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给北宋与辽国的「金钱换和平」算笔账
范学辉
一、宋太祖原本计划用金钱赎买燕云各州
宋朝开国的时候，中原王朝与契丹辽国之间，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宋太祖的陈桥兵变，就是以北上抗辽的名义而成功发动的。得知宋太祖上台的消息后，契丹辽国主动退兵，算是给了宋太祖一个顺水人情。建隆二年（961），宋太祖专门下令：不得再鼓励边民前往契丹辽国境内偷盗和抢劫契丹平民的马匹，算是回报契丹的善意。
建隆三年（962），宋太祖明确把幽州城排除在用兵范围之外，对契丹辽国改取“保境息民”的积极防御政策，只允许边境将领对契丹的骚扰针锋相对进行报复，不准主动地向契丹挑衅。此后，双方小的摩擦和冲突频繁，但没有爆发大的战争。宋朝出兵平定南方各国，契丹辽国都没有借机发难，南唐与契丹辽国有同盟关系，宋灭南唐的时候，契丹辽国也没有进行干涉。只有当宋朝围攻北汉太原城之时，契丹辽国才出兵增援北汉，宋与契丹两军在石岭关（今山西阳曲）和定州（今河北定州）同时交战，双方都比较克制，没有转化成大战。这说明契丹辽国方面也有同宋朝改善关系、结束战争状态的强烈愿望。
正因为双方都有实现和平的愿望，开宝七年（974），契丹、宋进行了正式的议和活动。按照宋朝方面史书的记载，和议是由契丹辽国最先提出来的，而契丹辽国方面的记载，则认为是宋朝首先派使者提出和议的。这年十一月，宋太祖收到了辽涿州刺史耶律琮的议和信，这封信流畅明白，不卑不亢，把战争的责任，完全归之于后晋君臣对契丹辽国的背信弃义，从而撇清了契丹、宋两家。所以宋方欣然接受，同意以这封信作为双方外交交涉的基调，并把它作为重要的外交文书，郑重其事地收到了《宋会要》当中。同年底，宋朝派出的议和使者来到了契丹辽国，契丹辽国方面为了表示议和的诚意，专门派人前往北汉，约束北汉不得骚扰宋朝边境。
次年三月二十六日，契丹的“讲和”使团抵达开封，宋太祖亲自接见，加以盛情款待。七月，宋朝派使团回访，契丹辽国也在八月再派团出使宋朝，赠送给了宋朝五十匹战马。宋、契丹由此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每逢新年和皇帝的生日，彼此都要派遣使团进行外交活动。边境地区的贸易往来，双方也同时予以开放。
双方确立了和平的外交关系之后，宋太祖还要不要收回燕云十六州？开宝九年（976）二月的时候，群臣给宋太祖上了个“一统太平”的尊号，但宋太祖以“幽燕未定，何谓一统”为理由拒绝了。这说明，宋太祖直到晚年，还是想尽量收回燕云的。
问题是，宋朝既然同意以耶律琮的信作为双方外交交涉的基础，接受了信中把战争责任归于后晋的看法，那么，同时也就只能承认契丹依据同后晋之间的条约，拥有燕云十六州是合法又合理的，中原王朝用武力加以夺回反而是背信弃义，师出无名。这才是耶律琮这封信真正厉害的地方。耶律琮的说法能否站住脚呢？应该说，大致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天福八年（943）后晋和辽国关系破裂的时候，后晋多数文武大臣就表示反对，因为契丹对后晋“有大功，不可负”。这也是燕云十六州问题特别复杂的地方。不管怎么说，燕云十六州都是石敬瑭通过契约主动地割让给契丹的而非契丹出兵攻占。契丹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动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对此，宋朝也很难完全否认。
一般说来，要收回领土，不外武力夺取和外交交涉两种办法，宋太祖既不想轻易对幽州城用兵，又承认了契丹对燕云的占领有其合法性，外交交涉同样不占上风，还有什么收回燕云的锦囊妙计吗？
宋太祖的办法，说起来十分简单。
宋朝在统一南方的过程中发了横财，特别是从后蜀、南汉、南唐、荆南和吴越手里，取得了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宋太祖在皇宫中修建了一座名叫“封桩库”的仓库，专门用来贮藏这批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还下令任何人都不得动用一丝一毫。宋太宗上台后，第一次领着宰相和文武高官们视察这些仓库时，发出了“这里的财宝堆得像山一样高，哪里能用得完呢”的感慨。宋太祖并不是想当守财奴，而是准备用这么一笔巨额财富，向契丹辽国赎回燕云地区的土地，还有当年被契丹掳去的民众。契丹辽国如果肯答应，宋太祖就要把得自南方各国的“像山一样高”的所有财宝，全部都送给辽国。考虑到幽州城对契丹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也有一种说法，说宋太祖的底线，是赎回燕云西半部的八个州，也就是与契丹辽国平分燕云十六州。
