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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田的主页

15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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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阅:「没有钱」不是明朝灭亡的主因

侯杨方

一、是因为没钱吗?

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明朝亡于财政破产。

简单地说,就是因为明朝中央政府没钱了,没法编练出一支精锐的军队,来抵御清军入侵和平定农民军起义。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的国库只剩八万两银子了,可以说穷得叮当响。所以,说明朝亡于财政破产是有点儿道理的,但这绝不是全部原因。

我们常说“没钱是万万不能的”,但别忘了前面还有一句,“钱并不是万能的”,我认为明朝更多是亡在前半句上。明朝没钱吗?这得看和谁比,和同时期的清朝比,从单纯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看,明朝都是远远胜出的。如果硬要说一个耕地有七八亿纳税亩、人口约两亿的大国,比仅仅只有数十万人的渔猎部落还要穷,那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但钱多并不意味着国力强,更不意味着军力强,这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转换效率问题。人口基数庞大,并不代表有足够合格的精锐兵员,理解这个并不困难。

射箭不仅讲究力量和技法,还极讲究心理素质,明军是半路出家的“农民战士”,如何与从小就骑马射箭的“职业猎手”相比?战场上的技战术差异往往导致一边倒的屠杀,明清两军的多次交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兵员的技战术并不是成年后通过加强训练就能提升的,哪个职业运动员不是从小就参加严格的训练?否则,即使投入再多的钱,恐怕也无济于事。另外,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朽木不可雕也”,如果本身不是块好材料,仅靠后天调教也是很难成气候的。

明军的火器落后,不能抵御清军的骑兵,冷兵器更不是对手。满族人从小就是职业猎手,打猎就是他们生活、生存的方式,而且在极为寒冷、充满野兽和各种危险的大森林里生活,那些体力弱、技术差、智力有缺陷的弱者,早就被严酷的生存环境淘汰了,存活下来的都是最强者。而明朝以农业为主,培养一名合格的冷兵器战士,代价极其高昂,所以必须引进更快速、更有效的作战方式。

于是人们得出结论,仿照同时代的西班牙步兵方阵,建立一支以欧洲先进火器、长矛手与骑兵混合编制的军队,是克制满洲骑兵部队的唯一方法。

在欧洲,火器的普遍运用与技术提高终结了冷兵器时代的霸主——重装骑士。中世纪时,骑士和他骑的马都挂着由一整块钢片打造的板甲,这在当时是绝对的霸主,因为一般的剑对他们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但是火器终结了他们的霸主地位。而在明末,明军从来没有迈过这道坎。

徐光启曾建议,从澳门引进葡萄牙兵训练明军使用火器,组建几万名欧洲标准的步兵方阵克制清军骑兵,这是明朝唯一可能的自救方式。但非常不幸,并不是因为财政,而是因为意识形态,这个建议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明朝不愿意以自己鄙视的夷人为师,只想单纯引进和仿制他们的火器,却不改变训练方法与战术组织,结果一批批的明军精锐血洒辽西走廊。而当清军能够仿制欧洲火器,甚至得到了明军经过葡萄牙式训练的炮兵部队,升级为一支以骑兵为主的综合性军队后,明军和明朝的下场已经注定。

明朝虽然比关外的清朝富裕,但也并不宽裕,辽东战事一起,很快就入不敷出,需要每年加征五百二十万两白银的辽饷。五百二十万两银子说多也不多,相对于有几亿亩耕地的明朝来说,税负并不重,每亩九厘银;即使崇祯年间增加至七百多万两,又加征剿饷、练饷(以上就是著名的明末“三饷”),每年合计还不到两千万两。但是,它的增幅却非常惊人,因为未加征“三饷”之前的赋税,包括粮食、布匹等,全部折算成白银后,每年总数不到三千万两白银。

三千万两白银听起来好像很多,但其实也不算多。即使加上“三饷”,每年五千万两,相对于耕地有七八亿纳税亩、人口约两亿的明朝来说,税收总体量也并不高,还不及同时期人口仅几百万的英格兰的一半。即使如此,也已经让广大底层民众纷纷破产,抛弃土地房屋,流离失所。

我认为,明朝衰败的主要原因,是其经济以农业为主,形式太过单一,而且农业的剩余价值不高,利润率很低。明朝的农民本就一直在温饱线甚至生存线上挣扎,他们需要靠天吃饭,遇上灾年,就难以维持生计,何况还要承受高税负。所以,与同时期的英格兰相比,明朝虽然人口多、耕地多,但能够转化为财政与军事能力的比例其实很低。

