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湖南省会，源出贵州？
秦晖
我们现在前往施秉县城偏桥镇。施秉现在是黔东南一个寻常的默默无闻的小县。但是历史上曾经很重要。上一次游学，在长沙的时候，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实际上现在的施秉县城历史上曾经是“湖南最早的省会”。有人就要问，湖南的省会为什么会设在贵州呢？这就要讲起“湖南”的来历。
“湖广”变迁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湖南”这个说法时，“湖南”当时还不是一个省，而是指湖广省的南部。当时的湖广省，作为湖广行中书省，在元代就有了，但是元代的湖广省很大，省会设在武昌，管辖的地方包括现在的湖南、湖北的一半和广西全境。当时已经有了“两广”：宋代的广南东路（广东）和广南西路（广西），不过到了元代，这两者都不是省：广东是归江西行省管辖，广西则是湖广行省下辖区域。那时湖广行省的省会在武昌，但是它管辖地盘很大，一直管到广西南宁这些地方，甚至延伸到雷州半岛与海南岛。
到了明代洪武九年，皇上觉得湖广这个地方太大了往往导致鞭长莫及，就让广西先独立出来，搞了一个广西布政司，治所在桂林府临桂县。其实严格地说，明代是没有省的，元代才有省，就是“行中书省”。中书省本是统摄六部的中央政府，但皇上对地方官不放心，就会让中书省派员巡行地方“行中书省事”，相当于中央巡视组下到地方现场办公。但是，这些钦差大臣到地方指手画脚惯了，原来的地方官便成了下级，或者干脆成为虚职，那些过江龙变成坐地虎，成为新一代的封疆大吏。他们管的地方就是“行（中书）省”，或者简称“省”。
换句话说，“省”本是中央官，所谓三省六部都是中央政府的职分，但后来在中国就变成了地方行政区。只有日本，由于一直实行“周制”而不是“秦制”，天皇不可能随便派人到诸侯那里越俎代庖，所以还按照中国古代的本意，把中央各部叫做“省”，如外务省、通产省等，地方上反倒是不设省的。
秦制下这一套操作往往是循环往复。过江龙变成坐地虎以后脱离了皇上视线，皇上就又会疑神疑鬼，派出新一代过江龙去压倒地头蛇。不过每一次循环不可能完全重复，都会略有“特色”。元代可能因为是游牧民族入主，特别不放心地方，不仅有“行中书省事”，还有“行枢密院事”（行院）、“行御史台事”（行台）。枢密院是中央军事机构，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关，行院、行台就相当于军委、纪委的巡视组，后来也同样有变成坐地虎的趋势。但是起主要作用的还是行省。
过江龙变成坐地虎
到了明代，底层造反出身的朱元璋比游牧民族的元朝皇帝更疑神疑鬼，不仅怀疑地方，连中央政府和宰相也信不过。杀了胡惟庸之后他就废除了相位和中书省。中书省都已经被废除，更不用说“行中书省事”的“行省”了。因此以后明代其实是没有省的。但是地方政府却不能没有，相当于行中书省的是承宣布政使司。简称的话，人叫布政使，机关叫布政司，俗称又叫“藩司”。不过，明代的人仍习惯把布政司管理的地方叫做“省”，反正就是每一个布政司下面管着一个“省”。
