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给胡萨克的公开信
捷克斯洛伐克文学家、思想家哈维尔
亲爱的胡萨克博士（时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在我们的办公室和工厂，工作照样进行，纪律正在奏效。我们公民们的努力正在产生可见的效果，生活水平缓慢地增长：人们造房子，买汽车，生孩子，给自己消遣，过着他们的生活。
当然，所有这些，用来衡量您政策的成功或失败是微不足道的。在每一个社会动荡之后，人们最后总是回到他们的日常劳作，同样的原因他们要活着，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他们自己，说到底，并不是为了这个或那个政治领导人的小集团。不仅是上班、开店、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做得比这些还多：他们投身于巨大的生产定额，完成或超额完成它们；他们像一个人那样投票，一致地选举某个推荐给他们的候选人；他们在各种政治组织中活动，参加会议和游行；他们宣称支持他们应该支持的每一件事情。没有地方可以看到对于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持异议者的迹象。
当然，这些事实不是无足轻重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必须认真地询问，是否所有这些进一步巩固了您的成功，完成了您的小集团所制定的任务，——它们赢得了社会的支持和稳定了这个国家的形势？其回答必须建立在我们对稳定所做的解释上面。
在单靠由各种各样统计申报数字、官方声明和有关社会政治牵连的治安报道等所衡量的范围来看，我们几乎不感到任何怀疑——稳定获得了成功。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稳定的进一步含义，社会中一种真正的精神状态是什么？假定我们开始询问更持久、也许更敏感和更无可估量然而是有意义的事实，譬如以真正的个人及人类经验的方式来看，什么是隐藏在稳定背后的东西？假设我们询问——例如为了社会道德和精神的复苏，为了生活的真正人性尺度的扩展，为了高水平的人的尊严的提升，为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自由和意愿——迄今所做的？因此当我们将注意力从仅仅是从外部现象转到它们内在的原因和结果，它们的联系和意义，一句话，转到那些现实的更不明显的层面上。在那里这些现象或许正获得一种普遍的人类理解时，我们能发现什么？难道我们还能认为我们的社会是“稳定”的吗？
我不妨如此冒昧地回答：不所有这些外部看似有说服力的现象和我们社会的心灵深处，远不是一个稳定的存在，它甚至正在陷入一种危机，在某些方面，危机比在我们的近代史中所能回忆的任何时候还要严重。我将试图证明这种看法。
人们必须询问的根本问题是：实际上人们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做？为什么他们做所有这些事情？——它们加起来形成一种深刻的印象，一个全都联合起来的社会给予其政府以全部支持。对任何不带偏见的观察者来说，我想其回答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活在谎言和恐惧中，他们被恐惧所驱赶。
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和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为恐惧拒绝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惧使得他们经历自我批评、赎罪、不光彩地填写一大串丢脸问题的令人羞辱的行为。恐惧或许有人会告发他们，将他们驱逐出现存社会，他们通常在私下里表达他们真实的想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得劳动者以他们名义的所谓“工作义务”，是那种恐惧忍受经济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为了讨好权势者。实际上，同样的动机也隐藏在建立“社会主义劳动突击队”的背后，存在于这种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在给上级的合适的报告中被提及。恐惧导致人们出席各种官方的庆祝会、示威和游行。因为恐惧被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驱赶出来，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效忠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接受的观念，写他们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虚假的东西，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参与他们认为是几无价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删改他们自己的作品。在保存自己的努力中，许多人甚至报告恰恰是他们自己对被报告人做的那种事情。
当然，我所说的恐惧，并不是通常心理学意义的一种确切的情感。我们在周围看到的大多数人并不像颤动的树叶那样瑟瑟发抖：他们的脸上呈现着坚定、自我满足的公民的表情。我们涉及的恐惧是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如果你愿意，可以说它是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即对于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或多或少的分享，忧虑什么是或可能是受威胁的，并逐渐变得习惯于这种威胁，将其认作实用的方法，我们追随各种外部适应的形式作为仅有的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
自然，恐惧并不是当前社会结构中仅有的建筑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没有它甚至没有表面的统一、纪律和一致，断言我们国家可以获得稳定局面的官方文件即基于此。
当然问题来了：大家到底在恐惧什么？？法律审判？严刑拷打？失去财产？流放？死刑？当然不是。幸运的是，大多数由当权者对人们肉体施加的残酷行径如今已经成为历史——至少在我们的环境中。今天，压制采取了更微妙和精致的形式。并且即使政治审判在今天也没有发生——每个人都知道当权者如何操纵他们——它们仅仅扮演着一种极度的威胁，而主要的压力则转向生存压力的领域。当然，问题的核心并没有改变。
众所周知的是，一种威胁的相对价值比绝对价值更有效。它并不是某人客观上失去的，而是对他来说，在他的生活水平上，用其自己的天平所衡量的主观价值。因此，如果今天一个人害怕在他的领域里失去工作的机会，就像在其他历史时期内，他害怕其财产被没收一样，其反应同样强烈。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生存压力的技巧是更为普遍的。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国家的任何人在本质上都是十分脆弱的。每个人都有东西要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担忧。一个人可能失去的东西的范围是广泛的，包括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享有的各种各样的特权，所有提供给有权有势者的特殊机会，享受诸如宁静的工作、提升和执掌权力，在自己的领域里工作的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对其他公民来说都享有的仅仅是基本生活的有限水平，而不是处于某个特殊的阶层之中——对这些人来说，适用于其他人的规则并不适用于他们，即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隔离的牺牲品。是的，每个人都有东西要失去。最恭顺的老百姓可能因为在一个会上或酒吧里说出他的真正想法，或者一句牢骚抱怨，而遭到残酷的惩罚。
