗虫要求在朝堂展览，然后率百官庆贺蝗灾的结束，只有王旦坚持不同意。过了几天各地上报，说飞蝗蔽天，真宗看着王旦说：“要是真让百官庆贺了，岂不让天下人笑话？”一个算命人因为对宫内的事说三道四被杀了，在抄他家时发现了大批官员向他问吉凶的信件。真宗大怒，要御史立案追查，王旦说：“这是人之常情，再说他们也没有谈公事，算不上犯罪。”真宗的气还不能平息，王旦就拿出自己问过卦的纸来说：“我年青微贱时也不免问过卦，一定要处罚，就将我送监狱罢。”真宗说：“此事已经揭露了，总得有个交代呀！”王旦说：“我作为宰相是要执国法的，岂能自己犯法？希望不要声张出去让别人抓把柄。”真宗碍着王旦的面子，答应让王旦处理。王旦回到办公处，立即将这些材料全部烧毁。果然真宗又改变主意，派人来取，却什么也没有得到，有关官员因此而逃避了一场灾难。
王旦敬重寡嫂，与弟弟王旭极其友爱，子女的婚姻不讲门第。平时生活俭朴，用的衣被都是极普通的。他从来不买田置宅，认为子孙应当自立，否则有了田宅，反使他们争夺出丑。真宗觉得他的住宅太差，要替他装修，他说这是先人的故居，不能改变。他对家人从不发怒，饭食不干净或不合口味，只是不吃，却不怪罪。家里人试他，故意在肉汤中放了点墨，他就只吃饭，说今天正好不想吃肉。下一次又在饭中放了点墨，他又说今天不爱吃饭，给我做些粥吧。
可见王旦完全够得上一位不可多得的贤相，不愧为道德的典范。王旦顺从真宗，为伪造的天书圆谎，并不是识不破王钦若的阴谋，更不是贪图一尊美珠，而是不敢与“最高指示”对抗。他可以千方百计化解真宗的怒气，保护寇准和其他官员；也可以巧妙地抵制太监的非分要求，拖延执行皇帝随心所欲的决定；但一旦意识到已经无法改变皇帝的决心时，就再也没有勇气表示不顺从了。固然，我们可以指责王旦的私心，但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要求臣下揭露皇帝制造谎言实在是难乎其难，何况皇帝说的谎正是他本来就应该有的“天命”！
王旦为自己的失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此他只能一次次带头欢呼庆贺，一次次奉着伪造的“天书”主持各种大典。他的良心受到强烈的自责，常常闷闷不乐，临终时给儿子留下遗嘱：“我没有其他过错，只有不劝阻天书这件事，是赎不了的罪。死后要剃掉头发，穿上黑衣服下葬。”他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逃脱不了历史的评判。但宋朝社会付出的代价更加沉重，可以想象，这样大规模的巡游、庆祝、祭祀、建筑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这样狂热的运动又给社会留下了多少创伤？从这一角度，我们是无法为王旦开脱的。
比起王旦来，寇准的失足更不光彩。他受王钦若排挤后当了十三年的地方官，再也耐不得寂寞了。天禧三年（一○一九），巡检朱能与太监周怀政勾结，谎称在乾祐山发现了天书。乾祐山就在寇准的辖境，他女婿王曙与周怀政关系密切，劝寇准与朱能合作，寇准就将天书降临的“喜讯”上报朝廷，因而得到真宗的好感。 王钦若罢相后， 寇准以上获得了代理宰相的任命。当时有人劝寇准：“你的上策是到达首都附近后坚决称病要求改任地方官，中策是入朝廷后就揭发乾祐山天书的骗局，最下策是再当宰相，这会毁了你一生的声望。”但挡不住宰相的诱惑，寇准将宝押给了朱能和周怀政。一年后，寇准受丁谓陷害罢相。一个月后，周怀政在权力斗争中被杀，丁谓与皇后揭发了朱能伪造天书事件，寇准被贬相州（今河南安阳）。接着朱能拒捕后自杀，寇准又被贬到道州（今湖南道县），真宗死后更被贬到了雷州（今广东海康），一年多后死于当地。本来，受丁谓这样的奸臣排斥会受到舆论的同情，但与朱能伪造天书联系起来就成了寇准洗不清的污点。或许有人要为寇准辩护：上报天书无非是随大流，手段不妨卑鄙。我不想对寇准的政治伦理作出价值评判，但试问，要是他不与朱能之类划清界线，政治上还能有什么作为？他复出后一年就再次下台，不是很好的证明吗？
在君臣上下丧心病狂时，知识分子的良心并没有完全泯灭，依然有人公开批评真宗的行为。当天书降临，百官争言祥瑞时，龙图阁侍制孙奭却对真宗说：“我听过一句话：‘天何言哉！’天连话都没有，岂会有书吗？”真宗决定祀汾阴后，孙奭上疏，从八方面提出了反对理由。他一针见血地揭露群臣的丑态：“现在见一只野雕、山鹿就当成祥瑞奏报，秋天旱灾冬天打雷也要作为吉兆称贺，背地里说怪话取笑的人有的是。”他甚至将真宗与同样封禅泰山、祀老子的唐明皇相比，劝真宗吸取唐明皇的教训，“早自觉寤”，“无为明皇不及之悔”。其他如王曾、张旻、崔立、张咏、任布等也都提出过各种反对意见。王曾还拒不接受“会灵观使”的任命，真宗责问道：“大臣应该傅会国事，为何竟不合作？”王曾说：“皇帝听意见称为明，臣子尽忠心称为义。我只懂得义，不知道什么合作不合作。”他因此丢了副宰相的官，却未改初衷。
孙奭等人幸而生在优容士大夫的宋朝，真宗也还有一点容纳不同意见的雅量，所以至多只是罢官降职。要是生在明朝，少不了会被拉到午门外打一顿屁股，或许会被活活打死。要是遇到一位暴君，必定有杀身之祸，说不定会殃及九族。要是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肯定会被批被斗臭，砸烂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其中有人被割断喉管再枪毙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因此而揪出一个反革命集团，更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规律性结果。但即使如此，不也还是有人在说真话吗？
写到这里，我自然想到了我们都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想到了当时更加狂热的“忠字化”运动，不少方面竟与天书封禅运动如出一辙。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居然会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重演，其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后人是不会不作出评判的，就像我们今天看天书封禅运动一样。
几年前到泰安开会，在岱庙观赏“封禅大典”，看来是作为传统文化在向世人展示，或许也是为了吸引中外游客，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若干年后会不会将“文化革命”、“忠字化”搬出来表演一番？是作为传统文化，还是作为商品经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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