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战争何以可能
韩明睿
以交战的后果作为比较基准，需要承担的这些代价就是和平议价的空间，理论上在博弈中总能由各方切分，让每一方最后的结果都好于开战的选项。用大白话来说，和平红利这块蛋糕永远会有，大家都能有份，没必要掀桌子。
我们身边有不少人，尤其是中年以上男性，嗜谈战事。在多人饭局或是放着新闻广播的出租车等场合，很容易听到他们对国际军事格局的最新看法。经常耳闻就会注意到，虽然他们之间不时也有争论，但对于任何一场战争爆发的解释往往出奇的一致，一言以蔽之，就是“出于利益”。这种说法表面上似乎有深刻的洞察力和万能的解释力，但听得多了就不禁怀疑只是惰于思考而口快，跟解释某人为什么出车祸时说“因为他有事出门在外”差别不大。假如请他们真的站在决策者的角度，比一比战争与谈判妥协两种策略各自的量化收益和成本，恐怕不能指望他们给出什么准数。
高明一些也更现实一些的评论家，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另外提到意外事件、昏庸的领导人、躁动的大量青年、让人走投无路的严重贫困等因素。问题是，纵观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包括利益争端在内的这些因素中的一种或几种，可以说无时无处不存在于大规模的群体中。但在绝大多数时候，人们都选择避免长期的暴力冲突，尽量和平相处，即便只是怀着厌恶乃至仇恨互相忍受。这就好像出门上路的人们虽然途中可能会走神跑错道，或因突发状况而路怒症发作，但通常都能平安抵达，遭遇车祸的终究只是极少数。如果同一因素在和平与战争年代都普遍存在，说它是战争之源就没什么道理，更何况和平是常态，战争才是例外。
这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克里斯托弗·布莱特曼（Christopher Blattman）2022年4月出版的新书《我们为何交战》（Why We Fight）向读者传递的首要信息。有必要说明的是，此书探究的“战争”（war）不只是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武装斗争，再加上内战。布莱特曼在导言中开宗明义地说，他所讨论的战争，是指群体间长期的暴力斗争，在国家间战争和内战之外，还包括旷日持久的村庄、宗族械斗，以及族群、帮派冲突等。
这些似乎每天都充斥在新闻中的暴力局面，其实比人们想象的要更罕见。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对峙了几十年，但大部分时间并不交火。法理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朝鲜和韩国也保持了多年的事实和平，朝鲜拥核亦未能打破和平。至于族群冲突，有政治学家估算，非洲每年约有两千起可能引发种族暴力的事件，实际上其中只会发生一起大规模冲突。经常上电视的印度国内骚乱，其实每年每一千万人中平均只会爆发不到一次，死亡率为每千万人中16人，仅是美国各大城市里排名中等水平的谋杀率数字的百分之一。
为什么有重大利益矛盾的各方一般不会诉诸武力？不妨想象一个简单的案例来说明。假设新兴强国甲国觊觎衰落中的邻国乙国一块历史上与其有过争议的领土，主要动因其实是该地区探明的石油储量等各类资源价值共一万亿美元。据可靠估计，如果采取军事行动夺取该地区，甲国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成本约为一千亿美元，而乙国将承受两千亿美元与战争相关的代价和损失，同时也毫无胜算。这样，一旦通过开战解决争端，甲国将净得九千亿美元，乙国的全部损失则是一万两千亿。根据如此假设，甲国出师稳赚不赔，两国必有一战，不是吗？
如果双方真的像我们的民间国际事务评论员们说的那样“只在乎利益”，也足够理性的话，还真不是。对两国来说，有比战争更好的共同选择。倘若乙国直接把这块领土让给甲国，它的总损失“只”有一万亿，虽然不堪言状，毕竟与武装反抗相比能少损失两千亿；而甲国也能凭空省下一千亿，换句话说就是增加一千亿的净收益。既然如此，大家都没有理由兵戎相见。把这个极简的博弈模型稍加复杂化，也未必会改变两国的选择。假如双方胜负概率各是50%，也都对此心知肚明，那么简单计算预期收益可知，和平转让其中具有一半价值的领土，对两国来说都胜过开战。模型中再加入据说是军工复合体一分子的军火商等，战争也不会变成更优选项。这是因为，军火商赚到的只是利润，而选择和平解决时两个国家省下的各项成本中仅军火一项，根据定义就同时覆盖了军火商的利润及生产成本，国家通过补贴或其他转移支付手段便能轻松买通它们。因此用小学数学即可证明，一定存在某种维持和平的利益分配方案，能让包括军火商在内的各方所得结果都优于战争。
