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田的主页

传阅：水浅的地方，石头都被摸完了

戈尔巴乔夫难题
黄章晋

2022年8月30日，苏联末代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去世。对戈尔巴乔夫的功过评价，取决于你对苏联的情感，对立观点极难调和。
不过，戈尔巴乔夫虽然是苏联的葬送者，但即使在最后一刻，依然极力避免其轰然倒塌四分五裂，更不愿他的改革遗产变成延续几十年的战乱纷争。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是如人口学家所言，苏联末期下降的人口出生数与上升的死亡数形成X交叉线，注定覆亡？还是像戈尔巴乔夫幼稚上了西方的当，亦或欠缺政治智慧，未能分清轻重缓急？
我们不妨重新复盘，看看事后诸葛亮能否让戈尔巴乔夫避免失败。

【谁是最合适的接班人】

1978年9月19日，克拉思达诺尔边疆州一个叫矿水城的火车站，空荡荡的站台上，四个人在卫兵远远注视下一言不发地散步。
最前面的是勃列日涅夫，中间是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最后的年轻人则是戈尔巴乔夫。
苏共最后四位总书记齐聚于此的历史性会面，是安德罗波的安排——勃列日涅夫由契尔年科作陪去巴库参加活动，安德罗波特意带戈尔巴乔夫来觐见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回忆，整个见面过程，勃列日涅夫只是随口问了下收成和运河就冷场。事后，安德罗波宽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只不过是中风说话困难。
1979年，47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为政治候补委员，1980年，戈尔巴乔夫进入政治局。
1981年2月苏共二十六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政治局，平均年龄70岁，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时，政治局已痛失一半宝贵财富：6人去世，1人病退。
去世的6人中，三位死于总书记任上，分别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另外三人，为主管意识形态的「红色主教」苏斯洛夫、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监察委员会主席佩尔谢。
病退的老同志是基里连科，虽然他成功地活到1990年，但1982年11月安德罗波夫动员他辞职时，基里连科甚至连政治局的许多同志都认不出来了。
契尔年科去世9天前，苏共全代会上，71岁的格里申和54岁的戈尔巴乔夫获接班人提名，元老葛罗米柯第一个发言，力荐戈尔巴乔夫年轻干练，他的表态左右了代表们的选择。
怀有「苏联情结」的人，肯定希望当时苏共选择的不是这个结果。
今天，俄罗斯的政治科幻小说和游戏中，不少是以苏联依然存续为背景，在这些平行宇宙中，不约而同地安排另一个人当总书记，并让他拯救了苏联。
这个人是罗曼诺夫。
罗曼诺夫是政治局第二年轻的人，原为列宁格勒市委书记，被安德罗波调到中央协助其推进改革。人们一度认为，安德罗波夫去世将由罗曼诺夫接任。
罗曼诺夫任分管工业和军工的书记处书记，比起分管农业的戈尔巴乔夫，地位重要得多，但他比戈尔巴乔夫大了8岁。
此时苏联面临的困境，使得新任总书记必须推进安德罗波夫的改革，而谁最适合肩负改革重任是要看条件的。
罗曼诺夫与戈尔巴乔夫有同样的特质：年轻、背景简单、手脚干净、头脑冷静清醒、性格果断坚决。
年轻，意味着有精力和意志推动改革，背景简单，意味着没有山头利益的瞻前顾后，手脚干净，意味着能取得信任、而头脑与性格，则决定事业的成败。
若把安德罗波夫的人亡政息算作失败，那么安德罗波夫就是赫鲁晓夫之后的第二位改革失败者。

如果把想法还未及付诸实施就遭杀身之祸也算在内，这份名单还要加上贝利亚——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提出的系列政治主张，比赫鲁晓夫后来的版本要走得更远。
赫鲁晓夫的短板是冲动、粗放，安德罗波夫的致命弱点是年龄，贝利亚则是双手沾满鲜血，不过，同志们判处其死刑的公开理由，倒像是给一个改革殉道者的判词：
背叛祖国，为外国资本家卖力，妄图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家的国家。
无论怎么评价戈尔巴乔夫，当时他是担当改革重任的最优候选人。
人们一度担心资历甚浅的戈尔巴乔夫，难于掌控实权，他的反对者们不但权高位重，而且大都是勃列日涅夫的「第聂伯帮」成员：
总理吉洪诺夫、乌克兰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哈萨克斯坦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国防部长索科洛夫、KGB主席切布里科夫、副主席齐涅夫等人。
戈尔巴乔夫掌握权力的速度，甚至快过当年的斯大林。
1985年9月，80岁的总理吉洪诺夫辞职，雷日科夫接任。
1985年12月，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被戈尔巴乔夫的爱将叶利钦取代。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爆发，乌克兰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去职。
1986年12月，哈萨克斯坦的土皇帝库纳耶夫被撤换。
1987年5月28日，19岁的西德小青年鲁斯特，驾驶一架小飞机降落在莫斯科红场，苏联丢尽颜面，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及数十将官被免职。
1987年10月21日，来自阿塞拜疆的政治局委员阿里耶夫被健康原因辞职。
1988年10月1日，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退居二线，1989年8月退出政治局。
不过，同一生态位上的竞争者才是真正的死敌，1985年7月1日，罗曼诺夫成为被戈尔巴乔夫第一个赶出政治局的人。
对当年苏联的积重难返，今天心怀「苏联情节」的俄罗斯人比境外「苏联爱好者」的理解要深刻得多。
为了平行宇宙中的苏联不至沉没，总书记被设定为一直由罗曼诺夫担任，在一款游戏中，他甚至2032年还在率领苏联人民摸着石头过河。

