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看见海边西塞罗关于南明灭亡的奇文，气笑了！
杜车别
奇文题目是《一个过度内卷社会的终点是什么》
说是南明在短短二十年内灭亡 ，比南宋窝囊得多，原因是内斗。
“南明最大的问题，当它所使用的人才是‘忠臣’，效忠于大明的时候，时刻都必须束手束脚，花相当的精力去对付自己人，可是一旦叛国投敌，剃发易服降了大清，立刻能爆发出无穷的生命活力，”
他为说明这段话，举的例子是阮大铖，爆发出无穷的生命活力的表现是，爬了个山，然后死了（其原文如此）。
至于南明官员为什么喜欢内斗，按这西塞罗的解释，这是朱元璋和朱棣造成的。朱元璋洗脑臣民无条件的忠君爱国，朱棣又强化了这点：“明代这点做的非常成功，把臣民都驯化成被动型人格。”
作者最自鸣得意的大概是这段话，不妨原文引用：
“一直到明末，帝国舞台中央所剩下的都是一群没有自己主见，只能循规蹈矩，一切都循规办事的‘被动型人格者’，‘主动型人格’的人则被排挤，被圈禁甚至被逼反，游荡在社会边缘”
总之，这种驯化过于成功了，然后皇帝上吊了，天下失主，因为皇权选拔的都是被动型官僚，所以民族进入了“茫然无措，束手待毙的可耻状态”。
由于南明朝廷对臣子的选拔是被动式的，所以类似郑成功这样外向型的英雄，无法进入体制内，“被冠以海贼、倭寇的名义加以重点剿灭”。在体系内生存的全部都是迎合上意，对内部倾轧的人物，这就是所谓内卷。
奇文最后特地点题：
“南明这段痛史的种子，是在明朝刚刚建立，甚至是两千年前帝制刚出现时就种下的。”
我看这篇文之后，需要克制一下情绪。
我试图让自己心态平和，尽可能理解这位西塞罗的思路。但终究离这位的境界差太远，所得的只有混乱。
照他的逻辑，明朝至少在明英宗时期就该灭亡了。
毕竟离朱元璋越近，受朱元璋洗脑毒害就越深，被动型人格也就越强烈，南明造成内斗的问题只会在那时更严重才对
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皇帝都被抓了做人质。
那该举国投降或者也陷入内乱才是。
至少也该和宋一样，两个皇帝不要廉耻，腼颜事敌先后被抓去羞辱，臣民们也向原先羞辱自己的政权卑躬屈膝讨好纳贡。
为什么明朝不但没和这位西塞罗推许的“铁血铮铮”的“强宋”（其人原话）那样望风南迁，还把瓦剌打了回去。瓦剌一年内不要任何东西，自己乖乖送回明英宗，五年之内也先毙命，瓦剌彻底崩溃北逃，近于灭族呢？
完全讲不通啊。
再进一步说，按这位西塞罗的逻辑，既然南明灭亡的原因是朱元璋种下的种子，言下之意，没这种子，南明乃至整个明朝都不会灭亡。
这等于预设了一个前提，朝代本该永远不亡，因为朱元璋太愚蠢，实行错误的政策，遗祸流毒将近三百年后。
但问题是有不亡的朝代么？
把这位西塞罗请回去，穿越到明初，取代朱元璋，莫非建立的朝代就是万年不倒？
究竟蠢到什么程度，才能有这样的论证？
其实这种把朝代灭亡归结为朝代创建者的逻辑，倒也不是西塞罗首创。
这可以当成判别准则，凡是能相信这种逻辑，基本可以断定是蠢人了。
战国后的大一统朝代（地域至少包括中原地区），明朝寿命算长的。按同样的起止标准，秦朝十五年，西汉二百一十年，东汉一百九十五年，唐扣除当中武周十五年是二百七十四年（中后期还是藩镇割据），北宋一百六十七年，明朝二百七十七年。
不把两汉合并在一起算，明朝已经是战国以后统一朝代里存续时间最长的了。
那莫非在西方有永世不亡的朝代？有不存在衰落期的文明？
古希腊内斗不休，一直走向灭亡，一蹶不振。
按这西塞罗的逻辑，一定是古希腊的公民都被塑造成了被动型人格，拥有主动型人格的人进入不了希腊统治阶层的中心，进入了也不会完成权力的分割与妥协，整个民族进入了茫然无措，束手待毙的可耻状态。