可以注意到，和平转让与武装夺取相比，两国合计增加了三千亿的利益。这三千亿，显然是来自于战争会让它们付出的各种代价。与让渡或者购买不同，一方在战争中的支出和损失本身，并不会转为对方的所得，也不会像投资、消费那样最终变成国民福利，而是损耗在了非生产性的军事活动上，或是毁于炮火。还有，只要选择和平解决，多出来的三千亿可以有不同的分配方案，例如甲国出五百亿购买或“永久租借”该地区，净得九千五百亿，这样仍比动武的收获要大，而乙国的净损失也将进一步减少到这个数字，就更有动力避免流血。具体怎么分，就看双方在谈判桌上的表现了。如果有读者不相信这种交易真的会发生，可以想想美国当初是如何从俄国手中得到阿拉斯加的。
当然，这些简化的思维练习，不太可能完全准确地刻画出决策者在现实中面临的复杂选择。但以上分析恰恰也说明，比这还要简单粗暴得多的“利益争夺导致战争”的说法，虽然听上去深刻而犀利，其实多半是因为评论者短见薄识，被灌输了这套稍加细究就无法自圆的“理论”之后，作为人肉复读机再输出一遍罢了。我们应该记住的是，战争终究会让各方付出摧毁性的代价。以交战的后果作为比较基准，需要承担的这些代价就是和平议价的空间，理论上在博弈中总能由各方切分，让每一方最后的结果都好于开战的选项。用大白话来说，和平红利这块蛋糕永远会有，大家都能有份，没必要掀桌子。
这一逻辑还能推出一个反直觉的结论：冲突各方军备的破坏力越强，越有利于和平，因为战争的代价增加了，而它反过来又正好就是和平红利，各方维持和平时能够分割的蛋糕也就变大了。美苏两个核大国长期冷战而不热战，这一点当属最重要的原因。
然而世间毕竟偶尔还是有战争和其他大规模武力冲突爆发，本书取这个书名，自然也是雄心勃勃地打算对这些现象给出解释。不过在介绍布莱特曼的解释之前，需要强调一下他没打算解释什么。上文已经提到，书中讨论的“战争”，是群体之间长期、暴力的斗争。短促的冲突、个体间的暴力、各国激烈却又和平的竞争，都不在其列。其中前两者不具有战略意义，往往事属特例，如现场误会或家族世仇。和平竞争自然更无须解释，而且布莱特曼还试图就这一点修正查尔斯·蒂利的名言“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主张实际发生的战争并非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必经之路，国家和战争二者都是政治集团竞争的产物。甚至有理由认为，那些真正刀兵相见的战争，只是竞争走上歧路时的副产品。
布莱特曼从研究暴力冲突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梳理出了能够引发战争的五种因素。这些因素一旦出现，分蛋糕时可能就会出岔子。它们也不互斥，往往还相互“促进”，合力挤压正常情况下原本可观的议价空间，有时真的会让各方不再有妥协的余地，终至点燃战火。
第一种因素，用书中的术语，叫做“不受制约的利益”（unchecked interests）。
上面最简单的模型中，双方都是自负盈亏的单一主体。但如果至少一方内部的不同主体或利益集团的利益并不紧密协同，战与和的决策者只是其中之一，打赢战争后决策者可以获得战利品，代价却主要由己方其他人承担，并且后者还缺乏手段约束前者，那么和平就不必然占优。
“不受制约的利益”这一运作机制，意味着决策者面临的博弈局面中，开战的预期所得要大于其所在一方整体的预期所得，而如果多出来的部分大到和平红利无法填补，和平就危在旦夕了。显然，这种情况大多会出现在帝王、军阀掌权的国家或部族那里，他们可以放心忽略被统治者的利益。而在完成了政治现代化，权力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受到民众有效制约的国家，政治精英们不得不尊重普通人的权益，也就是说大体上可以认为他们考量的是国家整体的利益，和平妥协的动力就很强。所以如果双方都是这样的国家，仗就完全打不起来。这恰好可以解释政治学的一个经典理论：成熟稳定的民主国家互不交战。
其次，无形的激励（intangible incentives）。
通俗一点说，就是一般不被理解为是“利益”的那些事物，诸如事关原则的正义感、教条的意识形态、荣耀和历史地位等等。很多时候，人们明明可以闷声发大财，或者少吃点亏，从和平红利中分一杯羹，但为了捍卫上面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鄙夷妥协，拒绝为了利益让步，哪怕需要自我牺牲。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十年来的多场战争背后，有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影子。