【财政危机：改革第一推动力】

勃列日涅夫去世时，外部世界对苏联最强烈的感性认识，是1981年9月4日西方-81军演，这也是广大「苏联爱好者」最为难忘的时刻。
当时苏联常规武器和核武器规模都远超美国，军费甚至比美国高出50%，处于全球扩张的顶点。
石油价格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力上升的最重要助推器。
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只用了19天，每桶石油由3美元涨到13美元，其后一路上涨近20倍。而苏联在1969-1980年间，石油产量增长了9倍。
从石油危机爆发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苏联的石油红利高达2700-3200亿美元。美国的苏联史权威科特金认为，没有石油，苏联可能提前20年解体。
但是，国运被勃列日涅夫一个人用完了。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石油成交价已由80年代初的40美元暴跌到10美元，油价走低同时，为苏联贡献滚滚财源的油井开始老化，采油成本迅速上升。
勃列日涅夫留下的苏联，外表无比强大，但腐败和低效问题空前严峻，对继任者来说，最紧迫的威胁，其实是急剧恶化的财政问题。
为争夺世界霸权，苏联军费从1965年的326亿卢布增长到1981年的1550亿卢布，占财政预算1/3，为应付居民的消费需求，1985年补贴超过730亿卢布，占财政预算18%。而七十年代为应付粮食不足，不断增大粮食进口，它日益成为一个外汇无底洞。
财政缺口不断扩大的同时，西方债务也迅速攀升，1975年债务为154亿美元、1980年为252亿美元，到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上升到383亿美元。
当时，人们以「技术派」还是「经济派」来区分保守派与改革派。所谓「技术派」，就是认为生产力提高靠技术设备的投资，代表人物是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经济派」则认为，经济手段激励也是很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赫鲁晓夫、柯西金。
戈尔巴乔夫有轻微的「经济派」倾向，地方工作经验，让他更容易看到统得过死的弊端。
但是，无论是谁上台，都面临如何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问题，无论其是偏向「技术派」还是「经济派」，改善财政的可选项都一样：
削减开支的选项：1、削减军费；2削减对友好国家援助；3、削减居民福利、4、削减行政成本；5、反腐；
增加收入的选项只有两条：1、改变管理制度，释放社会生产力；2、加消费税
对斯大林体制的态度是改革还是保守，很大程度上是个财政问题，改革的内在驱动力是财政危机，其推进决心与面临的困境压力成正比。
所以，勃列日涅夫从支持柯西金继续改革，到重谈计划经济和加强集中管理的好处，把「改革」变成「完善」，并非他突然又喜欢上了斯大林体制，而是从天而降的「石油红利」，手头突然宽松了
既然手头突然宽松了，为什么还要费尽心力以伤害大批同志的利益为代价去改革呢？
更大的诱惑是，财政突然变得特别宽裕，谁不想把权力上收，集中资源办几件能让人看得见的大事，让自己以有为之君载入史册呢？
同样，当巨大的财政压力旧体系无法维系时，无论是情报头子出身的贝利亚、安德罗波夫，是为赶进度不惜人命瞎指挥的赫鲁晓夫，还是因理论正统曾被「红色主教」苏斯洛夫赏识的团派干部戈尔巴乔夫，最后开出的药方几乎一样：
对外与西方缓和、给盟友松绑，允许小弟各走特色道路，对内则是变革斯大林体制，调动生产热情。
如果改革阻力太大，需要争取民心和声望来提升政治资源，则有两个办法：一、反腐反特权；二、平反冤假错案。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政治上继续安德罗波夫的反腐和反特权，以年轻化之名清洗勃列日涅夫的「第聂伯帮」高层成员。生产纪律整顿上，则以强力手段严惩偷窃、矿工、酗酒、溜号等破坏生产的行为。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举措，却是典型「技术派」的「加速战略」，即通过重点加大对机械、化工、金属领域的投资追赶西方，「加速战略」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不平衡。
戈尔巴乔夫真正被外界打上「改革派」标签，是主动恢复裁军谈判。他第一次在西方露脸，是1983年5月作为政治局新人访问加拿大，他的睿智、犀利，与苏联领导人的老迈、僵硬形成鲜明对比。
戈尔巴乔夫既能舌战激辩加拿大参众议员，又能与西方记者谈笑风生；刚上谈判席时，是个冰冷的对手，仅过两年就变成和平天使，西方从没见过这样让人迷惑的苏联领袖。
从1986年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关于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看法的「新思维」，到两年后他在联大同题演讲，西方一直把注意力放在研读戈尔巴乔夫的诚意上。
戈尔巴乔夫成功掩饰了其真实动机，占据牌面巨大优势的西方国家，要在苏联解体后，才知道当时苏联正处于内部塌陷式崩溃的边缘。
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戈尔巴乔夫甚至成功地说服了自己，相信当初积极主动的和平主张，是因为人类共同利益的伟大理念而非手里缺钱。
外交新思维让戈尔巴乔夫在西方赢得巨大声望，稳固了国内地位。政治代价是得罪了军方和相关从业者高达500万-800万人的军工集团。
戈尔巴乔夫最失败的改革，是1985年5月实施的禁酒令，当时他才上台两个月。
酒在斯大林时代就为国家专营，对苏联财政的贡献相当于烟草对中国财政的贡献。如果规划得当，它本可以加价增税方式纾解财政困境，但戈尔巴乔夫是安德罗波夫衣钵传人，一定要完成前人未竟事业。
利加乔夫负责制定的方案，比1958年的赫鲁晓夫，1983年的安德罗波夫禁酒令要严苛得多，雷日科夫认为如此一刀切的行政手段不可行，但方案获得戈尔巴乔夫首肯。
1988年，轰轰烈烈的禁酒改革悄然谢幕，它虽然有许多立竿见影的成效，甚至真的短期提升了生育率，但数百亿卢布的财政损失，让它以雪上加霜型改革载入史册。
除去军费和对外援助，财政负担最重的是居民消费补贴。
1971-1985年间，苏联货币流通量增长2.1倍，而消费品生产却未增加。严控物价导致消费品严重短缺，享受补贴的苏联公民也没沾到好处，他们以每天排队的方式支付了真实价格。
尽管面临沉重的消费品补贴压力，苏联却不敢像1988年中国那样实施「价格闯关」，修正扭曲的价格体系，减少财政补贴。
1980年代初，苏联隐形通胀已经严重到一旦放开价格管制，就极可能会清空城市居民钱包的程度，没人敢冒这样的险。
1962年5月，赫鲁晓夫只是提高肉蛋奶价格，就民怨沸腾，新切尔卡斯克爆发大罢工，先得罪全党同志，再得罪老百姓，几头不讨好的赫鲁晓夫不久即被退休。
赫鲁晓夫闯关翻车，苏联领导人从中吸取的教训是：为了避免城市居民放下筷子骂娘，只能一边不断提高食品征购价，一边冻结零售价，用财政补贴购买社会稳定。
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财政问题已经变成一个坡道上滚了二十年的大雪球。
中国抢在苏联之前尝试价格闯关，有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刚启动不久的改革，曾取得过大幅改善居民收入的成果，改革推进者由此获得更充分的社会信任和推进决心。

