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俄罗斯非法行为的源头
来自一名脱离克里姆林宫的外交官
The Sources of Russian Misconduct：A Diplomat Defects From the Kremlin
作者：鲍里斯·邦达列夫 （BORIS BONDAREV）
发布日期：2022年10月17日 《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11/12月刊
三年来，我的工作日以同样的方式开始。早上7点30分，我醒过来，查看新闻，然后开车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上班。作为俄罗斯代表团的一员，每天的日程轻松而且容可以预测，这便是俄罗斯外交官生活的两个主要特点。
2月24日是不同的。当我检查我的手机时，我读到了令人震惊和羞愧的消息：俄罗斯空军正在轰炸乌克兰。哈尔科夫、基辅和敖德萨都受到攻击。俄罗斯军队正从克里米亚涌出，向南部城市赫尔松进发。俄罗斯的导弹将建筑物炸成了废墟，居民们纷纷逃亡。我看到了爆炸的视频，在防空警报的背景音下，人们惊恐地奔逃。
尽管听到西方新闻报道说入侵可能迫在眉睫，但作为一个生在苏联的人，我仍觉得这次袭击是几乎不可想象的。乌克兰人应该是我们的亲密朋友，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包括曾经作为同一个国家共同抵抗德国的历史。我想到了二战时期一首著名的爱国主义歌曲的歌词，这首歌为许多前苏联居民所熟知：“6月22日，凌晨4点整，基辅被轰炸，我们被告知战争已经打响。”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将对乌克兰的入侵描述为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旨在将俄罗斯的邻国“去纳粹化”。但在乌克兰，是俄罗斯顶替了纳粹的位置。
“这是结束的开始，”我告诉我的妻子。我们决定我必须要离开。
辞职意味着丢弃二十年的俄罗斯外交官生涯，也意味着丢掉我的许多友谊。但是这个决定已经等了很久了。当我在2002年加入外交部时，部里正处于一个相对开放的时期，我们这些外交官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同行友好合作。然而，从我最初的日子里就可以看出，俄罗斯的外交部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即使在那时，它也不鼓励批判性思维，而且在我的任期内，它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尽管这样，我还是留了下来，希望能利用我手上的权力来温和化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行为，并以此来帮助面对违心的做法。但某些事件能使一个人接受他以前不敢接受的东西。
对乌克兰的入侵使人们无法否认俄罗斯已经变得多么野蛮和充满压迫。这是一种罄竹难书的残酷行为，旨在征服一个邻国并消除其民族特性。它给了莫斯科一个粉碎任何国内反对派的借口。现在，政府正派出成千上万的应征士兵去杀害乌克兰人。这场战争表明，俄罗斯不再只是独裁和有攻击性；它已经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
然而对我来说，这次入侵的核心教训之一有关于我在过去20年间目睹的事情：当一个政府被它自己的宣传慢慢扭曲时，最终会发生什么。多年来，俄罗斯外交官被要求与华盛顿对抗，并以谎言和转移话题的方式为该国的海外的干涉行为辩护。我们被教导要接受轰轰烈烈的言辞，并不加批判地将克里姆林宫对我们说的话转述给其他国家。但最终，这种宣传的目标受众不只是外国；而也是我们自己的领导层。在电报和声明中，我们被要求告诉克里姆林宫，我们已经向世界成功推销了俄罗斯的伟大，并摧毁了西方的论点。我们不得不避免对总统的危险计划提出任何批评。这种表现甚至发生在外交部的最高层。我在克里姆林宫的同事多次告诉我，普京喜欢他的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因为他工作起来很“舒服”，总是对总统说“好”，告诉他他想听的话。因此，普京认为他能轻易打败基辅一点也不奇怪。
这场战争表明，在回声室中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反弹到自己身上。