了解明史的人都知道，明初布政司是正式的省一级的领导，后来明代中晚期多事了，政治腐败加快了，官僚扯皮低效难办事，更重要的是朝廷的疑心病又重了，就又来了一轮过江龙架空坐地虎的“改革”，经常派中央工作组来管地方上的事。但与元代“行省”、“行台”、“行院”并设不同，明代更强调事权集中，这个中央工作组由中纪委（都察院）和国防部（兵部）两大中央机构派出的巡视官员，也就是由都察院御史和兵部侍郎这两个头衔的官员（通常是一人兼两衔）来领导。兵部侍郎管军事，都察院御史可以监督纠弹官吏，这人就有了“部院”之称，初时也被视为巡行之官，即所谓“巡抚”，全称其实很长：“（钦命）巡抚某某地方军民事（常常还有“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等事名）、都察院某级御史（通常是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兵部侍郎（左侍郎或右侍郎）”某某大人。从“部院”和“巡抚”之称可以看出他本是京官出巡，但后来也是过江龙变坐地虎，逐渐变成了省一级的地方大员。
话说回来，巡抚变成地方官是明中叶后才有的。明初地方官还是布政使司，广西布政使分设后，湖广布政司就不管广西了，但仍然管着湖南、湖北，省会也仍然是在武昌。而湖广这片地方最难治理的就是“苗疆”。我前面说过，那时的“苗”包括现在所说的苗族、侗族与土家族等，苗疆就是现在湘鄂川黔边区这片苗族土家族地区，其主体在湖南西部和贵州东部。这片地方事儿最多。过江龙来了之后，上面就在武昌设立了“湖广巡抚”。这个巡视组组长管事越来越多，把原来的布政司架空了。布政司成了类似政协主席这样的二线领导。但名义上，他的辖区还是省的边界，明清时代一省分为二，往往是从先分设两个布政使开始的。如陕西省分设左右两个布政使，就是后来的陕甘两省；江南省分设左右两个布政使，就是后来的江苏、安徽两省。
然而湖广就不同，它的分割是从分设巡抚开始的。分设的最初理由就是苗疆治理。万历二十七年发生杨应龙之乱，苗人响应，当时的朝廷就在我们现在来到的施秉县城这个地方，那时叫偏桥卫，最早是个军屯中心，设立了一个专门管治苗疆、镇压“苗乱”的巡抚，叫做偏沅巡抚。偏沅，就是偏桥与沅州。由于苗疆地跨湘黔，这个巡抚的辖区也是地跨湘黔的，而且经常在贵州的偏桥和湖广的沅州（今天的湖南芷江）两地轮流开衙设治，所以就起了这个名称。
偏桥原是个源远流长的土司，据清初的土官安氏宗谱，“入黔始祖安崇诚，陕西西安府咸阳县人氏”。宗谱说其后人自宋以后就世守其地，并述其宋元时武功甚多。但“陕西西安府”为明代始有的地名，明代“入黔始祖”之后，何能宋元时即有在黔军功？不过我过去看过多部广西壮族土司家谱，也都自称始祖是“狄武襄公（北宋南征侬智高的陕西籍统帅狄青）部将”某某之后。侬智高无疑是壮（侬）族，这些壮族土司的先祖却都是镇压壮族的北方汉将。其实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移民土著化（用历史语言讲就是汉族“蛮化”）不是什么怪事，不过几乎所有土司家谱都如此言，可能就是一种当时的“政治正确”了。南方土司谱牒大都类此，无需深究。总之偏桥安氏土司自宋元以来就源远流长就是了。
黔地安姓土司不少，最著名的水西安氏通常认为是彝族，但偏桥却是“苗疆”，而且今天本地苗族也鲜少安姓。现在施秉县人口中，彝族只是次于苗、侗、布依、汉的第五大民族。或许该土官系黔西彝族首领东徙据此也说不定，在土司制度史上土官外来并不奇怪。至少在宋元时期，安氏已经统治这里。据说当时的土司官寨北门外有一桥，却并非正对北门，故名偏桥。而土司亦以桥得名。明初这里就沿袭元朝设立了偏桥长官司。但同时又于洪武二十三年在土司官寨上游不远处筑城屯兵，设置了偏桥卫。万历年间的偏沅巡抚，就设在这个卫城里。
偏沅没有“土巡抚”