当然，这种生存压力制度（它笼罩整个社会，每个人都处于其中，要么作为每天威胁的一个特殊情节，要么作为一种普遍发生的意外事件）如果不是得到这种权力结构腹地的支持，即全面地、并且是粗暴地为其效劳的力量——无处不在的，至高无上的国家警察——便不能有效地工作。准确地说，这非常像它的前身，更残酷的压迫形式。
这是那种可怕的蜘蛛，它的看不见的网直接覆盖整个社会；是那种所有恐惧的道路最后消失的尽头；是没有人可能向这个国家的权力挑战的最后的和无可辩驳的证据。虽然对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张网，不能触到它的细丝，但甚至头脑最简单的公民都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承受它每时每刻沉默的在场，并采取相应的行为——这些行为是为了在那些看不见的眼睛和耳朵之内的表现自己。他非常知道为什么他必须这样做。因为那种“蜘蛛”可以没有任何必然性而干涉某人的生活，将人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被审讯、指控、投入监狱和判刑，因为一个人的上级也被陷害在同一张网里；在每一个级别上的人，其其命运都是被决定的，这里有和国家警察合作者也有被迫合作的人。因此，十分突出的事实是，国家警察可以在任何时候干涉一个人的生活，没有他反抗的任何机会，可以充分地剥夺一个人的生活中本来的和可靠的方面，将其转变为一种没完没了的伪饰。
如果在人们自我保护的防御性尝试背后是恐惧，那么变得日益明显的是，为了得到他们目前还没有的东西，其主要推动力就是损人利己和野心勃勃。在近代很少有像这样一个社会制度如此公开和厚脸皮地给这些人提供领域：一旦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时便支持任何事情的人；在追逐权力和个人目的中准备做任何事情的没有原则的和没有脊梁骨的人；乐于任何羞辱，随时打算为了一个巴结当权者的机会而牺牲他们的邻居和他们自己的忠诚的钻营的走狗。
从这个观点看来，这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社会中有公众影响的位置从未有过地被那些臭名昭著的野心家、机会主义者、骗子、有可疑记录的人，——总之，由典型的合伙勾结者所把持，这些人有一种特殊的才能经常说服自己，他们肮脏的工作是挽救某些事情的一种方式，或者至少，是防止更坏的人接替他们位置的一种方式。这也不足为怪，在这些环境中，腐败存在于所有形式的公务员之中，他们公开地愿意为任何事情接受贿赂，并且允许自己寡廉鲜耻地为考虑他们私人利益和受贪欲支配而摇摆不定，这些东西比近十年来所能想起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蔓延开来。
那些忠诚地相信官方广播所说的一切和无私地支持政府权威的人比以前更少。但是伪善者却逐步上升：归结到一点，事实上，每个公民都被迫成为一个伪善者。当然，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形有客观存在的逻辑原因。在近代，很少有这样一种制度如此不在乎外表看起来忠诚的公民们的实际态度，不在乎社会舆论背后的诚意。这是足以观察到的，在所有那些自我批评和赎罪行为中，没有人真的在乎人们所说的东西是否意味着什么，或许他们仅仅考虑自己的好处。事实上，人们可以肯定地说，第二种考虑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产生的，没有任何不道德的东西在内。实际上，个人的好处或安全，常常被用作获得这样的供述的主要根据。从没有人试图相信那些公开忏悔者的罪过和其行为的谬误，很简单，他必须悔悟，必须表态。同时，他着眼要得到的好处被渲染了，而痛苦的体验，在赎罪的行为之后将保留下来，被缩减成一种幻觉。竟然有些古怪的忏悔者有着全部的忠诚并表达出来，通过例如坚持原则、拒绝相应的回报，一般来说这个体制对其持怀疑态度。
在某一点上，我们都公开地被贿赂。如果你在工作中接受这样或那样官方的位置——当然，不是作为为同胞服务的一种方式，而是为领导服务——你将得到这样那样的好处。如果你入团，你将被授予某种权力和接近这样那样的招待会。作为一个创造的艺术家，如果你参加官方机构，你将得到这样那样的创作机会的回报。想想你在私下的情况，而一旦你和别人取得一致，克制住不要去制造麻烦，压抑你对真相的兴趣，使你的良心保持沉默，大门就会为你敞开。如果外部适应原则成了在社会上混的黄金法则，你可以想见，什么样的人性素质会被激发出来，什么样的人将出现在眼前？
在“出于恐惧的自我保护”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之间，存在着一个往往被我们忽略的情感领域，它们在今天社会稳定的道德氛围中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这种情感就是冷漠。
好像在现代历史动荡之后，在这个国家最终建立了这个制度之后，人们便失去了对前途、对建立公共事务权利的可能性，以及对为真理和正义的全部信任。他们对超出其每天以外的任何事情漠然置之，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例行公事，他们寻找解脱的途径；他们屈服于冷漠，屈服于对公共价值及对他们同胞的漠不关心，屈服于精神上的被动和压抑。并且每一个仍然试图抵抗的人，例如拒绝把谎言作为自我拯救的钥匙，质疑用自我异化的代价购得自我满足——这样一个人出现在他冷漠无情的邻居面前像一个古怪的人，一个大傻瓜，一个堂吉诃德，最终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厌恶的对待，像每一个行为方式不同于其他的人一样；更有甚者，他威胁性地在他们面前举起批评的镜子。或者，这些冷漠的邻居将这样一个人从他们中间驱逐出去，按照所要求的那样回避他，同时为了装点门面，暗中以个人的方式同情他，希望通过暗中认可这个勇敢又天真的人，来给予自己良心的安慰。
自相矛盾的是，这种冷漠成了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这不是简单的冷漠，它比恐惧更有力量，它将许多人带到投票站，去开会，成为官方机构的会员。这个制度所享有的政治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例行公事，一种习惯，一种无意识，一种懒惰，在其背后除了放弃，除了绝望之外，什么都没有。参加谁也不相信的政治仪式是乏味的，在交易中一个人不会得到任何东西，但是也许会失去那种平静的生活。
大多数人厌恶将他们的时间花在和当权者没完没了的争论上，因为这往往以被隔离的个人的失败而告终。所以你为什么不去做统治者要求你做的？它不让你花费什么，并且你正好不必为此烦神。这不值得考虑片刻。绝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例行公事的表演——它可以作为“群众性政治参与”的引证。所有这些制造“正常”行为的当代概念是一个本质上深深悲观厌世的概念。