这场战争清楚地表明，在回声室里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反弹到自己身上。普京在征服乌克兰的尝试上失败了，如果他有一个被设计成能对局势给出诚实评估的政府，他也许会提前明白这一个目标是不可能的。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军事工作的人来说，俄罗斯的武装力量并不像西方担心的那样强大，这要归功于西方在俄罗斯2014年夺取克里米亚后实施的经济制裁，这些制裁比它们的制定者似乎意识到的更加有效。
克里姆林宫的入侵加强了北约，一个它旨在羞辱的组织，并导致了足以使俄罗斯经济收缩的制裁。但对于法西斯政权来说，合法性更多来自于它们施加统治而不是提供经济收益的能力。普京是如此强硬好战且脱离现实，经济衰退不太可能阻止他。为了证明自己的统治是正当的，普京希望获得他所承诺并相信自己能够获得的伟大胜利。如果他同意停火，那也只是为了让俄罗斯军队在继续作战前得到休息。如果他在乌克兰获胜，普京很可能会转而攻击另一个后苏联国家，比如摩尔多瓦，莫斯科已经在那里支持了一个分裂的地区。
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阻止俄罗斯的独裁者，那就是像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4月建议的那样：削弱该国，“使其不再有能力做出像入侵乌克兰这种事”。这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俄罗斯的军队已经被大幅削弱，该国已经失去了许多最善战的士兵。在北约的广泛支持下，乌克兰有能力最终在东部和南部击败俄罗斯，就像它在北部所做的那样。
如果在战场上失败，普京在国内将面临危险的局面。他将不得不向精英和群众解释为什么他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他将不得不告诉死去的士兵的家人，为什么他们会白白牺牲。由于制裁的压力越来越大，他将不得不在俄罗斯人的境况比现在更糟糕的时候做这一切。他可能在这项任务中失败，面临大范围的反噬，并被甩到一边。他也可能寻找替罪羊，并被他威胁要清洗的顾问和议员们推翻。无论如何，如果普京下台，俄罗斯将有机会进行真正的重建——并且最终放弃其宏伟的幻想。
幻梦 Pipe Dreams
我出生于1980年，父母处于苏联知识分子的中间阶层。我的父亲是外贸部的经济学家，母亲在莫斯科国立对外关系学院教英语。她是一位将军的女儿，他在二战期间指挥过一个步枪师，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我们住在战后国家分配给我祖父的莫斯科的大公寓里，我们有大多数苏联居民所没有的机会。我父亲被任命到一家苏联-瑞士合资企业任职，这使得我们在1984年和1985年可以在瑞士生活。对我的父母来说，这段时间是一个转变的时期。他们体验到了居住在一个富裕国家的感觉，超市推车、有质量的牙科护理——这都是苏联缺乏的设施。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父亲已经意识到了苏联的结构性问题。但在西欧的生活使他和我的母亲更深入地质疑这个系统，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启动改革时，他们很兴奋。看起来，大多数苏联居民也是如此。人们不必生活在西欧就能意识到，苏联的商店提供了范围狭窄的低质量产品，比如穿起来很痛苦的鞋子。苏联居民知道，当政府声称要领导“进步的人类”时，它在撒谎。
俄罗斯的官僚机构不鼓励独立思考。
许多苏联公民相信，当他们的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时，西方会帮助他们。但事实证明这种希望是天真的。西方并没有向俄罗斯提供许多居民——以及一些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解决该国巨大的经济挑战所必需的援助数量。相反，西方鼓励克里姆林宫迅速取消价格控制，迅速将国家资源私有化。一小部分人通过抢购公共资产在这个过程中变得非常富有。但对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所谓的休克疗法导致了贫困化。恶性通货膨胀袭来，平均预期寿命下降。这个国家确实经历了一段民主化的时期，但大部分公众将新的自由与贫困等同起来。作为结果，西方在俄罗斯的地位受到严重影响。
在北约1999年对塞尔维亚的行动之后，西方的形象又受到了重大打击。在俄罗斯看来，这些轰炸不像是保护该国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的行动，而像是一个大国对一个小国受害者的侵略。我清楚地记得，在暴徒袭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第二天，我路过该大使馆，注意到墙上被泼的油漆留下的痕迹。
