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朱熹如何看“贤能”政治
秦晖
省级考试为何叫“乡试”？
多年前有一次我在哈佛，包弼德教授请我观摩了他指导的一堂博士生讨论课，讨论的就是科举制度，准博士们热烈讨论着美国汉学界当时质疑科举“社会流动性”的新见解。我就即兴提了个问题：科举制下要取得“进京赶考”的资格，先要通过省里的一级考试，这级考试叫什么？
所有同学几乎都能回答：叫“乡试”。
为什么要叫“乡试”？“乡试”为什么不在乡里举行，而要到省城来搞？明明是省级的考试，为什么不叫“省试”，而要叫“乡试”呢？
大家面面相觑，因为他们关心的是“社会流动性”。为什么叫乡试而不叫省试，似乎与“流动性”无关，他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再问：“乡试”考取就获得了什么身份？
大家都知道这个常识：“举人啊。”
为什么叫“举人”？大家知道“中举”是件大事。《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居然乐疯了的故事也是脍炙人口了。所以一旦中举，你会收到一大堆祝贺。这些祝词写的什么？“祝贺老兄考上了举人”？傻瓜才会这样写。常见的祝词都是文绉绉地祝你“荣叨乡荐”、“得荐乡书”云云。什么意思？就是祝你光荣地获得了乡亲们的推荐！荐举、举荐，古今意思其实差不多，以至于有举人功名的就被称为“荐绅”。但问题是：考没考中举人和乡亲们有什么关系吗？“举人”真是乡亲们举荐上去的人吗？明明是自己以个人身份到省里接受朝廷考试考中的，为什么却要被说成是乡亲们推荐的呢？为什么不叫“考人”、“试人”而要叫“举人”？
一阵冷场，大家没想过这样的怪问题。
再问：如果你在乡间发现一块古碑，“孝廉张公之墓”，这“孝廉张公”是什么身份？
一些同学知道古代有“举孝廉”之说，回答：就是说墓主是个举人，在科举兴盛时代，“孝廉”就是“举人”的别称或雅称。
但是，通过书面考试能考出你是否“孝”、是否“廉”吗？
考试能考出什么，其实皇上心里有数。关于科举效果流传最广的一句名言，就是唐太宗视察考场时满意而说的那句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皇上为什么不说“天下孝廉入吾彀中”，“天下贤良入吾彀中”，以及“天下贤能入吾彀中”？
古汉语中的“英雄”并没有道德含义，像雷锋那样的人在古代是不会被叫做“英雄”的。按杨雄的词解，“多智为英，大胆为雄”。英雄，就是多智而大胆之人，至于是否贤良，词义并不涉及。而那时“英雄”的实际用法甚至略带道德贬义，和今天的“枭雄”差不多。所谓“乱世英雄”，所谓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吾耳”，其实都是这个意思。那么李世民说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就很容易理解：科举制的最大优点就是可以用利禄之网把那些聪明大胆之徒都套入“彀”中，使他们成为鹰犬，而不致影响皇权。至于它是否能够提升道德，选拔出贤良之人，英明领袖李世民其实并不在乎。本来么，杀兄、屠弟、逼父篡位、霸占弟媳的李世民自己，就绝非“孝廉”嘛。
从“策论”到八股文
科举并非“选贤”，那么“任能”呢？本来，那些聪明人要是真能把智商转化为治国之才，对皇上也是有利的。所以科举初期在考试的得分点中，“策论”占了颇大比重。所谓策论就是写篇小论文，往往是就国家治理的重大问题出题，让考生论证对策。比如如何“怀柔远人”？考生就可能写出一篇“一带一路”论文，以此竞争而求登榜。
但是实行一久就发现有个问题：真正的治国之策往往没有标准答案，需要独立思考。而且考官也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因此产生偏向：“左派”考官欣赏左派考生，“右派”考官欣赏右派考生。这样一来他们就可能拉帮结派，形成“朋党”。而这是皇权绝不允许的。怎么办？只好放弃这种办法（当然，也没有完全放弃，只是得分点越来越低了）。后来发现八股文是一种最合适搞“无思想的标准化智力测验”的方法。
正如朱熹骂的，八股考的就是“程试文字之工”，要求你从有限的儒家话语——具体还就是朱熹他老人家提供的那些东西——挑出许多词句，填进格式苛刻的“八股”框架中，组合成一大篇，还要讲究四六、对仗和平仄，这确实是需要极高智力的文字游戏。首先能够把四书五经和朱熹老夫子的集注背的滚瓜烂熟就要有强大的记忆力，把那些文字组装进规则那么严格的框架里更不是寻常功夫，比所谓的“填词”要难太多了。而且评判八股文也确实容易“标准化”。这种“程试之工”与否很好比较，考官不会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记得何怀宏先生就曾拿八股文和英语“托福”做比较，说很多中国学生“托福”成绩高的惊人，但却用不好英语。而那个时候托福的优点在于全都是填空题而且电脑判卷，答案绝对标准化，所以那成绩是硬碰硬的。至于成绩能否反映真实英语水平那就是另一回事，至少在一个公信力很差的环境下这种考试有他的长处。八股文评卷的标准化程度当然不如电脑判卷的托福，但的确有可比之处，当时能够想得出来的标准化“智力测验”也莫过于此了。