更糟糕的是,明朝最庞大的利益集团——皇族藩王集团占有社会最大份额的财富。明太祖出身贫苦,怕子孙吃苦受穷,一改唐宋降等袭封的制度,将明朝皇族分封定为“世袭罔替”。所谓“世袭罔替”,就是皇帝的儿子除一位继承皇位外,其余都封亲王,亲王嫡长子不降等承袭爵位,其余诸子降一等继承,即亲王的嫡长一脉永远是亲王,其余诸子为郡王,以此类推。而且皇族在明朝中叶之前是被禁止从事任何职业的,完全由国家财政来供养,且标准非常高,即每年俸禄“亲王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而正七品县令的俸禄每年才九十石。更离谱的是,亲王“之国就藩” 还要占有大量的土地收取赋税,数量多达几百万亩,甚至一个省的肥沃耕地半数归藩王。当然这些财富都不会归朝廷所有。

万历初年有一本《万历会计录》,里面记载全国财政支出一千八百多万两银子,其中宗藩俸禄达到五百五十多万两,占了将近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国家正常的财政支出有将近百分之三十用于供奉皇族,而这些皇族并不从事任何职业。

此外,明朝中后期全国要给北京提供粮食,因为华北地区在明朝的时候生态环境已经严重恶化,不像唐宋以前,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明朝时的北京完全无法维持官僚贵族和军队驻扎所需的粮食,需要从江南经京杭大运河向北京运粮,运输成本极其高昂,这也是明朝财政不足的一大症结。

明朝中后期全国每年供给北京的粮食有四百多万石,而供给皇族的粮食超过八百万石。有的省份如山西、河南全年的粮食产量还不够供给本省宗室的一半。

上述只是粮食一项,丝绸、棉布、银钱等的供给问题也是一样。明朝皇族人口每三十年翻一番,到了明末人数已经多达几十万,这些人没有任何生产能力,却占有社会上最大份额的财富。于是,当明末清初天下大乱时,明朝藩王皇族就成为农民军与清军的“提款机”。

明朝的宗藩制度、皇族制度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失败的一个制度。虽然明朝的皇族分封是仿照西汉的世袭罔替,但西汉通过平定七国之乱、推恩令、酌金案等方式严厉打击了皇族贵族,削藩除国的现象比比皆是。而明朝缺乏这样的手段,皇族占有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成为依附在国家身上的吸血鬼。

在明朝的皇族之下,还有士大夫官僚集团。明朝施行科举取士制度,两百多年间,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进士考试,每次录取二三百人。这些人有了科举功名和官职后可以免除赋役,于是大量底层农民为了脱避赋役,将自己的财产田地托寄在这些人名下。比如说,农民按规定每年要给国家交十两银子的税,现在把财产和田地托寄在官僚和贵族的名下,每年只需付给官僚或贵族七两银子,这样农民就可以省下三两银子。官僚和农民都得利,但皇帝和朝廷的税收就损失了。所以,有的大官僚可以占有几万亩免征税的土地,甚至几十万亩,比如嘉靖朝大学士徐阶,在他的家乡就占有几十万亩土地。

更糟糕的是,底层民众承受的实际赋税,远高于国家明文规定的标准。

今日闾左虽穷,然不穷于辽饷。一岁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按查盘、缉访,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

上述文字是明朝官员的观察,意思是老百姓虽然穷,然而并非穷于辽饷。辽饷其实只收五百二十万两的话并不多,一亩地也就九厘而已,而且没有地的农民不用交。但是最关键的是,正税之外的隐形税赋“不知其数”。比如地方官去北京朝觐,接受考核,路费少则五六千金。每次中央考核地方官,全国就要加派数百万赋税。同样,中央派巡抚到各地查访,每次也要两三万两银子,于是全国又要加派百余万两银子。所有这些并不是由国库出,而是出自当地的老百姓。

此外,地方在征税的时候还要加征一笔“耗羡”,就是说老百姓拿着碎银子去交税,官员要把碎银子按标准铸成银锭,再将其送到太仓的国库。但在铸造的时候会有损耗,因此征税的时候就要多收一点儿。而耗羡的额度是官员自己定的,所以耗羡后来额度很大,有时候甚至是正税的好几倍,这又成为老百姓一个沉重的负担;直到清朝,雍正皇帝才将耗羡革除。