作为中产阶级父母的孩子——我的父亲在1991年离开了公务员队伍，开始了一个成功的小企业——我基本没有直接经历这十年的动荡。我的青少年时期是稳定的，我的未来似乎相当的可预测。我成为了母亲任教的那所大学里的一名学生，并像父亲一样把目光投向了国际事务工作。我受益于在俄罗斯能开放讨论的时代接受教育。我们的教授鼓励我们阅读各种资料，包括一些以前被禁止的资料。我们在课堂上进行辩论。2000年夏天，我兴奋地走进外交部实习，准备开启一个我希望能让我了解世界的职业生涯。
1999年4月，在科索沃普里什蒂纳，一名男子带着女儿从北约导弹袭击现场走过。 Goran Tomasevic / Reuters
我的实际经历令人沮丧。我没有与身着时髦西装，富有专业素养的精英们一起工作——苏联电影中外交官的刻板印象——而是被一群疲惫不堪的中年上司带领着，他们无所事事地执行一些乏味的任务，比如为更高级别的官员起草谈话要点。大多数时候，他们似乎根本没有在工作。他们坐在那里抽烟，看报纸，谈论他们的周末计划。我的实习工作主要是为他们拿报纸和帮他们买零食。
即使这样，我还是决定加入部里。我渴望自己挣钱，而且我仍然希望通过远离莫斯科的旅行更多地了解其他地方。当我在2002年被录用为俄罗斯驻柬埔寨大使馆的助理随员时，我很高兴。我将有机会让我的高棉语言技能和对东南亚的研究派上用场。
由于柬埔寨处于俄罗斯利益的外围，我没有什么工作要做。但在国外生活比在莫斯科生活更有意义。驻扎在俄罗斯境外的外交官比驻扎在国内的外交官收入要高得多。大使馆的二把手维亚切斯拉夫·卢基扬诺夫（Viacheslav Loukianov）赞赏公开讨论，鼓励我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我们对西方的态度也相当友善。外交部一直有些反美倾向——从其苏联的前身继承下来的，但这种偏见并不强烈。我和我的同事们对北约没有太多的想法，当我们确实去想它时，我们通常将该组织视为一个合作伙伴。一天晚上，我和使馆的一个同事去一家地下酒吧喝啤酒。在那里，我们碰到了一位美国官员，他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喝酒。今天，这样的邂逅将充满紧张气氛，但在当时，这是一个建立友谊的机会。
然而，即使在那时事情也很明显，俄罗斯政府有一种不鼓励独立思考的文化——尽管卢基扬诺夫有相反的冲动。有一天，我被叫去见大使馆的第三号官员，一个安静的中年外交官，在苏联时代就加入了外交部。他递给我一份来自莫斯科的电报文本，让我将其纳入一份我们将提交给柬埔寨当局的文件。我注意到有几个错别字，就告诉他我会纠正它们。“不要这样做！”他回击道。“我们直接从莫斯科拿到了文本。他们更清楚事情。即使有错误，也不是由我们来纠正中央。”这体现了该部将成为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对领导人不加置疑的敬畏。
应声虫 Yes Men
在俄罗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最初是充满希望的。该国的平均收入水平在提高，生活水平也在提高。普京在千禧年之初就任总统，他承诺结束1990年代的混乱局面。
然而，很多俄罗斯人逐渐对普京感到不满。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他的强人形象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历史遗留问题，而且有许多高级政府官员的腐败案件。普京通过镇压言论自由来回应对其政府的调查。在他第一个任期结束时，他已经有效地控制了俄罗斯的所有三个主要电视网络。
然而，在外交部内部，普京的早期行动没有引起什么警觉。他于2004年任命拉夫罗夫为外交部长，我们对这一决定表示赞赏。众所周知，拉夫罗夫非常聪明，具有深厚的外交经验，在与外国官员建立持久关系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普京和拉夫罗夫对北约的对抗性越来越强，但其行为变化是微妙的。许多外交官都没有注意到，包括我。
即使是有限的反对表现也会让莫斯科感到紧张。
然而，回过头来看，很明显，莫斯科正在为普京的帝国项目奠定基础——尤其是在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在2004-2005年的橙色革命后对这个国家产生了病态的迷恋，当时数十万抗议者在被广泛认为是被操纵的选举后阻止了俄罗斯的首选候选人成为总统。这种痴迷反映在俄罗斯的主要政治节目中，这些节目开始在黄金时段专门报道乌克兰，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个国家所谓的恐俄当局。在接下来的16年里，直到入侵发生，俄罗斯人听到新闻主播把乌克兰描述为一个由美国控制的邪恶国家，压迫其讲俄语的人口。(普京似乎无法相信国家之间可以真正合作，他认为华盛顿最亲密的伙伴实际上只是其傀儡，包括北约的其他成员）。