至于这智力能否用于治国就是另一回事。治国理政需要许多专门知识，而且要面对许多复杂问题必须勤于思考。再聪明的人如果沉迷于八股游戏，只会背标准答案，他能有多少治理能力？其实今天批评民主政治的人也有类似的指责，竞选中能够得高票，与实际治理能力不一定相称。以贝淡宁先生为代表的一大票人就是以此论证民主不够“能”。
但平心而论，竞选毕竟是一种“公共事务”，竞选者必须面对公众关心的治理问题拿出自己的“策论”，这与早期科举考生必须给皇上交出策论有点类似。就是不与民主比，就科举内部而言，八股与策论哪个更贴近实际治理，恐怕也不会有疑问吧。至少如前所引，朱熹就对由策论到八股的科举演变恨之入骨。
当然即便是策论，与实际治理仍然是有距离的。无论民主还是君主，都需要讲点“专家治国”。高票当选的政客未必是专家，善写八股的“儒吏”就更不用说。尽管传统农业时代的皇上，权不受限，责不可问，并无民主国家那种公共服务职能。国权无孔不入，“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国责何止不下县，“贫居闹市无人问，饿死只道食肉糜”。
但就是只为皇上效力，也有些专业要讲。当年的县太爷主要两大工作，一是钱粮（为皇上搜刮），二是刑名（为皇上维稳）。而这都是做八股文的智力不涉及的。所以“钱粮师爷”和“刑名师爷”大行其道。一般来说，朝廷要维持统治，不仅需要代表皇上掌权的“官”，还需要具体办事的“吏”。民主国家的公共服务就更不用说，政客（政务官）权为民授，几年一换；政府要维持稳定运作，就需要职业化、专业化的公务员（事务官、文官或官僚，其实是一回事）。这些人作为国家雇员，职业常任，不是选举产生，不与政党共进退，基本也是“吏”的性质。他们的受雇通常就是考试录用，这就是所谓的“文官制度”。
民主选举不如科举考试？
有趣的是，如今不少人说民主选举不如科举考试，还说西方的文官考试就是学习了中国的科举。此两说本身就自相矛盾：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点就是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离，政务官（政客）出自选举，事务官出自考试。文官（确切的术语应为事务官）考试本来就是这种制度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现代民主政治实际上是选举+考试，正如中国的秦制是暴力夺权后世袭+考试一样。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政务官选举产生，事务官考试上岗，两者并无矛盾，选举不如考试之论从何说起？西方的总统固然是选举，而不是考试出来的，难道中国的皇帝就是考试出来的？要说比较，竞选执政只能和暴力抢夺政权（然后世袭）相比。民主选举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相比，有人称之为“数人头”与“砍人头”相比，孰优孰劣，谁文明谁野蛮，还用说吗？
至于总统、皇帝以下的政务官：内阁部长（六部尚书）、州长市长（知府知县）等等，那确实有选举与考试之别。可是从夸奖科举的李世民直到痛骂科举的朱熹老夫子都说：以八股为方向的考试根本考不出“贤能”，李世民只夸奖科举能够牢笼“英雄”，而朱熹更痛斥科举败德无能。老夫子称道的“乡举里选”当然不是现代的民主选举，但其与科举考试的距离，难道不是更远吗？
实际的日常治理，无论皇上需要的钱粮、刑名，还是民众需要的公共服务，都很专业。选举固然未必能够选出专家，难道考八股就能考出专家？其实，无论皇上任命还是民众选举，政务官都只能保证权力的合法性，保证权力不被用来危害授权者（秦制下的皇上和民主制下的民众）而只能服务于他们。至于服务得如何，很大程度上是靠具体的办事者，即所谓事务官或“吏”来实现的。
但关键的事实恰恰就是：现代民主政治下事务官是要考试的，而古代秦制则相反，事务官（所谓的吏）恰恰是不考试的！至于考的内容是专业还是“八股”还在其次。众所周知，近代公务员考试主要是一种职业考试，非“八股”能比。但更重要的是秦制下八股考试也只是用来出“官”，而“吏”则是连八股考试也没有。
“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