由此可以论证古希腊文明就是一个被动型人格的文明，古希腊的民主，古希腊的思想都是塑造被动型人格的垃圾。
你看，按他的胡扯，完全可以这话语套到任何一个文明头上
二战时法国为何短时间就被希特勒的德国灭了？（如果没有其他外力，那就是彻底意义上的亡国。）投靠纳粹的法奸为何如此众多。
按这位西塞罗的逻辑，一定是法兰西共和国太专制，官民和军人被塑造成被动型人格的人，都是充满了奴性。缺乏主动性灵活型，所以只会僵化的把希望寄托在马奇诺防线上，一旦防线被绕过，就一败涂地。
反之，德国纳粹大概比法兰西共和国要自由民主得多，所以国民充满了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才能在对阵法国时，占据压倒性优势。
其实这位海边的西塞罗，其思想倒是有一种骨子里的媚态势利，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他还要给败者套上一个时髦的专制奴性的帽子。
我非常体谅地替这位海边西塞罗设想了一下。
他毕竟是文科出来，没受过任何像样的逻辑训练。
他甚至不知道当说某事是另一事的原因时，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脑子里只有一些僵化的观念，和僵化的对错，遇到一个糟糕的事情，他只需要和小学生一样做简单的连线题，把他认为是邪恶的人或东西，连线到原因上去就可以了。
比如他接受了民主自由的观念。觉得民主自由好 ，强权专制坏。这当然也不错。
然后他看见一件众所周知的坏事，大家看了都郁闷痛心的历史，要归结原因，那怎么归结呢？
脑瓜子一激灵，这还不好办？
把他厌恶的东西归结到原因上去，不就行了？
听很多人说明初朱元璋专制、朱棣专制，总之是可厌可恨。
那就说南明内斗都是朱元璋埋下的祸根，明朝的人都是被动型人格，都是内卷，如此，一篇文章就这么出炉。
多么轻松省力！
可以说这是一种缺乏基本理性，完全反智的思维模式。
以这样的思维模式，即便真心拥护什么观念，也是对原本可能还有价值的观念的侮辱。
秦晖的思想虽然肤浅，但秦晖还知道说原因的原因的原因不能再认为是原因。
这位海边的西塞罗可能连秦晖这句什么意思，他都看不懂。
人和人的差距就是有如此之大。
不过这里用秦晖的话来批评他，是过于抬举了。因为秦晖针对的情况，至少原因链条的每一环还可说是成立的。
这位海边的西塞罗，属于每一环都是胡扯，没有基本的逻辑和事实可言。
如果要打个比方，类似张三因为过度运动，免疫力下降患上流感，又因此得上心肌炎，还坚持激烈运动，结果心脏病发作死了。
李四听说张三死了，他也不知道张三为什么死，但他想反正往大家都认同的正确观念上扯，总是不错的。
运动有利于健康，缺乏运动容易生病就是正确观念。
于是他先对张三的死表示痛心，然后论证张三的死是因为缺乏运动，而根本的原因是张三刚生下来时，他的父母让张三睡得太多，缺少锻炼云云。
这种一本正经的胡扯近于笑话，不仅毫无逻辑，且把和事实完全相反的东西当真。
在明史问题，有许多人确实就很真诚地相信这种不着边际的胡扯。
稍微有点晚明知识，就知道明末官民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什么没有主见，什么循规蹈矩，什么舞台上只剩下被动型人格。
晚明的官员从来就是太有自己的主见，太不把规矩当回事了，不是什么被动型人格，而是太主动了。