与此同时，普京继续努力巩固国内的权力。该国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两届，但在2008年，普京制定了一个计划来保持他的控制权：如果梅德韦杰夫承诺让普京担任总理，他将支持梅德韦杰夫的总统候选人资格。在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的头几个星期，我们这些在外交部工作的人不确定我们应该向这两个人中的哪一个提交报告。作为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宪法上负责指导外交政策，但每个人都明白，普京才是王位背后的控制者。
我们最终向梅德韦杰夫报告。这是使我认为俄罗斯的新总统可能并不是有职无权的几个决定之一。梅德韦杰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建立了热络的关系，与美国商界领袖会面，并与西方国家合作，即使这似乎与俄罗斯的利益相抵触。例如，当叛军试图推翻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时，俄罗斯军方和外交部反对北约在该国上空建立禁飞区的努力。卡扎菲在历史上与莫斯科有着良好的关系，而我国在利比亚的石油部门有投资，所以我国外交部不想帮助叛军获胜。然而，当法国、黎巴嫩和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授权设立禁飞区的动议时，梅德韦杰夫让我们投了弃权票，而没有否决它。(有证据表明，普京可能不同意这一决定）。
2011年11月，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Krasnodar），工人们在一栋办公楼上粘贴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选举海报。Eduard Korniyenko / 路透社
但在2011年，普京宣布计划再次竞选总统。梅德韦杰夫看起来不太情愿地靠边站了，并接受了总理的职位。自由主义者感到愤怒，许多人呼吁抵制或认为俄罗斯人应该故意破坏他们的选票。这些抗议者只占俄罗斯人口的一小部分，所以他们的异议并没有严重威胁到普京的计划。但即使是有限的反对表现似乎也让莫斯科感到紧张。因此，普京努力提高2011年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使选举结果看起来合法——这是他早期缩小人民与他的统治之间的政治空间的努力之一。这种努力延伸到了外交部。克里姆林宫把让海外俄罗斯人投票的任务交给了我所在的大使馆，以及其他所有的大使馆。
当时我在蒙古工作。当选举到来时，我把票投给了一个非普京的政党，担心如果我不投票，我的选票会被投给普京的统一俄罗斯。但我的妻子在大使馆担任办公室主任，她抵制了。她是仅有的三名没有参加投票的使馆雇员之一。
几天后，使馆领导查看了在选举中投票的工作人员名单。在被点名时，另外两名未投票者说，他们不知道他们需要参与，并承诺会参与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然而，我的妻子说，她不想投票，指出不参加选举是她的宪法权利。作为回应，大使馆的二把手组织了一场反对她的运动。他对她大喊大叫，指责她违反纪律，并说她将被贴上“政治上不可靠”的标签。他将她描述为知名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同伙”。在我妻子在总统竞选中仍然没有投票后，大使有一个星期没有和她说话。他的副手有一个多月没有和她说话。
事态恶化 Breaking Bad
我的下一个职位是在该部的核不扩散和军备控制司。除了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问题外，我还被派去重点关注出口管制——管理可用于国防和民用目的的货物和技术的国际转让的法规。这份工作让我对俄罗斯的军事情况有了清晰的认识，恰巧在这一点在新的发展中变得重要的时期。
2014年3月，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并开始在顿巴斯地区助长叛乱活动。当吞并的消息被宣布时，我正在迪拜参加国际出口管制会议。在午餐休息期间，有来自后苏联共和国的同事找到我，他们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对他们实话实说：“伙计们，我和你们知道的一样多。”这并不是莫斯科最后一次在做出重大外交政策决定时让其外交官们蒙在鼓里。