政治学家称这些让人汉贼不两立的事物有“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ies）。从当事人自己的角度来看，这是崇高的抉择；在旁观者或后人看来，则可能是愚昧、不人道。没错，在这种情境下，人们不是为了利益才拿起武器，恰是因为不看重利益才这么做。讽刺的是，更多情况下，那些似乎舍弃了“大义”，唯利益是从，与敌对一方勾连媾和的人，却挽救了无数生命，促进了世界和平。此外，无形激励也有可能与不受制约的利益一同起作用。统治者可以用貌似高尚的理由忽悠民众卖命参战，自己躲在后方坐收渔利。
第三，信息上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
前面讨论的简单博弈模型里，双方关于交战结果或者胜负概率都有可靠的预测，对这些信息并没有任何分歧。但就像陷入胶着的俄乌冲突再一次向我们展示的那样，面对克劳塞维茨慨叹的“战争迷雾”，决策者对胜算的估计并不总是那么精准。
这可能是由于客观现实本就复杂，也可能是信号战的后果：各方都有动机用军事演习、导弹试射、放出狠话等手段虚张声势以吓阻对手，并希望借此在谈判时切下更大的一块蛋糕；而各方也都知道对手很可能同样会这么做，不能盲信其表现出来的实力和士气，应该适当调低对此的估计——不过下调的分寸并不好把握，一旦有至少一方估计过低，进而对己方胜率过分乐观，双方对于怎么切蛋糕才能与相对实力相符的问题，就会有不同的看法，进而觉得对方不知好歹，必须给点教训令其认清现实，遂可能大打出手。
第四种因素是践行承诺的问题（commitment problems）。
如果争端双方的博弈不是一锤子买卖，需要长时间才能完成，而在理想情形下本可以达成的协议要求一方在未来兑现某种承诺，但另一方又有理由怀疑承诺的可信度，就可能谈不拢。
这就是俗称“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背后的原理，很多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老牌强国面对正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国家，是其典型情景。伯罗奔尼撒战争前雅典之于斯巴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之于德国，莫不如是。假如新兴国家有办法保证，自己在超越现有强国的实力即“权力转移”之后，能够继续尊重其利益，届时还能做出必要的让利，战争就能避免。可惜，让人长期自缚手脚，有时并不现实，也就不能取信于对方。内战中的反政府武装因为害怕政府秋后算账而不愿放下武器，也是同样的道理。
最后一种可能的原因是误解（misperceptions）。
到了这一点，我们就随着作者迈出了博弈论理性谋划的世界，步入了关于人类非理性一面的社会心理学的领地。心理学多年来在人们身上发现的多种偏见和情绪在本书这一章里纷纷出场：确认偏见、过度自信、群体极化、盲从权威、知识的诅咒、负面刻板印象，以及将自己的思维甚或想象投射为别人的想法而不是真正地从他们的角度看待局势……这些偏误都可能让人误判他者的意图，比如妖魔化对方的动机。误解问题单独来看，似乎比不上前面几项因素的影响力。但当妥协空间被前几种力量近乎挤尽，局势千钧一发时，误解这根稻草就可能压死和平这头骆驼。
理解了这五种逻辑，观察危机时我们就不该只是聚焦于那些偶然或特殊的因素，诸如历史争议、经济困境、资源短缺甚至气候变化等，而应更多关注博弈的基本面，也就是议价空间是否及在何等程度上受到了五种可能的危险力量挤压。布莱特曼用了一个比喻：一架飞机如果在逼仄的峡谷中穿行，一点轻风或飞行员手部的颤抖都可能让飞机碰壁坠毁，但这些偶发因素只能算作灾难的导火索，我们最该关心的是飞行路线可否不经过峡谷，或至少穿过的是不那么狭窄的谷地，让偶然的抖动在根本上无从影响平稳的大局。
那又有什么能够抵消这些因素的威胁呢？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可以提高动武的机会成本，从而增加和平红利。民众之间的互动交流能够减少误解，更多地把对方当作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心怀歹意的非我族类来看待，进而化解敌意。权力制衡有助于防范不受制约的利益。强化抑制暴力的规则、规范及其执行机制，在必要时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或派驻维和部队等干预措施，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最后防线。