显然，偏沅巡抚主要依靠卫军，即汉族屯堡军户，来统治辖境的少数民族，包括下属土司。偏桥卫与偏桥司在有明一代一直并设，卫城与司城虽然相距不远，却也并非一处。但是近年的一些著述和百度百科却把两者混为一谈，甚至把偏沅巡抚也与土司混淆，说什么“为照顾各民族的尊服情节，偏沅巡抚多为世袭，其后裔子孙中，有专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偏氏”。其实明清两朝历任偏抚姓名履历皆明载史籍，绝无世袭之迹。而且巡抚之设，本来就是要用强龙压倒地头蛇，连布政使、知府州县这些汉族流官尚且有地头蛇之嫌，巡抚岂有反用本地世袭土司为之的道理？明代土司作为原住民族的“羁縻”官，除了宣慰司、长官司等外，也有世袭称土知府、土知县的，但“土巡抚”是绝不可能有的。今天施秉县如果有土著姓偏氏者，或许与偏桥司有关，但不可能与偏抚有什么瓜葛。
更有趣的是：偏桥虽在贵州布政司的地面上，但偏桥卫早在偏沅巡抚设立前，从一开始就是属湖广都指挥使司，而不是贵州都司管辖的。原来明代的土地、人口都按军、民两种户籍分别管理。民户分府、州、县，上属布政司；军户分卫、所，上属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虽然每省都设有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三司，而且三司同城，下面的卫所与府州县也往往同城，但管辖的土地犬牙交错，人户也插花混居。布政司辖区与都司辖区不是一回事。这有点像今天的新疆，一方面有地、州、县，另一方面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师、团场，两套系统同样是犬牙交错。
偏桥卫附近的府县民户属于贵州布政司，但偏桥卫辖下的军户却属于湖广都司。这本来也有方便之处：因为“苗疆”本就地跨两省。而且，由于湖广境内的苗疆地盘、人口都远比贵州境内多，所以偏沅巡抚设立后，湖广的常德、辰州、靖州等“两府一州”也归其管辖，于是其治理重点也逐渐东移到湖广境内，驻衙沅州（当时属辰州府）的时间也超过了驻衙偏桥的时间。而且湖广这个省也太大，驻衙武昌的湖广巡抚揽的事情太多，管不过来，尤其是处理苗疆事务往往信息滞后指挥不灵。于是不仅苗疆治理专赖偏抚，连湖广南半部的汉地，也交由偏沅巡抚一并代管了。
从偏桥到长沙
后来的另一件事加快了这个趋势：清初与南明作战，湖南地区几度成为前线，沅州几度易手，偏桥更是直到顺治十五年才被清军占领。尤其是孙可望、李定国据有滇黔的时期，他们扩地湘西，偏桥、沅州都被他们控制了好多年，并曾设置南明的巡抚。那时清朝的偏沅巡抚就撤退到了长沙。长沙好地方啊，比沅州、更不用说比偏桥要繁华得多，所以偏抚大人就乐不思蜀了。
从顺治二年清朝依明制初设偏沅巡抚，直到顺治十五年，清朝的偏抚实际上都设在长沙。而且在湖南的明清战事中承担重要角色。康熙年间发生三藩之乱，吴三桂的军队再次打进湖南，偏沅巡抚又一次充当战区行政官。1645-1703年间清朝总共16任偏沅巡抚，其中12任用的都是辽东奉天人或汉军旗人，即早在入关前就效忠于清室的家族中人。我们知道，古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常常重用率先被征服者。女真金重用契丹，蒙元重用色目，作为金遗民的“汉人”也比“南人”高贵。清廷大量用东北人当“湖南省长”，对此职的重视也可见一斑。
不过，由于抗清力量的激烈抵抗，偏沅巡抚这官也不好当。首任偏抚高斗光因执行剃发令不够严厉被撤职查处，后两任线缙和金廷献都因战败被参劾，卢震更由于被吴三桂攻陷长沙而遭清廷问罪处死。