在我的同事中，对吞并克里米亚的反应从混合到积极不等。乌克兰正在向西方漂移，但这个省份是普京对历史的混乱看法有一些依据的少数地方之一：克里米亚半岛于1954年在苏联境内从俄罗斯移交给乌克兰，在文化上更接近莫斯科而不是基辅。(超过75%的人口将俄语作为他们的第一语言。) 迅速和不流血的接管在我们中间几乎没有引起抗议，在国内也非常受欢迎。拉夫罗夫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扬，发表演讲，将俄罗斯的行为归咎于乌克兰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我和许多同事认为，普京将克里米亚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会更有战略意义，我们可以尝试将这一行动包装得没那么有侵略性。然而，普京的工具箱里不存在低调的手段。独立的克里米亚不会给他带来收集齐“传统”俄罗斯土地的荣耀。
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建立一个分离主义运动并占领该地区，更让人摸不着头绪。这些行动主要发生在2014年的前三年，没有像吞并克里米亚那样在俄罗斯引起大量的支持，而且还招致了另一波国际上的责难。许多部里的员工对俄罗斯的行动感到不安，但没有人敢向克里姆林宫传达这种不安。我和我的同事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普京夺取顿巴斯是为了让乌克兰分心，防止该国对俄罗斯产生严重的军事威胁，并阻止其与北约合作。然而，很少有外交官（如果有的话）告诉普京，通过助长分离主义分子，他实际上将基辅推向了他的克星*。
*Nemesis , 宿敌，报应。复仇女神涅墨西斯的名字。
西方2014年的制裁大大削弱了俄罗斯军队。
在吞并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行动之后，我与西方代表团的外交工作继续进行。有时，我感觉没什么变化。我与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同事仍然保持着积极的关系，我们在军备控制问题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俄罗斯受到了制裁，但它们对俄罗斯的经济影响有限。“制裁是一种恼怒的表现，”拉夫罗夫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说。“它们不是严肃的政策会使用的工具。”
但作为一名出口官员，我可以看到，西方的经济限制对该国产生了严重影响。俄罗斯的军事工业严重依赖西方制造的部件和产品。它使用美国和欧洲的工具来维修无人机发动机和马达。它依靠西方生产商制造防辐射电子装置，这对俄罗斯官员用来收集情报、通信和实施精确打击的卫星至关重要。俄罗斯制造商与法国公司合作，以获得我们飞机所需的传感器。甚至一些用于轻型飞行物的织物，如气象气球，也是由西方企业制造的。制裁突然切断了我们获得这些产品的途径，使我们的军队比西方所理解的更弱。但是，尽管我的团队很清楚这些损失如何削弱了俄罗斯的实力，在外交部的政治的帮助下，克里姆林宫一直蒙在鼓里。这种无知的后果现在在乌克兰得到了充分展示：制裁是俄罗斯在入侵中遇到如此多麻烦的原因之一。
军事能力的减弱并没有阻止外交部变得越来越好战。在国际峰会或与其他国家的会议上，俄罗斯外交官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攻击美国及其盟友。我的出口团队与日本等国举行了许多双边会议，重点讨论我们国家如何合作，而我们抓住几乎每一次会议的机会对日本说：“别忘了是谁向你扔了核弹。”
我做一些试图控制损失的事。当我的上司起草好战的言论或报告时，我试图说服他们软化语气，我警告不要战争般的语言，不要不断提起我们对纳粹的胜利。但是，随着我们的上司把文件编辑得更有攻击性，我们的声明的基调——内部和外部——变得更加对抗。苏联式的宣传已经完全回到了俄罗斯的外交中。
毒贩子自己嗑上瘾了 High on its own supply
2018年3月4日，前俄罗斯双面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Sergei Skripal）和他的女儿尤利娅在英国的家中被下毒，二人几乎丧命。英国调查人员仅用了十天时间就确定俄罗斯是罪魁祸首。起初，我并不相信这一发现。斯克里帕尔是一名前俄罗斯间谍，曾因向英国政府泄露国家机密而被定罪，并被送入监狱数年，后在一次间谍交换中获释。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仍然对他感兴趣。如果莫斯科想让他死，它可以在他还在俄罗斯的时候就把他杀了。