这件事最早是由宋真宗、仁宗两朝的宰相王曾，在他的《王文正公笔录》一书中披露出来的，《渑水燕谈录》《石林燕语》等几部宋代笔记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南宋大史学家李焘也把此事写进了《续资治通鉴长编》之中。可见，宋太祖有意用金银财宝赎买燕云一事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
宋太祖赎回燕云的思路存在可行性吗？
由于宋、契丹建交之后不久，宋太祖就去世了，历史没有给他实践思路的机会。倒是一百多年后，在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宋朝真是以每年一百万贯的价码，从金国手中赎回了幽州等燕云十六州中的六个州。只是当时宋朝的兵力太弱，宣和七年（1125）底，金国又出兵夺回了幽州。宋朝开国的时候，宋、契丹军力大致平衡，宋太祖开出的价码，又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以金银财宝为交换，以外交交涉为手段，同契丹辽国达成以金钱换土地的协议，情况肯定要比宋徽宗时好得多。毕竟，契丹辽国始终以“草原本位”为基本国策，重心放在北方的草原地区。对中原地区的经略，掠夺金银财宝是其主要的目标，放弃部分土地，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外交交涉也要以军事力量为后盾。
二、宋太宗多番惨败后才清醒过来
宋太宗即位后，锐意建立超过哥哥的功业，对契丹辽国推行强硬的战争政策，用金钱赎回燕云的思路当然也被束之高阁。
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宋军向北汉的太原攻击前进。契丹辽国急忙派使者去劝说宋太宗退兵，宋太宗很干脆利落地对辽国使者表示：
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
宋太宗这段豪言壮语，被后来的宋、契丹战争证明，不过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吹牛皮而已，所以宋朝方面的史书很少渲染此事，倒是《辽史》把宋太宗这段话，都一字不差地记录了下来，也算是立此存照，以作笑柄了。
契丹辽国方面针锋相对派出军队前去增援北汉。三月，契丹军进抵石岭关，与早已驻扎在此地的宋军相遇。石岭关之战宋军夺得空前大捷，直接决定了北汉灭亡的命运。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宋军攻克了太原。石岭关的空前大捷和太原攻坚战的胜利，使得没有多少实战经验的宋太宗产生了错觉，既过高地估计了宋军的力量，又认为契丹的实力不过如此。于是决心一鼓作气立即进攻契丹辽国，目标直指幽州城。
六月十三日，宋太宗从镇州亲率大军北上。二十二日，宋军顺利地推进到了幽州城下，开始四面攻城。七月初六，契丹开始反攻。宋太宗轻敌冒进，不调围城的大军，而是亲率御营护驾的精锐迎战。战斗一打响，契丹军节节后退，把宋军引诱到了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这里地势平坦，易于发挥契丹骑兵的优势，当宋太宗和宋军尾追到高梁河的时候，早已从小路穿插到宋军背后的两支辽军，分左右两翼杀出，配合正面的辽军，三路围歼宋军。宋军陷入了重围，腹背受敌，虽然反复冲杀，也难以挽回败局，两军一直激战到了傍晚，宋军战死上万人，终于全线崩溃。