明朝的组织动员效率低下,各级政府的统计数据都是具文,流于形式,弄虚作假。典型的像官方的土地数、户口数在两百多年间几乎一成不变。比如明初洪武年间曾统计过天下的户籍人口,将近六千万,到明末的时候是六千多万,只有小幅变化。

那么,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呢?我研究过万历年间县级以下的黄册,也就是户口与财产统计册,按规定每十年编造一次。“编造”这个词确实用得好,因为这些公文上的数据的确是编造出来的。黄册上面赫然列有两百多岁的人,这怎么可能呢?原来,每过十年,明朝官员重新编造黄册时,也不去核实,就在原来的户口册上给每个人加十岁,结果不断地加,就加到两百多岁。而且人口登记极为随意,经常一户人家就记录一两个人,遗漏现象严重。

关于这一点,还有更加离奇的事情。崇祯皇帝在位只有十七年,崇祯十七年就是1644甲申年。但是,清军在1645年攻下南京后,在玄武湖的黄册库中非常吃惊地发现,明朝的黄册已经编造到了崇祯二十四年!

可想而知,明朝这样的统治方式不可能有效率。最关键的是,不仅下级在糊弄上级,上级也知道下级在糊弄,而且下级也知道上级知道他们在糊弄,但并不相互揭穿,就这么一直相互糊弄。这非常可怕。国家财政如此,其他方面,比如军队其实也是一样。

在这样极度糟糕的环境下,明朝廷榨取的“三饷”又用在哪里了呢?清军入关时经过锦州,当人质的朝鲜世子和范文程参观了祖大寿、祖大乐挪用军费修建的府第,形容“其结构宏杰,甲于城中,重门复室,金碧炫耀,甃砖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墙,穷极华丽。而大寿之家则尤为侈奢,或云中原巨室之家过于此者多矣,而我国则虽至尊之居,不能如是其华者。其黩货取怨,以致覆败之说,殆不虚矣” 。从中我们可知,两位明朝总兵在前线的居所比朝鲜王宫还要奢侈华丽,但比起中原内地的豪宅来又要逊色。连朝鲜人也感叹明朝显贵贪婪成性,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从而激起底层不满,民变四起。如此这般,明朝灭亡还奇怪吗?明朝官员的法定收入很低,最高正一品官员的月薪也不过米八十七石,显然,祖大寿兄弟依靠合法收入是无法修建如此奢华的豪宅的,那么钱从哪里来呢?明朝花在关宁锦防线的军费很少有精确的统计,粗略估算起码有白银两亿多两,其中有多少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从底层民众那里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却化为前线将领的豪宅大院,这样的防线、这样的江山真的能守得住吗?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使再增加“三饷”,填进辽西走廊的无底洞又能如何呢?只不过让崩溃来得更快罢了。

难道崇祯皇帝对此不清楚吗?他清楚得很。所以他逼大臣们捐钱,大臣们个个哭穷,如铁公鸡一般,想拔下毛来困难重重;他逼外戚贵族、他曾祖母的亲族李家捐钱,结果遭到抵制。与李家勾结的宦官宫妾们编造谣言,说曾祖母孝定太后化身为九莲菩萨,指责崇祯皇帝对她家不好,诅咒皇子们全得死。正巧此时皇五子夭折了,崇祯皇帝很害怕,马上将逼捐的钱全部还回去,转而痛恨提出这个建议的首辅大学士薛国观,安了个罪名将其赐死。

以上可以看出,明朝财政再困难也得厚待分封皇子,藩王有钱,皇帝却不开口要求他们捐钱共克时艰,又凭什么让其他异姓贵族、官僚捐钱?朱家自己人都不拿江山当回事,为什么要拿异姓开刀?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如此人心就散了——与其如此,不如换个主子。

二、南迁还是困守

松锦大战后,明朝形势越来越危急:在山海关外,仅余吴三桂的一支战后残军;而在中原,由于精锐明军都已被抽调出关,起义的农民军借着饥荒声势大起,已经攻进了中原腹地,多名藩王被杀。黄河流域与华北地区经过多年饥荒和战乱,已经无法维持明朝中央政府的运转。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崇祯皇帝与首辅周延儒秘密商议南迁事宜,并叮嘱周延儒千万不要泄露消息。明朝有两都,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南京。明朝初年的首都在南京,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在南京还留下了一套备用的班底。
天启皇帝的张皇后,也就是崇祯皇帝的嫂子听到消息以后,就问崇祯皇帝的周皇后:“此周延儒误皇叔也,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 太庙、宗庙和祖宗的陵墓都在这里,怎么迁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张皇后还说了周延儒很多坏话,结果南迁一事就搁浅了。