我的不相信变得有用。我的部门负责与化学武器有关的问题，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争论俄罗斯对中毒事件没有责任——这是我真心相信的事情。然而，外交部越是否认责任，我却愈发起了疑心。我们声称，中毒事件不是由俄罗斯实施的，而是由所谓的恐俄的英国当局实施的，他们执意要破坏我们良好的国际声誉。当然，英国绝对没有理由想要斯克里帕尔的命，所以莫斯科的说法似乎不像是真正的论据，而是企图将注意力从俄罗斯转移到西方——这是克里姆林宫宣传的常见目的。最终，我不得不接受事实：中毒事件是俄罗斯当局犯下的罪行。
许多俄罗斯人仍然否认莫斯科对此事负责。我知道，当你的国家是由为报复而杀人的犯罪分子管理时，这可能很难接受。但俄罗斯的谎言对其他国家没有说服力，这些国家果断地否决了俄罗斯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一项决议，该决议旨在破坏这个著名的政府间组织对袭击的调查。只有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中国、伊朗和苏丹站在莫斯科一边。果然，调查得出结论，斯克里帕尔父女中的毒是诺维乔克（Novichok）：一种俄罗斯制造的神经毒剂。
莫斯科希望被告知它所希望的事实，而不是实际发生的情况。
俄罗斯的代表们本可以向他们的上级诚实地传达这一失败。相反，他们实际上做了相反的事情。回到莫斯科后，我读到了来自俄罗斯禁化武组织代表团的长篇电报，内容是他们如何击败了西方国家采取的众多“反俄”、“无稽之谈”和“毫无根据”的行动。俄罗斯的决议被击败的事实往往被简化为一句话。
起初，我只是对这些报道翻白眼。但很快，我注意到，这些报告在该部的最高层被认真对待。写这种小说的外交官得到了他们老板的掌声，并看到他们的职业命运在上升。莫斯科希望被告知它所希望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各地的大使都得到了这个信息，他们争相发送最夸张的电报。
在2020年8月纳瓦尔尼被用诺维乔克下毒之后，宣传变得更加离谱。这些电报让我大吃一惊。一份电报称西方外交官是“被猎杀的野兽”。另一份电报大谈“我们的论点的严肃性和不容置辩性”。第三个谈到俄罗斯外交官如何“轻易地将西方人可怜的提高嗓门的企图扼杀在摇篮中”。
2017年2月，普京出席在莫斯科无名战士墓前举行的献花仪式。Sergei Karpukhin / File Photo / Reuters
这种行为很不专业，而且危险。一个健康的外交部旨在为领导人提供对世界不加修饰的看法，以便他们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然而，尽管俄罗斯外交官会在他们的报告中包括一些不便的事实，以免他们的上司发现有内容被省略，但他们会把这些真相埋在堆积如山的宣传内容中。例如，2021年的一份电报可能有一句话解释说，乌克兰的军队比2014年时更强大。但这一承认是在对强大的俄罗斯军队进行长篇大论之后才作出的。
2022年1月，美国和俄罗斯的外交官在美国驻日内瓦使团会面，讨论莫斯科提出的重新修订北约的条约时，这种与现实的脱节变得更加极端。外交部越来越关注西方安全集团的所谓危险，而俄罗斯军队正在乌克兰边境集结。我担任会议的联络官——需要随叫随到，为我们的代表团提供任何需要来自当地的帮助——并收到了我们提案的文本。它令人困惑，充满了西方国家显然无法接受的条款，例如要求北约从1997年后加入的国家（包括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撤出所有部队和武器。我想，该文件的作者要么是在为一场战争作准备，要么是不知道美国或欧洲是如何运作的，或者两者都是。我在咖啡休息时间与我们的代表聊天，他们似乎也很困惑。我问了我的主管，他也感到困惑。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怎么会带着一份要求北约永久关闭其新成员大门的文件去美国。最终，我们了解到这份文件的来源：它直接来自克里姆林宫。因此，它是不容置疑的。
我一直希望我的同事们能私下里对我们所做的事情表示不安，而不仅仅是感到困惑。但许多人告诉我，他们完全满足于接受克里姆林宫的谎言。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逃避对俄罗斯行动的责任的方式；他们可以通过告诉自己和其他人，他们只是在服从命令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我能理解这一点。而更令人不安的是，许多人对我们越来越好战的行为感到自豪。有几次，当我提醒同事们，他们的行为太粗鲁，无法帮助俄罗斯时，他们会提及我们的核力量。“我们是一个大国。”一个人对我说。他继续说，其他国家“必须按我们说的来”。