在激战当中，宋太宗被箭射中了大腿，身负重伤，只好趁着夜色，落荒逃离战场。他连幽州城下的宋军大营都不敢回，一夜向南狂奔了三百多里，逃到了涿州。到了涿州，宋太宗箭伤更重，连马都不能骑了，只能换乘一辆毛驴车，从涿州继续南逃定州。宋太祖当年是骑着毛驴投奔郭威，宋太宗此番又是坐着驴车逃命，毛驴也算是与大宋王朝很有缘分了。宋太宗负伤逃跑，幽州城下的宋朝大军失去了统一指挥，连忙仓皇撤退，堆积如山的粮草、物资，宋太宗御营的仪仗，大批的宫娥采女，都成了契丹的战利品。宋军在退兵途中，到处遭到契丹的截杀，损失很大，多部溃散，一直撤退到了金台驿（今河北保定），才算勉强站住了脚跟。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高梁河之战。说到底，宋太宗毕竟只是公子哥儿出身，沾哥哥宋太祖的光当上了皇帝，绝非战场上的行家里手，此前也没有真正指挥大军作战的经历，却偏偏试图在沙场上建功立业，失败是必然的。
同年九月，为了报复宋军围攻幽州，契丹辽国各部十万大军大举南下攻宋。两军主力在满城（今河北满城）相遇，又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主力会战。由于满城多为山地，不利于辽国骑兵的行动，契丹军战死高达一万多人，被俘三万多人，宋军缴获了战马上千匹。契丹在满城会战中的损失，比宋军在高梁河一役中的损失还要惨，基本上抵消了此前的战果。满城会战的胜利，说明宋军只要指挥得当，仍然完全有能力打败辽军。只是宋太宗被高梁河的失败吓破了胆，从此畏敌如虎，再也不敢亲临前线。不亲临前线也就罢了，宋太宗偏偏还要在开封城对前线加以遥控，给前线将帅颁发排兵布阵的“阵图”，在满城会战当中，前线众将抵制了宋太宗完全脱离战场实际的“阵图”的瞎指挥，才取得了大捷。
高梁河和满城会战的结果表明：宋朝固然难以轻易攻下幽州，契丹辽国想要颠覆宋朝，也是不可能的，双方都有能力在条件有利的内线作战中痛击对手，战争的长期化不可避免。相比而言，契丹辽国方面较早明白了这个道理，每次攻击的目标都比较有限。宋太宗却仍然对幽州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总试图通过一两次军事冒险，就一举夺回燕云，致使宋军的嘴巴总是张得很大，终于招致了更大的失败。
太平兴国七年（982）九月，辽景宗去世，他的儿子耶律隆绪即位。耶律隆绪只有十二岁，大权掌握在母亲“承天太后”萧燕燕手中。消息传到宋朝，宋太宗幸灾乐祸，跃跃欲试，准备重演一出欺人“孤儿寡母”的拿手好戏。紧接着，宋朝边境守将又打探到了萧燕燕私通韩德让的个人隐私，宋太宗一听，更是喜出望外，认定萧氏以皇太后之尊不守妇道，契丹贵族必然离心离德、四分五裂，如此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又怎能放过？
事实证明，宋太宗的上述判断纯属想当然。契丹是“孤儿寡母”不假，但萧燕燕是一位铁腕的女中豪杰，对付宋太宗绰绰有余。萧燕燕与韩德让私通不假，但契丹是马上游牧民族，男女关系远比中原要开放得多。萧燕燕的风流韵事，在契丹贵族上层不算什么太大不了的事，更不会因此就四分五裂。相反，韩德让是燕云地区汉人大族的头面人物，萧燕燕与他的特殊关系，既赢得了韩德让本人死心塌地的效忠，又加强了燕云地区汉人群体对契丹政权的向心力。
宋太宗伐人之国，决策却建立在捕风捉影的凭空想象上，焉能不败？雍熙三年（986）正月，宋太宗不顾许多大臣的反对，断然下令第二次北伐契丹。宋军共出动三十余万人，兵分三路，向燕云发起全线进攻，史称“雍熙北伐”。结果宋军在一年之内连遭岐沟关、陈家谷和君子馆三大惨败，精锐主力几乎损失殆尽，朝廷上下一片风声鹤唳，河北各城池都只能龟缩自保。契丹大军纵横驰骋，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雍熙北伐的失败，标志着宋太宗以武力夺回燕云政策的彻底破产。
雍熙北伐宋军的失败原因很多。但归根到底是由宋太宗一手造成的。面对危局，宋太宗的头脑终于清醒了下来。政治方面，他颁布了《契丹攻劫罪己诏》，公开向臣民承担了战败的责任。军事方面，彻底改取战略防御的态势，重点经营坚固的城池，利用湖泊、水网大力开挖河道，兴修水田，种植水稻和树木，以此遏制契丹骑兵的活动，不与契丹在野战中决胜。此外还全力扩充军力。宋太宗末年，宋军总数由宋初的不到二十万人，上升为六十六万六千余人，其中禁军高达三十余万，到了宋真宗的时候，总兵力更进一步扩充到九十余万人，禁军五十余万人。
三、给“澶渊之盟”的得失算一笔账
至道三年（997），宋太宗去世，宋真宗即位。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国尽起大军三十余万，全力南下攻宋。