崇祯十七年正月,关外的清军因为皇太极去世以及继承问题,暂时没有对明朝发动攻势,但关内的农民军势力越发强大,李自成也已经率军攻进了山西。

山西在明朝的地位极其重要,因为其地势居高临下,农民军翻过太行山就可以打到华北平原,可以从西、北、南三面包围北京。眼看就要被起义的农民军一网打尽,崇祯皇帝终于急了,秘密召见李明睿、李邦华、吕大器商量南迁事宜。

李明睿非常坦率地要求南迁,“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 ,要求皇帝不要再让群臣商议了,一定要乾纲独断。

崇祯皇帝说:“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 崇祯皇帝言下之意是告诉李明睿,他早就想迁都了,只是因为没有人支持所以才拖延到现在。他的想法和李明睿一样,但是如果大臣们不同意怎么办?这是大事,因此崇祯让李明睿保密,万万不可泄露出去,否则治他的罪。

这与之前的陈新甲与清军议和的情形一模一样。陈新甲议和是崇祯皇帝指使的,但是议和的消息泄露了,崇祯就杀掉陈新甲,然后跟大臣们说议和的事是陈新甲背着自己干的,以此来推卸责任。李明睿现在也面临与陈新甲相似的处境,非常危险。

虽然崇祯皇帝知道待在北京只有死路一条,非常想南迁,但是又不愿背上骂名,要将南迁的责任推给臣下,推给提出建议的人。

崇祯皇帝还详细问了南迁的具体方法,李明睿建议可以伪称到曲阜朝圣,然后快马加鞭南下,二十天内即可过黄河、淮河,到达安全的淮安地界(明朝时期,黄河不是从现在的山东入渤海,而是夺了淮河中下游的水道,从江苏北部入黄海,所以黄河与淮河是一体的)。

此时明朝在南方还有五支主要军队,由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高杰、左良玉这五位总兵率领,前四人驻扎在江淮流域,四地合称为“江淮四镇”,左良玉驻扎在武昌一带。当时明军号称还有四五十万人,当然这个数字是假的,毫无意义,不过几万能打仗的兵士起码还是有的。如果崇祯皇帝顺利迁往南京,依托黄河、淮河、长江天堑进行抵抗,未尝不是一条生路。但能否就此挽救明朝的国运还是个未知数。有人认为,崇祯皇帝一旦南迁,明朝就能中兴。我认为还真是未必,但起码比在北京坐以待毙强。

由于崇祯皇帝的犹疑不定,南迁计划一拖再拖,直到李自成攻下山西,马上就要兵临北京城下了。李邦华、李明睿再次上奏疏,提出了另一个南迁方案,即太子去南京、皇帝守北京,这样起码在北京被攻下后,还有一个无可争议的合法继承人在安全地带,免得明朝出现群龙无首的状况。但很不幸,这个方案最终也未能落实,导致了一年后南明小王朝群龙无首、相互倾轧的混乱局面。

南迁方案之所以没有被落实,跟崇祯皇帝的“抠门”“小气”的性格有关。因为当时已经没有多余的军队护送太子南下,必须征召新兵,而征召新兵就要花钱。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不仅无法征募新兵,而且南下途中也无法犒赏将士,势必会有很多麻烦。李明睿提出,因为国库紧张,费用应由皇帝的内库(皇帝私人的小金库)出。

但是,崇祯皇帝坚持认为应由户部开列一个特殊的支出项。在这一点上,两人产生了分歧。李明睿认为如果动用国库中仅剩的储备,北边防线将受到致命伤害;而如果抽调北京城防军队或者边防军,就等于放弃北方和中原,南下之行无异于逃跑。李明睿请皇帝为宗庙社稷考虑,赶紧下决断,不要临渴掘井。崇祯皇帝低头不语,最后也没拿定主意。

时间一天天过去,李自成一天天逼近北京。李明睿公开上疏要求南迁,这一次他换了个说法,叫作皇帝“亲征”,留下太子镇守北京。其实,皇帝“亲征”应该向北征清军,或者向西征李自成,怎么向南“亲征”呢?当然这只是让人听上去好听一点儿,就像宋钦宗被金人俘获去黑龙江,叫作“北狩”一样。