顺治十五年清军稳定占领沅州、偏桥后，偏沅巡抚虽然回驻沅州，但却再也不肯去偏桥那个蛮荒的军屯据点，而且时常找理由跑回长沙。毕竟当时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广南部汉族地区也归他管，而统治中心居汉治夷也符合常规。所以到了康熙三年，朝廷就正式把偏沅巡抚衙门从沅州迁到了长沙，并确定湖广南部长沙、衡州、永州、宝庆、辰州、常德、岳州7府，郴、靖2州由偏沅巡抚管辖，跟驻节武昌的湖广巡抚正式脱钩。同时在长沙还设置了湖广右布政使，与武昌的左布政使并立。于是湖广在分设两巡抚之后，又实行了两布政使分设。
这时湖南湖北两省分治的事实已经形成。但是湖广、偏远之名未废，湖北湖南之名也未定。而且明代的卫所体制到清雍正时才彻底废除，当时偏桥附近的州县虽然已经归贵州省，但卫所军屯户和少数民族土司（我曾指出，按明代传统土司与军屯都是世袭武职，与州县不同）名义上仍然受偏沅巡抚下面的偏桥等卫所管辖，所以那几年，湖北湖南仍在“湖广”名下藕断丝连，而湖南与黔东苗区也在“偏沅”名下若即若离。
直到康熙六年，朝廷把驻长沙的湖广右布政使改称湖南布政使，雍正二年又将“偏沅巡抚”改为“湖南巡抚”，“湖广”“偏沅”之名都成为历史，湖南湖北两省至此才成为定制。
裁卫入县，偏桥与湖南脱钩
至于偏桥这个地方，明初设置的偏桥卫管理军屯户，属于湖广都司（湖广省军区），后来的巡抚兼管军民，凌驾于三司之上，那自然就属于偏沅巡抚，即后来的湖南巡抚，而且最早它还是巡抚驻地。所以，我说“湖南省会”的最早源头就在这里，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那只是就设置渊源而论。“湖南省”定型时，治理中心早已不在这里了。而且这里归属贵州的历史也很早，偏桥卫附近的苗民除偏桥司外，很早就另有一个施秉土司，明中叶改土归流后就是施秉县，属于贵州布政司——前面说过，明代一地军籍民籍犬牙交错，分属两省两司，这种情况很常见。这是朱元璋发展“秦制”、强化户籍壁垒而制造的麻烦，以致连历史地图上的界限都没法画。谭其骧先生当年编的那套《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一册只能标出卫所州县的治所位置，它们的地域边界是没法画的，这还不仅是资料不全的问题。
打个比方说，如今资料够全的了吧，但是新疆兵团的农三师设治喀什，下设各团场；喀什地区设治喀什市，下设各县，你能在地图上标出三师与喀什地区、各团场与各县的边界来吗？没法标的。因为这就是户籍之分，不是地理之分。我是兵团三师的人，住在喀什，左邻右舍可能就是“地方上的”喀什市民，你说这三师与喀什市的边界怎么画？如今新疆搞“师地分离，以师建市”的改革，听说三师的机构要迁到新设的图木舒克市去了，没准以后这边界就能画了。
话说回来，清初直到偏沅巡抚衙门固定设到长沙以后，偏桥卫仍然存在了20多年。那时其实已经没有所谓的军户（清代除八旗是世袭军户外，一般军队即绿营都是募兵制，不再有固定的军籍）也不再有湖广都司，但卫属居民理论上仍然为偏沅巡抚所辖。直到康熙二十六年，清廷裁撤卫所，偏桥卫并入施秉县，施秉县城则迁入原来的卫城，原来的卫民和县民一样归属了贵州，和湖广再无关系，这也就是不久后偏沅巡抚改成湖南巡抚的原因。不过在撤卫之前，施秉县县城并不在我们此刻所到的舞阳河畔偏桥镇，而在距离这里120里之遥、苗山中的胜秉村（如今叫老县村），即原来的土司官寨所在。这个地方改流设县后就已经属于贵州。而县城迁到偏桥后也与偏沅巡抚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湖南省会”起源于偏桥，却不能说湖南省会起源于施秉县的。