【容易摸的石头都被摸过了】

问题是，苏联找不到一个像中国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制那样，阻力极小、收效显著的突破口，以确立改革正当性和社会信心。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开启了「修正主义」探索，再到勃列日涅夫时代柯西金总理的改革，苏联把中国八十年代中期才摸到的石头全都摸过一遍。
以农村为例：
斯大林时代与1978年之前的中国一样，采取余粮征收制，扣除农民口粮后，剩余无偿交国家。赫鲁晓夫以收购制代替抢劫制，即余粮以官价征购，并不断提高收购价，允许农民拥有自留地和牲畜。
柯西金任总理的1965-1979年间，除粮食不断加价外，还分成征购价和合同价两档，合同价即超过征购任务部分再加价50%，局部性地允许农副产品自由交易后，农民有了市场价交易收入。
截至七十年代中期柯西金被边缘化，苏联农业部门持续了近二十年的高增长，到勃列日涅夫晚期的黄金时代，苏联的粮食和动物性食品的人均消费水平，已达到中国2010年的水平。
虽然苏联农民依然受严重的工农业剪刀差剥夺，譬如到1990年末为应对粮食危机，官方一次性将粮食收购价提高三倍，但依然不到市场价的五分之一。
但是，由于苏联农民自留地远大于中国农民承包分得的土地，再加其他条件影响，八十年代初苏联集体农庄的物质生活水准，除轻工业消费品严重匮乏，在食品、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至少不低于今日的中国农民。
苏联农业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两种组织。前者是传统农村被集体化改造的农庄，国家不保障农庄庄员的收入和生活，后者是国家投资的全民所有制农场，农工为拿工资的职工。
五十年代苏联集体农庄出现年付薪资制，后逐渐改进为月付薪酬。1964年，集体农庄建立独立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标准待遇缓慢提升。勃列日涅夫后期，集体农庄已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国有化。
改开前中国农民处于高度被剥夺的赤贫状态，除了管理上松绑，并无过多的复杂安排设计，就让占到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受益。
赫鲁晓夫改革带给后人的困境是，戈尔巴乔夫们既找不到可让农民有巨大获益的改革空间，也找不到让农民为三十年前的改革感恩的理由。
城市里的工业改革同样如此。
八十年代中国逐步推进的改革：无论是宏观的打破条块分割、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还是微观上的物质刺激，计件工资、厂长责任制，前方都有苏联人留下的脚印。
1986年张维迎总结出「国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时，中国正热情宣传马胜利、步鑫生等人的厂长承包经验，无论农村城市，一包就灵的神话，还要若干年后才会破除。
或许在当时开始探讨「私有化」的苏联，才能找到张维仰真正的知音。
柯西金推行的新经济体制，就曾强调运用价值规律，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但是，苏联人几年后发现，有党政分开、厂长一元化领导，有物资刺激精神奖励，却并不能把派遣到企业的官员变成真正的企业家。
苏联经济学家甚至早就发现增产悖论：厂长必须聪明地控制任务完成指标，太少当然不行，太多更不行，超额完成任务或利润，明年上级会提升任务指标，工作变得更难。
更糟糕的是「潜规则」：如果经营特别出色，你的位置就变成容易出成绩的地方，干得越好，越容易被那些与上级关系更好的人取代。
物质激励到底能起多大作用，苏联人有更丰富的经验。
苏联各级计划部门的专家，为每个生产门类、生产环节和劳动量，都制定了一套科学、详细、精确的奖励规范。有现金、实物，有度假疗养，小到茶具，大到地毯、电视机、小轿车。
但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实践中，聪明的苏联劳动者通过交流学习，在每个环节上都摸索出一套欺上瞒下套取奖励的游戏规则。于是，数学家们制定的KPI系统，只是让大锅饭里的肉变多了。
工人农民浑水摸鱼，让苏联成为世界最大的次品生产国。而领导干部欺上瞒下，让苏联成为统计数字水分最大的国家。
1970年代的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案是苏联已知的最大腐败案，地方干部组团虚报棉花产量，套取中央财政拨款30亿卢布，这笔钱大部分被分掉了。而上面来核库存，总会凑巧发生火灾。
直到苏联解体前，中国学界整体上对苏联改革持积极评价：部署周密、思路正确、措施配套、注重立法。由企业改革扩展到宏观领域的配套改革，顺序得当。
苏联人很早就知道，打破条块分割、管理权下放、自主经营，确实能激发生产热情，但再往前走，深水处的石头就不好摸了。
打破中央对行业垂直管理的「条条」分割，赋予地方「块块」更多自主权，立刻会出现基建扩张，预算超支问题，而一旦分权，地方上的钱就收不上来。
而厂长经理一旦有自主权，会不断提高工资福利，为避免行业收入过分失衡，政府会被迫普遍加薪，而通胀增大，又会刺激新一轮加薪竞赛。
另外，工业品的价格扭曲同样严重，越靠近原材料端的能源、材料、初级加工品，价格就越低，而越是接近消费端的工业制成品，价格就越高，它造成不同行业部门的利润率差异极大。
其后果是，利润率高的行业品质低劣、浪费严重，工人干私活普遍，而利润率低的行业缺少生产热情。一旦调高基础端行业的价格，很容易引发连环涨价。
改革多走几步，就会遇到预算失衡和通货膨胀，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回到严格的计划经济。苏联人在水浅的地方来回趟过几次，路熟。
1986年2月的苏共二十七大和其后的六月全会，标志着戈尔巴乔夫已基本完成高层的权力布局，当年工农业增长均超过预期，但戈尔巴乔夫反而遇到巨大阻力。
向企业下放管理权，意味地方党政官员的话没人听，消极抗命和公开反对很快传递到中央，而政治局里的利加乔夫等人并未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
领袖被党内领导层孤立怎么办？党的历史经验库里其实有大量现成方案：
1920年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时，党内高层拒绝服用资本主义的药方拯救新政权，列宁直接绕过政治局，透过媒体喊话，调动社会力量倒逼政府，最后达到了目的。
1986年12月，苏联取消对反对派的刑事诉讼。1987年一月全会，戈尔巴乔夫启动政治改革，借助民主化、公开性攻击官僚主义，以削弱经济改革阻力。
苏联外交家费德林在回忆中提到，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会谈时，曾当着尼克松俄文翻译的面问费德林：下面这段我还念不念？
靠着庞大而无微不至的官僚系统和军、警、宪、特的严密控制，苏联可以轻易被老人统治二十余年，一旦这个束缚被打破，帝国大厦倾塌就是随时会发生的事。
这是危险的深水区。水浅的地方，石头都被前人摸完了。