一个人越是彻底放弃任何全面转变的希望，放弃任何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或任何对一种“外在”方面发挥影响的机会，他的热情就越倾向于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即私人生活的“内在领域”。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想着他们的家庭和房子、车子、票子，他们在那儿找到了安息，忘掉了世界的愚蠢，自由地体验他们的创造性才华。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满各种用具和可爱的东西，他们试图改善他们的食宿，他们想为了使自己生活变得愉快，修建小别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车，将更多的兴趣放在食物、穿着和家庭舒适上。简言之，他们将兴趣转向他们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
显然，这种社会倾向产生可观的经济效果。它激发了被忽视的消费品生产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改善。它帮助提高普遍的生活水平。从经济的眼光来看，它是一种富有意义的推动力的源泉，至少部分地可以发展社会的物质财富，而这是僵硬的、官僚化的、非生产性的国家经济成分几乎不能指望完成的。（只要比较一下国家和私人房子结构的质量和数量便已足够。)
当权者欢迎和鼓励这种转向私人领域的能量溢出。这是为什么？因为它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当然，这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目前政治宣传的全部精神，都在平静而有系统地欢呼这种“内在化”倾向，将此当做人性满足最深刻最本质的东西。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为什么当权者真的欢迎这种能量的转换。他们在其中看到心理学的意义：从社会领域的一种逃脱。为了正确地将这种剩余能量分流——如果导向“外界”将或早或迟转为反对他们，反对他们顽固依恋的权力的特殊形式——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实际上是无可奈何又绝望的生活代用品描述成一种正常的人类生活。为了平稳地操纵社会，社会的注意力被故意转向自身，即脱离对社会外界的关怀。通过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对物质享受的兴趣上，是希望使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犯和压迫的程度。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组织其政治意识的觉醒，将他变成易于操纵的非政治化的统治对象。他或许抱有一个真诚的愿望，希望实现某些作为一个人类成员所拥有的巨大的和前所未有的潜能，这种危险通过将其禁闭在他作为一个消费品发挥作用的可怜领域，臣服于一个中央调控的市场限制而被掐死在污泥中。
所有这些迹象表明，当权者正在运用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对付那些其目标是自我保护的人。出于寻找最小的阻力，他们完全忘记了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于完善人性的粗暴威胁和对于人的本性的残酷阉割。
但是，同样是这些当权者固执地用他们革命的意识形态为自己辩护，其中，人的全部自由的思想有一个中心的地方！但什么是人的个性，它的多种侧面，协调和真正的成长呢？什么是人从一种异化的社会机器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从虚构的价值等级，形式上的自由，从财产的专制及对金钱拜物教和强权中解放出来呢？什么是人们必须充分享有社会和法律的公正，在经济和政治权力中有一个创造性的空间，提高人的尊严及真正成为他们自己呢？取代经济决定的自由空间，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参与，和精神上自由发展的，是所有人民实际上被提供了一种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要买的那一种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由。
因此，在某个前景中，站立着那个崇高的人类理想欺骗人的外观，而在其背后，蹲伏着一个谦恭的社会主义的中产家庭。一方面，是那些言过其实的标语口号，关于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繁荣和无可比拟的生活方式多样性；另一方面，是生活被缩减成前所未有的追逐消费品的单调乏味和卑劣。
通过这种压力的等级制度，人们被设法变成一种消费品群中的一个顺从成员。在这种制度的顶部，像我已经指出的，存在着一个封闭的、全能的力量：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警察。这决不是巧合，这个机构如此恰当地说明将意识形态外观从日常现实中分离的鸿沟，任何曾经不幸作为个人经历过这个机构“工作作风”的人，必将觉得官方对其目的的解释大为有趣。难道真的有人相信这个由上千个卑劣的告密者、专业的侦探、变态心理者、偷偷摸摸、妒忌的和恶意的小资产阶级及官僚组成的卑鄙的一伙？谁相信由这个背叛、逃避、欺骗、流言蜚语和阴谋诡计的恶臭团伙来“体现劳动人民的特征，保卫人民政府和它的革命成果，反对它的敌人的阴谋”？还有谁会比他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对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政府——如果每件事不是是非颠倒的话——更有敌意？他们总是准备讨好、巴结和固守虚无，通过告发他的同胞来安慰他的病态的自尊，在秘密警察常规程序的背后，这种人作为他们“工作作风”真正精神上的合作者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
要想解释这种理论和实践之间全部荒唐的对比是困难的，除非将其作为今天国家警察的真正使命的自然结果，它不是保护人的自由发展免遭任何攻击，而是保护攻击者免受人类自由发展任何尝试的威胁。
在革命的关于新人的道德教育和将生活作为消费者狂喜的以次充好的概念对比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权者实际上如此固执地迷恋他们的意识形态？？显然，只有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仪式化的交流合法系统，才能保证他们的合法性、连续性和坚固性的外壳，并作为他们实用主义实践的一块屏幕而起作用。
当然，这种实践的实际目的，在每一点上都离开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轨道。从这个意识形态修辞学的内部——通过这种修辞学，当权者无休止地试图控制人们的头脑，并且其作为交流价值等于零——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难以觉察地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和有意义的信息，一种现实的劝告：“如果你有可能远离政治，请躲得远远的！做我们告诉你们的那种事情，不要试图有深刻的思想，不要把你们的鼻子放在与你无关的事情上！闭上你的眼，做你自己的工作，照顾好你自己——这样你将是正确的!”
