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邓小平时代》中的一些史实错误
秦晖
2月19日是邓小平逝世纪念日。去年是25周年，网上和纸媒都广泛作了纪念和讨论。今年并非逢五逢十，但网上谈论也很多，大概是因为这一年来的经历使人有感而发吧。
微信公号并不是讨论宏大话题的场所。但11年前，我曾细读过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读后颇有收获，但也发现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在北大-斯坦福中心的一次会议上，我曾与傅高义教授当面讨论过一些“大问题”。第一个中文版问世时，笔者也曾经应出版社朋友之约写过一篇书评，但越写越长，终未完稿。如今本书的评论已经不少，我的兴趣也转移了。但是已有的评论多是就一些大观点而发，实际上本书还有不少小问题，当时边读边随手录下，现在觉得还值一提，故有此文。文中页码均为香港中文完整版的页码。要说明的是：傅高义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这本书的功力是众所周知的，也为我所尊敬。如今他已去世，不能再向他请教和讨论已成为永远的遗憾。但从学术上说，白璧微瑕仍有点出的必要，我想傅先生在天之灵，也会乐于见到。
美国著名中国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先生的研究成果《邓小平时代》（英文原书名直译：《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中文版译者冯克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大陆简体字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后一版本有删节）是一本用功甚勤、影响甚大的名著。中译者也是学界名家，译得很细，正如后文显示，实际上是连译带校，对英文版的不少地方有所校正，但是也有一些误译。
关于中越战争
本书述及1979年中越战争中，中国军队攻下了“五个越南的省会城市”（482页）。另一页并列举了这五个省会城市名：谅山、高平、老街、河江、老山（481页）。按中越老山之战确实闻名，但那是1980年代的事了，1979年战争并不涉及老山。而且老山并非城市，更非省会。查英文原著，原来是“莱州”（Lai Chao）的误译。然而考诸史实，莱州与上文所列的河江其实都从未被攻下。实际上，越南自1975年统一后省级行政区变动异常频繁，但无论按任何时候的设置，中国当时攻下的地方都不会有五个省会。
统一前越南南北两方大体沿袭阮朝的历史传统，实行小省制，统一后一度改行大省制，把统一前南北方总共70个省合并为35个。合并前与中国交界的共有6个省，合并后到中越战争时变成5个，即高谅、黄连山、河宣、莱州和广宁，这五个省在战争中均被波及，这大约就是本书所谓五个省会的由来。但实际上，当时只有黄连山省省会老街和高谅省省会谅山曾被攻下。中国曾报道攻下了3个省会，那是把高平（小省制时代的高平省省会，当时该省与谅山省合并为高谅省，因此那时的高平并非省会）也算上的。但中国方面也从来没有报道说拿下了五个省会的。后来越南经过频繁的分省，基本又恢复了小省制（现有64个省和直辖市）。所以，如果按1979年战时的建制，中国是进攻了五个省，攻下了其中的两个省会，而按1975年以前和中越战争以后恢复的建制，中国是攻入过6个省，攻下过其中的3个省会。但无论如何，说中国军队曾攻下5个省会肯定是不确的。
关于“收复晚清丢掉的领土”
还有，“毛收复了晚清政府丢掉的大部分中国领土，包括上海、青岛等地的租界，但他却未能收复台湾和香港，这个重任落在了邓小平的肩上。”（437页）类似毛收复国土的话在本书中还出现了几次。这也是明显不符合事实的。有趣的是英文原著此处并无“租界”一词，原文是“regained most of China’s territory lost by the late Qing—Shanghai, Qingdao, and elsewhere”，即毛“收复了晚清丢掉的大部分中国领土——上海、青岛和其他地方”。显然，译者也觉得说晚清丢掉整个上海而后由毛收复是不合适的，才又加上“租界”一词。其实傅高义本不至于犯这样的错误，笔者猜测他本来想表达的是“晚清在上海、青岛等地丢掉的领土”，即China’s territory lost by the late Qing at Shanghai, Qingdao, and elsewhere，但是由于笔误，该用at或in的地方却用了破折号。然而，即使这样的原意仍然有问题，而修改后的中译文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说毛是民族主义者，他基本统一了中国，并在朝鲜、中印边界等地使人领教了中国军队的力量，这虽有争议但还应当说是主流的看法。但说到收复“晚清丢掉的”国土，无论是大部分还是小部分，可以说整个毛时代都几乎没有这样的记录。这里首先要指出，如果“收复”的主体不是中国人而是某个政权，那由清廷“丢掉”的台湾就只有重归清朝才叫“收复”了，但清朝本身都没有了，又何谈“收复”乎？所以这里讲收复，只能是讲中国人从外国人手中收复，而不是中国人的某个特定政权从另一个中国人政权手中收复。