省长巡抚化，巡抚省长化
巡抚，从因事巡行的京官不在地方常设，到变成每省一个常设的“省长”，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明前期巡抚不是固定的，如洪武年间太子朱标巡抚陕西，就是一次性的公差。正统-嘉靖年间巡抚逐渐成为常设职，大多数情况下也不与布政使辖区（即所谓的“省”）重叠。经常是有的省没有巡抚，而有的省内巡抚只负责管理该省的一部分地区，有的省不止一个巡抚。还有的巡抚管辖数省交界的大片边区。当时巡抚一般设在要害的战略据点、多事、不太平的地区，或者有特定任务的位置。如沿长城的“九边”和北京附近，巡抚设置就特别密集，有的巡抚只管一府一州一卫甚至一县（如昌平巡抚、通州巡抚、密云巡抚和天津巡抚等）。此外，明代还设置过巡盐、巡海、操江等无行政区意义的“任务巡抚”。
而在大范围内，在经常发生反乱、素称难治的流民、棚民、苗民聚集的深山老林地带，明代还设有三个边区巡抚：其一是驻江西赣州的南赣巡抚，管辖闽赣楚粤四省边区的赣州、汀州、潮州、韶州、郴州等地，王阳明干过这活。其二是驻湖北郧阳、现在已经淹在丹江口库区水下的郧阳抚治（荆襄巡抚），它管辖以神农架为中心的川陕楚豫四省边区八府九州之地，包括秦巴老林和荆襄老林，我们去过的夔东十三家活动区也属于它管辖。再一个就是最初设在偏桥这里、我们现在讲的偏沅巡抚，它管的是楚黔两省的苗区和楚南汉区。
但除了这些“任务巡抚”和“边区巡抚”，更重要的是明中叶以后在省一级治理上发生我上面讲的“过江龙压倒坐地虎”的变革，逐渐在布政使驻地设置同名巡抚，或者驻地与布政使不同但辖区大致重叠的同名巡抚，我称之为“省巡抚”，它由于拥有“部院”的重权，位居三司之上，已经取代布政使成为一省首长。迄明末，这样的省巡抚已有14个，到了清前期，所有的省都已设有巡抚。而其他那些沿边巡抚、近畿巡抚。边区巡抚和任务巡抚等“非省巡抚”，则在入清后陆续被裁撤。
这种省长巡抚化（布政使等职不再是省长）、巡抚省长化（非省巡抚退出历史舞台）的变化，是明清时期一级行政区治理的主要改革。而在这一过程中，其他非省巡抚都以被裁撤告终，偏沅巡抚是唯一从边区巡抚成功转型为“省巡抚”的，而“湖南省”就是这一转型的结果。
然而，以上所有的“非省巡抚”治所，不管是沿边的延绥（陕西榆林）、宣府（今张家口），还是数省之交的郧阳、南赣（赣州），它们在巡抚裁撤后至少都还是府城，今天也都有历史名城的。反倒是孕育出“湖南省”的偏沅巡抚早期治所偏桥，比上述各城都落寞。明清“改土归流”以后，黔东地区设立了很多个府，思南府、石阡府、镇远府等等。唯独偏桥所在的施秉没有设府。施秉只是一个县。它的县城曾经长期叫偏桥镇。而“老县”所在的胜秉村一直被称为“城关”（从未设镇）。近年来偏桥镇改名为城关镇，胜秉则改称为老县村。曾经赫赫有名的巡抚治所偏桥，已经隐没在历史的背影中，逐渐不为人所知了。
这些年来各地拼命挖掘“历史资源”来发展旅游，施秉也在宣传杉木河、舞阳河等风景区，但我们现在来到施秉，却没有看到什么当年“省会”的遗迹。与许多长期的“贫困县”一样，施秉县城如今高楼林立，土司、军屯和湖南巡抚前身偏沅巡抚的衙门，连遗址也不知何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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