每个人都留意到了这个劝告。归根到底，人们需要活着。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容易地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关键之处。为什么不好好地利用它？特别是当你没有任何其它的选择时。
我在这里试图描述的整个情形最终将导向何方？换句话来说，一种建立在恐惧和冷漠的基础上的制度，一种将每个人都驱进纯粹物质存在的单人掩体和用伪善来进行社会交流的主要形式，将会对人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将社会缩减成为一种策略，在那里仅仅是为了表面上的秩序和普遍的服从，而无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以什么样的代价，这是什么样水平的社会？
无需什么想像力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一定会导致所有道德水平的逐渐腐蚀，所有正派标准的坍塌，对诸如真理、坚持原则、忠诚、利他主义、尊严和荣誉等价值意义的普遍毁灭。在一种深度的道德腐败中——它起源于失去希望和失去生活有一种意义的信念，生活必然陷入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它无非使我们再次面临以绝对意识衰落为标志的现代技术文明中人的状况的那些悲剧方面，我提议称之为“人类个性的危机”。因为怎么可能由这样严厉地要求一个人成为另外的某种东西而不是他自己的制度来减缓人性的毁灭？
秩序已经建立起来，其代价是精神上的麻痹、心灵的麻木、生活的荒芜。表面的“稳定”已经获得了成功，其代价是社会精神和道德危机。
不幸的是，这种危机最坏的方面正在得到深化。我们只要稍微放眼望去，就能惊骇地意识到我们多么仓促地放弃了那些昨天在社会良心看来还是不合适的事情，今天已很少需要为之辩解，明天将最终视为正常，后天将被视为行为的表率。那些昨天我们还在宣布为不可能的事情，或断言我们永远不会习惯的事情，今天我们没有什么惊讶地接受了，明天就热烈拥护了，并将其作为生活的真谛。同时相反，那些我们昨天还理所当然地认可的东西，现在我们将其视作例外；而很快——天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们将认为那是无法实现的妄想。
我们对“自然”和“正常”的估价的改变，我们社会中道德立场的转变，在不多的几年内比想象中要大得多。因为我们的迟钝在增长——自然地我们觉察出这种迟钝的能力在衰落。歪风已经蔓延，从头至踵遍及全身。由现在这种状况所发展出来的未来前景，是最值得令人忧虑的。
社会精神的发展、丰富、成熟的主要途径是不断地在更深更广、更敏感的意义实现自我了解。社会自我了解的主要手段是它的文化：文化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影响人们的头脑——尽管是非直接的——同时不断地受制于它自身的影响。
在全面控制社会、压制不同精神发展的地方，通常首先要压制的事情是它的文化：不仅仅出于“无意识”的，因为文化是一种固有的对抗“精神”操纵的现象。而且作为一种深思熟虑的“方案”，它产生不无道理的忧虑：社会通过给予它自己自我意识的文化，对屈服的程度处于警戒状态。是文化使得社会扩展了它的自由和发现真实。——而对当权者来说，他们仅仅认同一种真理：他们在某个既定的时刻所需要的那种。并且他们仅仅认同一种自由：宣传这种“真理”。
一个世界，“真理”在其中的繁荣不是在一种真诚的求知的气氛中，而是在一种权力的利害关系的氛围中，它是一个精神不育的、原则僵化的、其刻板不变的信条，必然导致无信条的专制主义的世界。
这是一个禁止、限制和秩序的世界，是一个文化政策首先意味着文化警察力量操作的世界。我们今天文化的偏离程度，许多事情已经被谈论和写到了：关于成百上千的被禁止的书籍和作家，成批的被肃清的期刊；关于删掉的出版计划和剧场节目，以及切断所有知识分子的团体联络；关于对展览厅的掠夺；关于在这个领域中实行迫害和歧视的荒诞不经的做法；关于解散所有原先的联盟和无数的学术机构及它们被一些傀儡所替代，而这些傀儡由放肆的狂热者、声名狼籍的野心家、不可救药的懦夫们，在普遍的空虚感中急切地抓住机会的暴发户所操纵。与其再一遍描述所有这些事情，我宁愿思考与我的这封信的主题更密切的事态更深刻的方面。
首先，不管目前的情况有多糟，并不意味着文化已经全部不存在。戏剧正在上演，电视节目每日播放，甚至书籍在出版。但是，这种公开和合法的文化活动，总的来说，展示了一个基本的特征：作为人的因而也是社会的自我意识的手段总体被阉割，在很大程度上它疏远了其正当的本质，而变得彻头彻尾的肤浅。并且当某种无可争辩的优秀作品出现，如一部现实主义的杰出电影出现在艺术领域中，与其说是因其艺术造诣和思想深度，从官方的观点看来，不如说是因其对社会觉醒的影响无关痛痒而被宽容的现象。而一旦这种影响被敏锐地觉察到，当权者便本能地开始保卫自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好的演员被禁止，一个好的电影被下架，主要是因其太好了。
但是这一点还不是我所关心的，令我感兴趣的是，这种表面化的作品是怎样的情况，——在本来是可以更明晰地描绘这个世界人类经验的领域，本来是可以促进社会自我意识觉醒更清晰地实现的领域。