【压垮财政的粮食】

五十年代苏共就曾提出要推广家庭承包制，六十年代甚至有过要在1980年完成家庭承包制的规划，或许是缺乏紧迫性，它们都成了「政令不出克里姆林宫」的文件。
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不仅要在农村推广集体所有制，更要发展家庭承包，1988年，戈尔巴乔夫又提出推行「农业租赁经营承包责任制」。
莫斯科的号召缓缓地触动农业体制，1987年5月，俄罗斯普斯科夫州出现第一个私人经营农场，1991年达到9000个，但它们在苏联农业占比可以忽略不计。
农业改革不但未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相反，由于五十年代开发的中亚垦荒地肥力下降，再加上气候原因，苏联粮食产量一路下跌。
更糟糕的，几年后，地方分权和企业改革推进，很快对农业形成负面冲击：农机大幅提价，农药化肥大幅提价，农民种粮意愿低，交粮意愿更低，加上地方截留，食品平价供应体系难以为继。
苏联的粮食困境，会让人误以为只是片面发展军事和重工业，忽视农业的结果。
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六十年代起，苏联不断增大农业部门的投资比重，到勃列日涅夫时代末期，苏联农业投资占社会投资总额一度接近30%，远远高于一般工业国家。
到了八十年代初，苏联拥有最辽阔的耕地、最高的化肥产量，最大的农业机械产量（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终于从传统粮食的出口国变成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一般认为，苏联与东欧七十年代出现的粮食短缺和财政赤字，是因为价格补贴政策刺激了城市肉类消费，随之带动饲料粮需求，而农业产出增长缓慢，只能大量进口粮食，以补充饲料粮之不足。
真正的问题，是扭曲的价格体系让浪费和低效充斥于农业生产的每个环节，不断追加农业激励投入，只是追高农业生产成本，造成财政恶性循环，大量进口粮食和肉类食品，其实是它们更便宜。
19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年产量开始大幅领先美国，但到了八十年代初，保有量仅为美国一半。因为品质低劣加缺乏养护，拖拉机五年报废率为87%。联合收割机报废率92%。
由于拖拉机数量更能体现机械化率水平，分配给配套农具的生产资源严重不足，造成拖拉机被闲置浪费。而农机手的流失，造成有设备无人开，拖拉机利用率只有50-60%，农忙时，2/3的联合收割机停工等人。
除人口密度较高的欧洲地区，田间管理一概没有，中亚垦荒地带尤其严重，丰收时节，有些土豆田要拨开杂草才能见到土豆苗，麦田看上去麦浪滚滚，但因为杂草过多而呈乳黄色。
农业部门只对地里的农畜产品数量负责，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到各城市的国营商店，中间要经过运输、仓储、加工、包装、销售等漫长的产业链条和环节。
按苏联经典学说，这部分不创造价值，故最不受重视。它导致苏联拥有巨大的账面食品产出，很大部分无法抵达消费端。对苏联农产品的损耗，各家说法不一，苏联农业权威尼科诺夫院士估计，苏联粮食损耗为40%。
1988年，苏联农业部门统计土豆产量8700万吨，但进入市场的只有1740万吨，期间又损耗了60%，达到消费终端时，只剩下700万吨。
1989年，苏联自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粮食采购为6000万吨，未及收割而腐烂的谷物4000万吨，而进口粮食也是4000万吨。
因极大的浪费和低效，苏联农业部门提供的产品，真实成本远高于国际市场采购价，肉、蛋生产成本高出50%以上，无论消费端的市民还是生产端的农民，都没得到好处。
让生产者直接对农业产出负责，无论是二十年不变的承包制还是干脆就私有化，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为主的社会，会遭遇难以想象的困难。
很容易为它找到技术性原因：土地辽阔、机械化程度高、家庭劳动力不足等等。不像生产协作程度极低的中国，土地可以迅速包下去。
其实，这只是反对承包制的借口，而不是真正的原因。事实上，苏联农业的这些特点，反而是家庭承包制或土地私有化，更具有长远优势和潜力的地方。
改革其实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有受益者就有受损者。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经过几十年演化，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利益集团，基层单位的管理、技术、服务、文化宣传等职位，往往占到编制的20%以上，他们在利益分配的金字塔结构中占据优先位置。
把土地分给家庭或个人，等于把利益严重受损的上百万人推到了对立面，它立即会形成到底姓资姓社的追问，赫鲁晓夫和柯西金的的改革，最后都止步于此。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是一个例外的奇迹。
改革开放前，中国八成以上人口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基层社队干部数百万人，如果改革让他们利益强烈受损，改革就无法推行。但是，大队往下几乎没有阻力。
因为中国财政这口大锅的饭太少，轮不到基层社队干部吃国家饭，与治下的农民相比，他们唯一的福利是到公社开会时可以蹭点肉吃。
这些人大都是本地能人，土地承包后，虽然不能白天指挥全村劳动力出工，晚上召集全村老少开会，心理落差大，但比起累死累活只是赚个吆喝，他们并不排斥勤劳致富。
其实，中国也未能找到农业大集体的解决办法——国营农场、林场、牧场、建设兵团等政经一体化组织，虽有国家的长期巨额投入，土地辽阔，机械化程度高，但改革开放后长期处于两难困境。只是其在中国所占比例较低，对全局不构成影响。
1988年，苏联的食品财政补贴上升到900亿卢布，比1985年高出170亿。1989年，财政赤字突破千亿卢布大关，占财政收入的21%。
1990年，经济恶化到老百姓也认为必须价格闯关了，各大城市刮起的抢购风，迫使迟迟不愿启动的政府必须拿出方案来，困扰几十年的难题竟然第一次有了朝野共识。
但是，莫斯科出现了戈尔巴乔夫（苏联）和叶利钦（俄罗斯）两个权力中心，各自拿出一个价格改革方案，方案之争变成了权力角逐的胜负手。
叶利钦的500天计划舆论上获得压倒支持，人们对苏共慢吞吞的改革失去了耐心，数万莫斯科市民冒雨上街施压。
虽然戈尔巴乔夫内心也倾向于它，但为了安抚保守派，他最后选择了一个把500天计划与雷日科夫保守版方案合二为一的折中版。
叶利钦决心带着俄罗斯甩开苏联单干，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它没能撑过价格这一关。
1992年1月1日，叶利钦意气风发地启动500天计划，它果然清空了居民存款。但用了将近1000天，通胀才回落到闯关前。
八九十年代苏东转型，是一次剧烈的经济震荡甚至社会震荡，仅仅是重组生产分工链条，就会带来巨大震荡，譬如根本不存在转型问题的芬兰，因为与经互会国家有较深的分工合作，就一度跌去1/4的GDP。
而俄罗斯是市场化和民主化转型最失败的国家，当苏东其他国家早已走出谷底时，它依然处于不断下探的过程中。
叶利钦的土地私有化并不顺利，由于俄共在立法上的狙击，他只能以临时颁布总统令和紧急法令方式强推私有化。
叶利钦时代的农业比以前更崩坏，1998年跌至谷底时，农业部门产值只及1991年的60%，但是，卢布大幅贬值虽让俄国人民雪上加霜，却刺激了农业恢复。
叶利钦告退后，土地私有化在普京手中终获成果，2002年俄罗斯《土地法典》和《农地流转法》颁布，宣告了土地私有制改革在俄国的胜利。
又过了十年，俄国农业从业者降到了苏联解体时的一半，耕地利用只有65%，拖拉机存量只及1991年的1/4，但俄国重新成为粮食出口大国。
2014年，俄国粮食出口追平苏联解体前的进口量，并超越美国成为最大小麦出口国，截至2021年，俄国粮食出口稳步增长，为能源之后第二大外汇来源。