如果没有主见 ，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哪来的万历收个矿税，都要被官民上下骂得沸反盈天。哪来官绅故意鼓动工人游行暴动抵制收税？
哪来的官员多次封驳皇帝中旨，取消三王并封的？
又哪来崇祯为了应对天灾外侵，要增加税收都阻力重重？任用温体仁、杨嗣昌被围攻得焦头烂额？
因为太有主见，意见不一，才会内斗不休。
没有主见，斗个什么？
南明弘光时期的内斗，和官员循规蹈矩，和被动型人格有什么关系？
按明朝的规矩，当时能找到的明朝帝位继承者里，接位顺序最近就是福王这一脉，就是朱由崧，没任何争议。
史可法等东林党派系官员对朱由崧各种攻击丑化乃至造谣，是因为他们循规蹈矩？
是他们被动型人格么？
当然不是！
不过是因为当年东林系官员在万历时期和老福王朱常洵结下宿怨，所以才把没有争议的事情弄出争议来。所以他们主动出击，先发制人，一上来就给朱由崧泼了无数脏水，让他名声扫地，意图断绝他继位的可能。
而他们给朱由崧造的谣，后来钱谦益自己和朱由崧接触后，也承认都是假的，弘光帝朱由崧品德其实很不错。钱谦益还写过一首诗埋怨造谣者之可恶：
“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刑。
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
吹唇沸地狐群力,嫠面呼风羯鬼灵。
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当然钱谦益应该也清楚，造朱由崧谣的所谓奸佞，其实就是包括史可法在内的东林系官员。
也不知道海边的西塞罗究竟根据什么样的脑回路才能把东林系在继位问题上挑起的南明内斗说成是什么官员循规蹈矩，被动型人格？
难道是写《南明史》的顾诚告诉他的？
这种脑回路真可谓神奇之至。
南明内斗当然不止于此。在满清大兵侵境的情况下，南明官员还在反对增加百姓负担。当然满清统治后，可不会考虑什么负担不负担，敢抗议就屠刀镇压，结果江南平民遭受敲骨吸髓的剥削，财富都用去镇压抗清起义了。
包括后来南明文官和投向南明的流寇之间的矛盾，也常集中在征税问题，文官反对多征税，流寇郝摇旗之类则一切把军事需要放在第一位，军需不够，直接抢掠百姓。由此引发冲突。
要如西塞罗的说法被动型人格，都听最上面的指挥，这类矛盾也可以不存在了。
把原先明朝内部各部派系的内斗硬往什么被动型人格上扯也就算了。而这西塞罗是把孙可望、李定国这些人的内斗也算进去了。
不知道他是把孙可望嫉妒李定国军功，故意掣肘破坏看成是没有主见太被动呢，还是把李定国不肯被孙可望摆布，当成是没有主见，太被动？
海边的西塞罗谈及郑成功，更是让人怀疑他和我们所处的并非是同一个宇宙，他大概是从另一个平行宇宙穿越过来的。
他说“南明朝廷对臣子的选拔是被动式的，类似郑成功这样外向型的英雄，无法进入体制内，被冠以海贼、倭寇的名义加以重点剿灭。”
郑成功什么时候被南明当成海贼、倭寇的名义加以重点剿灭的？
如果他要说的是郑成龙的父亲郑芝龙，那郑芝龙也早在崇祯元年就进入明朝体制内被重用了。
把郑成功当海贼来剿灭的，那是满清！
这都属于纯粹睁着眼睛说瞎话，为了附会自己狗屁不通的观点，完全胡说八道的地步了。
他这篇文章还是为推荐顾诚《南明史》而写的，他看《南明史》究竟看了个什么东西？
哪怕稍微有点理解能力，认知能力都不至于此！
南明确实内斗严重。
但不是什么朱元璋塑造官员忠君爱国，被动型人格之类的胡扯。
而是晚明风气自由，各阶层都充满干预政治的热情，无私者以出于公心的理念对抗君主旨意、制衡君权为荣，自私者则为眼前的利益而争斗，掣肘。公私混杂，乱斗一气，难分难解，这风气延续到南明初期。