例如，设想一部文学作品，也许是一部戏剧，无疑也有技巧，能引起联想，精巧和有思想，它出版了（这是经常发生的）。不管这部作品其他方面如何，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它必须要通过官方审查或自我审查，因为那位作家的性格或他的自我欺骗，作为屈从或算计的结果，将不会使人离开平庸、惯例和禁忌一步。因而这部文学作品提供的主要是欺骗的社会意识，它作为真正的经验仅仅是其表面——一种光滑的、陈腐的、表面琐细的经验的组合；它只是苍白地反映了早就被采用和驯化了的那方面的经验。事实上，尽管总是有人发现这样一部有趣的、令人兴奋的和有意思的作品，即使它并不闪光，并不提供真正的知识，没有透露出某些尚未被了解的事情，表达未曾被说过的那些观点，或为一种目前为止仅仅是猜测的东西提供某些新的、有效的证据。简单地说，由于模仿现实中这个虚伪的世界，这样一部作品事实上失去了真实的世界。至于这种表面性的东西所采取的形式，由于其被证实的无害性，得到我们国家当权者最大的支持，不管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我所涉及的是这样一种美学——平庸的，安全地居住在小资产阶级道德的四堵墙内，对于琐屑无聊的东西感伤的哲学，乡巴佬的粗陋，建立在普遍“人之初性本善”信仰之上的对于世界的偏狭概念。我所涉及到的是这种美学教条，其关键是对于“平庸的常识”的崇拜，根植于久远的民族的自我满足，并且受这种原则的指导——每一件事情必须平滑、平凡、简化，其滑溜溜的表面看上去很有亲和力，乃至达到一种虚假的乐观主义，它建立在这种格言最低级的转述上：“真理将要流行。”
至于被要求用来反映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在今天，——如您所看到的，存在着一种极度的萧条，即便有很少的一些，用专业的水平来看，水平也是非常糟。这不仅因为没有人去写它们，我相信也是因为——悖论恰好出现——它们将特别不受欢迎。因为，从务实的当代观点来看（商品社会的观点），即使这样的作品是实用的，专业上是说得过去的，吸引了部分人的兴趣，它们也会将人的注意力过多地转向“社会外界的公共领域”，给太多的老伤口撒盐，——通过它们普遍的激进的政治特点——唤起太多的普遍的和激进的政治反感，因而搅动了太多尽可能停滞不动而被遗忘的小水坑。今天对当权者真正的兴趣最适合的是我称之为平庸的美学，它十分难以察觉地、可以被接受地、和花言巧语地错过了真实（因为它对于惯性的头脑来说太容易消化），并且非常适合在商品哲学中文化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用真实激发他们，而是用谎言令其放心。
当然，这种美学的产量，总是突出的。而是在我们国家，也总是存在着一些裂缝，至少通过它们，艺术作品可以真正地将一种更真诚的人类自我意识传递给社会。这种作品产生的过程当然是特别不平坦。它们不仅遇到来自当权者的抵制，而且也来自轻松舒适的立场的抵制。但是，直到现在它们总是以某种隐蔽的方式进行，通过迂回的途径和几乎没有耽搁，到达个人和社会，因而完成作为社会自我意识代理人的文化的角色。
这是全部真实的事情，这是我视为真正重要的。它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自我们民族独立以来无可比拟的，这也正是现在的政府令其销声匿迹的原因。官僚主义的文化控制是如此彻底，对每一个较重要的作品得以问世的裂缝的监视是如此完备，那些掌管着每一个门的钥匙，害怕艺术的一小撮人是如此了不起。
当然，您将明白我此时正在谈论的不是那种索引，不是列举出屈服于整体或部分禁令的所有艺术家的名字，然而是一个更坏的目录——是“空白的索引”，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每一件有着最细微的原创性的思想火花、有远见的洞察、更深的诚挚、非同寻常的观念，或者富有启发性的形式；我说的是对于任何精神公开的拘捕，因此，在“文化”最深的意义上，我正在说的是由你的政府发布的对于文化的拘捕令。
再次回到我开始提出的问题上来。所有这些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它将导向何方？它将对社会做什么？我再次提出一个特殊的例子。大多数原先的文化期刊，如我们所知，在我们国家已不再出版。如果有谁幸存的话，它们已经如此弄成符合官方的文化政策，几乎不值得认真对待。这件事的影响如何？乍一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甚至没有这些文学的、艺术的、戏剧的、哲学的、历史的和其他杂志，社会的车轮照样继续运行；而这些期刊，当它们存在时，也从来没有满足社会潜在的需要，然而它们存在并起着它们的作用。今天还有多少人仍然怀念这些出版物？仅仅很少的几万人订阅它们——社会中很少一部分。但是，这种消失比看上去所涉及的人数有着更深，更广的寓意。当然，它的真实含义又一次被隐藏，几乎不可能被准确地估价。
这样一种杂志强迫性的取消——譬如说，一个有关戏剧艺术的理论性评论刊物——并不仅仅是它的特定的读者的衰竭。甚至不仅仅是对戏剧文化的严厉打击，它同时并从根本上，是对于一个特殊器官的取消，——通过它，社会能够意识到它自身，因此在由多种营养（这种营养将生活维持在今天社会多层次有机体的水平之上）的循环、交换和转换的复杂转化中，这是一种难以准确地描述的干涉。这是对有机体内部动力过程的一种打击，对所有它的许多功能平衡地相互作用的一种干扰。正像长期缺少一种维生素（在数量上仅仅是人类食物中可以忽视的一小部分）可能使一个人生病，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失去这个刊物对社会有机体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何况失去的不只是一本期刊，而是几乎全部！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有层次的世界中，很容易说明知识、思想、创造的真正重要性并不限于它们为一个特殊的小圈子所拥有，这些人首先地、直接地、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总是有一个小圈子，尤其是在科学领域。