疯狂的列车 Crazy Train
即使在1月的峰会之后，我也不相信普京会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2022年的乌克兰显然比2014年时更加团结和亲西方。没有人会用鲜花来迎接俄罗斯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可能的入侵发表的强硬声明表明，美国和欧洲将作出强烈反应。我在军火和出口领域的工作经历告诉我，俄罗斯军队没有能力攻克其最大的欧洲邻国，除了白俄罗斯之外，没有任何外部国家会向我们提供有意义的支持。我想，普京一定也知道这一点——尽管有那么多为他遮掩真相的人。
入侵使我离开的决定在道德上变得简单明了。但实际操作仍然很困难。战争爆发时，我的妻子正在日内瓦看望我——她最近辞去了她在莫斯科工业协会的工作——但公开辞职意味着她和我在俄罗斯都不会安全。因此，我们商定，在我交出辞呈之前，她将回莫斯科去接我们的小猫。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复杂的、为期三个月的过程。这只猫是一只年轻的流浪猫，在我们带它去瑞士之前，需要对它进行绝育和疫苗接种，而欧盟很快就禁止了俄罗斯的飞机。为了从莫斯科回到日内瓦，我的妻子不得不乘坐三架飞机，两次乘坐出租车，并两次穿越立陶宛边境——两次都是步行。
在此期间，我看着我的同事们向普京的目标投降。在战争的早期，大多数人都洋溢着自豪感。“终于来了！”一个人感叹道。“现在我们要让美国人看看！现在他们知道谁是老大了。” 几周后，当对基辅的闪电战显然已经失败时，言论变得更加阴郁，但仍然同样地好战。一位官员，一位受人尊敬的弹道导弹专家告诉我，俄罗斯需要“向华盛顿的一个郊区发送一枚核弹头”。他补充说，“美国人将会吓得屁滚尿流，急着向我们乞求和平。”他似乎部分是在开玩笑。但俄罗斯人倾向于认为美国人过于娇生惯养，不会为任何事情冒生命危险，所以当我指出核攻击会招致灾难性的报复时，他嘲笑道：“不会的。”
唯一能阻止普京的是全面溃败。
也许有几打外交官悄悄地离开了部里。（到目前为止，我是唯一一个公开与莫斯科决裂的人。）但大多数被我视为有理智和聪明的同事都坚持留下来。“我们能做什么？”一个人问。“我们是小人物。” 他放弃了为自己提供理智的思考。他说：“莫斯科的人比我们更懂。”其他一些人在私下谈话中承认这种情况的疯狂。但这并没有反映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继续散布关于乌克兰侵略的谎言。我看到每天的报告都会提到乌克兰不存在的生物武器。我在我们的大楼里走来走去，实际上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每个外交官都有私人办公室，我注意到，即使是一些聪明的同事，他们的电视上也整天播放着俄罗斯的宣传片。仿佛他们正在努力向自己灌输思想。
我们所有工作的性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首先，与西方外交官的关系崩溃了。我们不再与他们讨论几乎所有的事情；我的一些欧洲同事甚至不再在联合国日内瓦校区相遇时打招呼。相反，我们专注于与中国的接触，他们对俄罗斯的安全关切表示“理解”，但谨慎地不对战争发表评论。我们还花了更多时间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其他成员——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合作–这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集团，我的上司们喜欢把它当作俄罗斯自己的北约。入侵后，我的团队与这些国家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磋商，重点是生物武器和核武器，但我们没有谈及战争。当我与一位中亚外交官谈起所谓的乌克兰生物武器实验室时，他认为这种想法很荒谬。我表示赞同。
几周后，我递交了辞呈。最终，我不再当一个认为自己有征服邻国的神圣权利的系统的同谋。
震慑行动 Shock and Awe
在战争的过程中，西方领导人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俄罗斯军队的失败。但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也同样失败。多名欧洲官员谈到了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战争的必要性，如果他们的国家厌倦了承担与支持基辅有关的能源和经济成本，他们可以对乌克兰施压来达成协议。尤其，如果普京咄咄逼人地威胁要使用核武器的话，西方可能会想推动基辅求和。