早在九月，宋朝已经得到了契丹将要大举南下的消息，在宰相寇準等人的主持下，宋真宗确定了御驾亲征澶州（今河南濮阳）的预案。但当契丹真的倾国来犯的时候，宋朝朝廷还是一片惊慌，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劝宋真宗逃往金陵避难；另一大臣陈尧叟是四川人，劝宋真宗逃往成都。宰相寇準则坚持要宋真宗御驾亲征。
寇準的坚持是有道理的。契丹军力占上风不假，但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不善于攻城。宋朝河北各重镇都经过了多年的苦心经营，个个兵精粮足，都是契丹吃不下、啃不动的硬骨头。宋军早已吸取了雍熙北伐的教训，尽量不给契丹在野战中捕捉并痛歼宋军主力的机会。契丹虽气势汹汹，却无从下口。战局的发展也证明了寇準的判断。契丹大军南下之后，兵锋直指定州，但定州的十余万宋军主力坚壁不战，令契丹无可奈何。十月初六，萧太后亲自指挥围攻瀛州，契丹付出了战死三万余人、受伤六七万人的惨重代价，仍然没有能够攻破城池。十一月二十二日，契丹攻击大名府，同样是未能得手。二十四日，契丹进抵澶州城郊，兵临黄河北岸。此时的澶州宋军已严阵以待。契丹主帅萧挞凛身先士卒前去察看地形，结果被宋军埋伏好的床子弩击中，当晚因伤重死于军中。
十一月二十日，宋真宗离开了开封，在宰相寇準、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人的护卫下向澶州进发。二十二日，宋真宗一行到达韦城县（今河南滑县）。在这里，又有人老调重弹，怂恿宋真宗南逃金陵，宋真宗又动摇了，问寇準：“南巡如何？”寇準气愤地说：“如今敌人已经兵临城下，陛下只能进尺，不能退寸！河北诸军，日夜盼望陛下的到来，此时如果陛下后退半步，必将全军瓦解，敌人乘胜追击，就是想逃到金陵，恐怕也办不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支持寇準，宋真宗这才勉强继续前进。二十六日，在寇準的一再坚持之下，宋真宗终于渡过黄河，抵达了澶州北城。皇帝的龙旗升起在澶州城头，宋军上下高呼万岁，声震数十里。宋军士气高涨，契丹前进无法突破澶州，后路又有宋朝河北各镇重兵的虎视眈眈，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主帅萧挞凛的意外阵亡，更沉重地打击了契丹大军的士气。当然，宋军如若主动出击，与契丹大军展开决战，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双方各有顾忌，都不敢轻举妄动，外交议和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契丹和宋朝之间的交涉，进展得极其神速。十一月二十八日，萧太后、辽圣宗和韩德让在契丹大营接见了宋朝使者曹利用。十二月初一，宋真宗也在澶州城接见了回访的契丹使者韩杞。初四日，曹利用再赴契丹大营，双方就和约的具体内容达成了协议。初七和十二日，宋真宗和辽圣宗分别正式签署了誓书，随后双方交换誓书文本。初十日，契丹大军宣布解除战斗状态，随后撤军。十五日，宋真宗启程班师回朝。
就这样，刚刚还在拼死厮杀的两国大军，只用了短短十几天的时间，竟然就罢兵讲和、握手言欢了！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戏剧性的变化？
原来，咸平六年（1003）的时候，契丹俘虏了宋朝的殿前都虞候王继忠，此人本是宋真宗的心腹爱将，被俘之后又得到了萧太后的特别恩宠。王继忠就利用这一机会，建议萧太后与宋朝议和。早在契丹大军南下之初，萧太后和宋真宗就以王继忠为中介，频繁地书信往来，双方已经开始了议和的初步接触。萧太后和宋真宗都有议和之意，只是契丹一直坚持收回关南地区的目标，宋真宗则坚决拒绝割地，才一直难以谈妥。契丹主将萧挞凛战死之后，萧太后见战场形势不太有利，不再坚持索要关南。于是，在王继忠的全力斡旋之下，双方略作讨价还价，很快就达成了和议。王继忠后来在契丹一直做到了楚王、枢密使的高位，被认为是一位“忠于两朝”的传奇人物。
契丹和宋朝的和议是在澶州城下达成的，澶州又称澶渊，所以史书上称为“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项：
（1）双方从此彻底停战，友好往来，结为平等的兄弟之国，契丹为“北朝”，宋为“南朝”。两国君主结拜为兄弟，宋真宗年长为兄，辽圣宗为弟，宋真宗尊萧太后为叔母。