众所周知，台湾在抗战后已经光复，1949年以后也一直在中国人手里，只有尚未统一的问题，没有从外国人手中“收复”的问题。至于“上海、青岛等地的租界”这个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当时“租界”与“租借地”是两回事，上海有一部分土地曾沦为租界，而青岛曾整个是租借地（如同香港新界，当时类似的还有威海卫、广州湾等地）。但是租借地青岛早在抗战前就被民国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收复了，上海及其他口岸城市的租界有的（如汉口、九江英租界）也是抗战前就收回，其他包括上海的全部租界也在抗战中通过中国与列强“废约”而在法理上收回，抗战胜利后实际收回。到1949年大陆政权更替前已经基本没有租界这个问题。
唯一的例外是旅大地区（旅顺-大连），清末以来为俄、日所据，抗战胜利后又为苏联所据。新中国的最初几年里收回了大连，而旅顺直到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才修正了斯大林的做法，把她交还了中国。要说毛时代“收复”晚清丢掉的国土，也就只有这一块还谈得上。
还有西沙群岛也是民国年间收复的，抗战胜利后一直由中国的海军陆战队驻守，1950年西沙国民党驻军“起义”归顺新中国后，新中国却从那里撤防了，致使南越政权一度窃据。直到1974年即毛时代临落幕时中国军队通过“西沙海战”才又夺回。这当然可以说是毛“收复”的，但却不是“晚清丢失”的，而是毛时代前期丢失、末期收复的。但同在南海中、面积大于西沙诸岛礁总和的浮水洲岛， 1957年被新中国从国民党手中夺来后交给越南（越南改称白龙尾岛），今天已是无望收回了。
其他如中印战争中中国军队曾攻占一些地方，但旋即退回，中缅边界争议地区甚至有解放军赶走国民党军再把当地交给缅甸的事。所以除旅顺-大连外，毛时代是谈不上“收复国土”的。而像浮水洲和中缅争议区那样新中国从国民党那里夺取又送给了外国的土地，却比旅顺-大连更大。即便不做这个加减法，谁都知道“晚清政府丢掉的国土”有多少：仅仅丢给俄国的就不下150万平方公里，弹丸之地旅大怎能说是“大部分”呢？而民国北京政府（过去称为“北洋政府”）时期、南京政府时期收复的地方都比这更大，改革时代收复的香港、澳门和半个黑瞎子岛等地也不比旅大小。所以应该说，别的成就姑且不论，辛亥以后历届中国政府中毛时代“收复国土”的成就是最小的。
当然另一方面，逃台的国民党根据他们的地图（这些地图与实际控制状况多有不符）攻击毛“出卖了”多少国土，这种攻击也没有道理。同时民族主义的作为也不能只看“收复国土”多少，既有版图内控制力的加强也可以作民族主义的解释。像西藏过去只是“羁縻之地”，中国只有宗主地位，毛则把西藏“改土归流”，置于中央政府的实际管辖下；新疆在1949年时苏联插手严重，毛时代通过处理1962年伊塔事件排除了苏联的插手，傅高义如果从这些方面立论，会比“收复国土”说更少牵强。当然我们也知道新疆、尤其是西藏问题在西方更受“政治正确”的影响，傅高义回避这些敏感话题而去牵强地讲“收复国土”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关于马共
还有，马来亚共产党被误称“马来西亚共产党”、其在中国境内的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被误称“马来西亚革命之声”（247-248页），这也是明显错误，而且绝不仅仅是“一字之差”。因为当年马共的基本主张就是不承认“马来西亚”，而要建立一个包括新加坡、但不包括“北加里曼丹”（今天的东马来西亚沙捞越、沙巴二州）的“马来亚”国家。马共的口号是“反帝反殖反大马”（“大马”即马来西亚）。
马共一直认为新加坡独立是帝国主义搞“分而治之”，而沙捞越、沙巴与马来亚诸州结合为马来西亚联邦，则是帝国主义的“合而治之”，两者都是“阴谋”。在今天马来西亚的国土内当时有两个共产党，即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活动的马来亚共产党和在沙捞越活动的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它们都不承认“马来西亚”。中译者似乎也感到这里有错，遂把英文原著的“马来西亚革命之声”电台改正为“马来亚革命之声”，并在“马来西亚共产党”后加了个英文原著没有的括号：“（1983年后改称马来亚共产党）”。不过译者这一改动仍然是错的。因为马共自1930年成立后虽然英文名称有MCP（Malayan Communist Party）和CPM（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的变动，中译却都是马来亚共产党，并无“大马”的影子。只是到马共临近灭亡时曾经分裂出一个很小的派别叫“马来西亚共产党”（这与译者所说的改称恰好相反），但知道它的人很少，它自己简称“马西共”，与一般所说的马共也根本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这个“马西共”从未得到中共的承认（其领导人张忠民曾力图取得中共支持，但中共恪守共产国际时代“一国只能有一个共产党”的教条，并未答理），谈不上邓小平对它如何如何。
此外，书中说马共总书记陈平在当地一直很活跃，“有时会到中国避难”，也不准确。实际上陈平自1961年后就长住中国，直到马共大势已去时才到泰国南部参加合艾谈判和解散马共的善后工作，并从此定居泰南，他至死也没能回到马来西亚。