【账不能都算在第聂伯帮头上】

酗酒、搞对象和政治笑话，是苏联人日常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0年流亡苏联定居中亚的雷光汉，初入苏联时，对上上下下都讲政治笑话的现象极为震惊，甚至官员提审人犯时，居然会当着审讯对象交流最新的政治笑话。
比起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这一届的苏联人民毫无政治觉悟。
斯大林时代普遍强制劳动和义务劳动，人们不敢怨言，高福利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不但讲政治笑话，偷窃、磨洋工、酗酒、旷工、毁坏工具和设备现象日益严重。1979年因待遇问题，发生300多起工人拒绝上班的群体性事件。
比苏联人民更糟糕的，是苏联官员。政治笑话泛滥，本身就是他们在苏联人眼中形象的折射。
表现最糟糕的是勃列日涅夫本人。
勃列日涅夫是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工作期间的部下，在赫鲁晓夫提拔和举荐下，1952年进入中央，赫鲁晓夫成为领导核心后，勃列日涅夫成为赫鲁晓夫的左膀右臂。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苏斯洛夫、谢列平等人联手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并就任总书记。
勃列日涅夫被推举为总书记，是政治局的同志们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一致取得的宝贵意见。
斯大林是个喜欢清除老同志的领袖，同志们被叫去开会，有时会担心能否平安回家。赫鲁晓夫上台后，大家的生命有了保障，但赫鲁晓夫的改革动辄大换班，领导席位的翻牌率甚至远远高于斯大林时代。
勃列日涅夫的优点是不折腾，善于团结领导班子。赫鲁晓夫制定的干部任期制、中央委员会每次更新1/4、削减干部待遇等规矩，被勃列日涅夫逐一废除，保障了同志们的地位。
即使是与勃列日涅夫意见不同，他们也不会被逮捕甚至杀害，最多只是退休或离开中央，老百姓不满，只是进疯人院而不用担心被处决，苏联的政治生活终于不再严酷。
它的副作用是整个国家机器都跟着政治局的同志们一起慢慢变老，年轻干部的仕途变得非常内卷。
更卷的是，勃列日涅夫举贤特别不避亲，儿子、女婿都是副部级，一个外贸部，一个内务部，自家的孩子信得过，上行下效，裙带关系从中央蔓延到地方，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权力集团或政治帮派。
最大的，当然是勃列日涅夫本人为核心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简称第聂伯帮）。
这个名字源于勃列日涅夫出生于乌克兰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担任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
勃列日涅夫成为新一代领导核心后，大力提拔早期革命生涯相识的朋友、同学、同事或部下，这些人多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勃列日涅夫去世前，「第聂伯帮」地位较为显赫的有：
后任总书记的契尔年科、总理吉洪诺夫、书记处书记基里连科、乌克兰书记谢尔比茨基、哈萨克斯坦书记库纳耶夫、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国防部长格列齐克、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威贡、克格勃副主席齐涅夫、中央办公厅主任帕夫洛夫……
克格勃二把手茨威贡在苏联声誉极高，他是著名谍战作家，曾间接影响了普京的人生轨迹——普京看了电视连续剧《春天的17个瞬间》后决心加入克格勃，而茨威贡是该剧总顾问。茨威贡由作家转行成克格勃二把手，一是他创作过大量间谍作品，二是他与勃列日涅夫是连襟。
另外，空军元帅、民航部部长布加耶夫，以前是勃列日涅夫的私人飞机驾驶员。
「第聂伯帮」几乎垄断了高层的权力，结识或搭上这条线，是向上爬的最佳政治途径，「第聂伯帮」因此成为时代的腐败发动机。
当时苏联代表性的腐败大案有：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案、鲱鱼子出口案、阿塞拜疆卖官案、梅杜诺夫案，谢洛科夫案、珠宝钻石走私案。大半都牵涉到「第聂伯帮」高层。
它们充分展示了腐败的多样性：有给官员、党员明码实价售卖的，有与境外商人合作贱卖出口物资的、有垄断售卖许可证的、有侵吞公款的。
大案中的大案，当属乌兹别克斯坦一把手、勃列日涅夫亲信拉希多夫为首的棉花贪污案，从勃列日涅夫末期安德罗波夫派KGB揭盖子彻查，再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再次调查，直到苏联解体，该案都未真正彻底查清。
乌兹别克斯坦整个中高层官员几乎都卷入其中，此案逮捕审讯了56000人，被判刑官员计27000人，其中副国级3人，部级100余人。
很多人因参与该案调查被拉下水，譬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内务部副部长丘尔巴诺夫，其罪行早在1983年就已败露，但到了1986年戈尔巴乔夫第二轮反腐才被收审。
在安德罗波夫启动的反腐、整顿生产纪律运动期间，苏共开除了42万党员，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四年时间又开除了近50万党员。