但是,这一次受到了首辅陈演的坚决反对。陈演将李明睿的奏疏透露给了兵科给事中光时亨,让他出来公开反对。于是,光时亨称南迁是邪说,不斩李明睿不能安人心。李明睿因为受到皇帝警告,不好为自己辩护,所以他不能像陈新甲一样,说南迁的主意皇帝也同意。崇祯皇帝当然知道谁是谁非,但他为了面子不肯公开自己的意愿,只好责骂光时亨是泄私愤,说邪说这么多,他为什么只攻李明睿一人。虽然崇祯皇帝这次算是有点儿良心,没有把李明睿像陈新甲那样杀掉,但他还是不敢公开自己南迁的意愿,于是南迁计划又一次搁置。

崇祯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李邦华与李明睿又分别提出了两个南迁方案,李邦华提出太子南迁、皇帝留守,李明睿提出皇帝南迁、太子留守。没想到,迫于舆论压力的崇祯皇帝突然态度大变,公开宣称:

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寢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言下之意是,老祖宗们好不容易才在北京定都,现在李自成等“流寇”来了,如果轻易地就把祖宗基业丢掉,怎么对得起祖宗、对得起百姓?况且如果他一个人跑了,那宗庙社稷怎么办?十二陵怎么办?京城老百姓怎么办?尽管现在“逆贼”猖獗,但仰仗天地祖宗保佑和各位大臣的辅佐,相信事情不会太糟糕的。

崇祯皇帝还定了个高调:如果实在不行了,自己作为国君为社稷而死,也是正义所在,理所当然,所以他已经下定决心,实在不行情愿死在北京。这样的高调一出,其他人根本没法反对。

崇祯皇帝此言一出,有大臣又提出,让太子去南京监军,但也遭到了反对。崇祯皇帝说,自己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太子)孩子家,做得了什么事?大家还是商讨一下战守之策,其他话就不要再说了。

崇祯皇帝对南迁的态度为什么突然转变,行为乖张?亲历者吴伟业分析了崇祯皇帝的心态:

上意非不欲南(迁),自惭播越,恐遗恨于万世,将俟举朝固请而后许。诸大臣材不足以定迁,而贼锋飘忽,即欲遣太子两王,禁军非唐羽林、神策者比,万一贼以劲骑疾追,即中道溃散,其谁御之?

意思是说崇祯皇帝在内心里不是不想南迁,但是怕遭骂名,怕被人指责他逃跑,怕遗臭万年,所以他需要大臣们举国请求,需要大家三番五次地集体跪在地上请求他南迁,他才会“被迫”答应——南迁是被大家逼的,将南迁或者逃跑的罪名安在群臣头上。

其实崇祯皇帝还担心大臣们没能力保卫他的安全。明朝禁卫军不比唐朝的御林军和神策军,如果南迁路上遇到农民起义军追击,恐怕难以抵御,弄不好皇帝、太子和皇子们都要被俘。

当然,吴伟业的解释并不是全部原因。

人是非常复杂的,崇祯皇帝表面上坚决反对南迁,但内心又极度渴望南迁。他一面说“国君死社稷”,显得非常忠烈;另一面还做着南迁的准备,派给事中左懋第前往南京,查看沿江舟师兵马状况,想知道自己一旦跑到南京,南京城能不能守卫得住。他又密旨令天津巡抚冯元飏准备三百艘漕船在直沽口待命,准备走海路。其实走陆路可能会被农民起义军追上,走海路确实更安全。冯元飏不断敦促崇祯皇帝立即南迁,认为北京不可能守住;他愿率劲旅五千驰赴通州,恭候圣驾,由海道到南京,并派其子冯恺章进京敦请。但此时已是三月初七,李自成马上就兵围北京了。

崇祯心里想南迁,但不敢公开承认,主要是因为南迁遭到内阁首辅陈演的坚决反对。对此,崇祯皇帝很恼火,召见内阁辅臣时,唯独不召见陈演。陈演对此深感不安,于二月二十八日乞求辞职。在罢免他的前一天,崇祯皇帝对陈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 意在怪罪陈演。

继任内阁首辅魏藻德也坚决反对南迁,但他比陈演油滑。崇祯皇帝让魏藻德表态要不要南迁,他始终一言不发。魏藻德深知崇祯皇帝的心思和行事风格,坚决不当替罪羊,所以始终不表态。

三月初三,大学士李建泰再次奏请南迁,并表示自己愿意护送太子先行。次日,崇祯皇帝召见大臣说,李建泰劝其南迁,可他作为国君是要死守社稷的,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再次让大臣们表态。大学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等表示赞同,并请求先护送太子去南京。结果遭到光时亨的激烈反对,光时亨说了一段极为恶毒的诛心之语。他说:“你们带太子跑到南京去,心里到底想干什么?你们不就是想模仿唐肃宗在灵武称帝的旧例吗?当今皇帝不就变成唐玄宗了吗?你们拥戴太子,有了拥立之功,既可以保富贵,又到了安全的江南,你们难道要皇帝一个人在北京死社稷吗?”