但是这种知识，通过不论多少中介和转换，最终都可以深刻地影响社会，正像政治包括核威胁，直接地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导致原子弹制造的理论没有任何思考的经验。同样的情况也在非专业的知识内，它们出现在许多历史场合，一种贯穿社会的前所未有的文化的、政治的、道德的发展，作为实现社会自我意识的一次行动，其最初的凝结和酝酿，实际上仅仅由一个很小的独立的圈子最先觉察到。甚至接下来，这种行动继续存在于绝大多数人的知觉之外，但它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些难以察觉的知识火花从少数人的脑细胞中擦出，这些人的头脑仿佛特别适合那个有机体的自我意识，这闪光将突然照亮整个社会的道路，社会甚至没有意识到它是怎样到来的。但是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因为甚至那些其他的无数知识的闪光，它们从来没有在社会前头照亮其道路，从整体上看也依然有其深刻的社会重要性，仅仅通过它们发生这个事实，它们就已经在投射光芒，在它们特殊的闪现中。它们实现了社会潜能的一个特定的领域——不仅是它的创造力量，或简单地说就是它的自由；它们也帮助和维护了一种文明的气氛。没有这种气氛，便没有更亮的闪光的东西出现。简单地说，精神的自我意识在其中运行的空间是不可分割的，对每一根线的切断必然伤害这整个网的一致性，这张网自身显示了我所说的这个社会有机体内所有这些细微过程特殊的相互依存，显示了它们其中每一个环节的重要性，因此它的分裂便会造成超常的毁灭。我并不想把每一件事减缩成这个单个的和相对来说是较小的方面。然而不正是现在对“文化的拘捕令”进一步证实了对社会普遍的精神和道德所产生的严重影响？而尽管它的突然冲击仅仅对一些有限的头脑产生影响？
如果没有一本新的捷克小说，没有一本扩展了我们对世界经验的小说出现在最近几年的书店里，这将肯定不会有明显的社会影响。读者不会去上街游行，并且最终你总是可以找到什么来阅读。但是，谁敢估价这对捷克社会的影响后果？谁知道在以后的几年内，这种文学的中断将怎样影响精神和道德的氛围？它将怎样削弱我们了解自身的能力？对其自我了解仅仅从今天或明天开始的人们来说，这样一种文化的自我了解的缺席将会产生多深的烙印？有多少晦涩玄惑的东西，在一般文化的意义上慢慢地形成的，将要怎样加以清理？一个人将要回头走多远？因为曾经存在过这样彻底的浪费，不只是浪费原料，而且是可以这样做的那种感情，谁能说何人将仍然有力量发现点燃真理的新的火花？什么时候？如何存在？从什么样的来源之中？
然而，这样一些小说仍然存在：它们以手稿的方式流传。从这个方向看，情况并不那么悲观：根据我在上面说的推论，这样一本小说，若干年后，仍然不为人所知，而只有20个人知道它，它存在的事实仍然是重要的。它意味着这儿有这样一本书，意味着它最终能被写出来，意味着它至少在一个很小的文化意识范围内存在。
但是，那些除了通过所谓合法渠道便不能运作的领域呢？压制在舞台上和电影院的每一种有意思的发展，它们作为社会刺激因素的作用是这样特殊，谁能估价这种损失？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长时间真空的影响会有多大？谁敢预测对哲学、伦理学和历史学著作长期的粗暴干涉其结果怎样？为什么不能相信它们，将它们当做实现信息、观点、发现、价值和可见的社会倾向正常循环的途径？
因此，总的问题是：在今天这种文化阉割之后，明天这个民族将忍受多么深刻的智力上的和道德上的缺陷？我担心这种由特殊利益造成的对社会的有害影响将延续数十年，因此，从历史的眼光来看，那些出于眼前的权力利益而牺牲这个国家精神上前途的人更加有罪。
正像熵的不断增长是宇宙的基本规律一样，建立更高的结构和与“稳态”进行斗争是生活的基本规律。生活反抗所有整齐划一与平均标准；它的目标不是弄成一模一样，而是多样化，永不满足的超越，对于新奇的冒险和反抗现状。提高生活质量的基本条件是使其隐蔽的秘密不断明朗化。
而另一方面，权威的本质（它的目标被减缩成通过强迫和无休止赞同的整齐划一来保护自己的永久性）主要表现为对所有多样化、独特性和创造力的不信任；存在于一种对所有未知的、摸不着的和通常是含糊的事物的厌恶；存在于对千人一面、一致性和惰性的癖好；存在于对现状深深的眷恋，在其中，呆板的精神胜过生命。它所力求的秩序不是真诚地追求社会自我组织的最高形式，以及与发展中的复杂结构相适应，而是与其相反，是一种朝向代表“最大可能性稳态”的衰退。追随着这一方向，它走向反对生活的方向。
在个人的生活中，如我们知道的那种，总有这样的时刻，复杂的结构突然开始下倾，而他的道路转向“稳态”的方向。这时他也屈服于宇宙的普遍规律：死亡的瞬间。在每一个选择通往“稳态”的政治权威（并且总是喜欢将个人视作可以输入任何程序并确信他将要去完成的电脑）的底部，存在着这种隐蔽的死亡原则。甚至在“秩序”这个概念中便存在着一种死亡的气味，这样一种权威将每一种真正的生活现象，每一个意外的行动、个人的表达、思想、每个不同寻常的概念和希望，都视作打上了混乱、嘈杂和无政府状态标志的红灯。
这种现存制度的全部政治实践，像我在这里逐步描绘的，进一步证实了对它的纲领来说总是关键性的概念——秩序、安定、稳固，“带领民族走出危机”、“停止分裂”、“缓和激烈的情绪”、“社会长治久安”等等——最终得到每一个以稳定为最高价值的制度所具有的同样致命的意义。足够真实的是，秩序正在实施：一种官僚主义秩序，它机械的准确性压抑每一个有独特性的事物，它发霉的惯性排斥超常的、出类拔萃的东西。正在实施的是没有生命的秩序。的确，这个社会是安定的；但你不觉得它安定得像一具陈尸所或一座坟墓？