也有些常见的政策建议并不太可能改善和平的前景，例如在落后国家或地区扶贫。减少贫困，本身毫无疑问是件大好事，但如上所述，贫穷其实算不上是战争的成因。贫困地区可供争夺的利益与和平红利都很稀薄，脱贫则会让两者同时变多，很难说结果是更能平息还是刺激战争野心。另有说法是男性先天更倾向于暴力，所以女性主政能减少战争风险。但有政治学家分析了一百多年来的数据，发现女性领导的国家挑起战争的可能性并不见少。另一项关于欧洲王室的研究甚至发现，女王与别国开战的概率比男性君主还要高出40%。和扶贫类似，绝大多数国家确实都应该让女性有更多的参政机会，但不要指望这能让世界更加和平。
本书精练地归纳了当代社会科学对武装冲突的研究成果，但未必能让所有读者满意。最易引起异议之处，可能还要追溯到书中对“战争”过于宽泛的定义。布莱特曼不是国际关系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第三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专长是那里的国内冲突问题，包括内战、族群冲突、帮派暴力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问题比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要更容易研究。
按照国际关系学界常用的定义，一年内至少造成千人以上死亡的冲突才算战争。作为数据点，国与国的战争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战争次数少之又少。国内群体暴力显然远为更多，对研究者来说是块富矿，得出的结论也会更稳健。我们现在都知道，大数据能让研究者更明晰地识别出规律和模式；相反的极端情况就是，寥寥可数的小样本可能容许多种理论阐释，无法有理有据地彻底排除其中任何一种。
正是诸如此类的原因，使得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等多种国际关系学派经过长达几十年的争论，也没有达成最终共识。布莱特曼作为外人，更不可能说服国关学界的每一个人。他的分析和建议或许可以用来防止内战和更小规模的冲突，但应对俄乌之间这等十年不遇的大型复杂战争时，恐怕帮不上什么忙。
事实上直到2022年2月中旬，布莱特曼还在个人博客上预计，俄罗斯入侵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开打，战事也将相对短暂。文中他倒是坦诚自己不是东欧地缘政治专家，语气因此没那么肯定，也很快被现实打了脸。当然，事后他大可找几条理由，来解释后来事态的发展。不过如此尴尬的公开记录至少对新书宣传来说不是什么好事，也让作者更难面对“如果你的理论不能做出有效预测，那还有什么用”之类就学术而言不完全公平，但本身也并非毫无道理的问题。
平心而论，本书主要基于博弈论的总体框架，绝非不能适用于国家间战争，必定还是研判国际事务时绕不过去的分析路径，只是书中的版本在有些复杂情境中或许还略显单薄，可能需要考虑五大因素以外的问题——不难想到的就有承担外交、国防职责的官僚机构的组织行为逻辑，尤其是组织内部文化或者说习惯、惰性，以及负责上传下达的关键中层官员所面对的信息和激励。
另外，书中论述规则、规范的章节把大量笔墨花在了帮派暴力上，只有一小部分篇幅上升到了国际层面，简短讨论了区域联盟、国际法和联合国，其中语焉不详的是，19世纪起在欧洲，20世纪扩展到全球的反战规则、规范何以建立，又为何有时失败，有时成功，且二战之后愈发强健有力。这可能就需要参考《反战之战》等书所记述的国际法演变历程，引入观念、文化的作用了。但公允地说，这远不是短短一章能做到的。
无论如何，《我们为何交战》出色地完成了作者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本精彩超群的社科普及著作，甚至可以说有成为一代经典的潜力。普通读者终于可以仅凭一本书，就对武装冲突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机理有清晰的概观。不过别忘了，本书解释的不只是战争为何有时会爆发，还有更多的时候和平为何占了上风。人们因此有理由对和平的裨益和韧性都更有信心，同时也更应当在真的剑拔弩张之时，不被煽动者蛊惑，坚守清明的理智和基本的人性，再多给和平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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