此语正中一向多疑的崇祯皇帝的心思。光时亨此语一出,没人再敢说“南迁”二字。在极度尴尬的沉默中,崇祯皇帝又问大臣们怎么守卫北京,诸臣一片沉默。

于是崇祯皇帝恨透了这帮大臣,深深叹息,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意思是他不是亡国之君,他做得很好,自己光明磊落,能力超群,责任心强;是臣子们不好好干,所以才导致国家灭亡。崇祯皇帝至死不悟,是自己和战不定、争功诿过,对臣下极为凉薄的行为早已经让臣下绝望透顶。明末一批最忠勇、最能干的大臣、统帅、将领,被他一批批地逼向辽东战场,不是战死就是被杀。到此时,他还将责任全部推卸给下属,没一点儿担当。真是至死不悟、不悟至死。这种领导作风,与关外的对手皇太极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至此,命运已经注定、心灰意冷的内阁及六部大臣开始怠工。在京等了七天的冯恺章痛哭离京。

但就在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之时,崇祯皇帝又有“神来之笔”,突然又动了南迁的念头。于是他就去问姐夫、驸马巩永固,说能否招募人马护卫南迁。巩永固早就劝他南迁,但被他大义凛然地拒绝了。现在巩永固告诉他,为时已晚,自己已经做好了全家自杀殉国的准备。

几个月的宝贵时间就这么耗完了,崇祯皇帝心里恨透了那帮故意架着他的大臣,但此时已毫无办法,只能坐困危城。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在崇祯皇帝身上应验了。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自成攻进北京后,坚决反对南迁的光时亨立刻投降,而坚决主张南迁的李邦华自杀身亡。

三、甲申之变

明末农民起义四起有几个原因:一是连年灾荒;二是“三饷”层层加派;三是裁撤边军、驿卒,士兵因为缺饷而逃散;四是清军不断入塞,明军精锐多次北上勤王,最能干的统帅、将领与军队被清军消灭殆尽。

洪承畴、孙传庭围剿农民起义大获全胜之际,清军入塞,二人率领精锐的陕西军北上勤王。卢象升战死殉国后,孙传庭被任命督天下勤王兵马,但他反对调陕西兵北上,担心所部一旦北上,长时间回不来,农民军的势力在陕西又将增强。孙传庭因此被多次训斥处分,气得耳朵都聋了,还被崇祯皇帝认为是装聋,把他关到牢里。

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第三次率军包围中原重镇开封。崇祯皇帝迫不得已放出孙传庭,让他带兵围剿。但今非昔比,当年孙传庭率领的精锐陕西兵已远在关外松锦战场,新招募的军队不是李自成的对手,而且士兵根本没有粮食给养,不得已采青柿为食。明军在大雨中又冻又饿,结果大败,时人称此战为“柿园之役”。

第二年,崇祯皇帝逼迫孙传庭率领未经训练的士兵出战,孙传庭顿足叹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 意思就是说,能怎么办啊?他当然知道这次肯定是有去无回了,带领这支还没训练好的队伍打李自成纯粹是找死,但是他怎么能再次忍受狱吏的羞辱呢?果不其然,军队被全歼,孙传庭冲入敌阵战死。为什么慷慨赴死?原因很简单,打了败仗,按崇祯皇帝的脾气以及之前对孙传庭的态度,肯定是斩首。战后因为找不到孙传庭的尸体,崇祯皇帝竟然怀疑他逃跑,不给抚恤。其部下看到这种情景心都凉透了。四年前卢象升也是这样,尽管找到了卢象升的尸体,但崇祯皇帝认为他不一定是战死的,所以要查验尸体,看看有没有作假,而这一查就查了八个月。此种种事件表明,崇祯皇帝为人太过凉薄,寒了众将领的心。至此,明朝在中原最后一支能打仗的军队,就这样被消灭了。