在一个真正有活力的社会中，总是有某些事情发生。当前的活动和事件、公开的和隐蔽的运动之间的互相作用，产生出一种独特局面——自身的不断进展，它激发出更多的和更新运动。那些持续的和变化中的、有规则和没有规则的、能预见到的和出乎意料的生命取向，神秘而富有活力，它们在时间的领域产生影响，并在历史之流中得到证明。一个社会的生活越具有结构，她的时间领域也越具有结构，在时间之流中那些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因素也越突出。这就很容易显出其连续不断的特点，将其作为一种不可更换的情状、无可逆转的潮流加以描述，因此，在回顾中，也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由通常规律支配的那些内容。社会生活越丰富，也越能够更好地观察社会时间领域、历史的领域。
换句话说，社会公共活动场所，也同时为一种社会记忆提供了空间。任何一个活着的社会是一个有历史的社会。如果持续的和偶然的因素与有着不可重复和不可预见因素的历史紧紧地联系着，我们或许更能够询问，真实的历史——那“混乱”的不可遏止的根源、骚动不安的源泉和给予规律、秩序一记耳光的东西——怎么可能存在于“稳态”的制度所统治的世界上？
回答是显而易见的：不可能。在表面上，在任何地方，它实际上都不可能存在。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对本来意义上的生活加以排斥带来了社会时间的静止，因此历史从这个视野中消失了。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人们有这样的印象，有时这儿不存在历史。渐渐地，同时也确实地，我们失去了时间的感觉。我们开始忘掉了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什么在前，什么在后，并感到这没有什么关系。当独一无二性从事件之流中消失，延续性也随之消失，所有的事情合并成一个灰色的印象和同样的循环，我们说：“这儿没有事情发生。”这儿，始终被强加了死亡般的秩序：所有的活动完全被机械化地组织起来，因此彻底失去光泽。在社会领域中同样如此，由于不再有社会历史和个人有其中生活的历史，个人生活倾斜到一个前历史的水平，在那里，时间仅仅从诸如出生、结婚和死亡中取得它的节奏。
失去时间的感觉像是不断将社会抛回到原始状态，在那几千年内，衡量人性的发展不超出没完没了重复的四季及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宗教仪式。在历史领域中造成的焦虑不安自然地被填补了。因此真正历史的非秩序化被有条不紊的伪历史所取代，它的作者不是社会生活，而是一个官方的设计者。取代历史的是，我们被弄得没有历史；我们生活在从周年纪念到周年纪念、从庆祝到庆祝、从游行到游行、从全体一致同意到全体一致选举及再来一遍；从一个无聊的节日到另一个无聊的节日之中。这不是偶然的，由于这种对历史的取代，我们可以通过对日历的简单一瞥来回顾在社会领域中发生的每一件事，包括过去的和未来的。并且周期性的仪式声名狼藉的相似特点制造了这样一种虚假的信息，仿佛我们正好出现在这些事件本身之中。
因此，我们拥有了一个完备的秩序，但是付出了回到前历史的代价。即使这样，我们必须引进一个说明：对我们的祖先来说，重复的仪式总有一个深层的含义；而对我们，我们仅仅是为我们自身利益所表演的一套例行公事。政府保留它们是为了保持历史还在运行的假象，公众通过参加这些活动避开不必要的麻烦。
一种“熵”的制度在其自身影响的范围之内拥有一种增长熵的总量的手段，即通过抓紧它自己的中心控制，令自己更加坚如磐石，将社会禁锢在一件只有一种尺度控制的紧身衣中。伴随着在这个方向上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它不可避免地也使自己的熵增值。在使世界僵止不动的努力中，它也令自己僵止不动，暗中瓦解了自己对任何新生事物妥善处理或阻挡自然的生活之流的能力。因此，这种“熵”的制度注定地变成它自己的致命原则的牺牲品，而且是最脆弱的牺牲品。由于在它自身结构之内缺乏任何动力，将走向自己的反面。与此相反，生活以她压抑不了的渴望反对熵，她越来越有能力成功地和富有创造性地抵制压迫，即强暴的权威将更快地受制于其自身，被自身反噬。
因此，由于试图使生活瘫痪，当权者也令自己瘫痪，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将使得他们丧失令生活瘫痪的能力。换句话说，生活可能臣服于一个长时间的彻底的被强暴、令其衰弱和麻痹的过程；但是，她不可能永远地止步不前。尽管或多或少、隐蔽而缓慢，然而她在继续。尽管她一千次被从自身剥离，但她总是能以某种方式使自身复原；不管怎样被粗暴地蹂躏，她最终要比蹂躏她的力量活得更长久。
这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而是由于每一个“熵”的权威，其深刻的自相矛盾，它仅仅在有生活的情况下才能压抑生活。因此，说到底，为了它自己的存在，它要依赖生活，而生活不以任何方式依赖它。在这个星球上，能真正毁坏生活的唯一力量是那种不知道妥协的力量：第二热力学定律的普遍效应。
如果生活不可能永久地被毁灭，那么，历史也不可能永远止步不前。秘密的小溪涓涓流淌于惯性和伪事件沉重的覆盖之下，渐渐地并难以觉察地从底部呈现出来。这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有一天它必然发生：这种覆盖将不再有约束并将要揭开。在这一时刻，它会见证某些事情开始发生，他们是真正新的和独一无二的，从未列入官方“发生”的日历上，并使得我们不再对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无动于衷，它们才是真正的历史，在历史要求再次被听到的意义上。