到后期则是缺乏有公认统摄力的中枢，以及各地抗清力量被隔断后信息沟通不畅。
而满清以最严酷最残暴的专制反而稳定了统治。
美好的理念，太过僵硬，有时候并不会带来好的结果。
历史就是这么残酷。
这西塞罗能胡牵乱扯，解释成完全相反。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地区都有可能出现类似情况。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各派相互内斗残杀，后来巴黎公社一心民主人道以至灭亡，按这西塞罗的逻辑是不是都能扯成是没有主动性，被动型人格。
为什么同样的人，在明朝那边似乎陷于内斗，在满清那边就给满清卖命效力。
只不过是同一个官员或将领，在明朝那边是有自己独立个性的人，有自己的思想观念，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不只是一个工具，观念的差异，利益的分歧都会带来冲突，在明朝中央统摄力尚存时，就允许这种个体的独立性存在，这种争斗有更大的空间。当中央统摄力削弱乃至丧失时，这种争斗当然就更会被放大。
而满清那边，只不过是屠刀威慑下的奴才，作为奴才，唯一的要求就是迎合竹子的需要，让他满意，只要满清屠刀的威慑力保持着，当然就不敢内斗，
其实西塞罗的观念模式和明末某些热衷内斗的东林复社士人有雷同。
都是抱着一些僵化的观念，认为符合这些观念，就是正义，违背这些观念就邪恶。不顾条件场合要把僵死的观念执行到底。好的观念任何条件下都是好，坏的观念任何条件下都是坏的。好的观念必定带来好的结果，坏的观念必定带来坏的结果。
如果是历史真是按这类人臆想的图景进行，那人类进步真是比做小学生算数 都要简单。
类似于认为运动有益健康，于是得了阑尾炎、心脏病还要坚持剧烈运动。
认为吃抗生素有害身体，得了细菌感染，还坚持不能用抗生素。
这类人脑子只有僵死的善恶，碰到糟糕的事情，只需要机械地把他们认为恶的东西归为原因即可。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位西塞罗和那些一谈民主自由就色变，就视为西方邪说的人，认为什么都要控制得死死的才放心的人，本质是难兄难弟，一根藤上结的两颗苦瓜，他们都属于基本思辨能力都谈不上，只会用僵死的概念来堆砌结论的反智者
从事实层面来说，这西塞罗对明代历史的了解基本和半文盲状态差不多。
不妨把他文中涉及的事实错误大概都说一下。
他在文章开头就拿南宋和南明做对比，说什么南明死得窝囊干脆，在历代南迁王朝中达到了极致，什么南宋保留保留半壁江山，铁血铮铮云云。
这种比较牛头不对马嘴。
北宋960年开国，到1127年亡，同年南宋建立。
这距离北宋开国才167年，这相当于明朝的什么时候？
1535年，这才嘉靖十四年。
同样开国167年，明代没什么大事，宋朝屈辱地把京城送给金国，徽钦二帝都卑躬屈膝当俘虏侍候金人了，任人羞辱蹂躏，还送掉了半壁江山。
就这也有脸来和明朝对比？
谈铁血铮铮，谈窝囊不窝囊，这属于脸都不要了。
如果要扯历代南迁王朝，除了宋，还有哪个？
那似乎只能算到晋朝，然而西晋只有五十二年，南渡的东晋也只有一百零三年，加起来，才不过一百五十五年，这就别和明朝来比窝囊不窝囊了。
西塞罗说南明当时账面上的兵力有百万之众，也属史盲式的言论。
这个我过去早有论述，直接搬用一下即可。
有些传统史籍包括顾诚说到南明初期还有几十万乃至百万云云，这是把虚张声势的数字当做真实数字来计算。
崇祯十六年时，左良玉算是明方关内最强的军队了，但明朝政府给他的编制也不过才两万五千人。而号称二十万乃至三十万，是怎么回事呢？《平寇志》中有一段话泄漏了天机：