安德罗波夫上台第一年，因涉嫌腐败被撤职查办的部长和州委书记多达70余人。由于党政系统严重腐败，安德罗波夫只信任KGB官员，甚至在KGB成立了信访部门。KGB在安德罗波夫反腐中的独特作用，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普京。
安德罗波夫反腐期间，「第聂伯帮」高层有两人自杀。
一为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因贪污腐败及涉嫌政治谋杀而开枪自杀，死前留下一张致契尔年科的字条：「请不要让小人对我肆意诽谤，这会损害各级领导人的威信，这是勃列日涅夫就任前大家都经历过的。」
另一自杀者为克格勃二把手、前谍战作家茨威贡，自杀原因官方无定论。
戈尔巴乔夫上台三年后，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候补委员中的「第聂伯帮」全数完成退休。第四年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以年轻化为由一次解除100余中央委员。
至此，中央领导序列的「第聂伯帮」基本被清理完毕，但「第聂伯帮」有一样遗产是戈尔巴乔夫们根本无法清除的：
勃列日涅夫时代，地方官员任命权下放到了州和地方手中，勃列日涅夫信任的封疆大吏，经十余年甚至二十余年深耕，不但形成了本地化的「第聂伯帮」，还与民族主义结合，形成了特殊的利益同盟。
戈尔巴乔夫只是把头头赶跑了，但盘根错节的组织成果却无法破坏，除了真正民主化的波罗的海三国，「第聂伯帮」深远地影响了后苏联时代大部分新独立国家的政治生态。
乌克兰独立后的二十年余间，政界要人往往腐败缠身，最声名狼藉的，是1994年的当选总统库奇马、1996年的当选总理拉扎连科、2005年的当选总理季莫申科。这三人均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而乌克兰三大寡头中的维克多·平丘克、伊戈尔·科洛莫伊斯基，同样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他们被称当代「第聂伯帮」。
「第聂伯帮」成就最高者当属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纳扎尔巴耶夫1958-1960年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基市第聂伯罗冶金厂的技校读书，算是勃列日涅夫的小学弟。
凭着领袖学弟这层关系，44岁就成为哈萨克斯坦仅次于库纳耶夫的二号人物，1989年成为哈萨克斯坦一把手，一直干到2021年向托卡耶夫移交权力，在位时间长达32年。
都怪到勃列日涅夫头上是不公平的。
苏联末期特权问题之严重，到戈尔巴乔夫掀起反特权运动时，老百姓根本不相信他们会自己反自己，便自发组织搜集官员特权证据，随着政策松动，他们的愤怒迅速从官员指向制度。
特权制度始建于斯大林，特供商品、特别医疗、特别住房、特殊教育等的系统化和标准化，均成形于此，它是下级对上级忠诚的奖赏机制，就像工厂生产零件更多的工人应该得到电视机一样顺理成章。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特权，只不过是随着生产力提升，在标准和普惠性上水涨船高罢了。
干部选拔方面，上级任命制代替早期的民主选举，始于列宁；而列宁、斯大林的干部政策从来就不是五湖四海，更没有任期制，试图打破它的赫鲁晓夫，遭到党内中高层的集体反对。
「第聂伯帮」的构成，说明勃列日涅夫至少不坏，他不冷酷残忍，所以身边不会聚拢一批酷吏，他没什么远大规划，不会聚拢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而排斥老干部，他害怕像赫鲁晓夫一样被同志们搞掉，于是政治局都是信得过的熟人。
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不像前后任那样热衷于抓生产纪律，搞得工人农民鸡飞狗跳，让工人农民和干部一样，也有机会挖社会主义墙角改善生活。
他是有同情心的人，1969年，集体农庄庄员也能像城市居民一样，可持内务部颁发的国内护照自由走动，不必像以前一样，离村须经村委会同意、在非居住地不得超过30天。
勃列日涅夫的负面遗产中，或许可与腐败相比的，是党政官员的规模。
勃列日涅夫执政十八年间，党政机关编制膨胀了五倍，全苏联有1860万人在党政机关就食，占就业总人口的15%，人头费每年400亿卢布。各部委的部长副部长800余人。
为了与强盛大国的非凡成就相匹配，七十年代苏联新办了几百份报纸杂志，新建了大批研究总结苏联为什么这么厉害的社科文化机构。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机构膨胀，其实只是一种组织惯性。
列宁创造的是党管理社会一切事务的体制，它天然就需要更多的干部。1921年的苏维埃政府与1917年革命前的沙俄政权相比，国家机构的数量膨胀十倍，人数膨胀了四倍。
政府组织天然具有扩张的倾向。民主制下，约束力量来自同级的议会，靠的是财政预算的软约束。苏维埃体制下，约束力量来自上级，靠的是硬性行政命令。
苏维埃体制下，计划即法律，命令即法律，党政机关可以随时自我赋权，即使热爱精简机构的赫鲁晓夫也很难控制机构膨胀。
1954-1956年，赫鲁晓夫曾大刀阔斧减掉了近百万脱产管理岗位，1957年，他又把工业、建筑的中央部委垂直管理改成地方管理，撤销了中央和共和国所属的144个部，移交给地方104个委员会。
但企业转属地管理后，地方编制经过一番叠床架屋的设计，却剧烈膨胀起来，最后，总人员编制变成原来的3倍。减少计划干预也落空，纵向的干预被横向的指挥代替，并且生出地方壁垒增多、破坏供应合作的意外。
笼统地谈形势严峻，必须精简机构、减少干预，促进社会和生产力发展，没有人会反对改革，只要改革不改到自己头上，归根到底它是一次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
但如果组织庞大到社会财源枯竭时才开始改革精简，它迟早会让整个官僚机器结成反对改革的同盟军。