（2）双方各守疆界，以白沟河为界河，宋朝承认契丹对幽州为中心的燕云十六州大部地区的主权，契丹则放弃对周世宗所收复的关南地区十余个县的领土要求。双方各自从边境地区撤兵，不得再增修和扩建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也不得接受彼此的叛逃人员。
（3）双方互相协助，宋朝每年送给契丹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为“岁币”。双方同时在边境地区设立“榷场”，开放贸易，以互通有无。
（4）双方君主共同起誓：和约永久有效，子子孙孙世代友好，谁若毁约，甘受国家灭亡等上天重罚。
“澶渊之盟”不仅化解了一场迫在眉睫的生死决战，也确立了契丹和宋朝这两个平等大国之间能够和平共处的模式，那就是以“金钱交换和平”。当时人形象地称之为“以金帛买和”，即宋朝提供给契丹一定数量的“岁币”，以此来换取契丹不再南下攻宋。
契丹武力强盛，但经济实力无法与宋朝相提并论，每年有了宋朝提供的白银、绢帛这一大笔硬通货，就可以通过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购入茶叶、瓷器、丝绸、药材等等必需品。这笔硬通货可以说是契丹财政的重要生命线，有了它，契丹就可以不去攻掠宋朝；如若没有“岁币”这一条件，南下攻宋无法避免。
宋朝军力明显要逊契丹一筹，加上失去了天险、地利的屏障，对付契丹的扰边十分吃力，契丹铁骑兵临开封城下更是像噩梦一样，始终萦绕在宋朝朝野上下的心头。和约签订之后，解除了契丹南下之忧，绝对是宋朝方面最为渴望的。至于每年付出的白银、绢帛的代价，由于宋朝中央政府财力雄厚，“岁币”的压力并不很大。
就白银和绢帛实物而言。白银一项，宋太宗的时候，宋朝中央每年从地方所得的白银就有三十七万两左右；到宋真宗时，已经达到了年八十八万余两；宋神宗时，更是上升到年一百一十四万余两。福建路一个路，每年上交中央的白银就有二十万两。可见，岁币每年的十万两白银，还不到宋朝中央年白银收入的百分之十。更何况，宋朝在对契丹的榷场贸易当中，处于绝对的出超有利地位，每年从榷场当中所回笼契丹的白银，至少就能达到岁币白银的一半，甚至是全部。
至于绢帛，宋朝政府每年的收入更是数量惊人。宋真宗时一年就能达到一千万匹的水平，到了宋哲宗的时候，更高达二千四百四十五万匹！岁币中的二十万匹绢，对宋朝来说，确实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据说，仅越州（今浙江绍兴）一个州每年上交中央的绢帛就不下二十万匹，足以应付岁币的需要了。
“金钱换和平”听起来似乎不太光彩，与宋太祖当年所设想的以金钱赎回燕云十六州比起来，明显是后退了一大步。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各取所需，皆大欢喜，较大限度地照顾到了契丹和宋朝双方的利益，因而才有可能为双方所接受。正是因为有了“金钱换和平”的模式，契丹和宋朝在“澶渊之盟”之后实现了长达一百一十八年（1004~1122）之久的和平共处的局面，两国都得到了极大好处。
南北和解之后，契丹不再南下，把开拓的重点转移到东北和西北，先后打败和征服了高丽、乌古、敌烈等众多的政权和部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五个京、六个府、一百五十六个州、二百零九个县、五十二个属部、六十个属国，疆域东到大海，西至阿尔泰山，北到克鲁伦河，南到白沟河，幅员万里的大国。契丹以中国正统自居，由于其声威远及西域和中亚，当时的欧洲就把中国称作“契丹”。
宋朝方面专心于内政。到了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五年（1021）前后，也就是大宋开国六十年的时候，与宋太宗至道三年（997）相比，人口数从4132576户增长到了9716716户，翻了一番多；开垦土地的数量，也从312525125亩增长到了524758432亩；宋朝政府的财政收入，更是由至道年间的1600余万贯，增加到了2650余万贯不止。在不到二十四年的短短时间里，宋朝的社会经济就取得了如此成就，可见和平红利的分量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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