“江南北流、土诸寇、叛兵、降将如白贵、小秦王、托塔天、刘公子、混江龙、管太山等俱冒左兵攻剽，水陆云扰，南都大震”[1]
也就是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流寇、土匪、叛兵都冒充左良玉之兵的旗号，抢劫捞一票。
明末的问题一直是征税太少，军饷，军队数量太少。
西塞罗诧异南明为什么投的这么快？
真是迷之诧异！
其实只要稍微对比一下，就知道南明的抵抗在历朝历代末期京城中枢被攻占的情况下，已经属于最持久最顽强的。
对比一下南宋。1276年，元军攻克临安，俘虏南宋五岁的宋恭帝和太后嫔妃。南宋的后妃被集体送到忽必烈处羞辱。
到1279年崖山，也就三年时间左右，南宋就终结了。
而南明从1645年被攻占南京，到到1662永历被绞杀相隔17年，到1683年明郑灭亡，则相隔38年。
抵抗的激烈顽强程度远比南宋灭亡时强得多。
如果说朝代整体的寿命，北宋南宋相加起来320年，听起来很长，但南宋是把宋恭帝被俘后的时间也算进去，一直算到崖山。
按这标准，明朝的寿命至少可以算到明郑结束，那就是315年。
这个西塞罗还煞有介事地说“在近代以前，有哪一段历史最让中国人赶到屈辱，不堪回首，那么我想也许南明史莫属 。”
只能说他对屈辱的定义可能有些别致。
历史上没有不亡的朝代，明朝灭亡时一方面有大灾叠加而至，另一方面变革时期新思想、新机运涌动，人心纷乱，群情不一，外加野蛮部族势力侵略。虽然亡的可惜，亡的壮烈，但并不屈辱。
明代得民心之深厚，明代君主殉国之亢烈，让灭亡他的敌人包括李闯和满清都不敢任意轻蔑侮辱。明朝亡于征税太少导致的民逼军反，李自成、张献忠实质都是公务部门或边军出身，而不是什么失去民心。
李闯攻进北京城前的诏书都承认崇祯“君非甚黯”。满清更是打着为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入关，先骗取政权。对明代历代君主和帝陵，在表面上也保持尊重。，
即便如此，反清复明的旗号，有清一朝，从未断绝，满清头子雍正自己亲口承认历朝历代从没有那一朝像清朝那样，会有这么多人冒充前朝宗室来造反的：“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清世宗实录》）
明代一朝，重新竖立了华夏脊梁，恢复了华夏文化元气，也重新让周边各民族建立起了对华夏文化的信心和尊崇。
满清虽窃据权力，但也不敢和蒙元那样连表面文章都不屑于做了。
要说真正屈辱，那还是两宋才叫做屈辱。类似徽钦二帝那样公然无耻送国，还未当俘虏时就对敌人卑躬屈膝，在明代早就被官员拉下宝座痛骂痛打了。没有哪一个明代皇帝敢于无耻到这种程度。明代皇帝一举一动都要受舆论挟制，哪里有宋代这样公然卖国，不以为耻，横行无忌的君权？
宋代两个皇帝被金人俘虏去当奴做仆困囚至死，公主后妃都被掳去，这才是屈辱。
这西塞罗居然好意思说南明屈辱？
就是南宋灭亡时，真正的临安朝廷小皇帝和包括谢太后在内的所有宫廷后妃等人也都是被元人抓去，送去北方忽必烈大营，集体羞辱的。
对南明的皇帝乃至宗室，满清只敢杀，却不敢留着当俘虏羞辱，这就是区别。
甚至南宋皇帝的坟墓，在忽必烈统治时期都被挖掘开来辱尸，这才叫屈辱。
满清对明朝的帝陵却没这个胆子。
明朝灭亡时，百姓殉国抗争之壮烈遍及各地，历代所无。江阴人十万死义，不过是其中一例，其实何止江阴一地。南直隶各处，江西各处，湖广各处，广东各处，广西各处，云南各处，如江阴之壮烈者数不胜数。有些省份如四川，到康熙十九年，满清奴才自己的统计通省户口只有一万八千丁。