【牢不可破的联盟】

1971年3月17日，拉脱维亚陶格夫匹尓斯的密林中，700名红军包围了24名「森林兄弟」游击队的地堡，从凌晨5:30战至中午1:30方结束，它标志着苏联境内有组织的分离主义武装宣告终结。
但是，分离主义却以一种寄生于苏维埃政权内部的方式出现。
1960年，赫鲁晓夫突发奇想，既然哈萨克斯坦南部也是产棉区，而分给乌兹别克斯坦的任务是专门生产棉花，何不把这块地划给乌兹别克斯坦，利于棉花产业的整体规划。
哈萨克斯坦书记库纳耶夫是苏共培养的第一代哈萨克族高级干部，于情于理，他都不支持赫鲁晓夫的脑洞计划，于是被调离书记岗位。
1964年，库纳耶夫的老上级勃列日涅夫上台，他重回哈萨克斯坦书记宝座，一直呆到戈尔巴乔夫上台。这位名副其实的土皇帝，亲信遍插权力要津，排场犹如古代可汗。
1986年12月16日夜，库纳耶夫被落选，17日晨大批哈萨克学生呼喊着库纳耶夫的名字上街，18日，骚乱遭苏联内务部队镇压，史称阿拉木图事件。
苏联解体后，库纳耶夫这个唯一进入政治局的哈萨克人，升格成为民族英雄般的人物，以他名字命名的大小地标遍及哈萨克斯坦。
更离谱的是乌兹别克棉花案。
1983年，乌兹别克斯坦一把手拉希多夫自知罪责难逃开枪自杀。但1988年前后舆情开始逆转，由于克格勃调查期间确实存在「上手段」，大批被查者称遭斯大林肃反式迫害，乌兹别克斯坦出现同情甚至赞美拉希多夫的声音，进而认为这是大俄罗斯主义压榨乌兹别克斯坦的迫害。
今天，拉希多夫以民族英雄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当代历史，拉希多夫陵墓和纪念碑、纪念堂均位于首都的市中心。
同样，阿塞拜疆、格鲁吉亚腐败大案中，被罢黜、惩处的腐败头目，后来不少被追捧为民族英雄。某种程度上，戈尔巴乔夫的反腐和改革，斩断了维系苏联的牢不可破的联盟。
最致命的联盟破裂，是戈尔巴乔夫改革联盟。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自动选择与安德罗波夫提拔进政治局的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结为政治盟友，接着又把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提拔入政治核心圈。而这些人都比戈尔巴乔夫年纪更大。
利加乔夫、叶利钦均以廉洁自律、不近人情著称，戈尔巴乔夫赋两人独当一面之任，雅科夫列夫视野开阔，观念解放，被委以智囊重任，雷日科夫老成持重，熟悉工业部门，理想的总理。
只是，政治盟友能维持多久，全看改革走到哪一步。
戈尔巴乔夫最倚重的利加乔夫，两人刚进入中央委员会时，就曾惺惺相惜，互相举荐。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委利加乔夫以全权代理的二把手之责。
但戈尔巴乔夫为了改革理论造势，又任命理论智囊雅科夫列夫为宣传部长，与利加乔夫分管的意识形态职权重叠，这一分权在两人之间埋下不信任的种子。
利加乔夫身为党务总管，对削弱党对社会控制、削弱党的声望，天然有敏锐的警觉和抵触的本能。在「历史问题」揭盖子上，利加乔夫认为「家丑不可外扬」。
随着政治局中「第聂伯帮」被逐步清理，利加乔夫逐渐变成政治局中的「保守派」。
1988年2月，眼见雅科夫列夫在公开化上狂飙突进，忧心忡忡的利加乔夫，乘戈尔巴乔夫出访，组织刊发文章，强调历史探讨不能损害党的威望。戈尔巴乔夫回国后发文反击。
「两报之争」事件导致矛盾公开化，利加乔夫二把手地位动摇，职责改为分管农业政策，保守派逐渐聚集在利加乔夫周围，对戈尔巴乔夫形成强大制约。
雷日科夫曾任有「工厂之父」之称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厂长，后又实际承担苏联经济计划制定，与戈尔巴乔夫的合作始于1982年末安德罗波夫委托他们草拟经济改革大纲，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加速战略」就出自于此。
对历史问题雷日科夫不太感冒，不支持政治体制改革但也不明确反对，但1987年六月全会和最高苏维埃例会上，他与党内其他高层就价格问题与戈尔巴乔夫发生激辩，这是他的一亩三分地。
由于「加速战略」导致失衡加剧，戈尔巴乔夫认为，价格体制不松动，经济改革难有实质进展。雷日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受了雅科夫列夫的蛊惑，戈尔巴乔夫未获多数支持。
雷日科夫代表的是严密计划体系下庞大的政府部门，直到1990年，经济改革目标依然各执一词，戈尔巴乔夫公开场合一直强调「国家调节的市场经济」，而雷日科夫则强调「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
但是，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尤其是意外崛起的叶利钦咄咄逼人地抢夺改革主导权，迫使雷日科夫1990年春制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方案。
这个方案是雷日科夫最后一次努力，此时党的存续已不重要，他想保住联盟国家，心力憔悴以致于心脏病发作。但是，1991年1月戈尔巴乔夫的内阁名单中没有雷日科夫的名字。
谢瓦尔德纳泽比雷日科夫早一个月与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
谢瓦尔德纳泽是戈尔巴乔夫配合最默契的盟友。
戈尔巴乔夫让葛罗米柯荣登最高苏维埃主席以答谢辅助上位之功，把外交部长席给了谢瓦尔德纳泽时，他此前只以反腐狂人著称，履历与外交毫不沾边。
在外交新思维的热情上，谢瓦尔德纳泽明显高于戈尔巴乔夫本人，丧权辱国的指控和批评，主要由戈尔巴乔夫承担，而嘉许改革派的镁光灯，戈尔巴乔夫的自由派盟友中，只有谢瓦尔德纳泽有机会分享。
随着党内保守派和叶利钦激进派意外崛起的压力急剧增大，谢瓦尔德纳泽与戈尔巴乔夫出现分歧，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对保守派妥协太多，尤其是对军方和克格勃势力过分屈服退让。
1989年夏波罗的海三国形势巨变，纷纷开始闹独立，戈尔巴乔夫倒向谢瓦尔德纳泽眼中的保守派，在他看来，戈尔巴乔夫与其是在维护苏联完整，不如说是维护权力地位。
1990年12月，苏军武力平息谢瓦尔德纳泽故乡格鲁吉亚的民族纠纷，并以武力对付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谢瓦尔德纳泽彻底失望，公开辞职时留下一句话：改革者走了，独裁者来了。
虽然苏联解体前最后一刻，谢瓦尔德纳泽向困境中的戈尔巴乔夫伸出援手，返聘外长，但他当时已完全站在叶利钦一边。
如果没有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命运或许有很大不同。
叶利钦和利加乔夫一样，是从不坐专车，坚持公交车上下班的人，但利加乔夫是严肃刻板的党政干部，而叶利钦则是苏共官员中能与工人打成一片的罕见异类。
虽然以敬业著称，但因桀骜不驯，叶利钦45岁仍为基层处长，但这一年被里亚博夫力荐，获破格提拔为州委书记，也让他结识了日后恩怨交织的苏共领袖们。
最早欣赏叶利钦的是利加乔夫，他认为叶利钦的果断坚决、执行严厉适合当改革开路先锋，在他推荐下，叶利钦当上建设部长。
叶利钦是个铁面无情的人，里亚博夫曾向勃列日涅夫强烈推荐过他，但叶利钦得势后，从未以职权报答这位提携举荐者。叶利钦对利加乔夫同样不含糊，禁酒令出台后，叶利钦毫不留情地攻击利加乔夫的政策荒唐透顶、极度无知。
只是，叶利钦口无遮拦却不折不扣执行禁酒命令。戈尔巴乔夫也认为叶利钦耿直凶猛、人才难得。只有雷日科夫反对继续提拔叶利钦，虽然他们对禁酒政策的看法一致。
叶利钦被提拔为莫斯科市委书记后，不负戈尔巴乔夫的期望——戈尔巴乔夫的老竞争对手格里申在政治局呆了24年之久，莫斯科是其深耕之地，叶利钦以雷霆风暴手段摧毁了格里申的组织。
1986年2月的苏共二十七大上，叶利钦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掀起的势头和展现出的巨大能量，俨然已成为戈尔巴乔夫新势力中位列利加乔夫之后的第三号人物。
对戈尔巴乔夫无比信赖的叶利钦，像没有栓绳的大型斗犬，让莫斯科沉闷已久的官场鸡飞狗跳，很快，他从攻击个别官僚指向了整个特权制度。
大多数同志都觉得特权现象必须整顿，因为有些人待遇超标搞得实在是太过分了，这种内部的特殊化，干部们当然是看不惯的。
但叶利钦直接要把特供商店、内部医院、机关食堂、干部子弟学校、高干疗养院等特权体系全盘取消，终于引发了整个干部队伍的集体义愤。
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态度迅速冷却，不断敲打叶利钦不要搞得过火，此时戈尔巴乔夫被党内反对之声搞得焦头烂额，赫鲁晓夫被废黜的阴影，让他不敢开罪整个党政体系。
然而，因反官僚反特权民意高涨的叶利钦毫无收手之意，戈尔巴乔夫不想变成第二个赫鲁晓夫，只能让叶利钦当赫鲁晓夫。
1987年的六月会议，戈尔巴乔夫的理论家雅科夫列夫进入政治局，先锋大将叶利钦依然候补。会上两派争辩激烈，伤了心的叶利钦依然甘为前驱，面批利加乔夫阻挠改革，但遭戈尔巴乔夫毫不留情的讥讽。
四个月后的会议上，叶利钦未经许可长篇发言，抱怨改革开放步伐太慢，导致人民生活贫苦，并对党内腐化猛烈攻击，愤怒难堪的戈尔巴乔夫当场离席。
叶利钦终于为他赫鲁晓夫式的鲁莽付出了惨重代价，他失去了莫斯科市委书记职务，被踢出政治局，贬任建设委员会主席。