关于红四方面军及其他
书中还有一些错误来自中国党史过去的通常说法，但最近的研究已经予以否证。如说遵义会议“授权毛领导军队”（29页），实际上遵义会议在军事方面只是撤销了过去拥有指挥权的老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认为它要对过去的失败负责。会议规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只是他“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后两个月，才成立了新三人团（周恩来、毛、王稼祥），三人中周恩来仍是最高决策人。尽管实际上他经常采纳毛的主意，但决定权仍然在他的手上。直到7个月后在川西北的沙窝会议上，由于周恩来病重不能视事，中央才决定毛接替周恩来负责军事，毛自此成为中央红军的正式领导人、后来在张国焘失败后又成为全国红军的领导人。
傅高义还说张国焘提拔李先念“当了红四军的团政委，张国焘率领红四军脱离毛的军队西进，被马步芳的骑兵打得一败涂地”（655页），这里把红四军、红四方面军和红西路军都搞混了。长征时张国焘率领的是红四方面军，李先念是四方面军下辖的红30军政委，30军后来成为西路军的主力，但西路军并非四方面军的延伸，它是由原属一、四方面军的部队混编成的，同时这两个方面军也都有部队留在河东。而一方面军就是毛带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因此并无“张国焘率领红四军脱离毛的军队西进”这回事。那时张国焘已经失势，也并未参加西征，而是和毛一起待在陕北。西路军主要领导人虽然出自四方面军，但这时他们执行的是以毛为首的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且正是因为过去跟张国焘犯下“错误”，此时特别怕得罪毛，其指令他们执行得百依百顺，缺乏任何主动，从而导致全军覆没。过去那种“西路军跟着张国焘走向覆灭”的“历史”完全是假的，现在党史界一般也不再这么说了，傅高义却仍全盘接受了旧说。
在论述中朝关系时傅高义教授写道：“金日成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在中国住了将近20年，直到1945年才回到北韩。回国后继续与毛和周恩来保持密切关系。”后来一直到1978年时，金虽然在中苏之间左右逢源，但“总体而言更偏向于中国”。（241-242页）这段叙述也是不确切的。金日成的确在中国东北长住过，而且参加了东北抗联的斗争，但孤悬敌后的抗联与中共中央无法直接联系，金在抗联时期的职务也低，根本没有可能见到毛、周恩来，更何谈“密切关系”而且回朝鲜后还“继续保持”这种关系了。抗联失败后，金日成就去了苏联，1945年他不是从中国、而是作为苏军第88独立步兵旅军官，从俄国回朝鲜并被苏联立为朝鲜王的。因此他主要是与苏联保持“密切关系”。当然那时中国与朝鲜都在“阵营”中奉苏联“为首”，所以中朝关系也很“密切”，甚至后来这种关系中还凝结了大量“鲜血”。不过这种关系尽管是“鲜血凝成的”，毕竟只是“阵营”中的“同僚”，不像斯大林与金日成类似于主仆关系，甚至连发动朝鲜战争这样最大的事也是金日成与斯大林背着毛先商量好了，再通知毛的。
当然，斯大林死后，中朝都在摆脱苏联的控制。对于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金日成与毛的反应有点类似：他们两人最初都欢迎赫鲁晓夫搬掉这尊恶神、使他们不再屈居人下，后来又都为“反个人迷信”之风可能蔓延到自己这里而不满，从而为捍卫对自己的崇拜滋生了“反修”情绪。从这一点讲，这时在意识形态上说朝鲜在中苏之间“更类似于中国”是可以的。但在国际政治与国家关系上说朝鲜在中苏之间“更偏向中国”就完全不对了。只要想想中苏关系曾经远比中美关系恶劣，就会明白意识形态的类似与国家关系的“偏向”完全是两回事。金日成与毛喜欢的都是对自己的个人崇拜，都不会喜欢乃至厌恶对另一人的崇拜，因此金日成在抵制赫鲁晓夫式改革的同时，对朝鲜内部的所谓“延安派”也进行了残酷清洗，为此中苏两国都很反感，并联手对朝鲜进行过干预。而如果不谈意识形态，朝鲜对中苏都是既百般提防，又拼命索取援助，但超级大国苏联的援助能力也非中国可比。加之在文革时期朝鲜害怕中国输出毛崇拜，中国的文革激进派则鼓动反对“朝修”，两国关系更加紧张。所以，尽管金日成并没有像越南的黎笋那样一面倒地投苏反华，但说他在国家关系上于中苏之间“偏向中国”也是不对的。应该说，朝鲜真正“偏向中国”，还是在苏东发生“剧变”以后。
此外，中译本还有一些专有名词翻译错误，如邓小平故乡广安的渠江误译为“曲江”（19页）。泰国总理江萨. 差玛南（Kriangsak Chomanan）被译成克里安萨（245-246页），江萨不仅是中泰领袖互访的开创者，在泰国也是军政府还政于民的民主化进程关键人物，在中国颇为知名，这样的译误是不应该的。当然，傅著更重要的可商榷之处就不仅仅是上面提到的具体事实误差和翻译误差，而是涉及到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这只能以后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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