但是，只要普京在位，乌克兰在莫斯科就不会有可以真正地与之谈判的人。外交部不会是一个可靠的对话者，任何其他俄罗斯政府机构也不会。他们都是普京和他的帝国议程的延伸。任何停火都只会给俄罗斯一个机会，在再次进攻前重新武装。
只有一件事能真正阻止普京，那就是全面溃败。克里姆林宫可以随意对俄罗斯人撒谎，也可以命令其外交官对其他人撒谎。但乌克兰士兵不理会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而当乌克兰人在9月的几天内成功夺回几乎整个哈尔科夫省时，俄罗斯的失败显然不能总是被成功地从公众视线中掩盖。作为回应，俄罗斯电视小组成员对损失表示哀叹。在网上，鹰派的俄罗斯评论员直接批评了总统。“你在把10亿卢布用来开派对，”一个在网上广泛流传的帖子中写道，嘲笑普京在俄罗斯军队撤退时主持摩天轮的开幕，“你有什么毛病？”
普京通过征召大量人员参军来应对这次失利和他的批评者。(莫斯科说它正在征召30万人，但实际数字可能更高）。但从长远来看，征兵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俄罗斯武装部队士气低落，装备简陋，这些问题是动员无法解决的。在西方的大规模支持下，乌克兰军队可以对俄罗斯军队造成更严重的失败，迫使他们从其他地区撤退。在顿巴斯地区双方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战斗的地方，乌克兰有可能最终胜过俄罗斯的士兵。
2022年2月，基辅，一名坐在受损建筑外的儿童。Umit Bektas / 路透社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普京会发现自己陷入困境。他可以用核攻击来应对失败。但俄罗斯总统喜欢他的奢华生活，他应该认识到，使用核武器可能会引发一场连他自己都会被杀死的战争。(如果他不知道这一点，人们希望他的下属会避免听从这样一个自杀性的命令）。普京可以下令进行全面的总动员——征召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年轻人——但这最多也只能提供暂时的喘息机会，而且战斗中死亡的俄罗斯人越多，他将面临更多的国内不满情绪。普京最终可能会撤军，并让俄罗斯的宣传人员指责他身边的人造成了尴尬的失败，就像哈尔科夫的损失后一些人所做的那样。但这可能会促使普京清洗他的同伙，使他最亲密的盟友继续支持他变得危险。其结果可能是莫斯科自1964年尼基塔·赫鲁晓夫被推翻以来的第一次宫廷政变。
如果普京被踢出办公室，俄罗斯的未来将变得非常不确定。他的继任者完全有可能试图继续进行战争，特别是考虑到普京的主要顾问都来自安全部门。但是，在俄罗斯没有人能够获得他的地位，所以这个国家可能会进入一个政治动荡的时期。它甚至可能走向无序的混乱状态。
外部分析家可能喜欢看俄罗斯经历一场重大的国内危机。但他们应该三思而后行，支持国家的内爆——不仅仅是因为这将使俄罗斯庞大的核武库落入不确定的手中。大多数俄罗斯人处于一种棘手的认知，这是由贫穷和大量的宣传带来的，这些宣传播下了仇恨、恐惧，以及同时存在的优越感和无助感。如果国家分裂或经历经济和政治灾难，就会把他们推过边缘。俄罗斯人可能会团结在一个比普京更好斗的领导人身后，挑起一场内战、更多的外部侵略，或两者兼而有之。
如果乌克兰赢了，普京倒下了，西方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不是施加羞辱。相反，它是相反的：提供支持。这可能看起来有悖常理或令人厌恶，任何援助都必须以政治改革为重要条件。但俄罗斯在输掉比赛后将需要财政帮助，而通过提供大量资金，美国和欧洲可以在普京之后的权力斗争中获得筹码。例如，他们可以帮助俄罗斯受人尊敬的经济技术专家之一成为临时领导人，他们可以帮助该国的民主力量建立权力。提供援助还可以让西方国家避免重复其在20世纪90年代的行为，当时俄罗斯人感到被美国欺骗了，而且会让民众更容易最终接受失去帝国的事实。然后，俄罗斯可以制定一个新的外交政策，由一群真正的职业外交家来执行。他们最终可以做到这一代外交官所不能做到的——使俄罗斯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诚实的全球伙伴。 ◆
有关作者：2002年至2022年，BORIS BONDAREV在俄罗斯外交部担任外交官，最近一次是在俄罗斯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担任参赞。他于5月辞职以抗议对乌克兰的入侵。
翻译：Quidovinum
伦敦 2022.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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