从秦皇汉武直到“我大清”，秦制政治的一大弊病就是“吏”的任用非常混乱。科举制以前，“官”和“吏”区分还不大明显。秦政法家强调“以吏为师”，皇帝所用者，连宰相都是“吏”，与基层的衙役或“刀笔吏”只是上下差等。按《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说法，“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
当时突出的不是“官”“吏”之分，而是“儒”“吏”之别：儒者以道统自任，“从道不从君”；吏人为皇家鹰犬，只知“法后王（今上）”，即从君不从道。那时的儒者对秦制以吏压儒极为不满，曾作“儒吏论”，痛言“儒有所长，吏有所短”。
科举制倒是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以儒家章句填充八股的智力测验再授以官，把“孝廉”变成了利禄牢笼中的“英雄”，从此“正途”官员都来自“儒生”，实现了“儒吏合一”——至于这是“吏的儒化”还是“儒的吏化”，下面再论。但不管怎样，“儒吏合一”的另一面就是“官吏分途”。由于儒家素来瞧不起吏，他们便自诩为“官”，而把非科举出身的办事人员称为吏。这些八股考出来的官（或曰“大吏”）其实离开了具体办事的小“吏”就没法治理。然而科举制却强化或固化了“官”与“吏”的隔阂，除了过去就有的科层上下之别外，还强化了“良贱之别”，甚至成了“体制内”“体制外”之别。
明清时代的官员可杀可囚可免可降，却几乎没有黜“官”为“吏”的。而“吏”要升“官”也是难上加难，几乎比一般“白丁”破例当官、富人“捐官”还要罕见。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之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正途”以外的歪门邪道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亦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结果就是“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
按时人的区分：“领持大概者，官也；办集一切者，吏也”。官是掌权的，这时主要从科举“正途”出身。吏是办事的，这时或从民间作为一种职役征调而来，或者由官“自辟僚属”而选用，前者多为奔走执事者，如皂隶、里胥、门子、捕快，后者多为文案工作者，称为文吏或书吏。但不论职役还是文吏，地位都低于官，有的王朝甚至规定吏户入贱籍，法定地位还低于一般民（农）户。然而我国传统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县官不如现管”、狐假虎威的“奴隶”比无威可恃的“自由民”更有优势，因此胥吏的实际势力是很大的。明代后期甚至有这样的事：统兵将领必须贿赂兵部书吏，否则军功就报不上去。
所以，我们如果真要比较民主政治和“科举政治”，空泛谈论选举或考试是不得要领的。有效的比较就要分层次：最高层的比较是选举竞争出来的总统（指政府首脑）和武力“逐鹿”成功的皇帝——两者都不是“考试”上台的。其次是“政务官”，只有这个层次存在着“选举”和“考试”之别，“选举”是民心测验，而“考试”是智力测验，两者都不是朱熹所讲的古儒理想“乡举里选”。不过平心而论，“乡举里选”与现代选举的距离还是小于与八股考试的差异，这点后面还要论及。
而最关键的是，到了与现实治理关系最近的事务官——“吏”的层面，现代民主政治恰恰是不选举而只考试的！如果你真的相信考试胜于选举，不恰恰应该肯定现代民主政治吗？而在科举时代，吏的录用恰恰是既不选举，也不考试，基本上就是乱来。
我们在《水浒传》中看到的故事主角宋押司（宋江）以及他的仇人张文远，密友戴院长（戴宗）、裴孔目（裴宣）等十多个“好汉”，均为一干衙吏，哪个经过什么考试！而他们的所作所为，这本小说倒是刻画得入木三分。难怪不少评论家把此书视为“官逼吏反”的“纪实小说”。《水浒》反映的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尤其“农民反对地主的起义”可以说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但也不是“官场现形记”，其实就是一部黑社会和衙吏沆瀣一气的鲜活教科书。不明白相信“考试万能”的贝淡宁先生等，怎么会认为这样的状态要比盛行事务官考试的体制好。在这一点上，我宁可相信施耐庵和朱文公。
但是有人说，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文官考试，不就是抄中国科举的作业吗？那么我们再从考亭先生的说法来看看，科举考试与现代文官考试有何关系。
Place your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