不仅是南方，北方在同时期，民间反抗也从未断绝。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乃至甘肃，壮烈事迹各地皆有。这些我在《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里论述得很多了，这里不必细说。
南明各帝也都以死殉国，无一忝颜偷生。
明朝灭亡壮烈有之，可惜有之，但谈不上什么屈辱。
最后再说下海边的西塞罗对朱元璋时期的评论。
他所谓朱元璋时期社会管制严厉，造就都是被动型人格云云，这倒不足深怪，因为这么说的人多了，可以视为一种鹦鹉学舌。
实则朱元璋时期培养出来的官员多是铁骨铮铮，和什么被动型，什么奴才也没关系。
朱元璋对官员的要求从来不是当奴才。
他对元朝时期遗留下的文人官员苛刻严厉，大多是这些人本身对仕元履历不自知耻，包括宋濂、杨基、高启在内诸人诗文中在洪武年间还甚至以蒙元时期官职自称或尊称别人，以此唱和，钱穆在论到此节时，对元末文人之无耻，明太祖之宽容觉得不可思议。文人奉命所修元史里把包括濠州义军在内的红巾军还称呼为贼。按其他朝代的标准，早就够得上砍头甚至凌迟了。
朱元璋对此不细究，是和他尊重知识，顾虑当时大部分文人都是从元朝出来，以此论罪，则株连太多，无人可用。
但内心深处，朱元璋还是对这些人有鄙视和厌恶，因此发现其他罪错，处理起来也特别严苛。
而对洪武时期成长起来新一代文人官员，朱元璋大多宽容，他们中间多有锋芒毕露，个性强毅，刚劲耿直的人才。
如方孝孺、练子宁、解缙都有当面顶撞批评他的记录，他反而加以鼓励。
朱元璋是杀官员，所谓官不聊生，但你刻意去迎合他而损害百姓利益，他更杀。
《大诰》对官员提的要求，开宗明义“所以为政者何？惟务为民造福，拾君之失，撙君之过，补君之缺”。把为民造福放在官员职责最根本的位置上。
以批评封驳皇帝和上级官员为专责的给事中制度，也是朱元璋建立的。
在朱元璋治理下，官员按自己本心，为老百姓造福，活下去概率大得多。大诰里官员犯法，老百姓集体上书为官员请命的，朱元璋为此赦免的例子都不少。
朱元璋时期有路引，把这当成什么束缚百姓的恶证，说得好像现在可以没有身份证一样。没了身份证，能坐列车坐飞机去外地么？能住旅馆么？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现代就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朱元璋实行了就是束缚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更何况明代中后期，没有路引，也照样随便旅行。就各时期平均而言，明代对人口的管制和束缚是历朝历代里程度最轻的。
明初洪武时期，各方面管得确实更严，朝代初期，内乱刚定，元朝弊习未除，经历一段比较严酷的管制时期，这本来也是合理的，关键是看有没有恢复经济，有没有培育文化。
做到了这两点，才能为以后更自由宽松的发展奠定基础、
朱元璋时期是做到了，至于他制定的那些严厉管制的政策，在他之后的明代，基本上都宽弛了。包括服装等级制，职业世袭制，大诰酷刑等等。明代中后期在旅游、穿衣、职业选择上的自由比中国任何其他朝代都要大得多。
明代对君权的约束限制也是历朝历代最大的。
这海边的西塞罗，对明代认知和事实完全相反。。
[1]彭孙贻《平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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