【无人能挡的命运终结者】

身为第五代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天然是个弱势的总书记。
他被老同志们推上前台，主要是因为大家不愿再看到领导人年迈连续死亡的危机发生，他既无强大的组织资源班底，也无法靠改革带来的经济收益获取广泛民意。
对付党内巨大反对力量，他只能通过开放言论改变政治力量，一来可以收获民意支持，二来老百姓「妄议中央」攻击的都是保守派。
这是个不可轻用的选项，但戈尔巴乔夫别无选择。
开放言论的危险性在于，国民固然可一时为获得思想解放而精神振奋，但党的道德资源则会因此迅速流失，以至于动摇执政合法性。而且，言论开放只可松不可再紧，尝到甜头的国民一旦遇到言论收紧，会立即出现反弹。
这是一种两难困境：
一、党是权力地位的来源，必须控制言论，但是维护党的地位，则会出现民意流失；
二、丢掉党这个道德负担，直接与民意对接，则会遭遇体制反对重演赫鲁晓夫悲剧；
戈尔巴乔夫必须不断寻找平衡点，通过不断掌控权力，推进改革。
叶利钦的崛起打破了这个平衡，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释放出的巨大能量，被叶利钦中途劫持，他变成了不可战胜的终结者。
1987年，戈尔巴乔夫启动政治改革，解除「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等异议人士的软禁、流放，关着思想犯的精神病医院人去楼空，全苏联的空气都弥漫着要求改革的呼声。
戈尔巴乔夫有一样判断对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被迫害的老公知，重获自由甚至被供起来后，立即失去话题性和杀伤力，他们与时代脱节，没什么社会号召力。
但有一样大家都没预料到，那些体制内游离出来的年轻一代，却有巨大的活动能量，他们善于捕捉社会热点、唤起大众情绪，他们善于街头活动，而不是在家写公开信。
这股巨大的反体制力量，缺少领军人物时，看上去是散兵游勇，一旦有了广泛号召力的领袖人物，就会凝聚起来爆发巨大的能量。
时代正好需要叶利钦这样的人。
继任莫斯科市委书记的表现，让市民愈发怀念那位每天公交车上下班的市委书记，怀念他把颟顸的官员们折腾得团团转，怀念他与市民倾心交谈、怀念他真正关心菜市场……
导致叶利钦丢官的那段大放厥词，其中一段成为广为流传的金句：同志们，我发现我很难向一名工人解释，为什么工人阶级统治了这个国家70年，他们香肠里的淀粉却总是比肉多。
对苏共特权统治不满已久的老百姓，把叶利钦视作真正属于人民的英雄。现在，这个反体制的人民英雄被逐出政治局，立即成为凝结核，各种团体组织在他身边汇集起来。
1988年夏，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成功地把保护公民权、司法独立、无罪假设这些观念写进党的决议中。它要求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明确划分党和国家机关的职能。
戈尔巴乔夫以削弱党的专政力量、放弃对权力垄断的方式，削弱了党内保守派的力量。戈尔巴乔夫的这次胜利，却让叶利钦搭上了便车，埋下了苏共灭亡的种子。
在万众支持下，叶利钦决心重返苏共政治舞台，他回到原工作地选区参选党代表。苏共下令当地党员抵制叶利钦，结果工人以罢工威胁，全国各地支持叶利钦的电报犹如雪片。
叶利钦重新杀回党的政治舞台，提出党应该从上至下选举等一系列民主化措施，遭利加乔夫等人批评，而他恢复政治身份和名誉的期待也彻底落空。
叶利钦彻底对苏共失去信心。此时，他已然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言人、改革的肉身，而必须依靠党的权力机关才能发号施令的戈尔巴乔夫，则不再是那个值得期待的改革领袖，而是官僚集团的代言人。
1989年戈尔巴乔富夫推动下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一次把权力中心从党代会搬迁到了全国人大的重大改革，这样一来，他的权力将不再全部来自于党。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成果再度被叶利钦收割。
叶利钦以89.6%的高票当选人大代表，而戈尔巴乔夫则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但叶利钦还要更进一步，戈尔巴乔夫必须阻止，最高苏维埃选举时，接受上级命令的党员们以无记名投票集体「选」掉了叶利钦。
5月28日，莫斯科七万余市民上街声援叶利钦，并公开喊出各种反动口号，苏共被逼到了墙角，幸而危机意外化解，法学副教授卡扎尼克把资格让给叶利钦，并称，如果叶利钦不进最高苏维埃，我对不起家乡人们的期待。叶利钦通过补选进入最高苏维埃。
叶利钦的连续胜利，让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而空有庞大党员和数百万武装力量的苏共其实不堪一击。他的力量来自街头，而戈尔巴乔夫一旦离开办公室，就什么都不是了。
戈尔巴乔夫同样注意到民意的力量，1989年2月，他提出修改宪法一党执政条款，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50万莫斯科市民集会支持戈尔巴乔夫，党内保守派屈服了。
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联首任总统。
1990年4月，戈尔巴乔夫会见南方邻国总理，据后者回忆，戈尔巴乔夫曾表示说政治改革搞早了，应该先搞经济改革。
这种懊悔或许是一厢情愿。没有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无力推动经济改革，他没有党内定于一尊的地位，不能随意修改社会主义定义，来解决经济体制改革姓资姓社的质疑。
1990年7月的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才真正战胜保守派，武器正是公开化和民主化，基层代表对政治局的集体谴责和围攻，让保守派溃不成军。公开投票结果，利加乔夫等人出局。
当然，戈尔巴乔夫可以改口，宣布此前的公开性、民主化，让老百姓百花齐放，其实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再断然把叶利钦和支持他的大小团体头目全都抓起来。
这当然要付出极大代价，要求结束专政的民意极为高涨，1989年全苏有近5000次群众集会，参加人数达1600万，到了1990年局面更加失控。
面对如此凶险的民意，甚至仅靠领袖的个人意志已无法采取断然措施，。
如果采取了断然措施，就等同于葬送了改革，戈尔巴乔夫会变成第二个斯大林。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曾有过类似的努力，1991年3月，联盟中央为了威慑加盟共和国分离倾向的决心，俄罗斯人代会现场外，苏军坦克、军人云集。但几十万莫斯科市民上街声援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后退了。
比起列宁革命成功后能调转枪口镇压十月革命先锋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比起斯大林能把列宁培养的大部分干部枪决，戈尔巴乔夫确实是一个软弱摇摆的人。
没有人能阻挡叶利钦了。
一路高奏凯歌的叶利钦，由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继而登上俄罗斯联邦总统大位。最终埋葬了苏联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生命。
苏共保守派也没人敢于反抗这股历史洪流。八一九事件策划者并不是为了拯救党国，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力。
1991年7月29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秘密会晤，决定将副总统亚纳耶夫、克格勃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逐出权力核心。事情泄密，他们才临时组织紧急状态委员会，软禁戈尔巴乔夫。
如果对苏联心怀深厚的情感，非要说苏联解体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处心积虑，的确能找到私人动机：戈尔巴乔夫的两个姑姑和伯父饿死，祖父和外祖父都被政治逮捕，叶利钦的父亲曾因煽颠罪被送入古拉格关押三年。
但在他们站上历史舞台，发动改革那一刻，他们根本没有那么长远的规划。
虽然叶利钦被认为是苏联头号掘墓人，但忠实跟随他多年的卫队长科尔扎科夫却认为，在他认识的苏共官员中，叶利钦才算得上最忠诚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出于对叶利钦的敬意，叶利钦被解职后，科尔扎科夫自费跑去给叶利钦当保镖。
如果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祛除党政机关随意为自己赋权，来实现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其实就意味着政权的去苏维埃化。苏联的解体就是必然。
而苏联历史上反反复复的改革证明，改革要么走到底，否则一定会走回头路。
换一个人呢？也许俄罗斯政论杂志那段评价戈尔巴乔夫失败的话，对谁都合适：
「他摆弄这个国家，就像家庭主妇摆弄卷心菜一样。他以为只要把外面的烂叶子剥掉，就会有里边的好心子，他不停地剥下去，一直到剥光为止。」
戈尔巴乔夫生前曾被问及墓志铭，他回答：我没有自己的墓志铭，但我会告诉你我从朋友墓碑上读到的，这句话铭刻于我心中——我们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