李自成率军越过黄河攻打山西,除了在代州、宁武关遭到周遇吉的顽强抵抗之外,其他各地明军纷纷投降,甚至九边中的大同、宣府的边军也投降了,通向北京的道路畅通无阻。

早在太原陷落时,崇祯皇帝就想将吴三桂的关宁军调到北京勤王,这是他仅有的一张牌了。为此,他于崇祯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前总兵吴襄,两人的一段谈话,暴露了很多明末军队的骇人真相。

吴襄放大话说,李自成现在号称有百万大军,实际不过数万人,而且都是中原的乌合之众,从未与边军交战过;只要他儿子出战,立刻就可以擒拿李自成。
崇祯皇帝询问吴三桂有多少兵,吴襄说名单上有八万,其实只有三万。事实再一次证明,明朝的名册、统计册完全不算数,土地册是假的,人口册是假的,军队编制也是假的。

而且,即使三万实数中,也只有三千人有战斗力。吴襄说,这三千人可不是一般的士兵,他们简直就是自己的兄弟手足,平时供给他们“细酒肥羊、纨罗纻绮”,吃好喝好穿好,所以这三千人肯死战。

当时明朝的军队战斗力极差,加上给养匮乏,装备又差,训练不足,一切都很差。但是这些总兵打仗时候要保命,就养了一批亲兵,给他们数十倍的薪水、最好的装备和给养。真正能打的也只有这些少数由主将重金豢养的亲兵。所以,别看明朝动不动就出动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军队,但真正能打的可能只有几千人。

崇祯皇帝继续问这三千人调过来需要多少军饷,吴襄开口就要一百万两银子。崇祯皇帝大惊。吴襄解释道,这三千人在关外辽西走廊都有价值数百金的土地、庄园,现在让他们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扔了入关,总要把他们安顿好吧?财产损失总要设法弥补吧?还有依附在他们土地、庄园的人口就更多了,也要安顿好,所以一百万两银子恐怕还不够呢。

崇祯皇帝听罢心都凉了,只好如实相告,内库银两只有七万金,其他金银珠宝加起来有二三十万两,国库更不用说了,只有白银八万两了。

为什么调关外的军队入关如此困难?当年袁崇焕以“辽人守辽”的政策,打造了一支关宁精兵。有恒产者有恒心,为了保卫财产和家园,他们与清军作战时意志顽强,但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士兵拥有关外的土地、房屋这类不动产,所以让他们抛弃关外财产入关勤王,代价极为高昂。

崇祯皇帝不敢公开放弃山海关外的国土,又一次召集众臣商讨对策,结果遭到了以首辅陈演为首的众多大臣的坚决反对:放弃国土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怎么能放弃祖宗多年打下的领土呢?此为不忠不孝!这顶大帽子扣下来,就没人敢承担责任了,包括崇祯皇帝本人。

在一贯的推诿扯皮中,明朝耽误了调兵时间,直至三月初六,崇祯皇帝才命令吴三桂放弃宁远,入关勤王。同时命令唐通、刘泽清勤王。刘泽清拒绝执行命令,他知道明朝已经没希望了,也不愿为崇祯皇帝卖命,于是刘泽清部到达临清大肆抢劫后南逃。

吴三桂接到命令后,放弃了宁远关外的国土,不仅率兵入关,还把包括后勤、给养以及整个辽西走廊的老百姓全部迁来。接到崇祯皇帝命令十天后,也就是三月十六日,五十万人到达了山海关。

此时李自成已经兵临北京城下了。

李自成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呢?从宣府(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到北京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关口——居庸关,可谓天险。北有八达岭长城,中有上关城,南有南口,居庸关纵深防御体系牢固,冷兵器时代攻克不易,但守关的唐通不战而降,李自成军顺利入关,占领昌平。

三月十六日晚,李自成兵锋直逼北京城的平则门。三月十七日,崇祯皇帝举行朝会,群臣乱哄哄地提出各种建议,诸如要坚决守卫、要打巷战等,其实完全无济于事。绝望的崇祯皇帝在案上写下“文臣人人可杀”,怨天怨地怨人,就是摘清了自己,但已经到了这般田地,又有何用?

三月十八日,明朝绝望的情势似乎有了转机,李自成派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准备和谈。李自成为什么想和谈呢?因为北京城非常坚固,城墙也非常高大,想打下来很不容易。当年土木堡之变,瓦剌兵没有打下北京;俺答汗在嘉靖年间围住北京,也没有打下来;清军也曾多次包围北京,但并未攻入。

李自成提出的和谈条件是: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一百万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农民起义军,抗击清兵,保卫辽东。

此时崇祯皇帝已经没什么筹码可言了,但他不愿一个人承担卖国和纵容农民军的罪名,于是问首辅魏藻德:“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老江湖魏藻德一言不发;崇祯再次问:“此议何如?” 魏藻德仍旧不说话,只是鞠躬低头,拒绝分担责任。崇祯皇帝气得一把推倒龙椅,魏藻德慌忙退出。于是谈判告吹,明朝就这样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北京城肯定守不住,城里的人个个心知肚明,许多官员都做好了改朝换代的准备。明朝的京营禁旅早就腐败不堪,只是徒费军饷。王世德在《崇祯遗录》中记载,京营官军的“诡寄”现象十分普遍,当兵的名额甲卖给乙、乙卖给丙,都不知道转了多少手,最后承担兵役的都是市井无赖之徒,根本未经任何训练,也没有任何纪律。而且北京城特别大,几十公里长的城墙,一个士兵要守十米长。守军也不听命令,不想站在城头,就躺在城墙里面。民心、官心、军心涣散如此,明朝大势已去。

谈判不成,李自成随即下令攻城,但很快多个城门就从内部打开了。其中最有名的是彰义门(又称广宁门,今广安门),它首先被守卫太监曹化淳打开,但曹化淳后来力辩自己当时并不在北京。外城打开后,夜里内城阜成门、德胜门等也被打开,至此北京城完全失陷。此时正好沙尘暴起,遮天蔽日,再加冰雹、雷电四起,一派黑云压城之象。

崇祯皇帝见大势已去,逼迫皇后、妃嫔自杀,砍伤女儿长平公主,哀叹:“尔何生我家!” 命三个儿子化装潜逃,自己也想化装出城逃跑,结果守门军人不知是皇帝而没有放行。

天色已亮,崇祯皇帝来到前殿,鸣钟召集百官,都没有一个人前来。崇祯皇帝彻底绝望了,登上了万岁山(现在的景山)的寿皇亭,和他的太监王承恩相对上吊自杀。

他死前还在自己的衣服上写了几句话: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已经死到临头了,他还在责怪大臣害了自己。崇祯皇帝认为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所以要求不戴皇帝的冠冕,把头发盖在他的脸上。还说尸体任凭贼寇分裂,但请不要杀害百姓,又写了一句“百官俱赴东宫行在”,让百官赶紧去找太子。

人虽然有天分差别,但作为皇帝,如果缺乏必要的皇帝教育,则是个大问题。朱由检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皇帝,因此也没有受过系统完整的皇位继承人的教育和训练。年少突然即位,接手了一个如此复杂、困难的烂摊子,确实力不从心,能力与品质两方面都承担不了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角色,何况在这种乱世。他本人也确实有很大的问题,性格扭曲乖张,患得患失,游移不定,猜忌心极重,对臣下极为刻薄暴虐,残杀袁崇焕,逼死卢象升、孙传庭;他一方面推卸责任,频繁更换和杀戮大臣,一方面又不断抱怨臣下有负君恩,总之都是别人对不起他。

在崇祯皇帝统治明朝的十七年中,内阁首辅换了二十人,大学士多达五十人,刑部尚书十七人,杀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

崇祯皇帝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对政权、对国家民族而言都是一个悲剧。

崇祯上吊那天,李自成在明朝首辅大学士魏藻德和三百名宫廷宦官的陪同下,经承天门(今天安门),箭射匾额后入宫。魏藻德的做法正应了孟子那句话:“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北京城陷,有四十多名明朝官员自杀身亡,但有一千两百多名官员投降,急于在新皇帝手下谋求官职。自杀身亡者以中老年人居多,高级官员居多;而很多投降者是进入仕途不久,还想更进一步,在新朝大展宏图的人。

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化装逃跑,结果被太监抓住献给了李自成。崇祯皇帝的遗体在三天后才被发现。李自成将他和周皇后的棺材放在东华门,明朝的文武百官从崇祯皇帝的棺材前走过,看都不看一眼。

本文节选自《征战:大清帝国的崛起》,侯杨方著,天喜文化出品,天地出版社2022年出版。

作者简介:侯杨方,历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著有《中国人口史》(1910—1953年卷)、《盛世启示录》、《盛世·西汉》、《盛世·康乾》、《清朝地图集》(多卷本)、《重返帕米尔: 追寻玄奘与丝绸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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