但是，在我们特殊的环境中，“要求被听到”的历史能到来吗，这样一个前景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但是，这儿有对这些没有人可以阻止其发生的“时刻”的结构性观察。
在某种意义上，在那些存在公开的话语权竞争，将其作为社会控制权力操作的唯一和真正的保证的地方，说到底，存在言论自由保证的地方，政治权威不管其愿意不愿意，必须以某种方式与社会生活进行长期的、公开的对话。他们被迫持续和所有由生活提交给他们的问题搏斗。在那些没有这种竞争和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必然存在压抑——像在每一个“熵”制度中发生的那样——当权者，不是使自己和生活一致，而是试图令生活和自己一致。不是公开地和持续地处理真正的冲突、要求和争端，而是简单地用一个面纱将它们掩盖起来。但是，在这层掩盖之下的某些地方，这些冲突和要求在继续生长和增多，反而使得这种掩盖不再发生作用。一旦掩盖不住，它意味着这样的时刻，死亡的惯性压迫遭到崩溃，历史又重新迅速地进入这个地区。
在这种情况之后发生什么？当权者当然仍有足够的力量阻止这些冲突以公开讨论或公开竞争的形式出现，但他们不再有力量全部抵制这种压力。因此生活在可能的地方给出一条裂隙——在权力的秘密走廊中，那儿可能有着秘密讨论和最终的秘密竞争。当然，当权者对此是没有准备的：任何与社会生活的实质性对话都超出他们的能力之外。因此他们恐慌。生活以个人的争吵、阴谋、陷阱及对抗的方式混乱地散布于他们的会议室中。它甚至还传染给他们自己的代理人：那些无个性的死人般的面具——他们的官员用来确认其坚如磐石的权力的身份——突然滑落，透露出大活人以最“韧性”的方式进行的权力之争，以及以自保的形式发生的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的斗争。
对宫廷革命和叛变来说，对高级领导职务突然地和外在的神秘改变及其关键性的套语改变来说，这是声名狼藉的时刻，是真相或虚构的阴谋被泄露的时刻，是真实的或想象的罪行大白于天下的时刻，是古老的罪恶被发掘的时刻，是一起被政府开除、一起被贬黜、也许甚而被抓起来送进监狱的时刻。不管在这之前当权者中的每一个人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用同样的陈词滥调，为同样的目标成功实现而欢呼，现在，看似坚如磐石的权力突然崩溃成可以辨认得出的个人，仍然说着那种同样的语言，但是把它用作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攻击。并且我们惊讶地得知，那些在秘密的权力斗争中失势的一些人，从来就没有严肃地对待他们的目标，也从来没有成功地实现它们；而其他人，那些获胜者，却真正明白他们说什么和唯独他们能实现成功的目标。
多年无事件的官方日历建造得越合理，真正的历史突然侵入的影响便显得越不合理。所有长时间遭到压抑的因素，那些不可重复的独一无二的、非日历化的事件，所有长时间遭到否定的神秘性，迅速冲决出来。在许多年我们始终不去论及的那些最细微也最普遍的令人惊讶的地方，现在生活变成一个巨大的惊奇——它非常值得这样。整个混乱无序、在地下野蛮生长的历史，在权力的秩序下封闭了多年，突然爆发出来。
对所有这一切我们多么熟悉！在世界的这个地方我们经常目睹过它！多年来为了表面上的完善、无懈可击、不出一个故障而运转的机器，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这种看起来非常像不可动摇的、永世长存的君主统治制度，在其所有那些一致的投票和选举中不存在任何怀疑的表示，没有任何迹象便分崩离析。并且，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发现没有一条道路是我们曾经想过的那条。
当然，这样一种飓风穿过僵化的权力大厦的时刻，远远不是我们这些处于权力堡垒之外的人感到有趣的一个来源。对我们来说，尽管是非直接的，也总是卷入的。除了生活长期而平静的压力，持续的抵抗之外，同时最终也是整个社会的不可抵抗的要求和利益，它们的冲突和张力，时时地瓦解了这权力基础。在这种时刻社会继续在觉醒，投身于其中，带着巨大的热情，并从中受到激发，寻找挖掘自身潜力的道路！几乎每次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震颤都唤起了这样那样的希望、恐惧和创造——或看上去像是创造——刺激了将生活各种各样的动力和野心现实化的领域，以及加速所有社会自身之内的运动。但是，在每次这种情况下，这也是同样真实的：产生于权力改组导致的不自然的结构与生活遭遇，伴随着许多难以计数的危机的到来。
我将试图进一步描述这种危机。
如果某人每天沉默地执行来自一个不够格的上司的命令，如果他每天严肃地扮演他私下里觉得滑稽可笑的角色，如果他总是在宣扬和他真正的意见相反的观点，并随时准备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如果他对那些仅仅感到冷漠和厌恶的东西装作同情，甚至抱有很大的热情而并不觉得十分为难，这仍然不意味着他已经完全失去最基本的人类感觉，即尊严的感觉。
相反，即使他们从来没有说起，他们也有着对为了生活安宁所付出的代价非常敏锐的评估：对他们人类尊严的长期羞辱。他们越少直接地对此反抗——将它们从头脑中赶出去借此安慰自己，和采取无所谓的态度来欺骗自己，或干脆咬紧牙关默默承受——这种情感就会铭记在他们感情的记忆中越深。一个人如果能够反抗羞辱，他也可以尽快地将它忘却；而一个人能长时间忍受，也必将长时间地记住。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被遗忘，一个人曾经忍受的恐惧，他被迫进入的掩饰状态，所有那些痛苦的和谄媚的插科打诨，也许，最坏的还是展示一个人怯懦的情感，所有这些将在我们社会意识深层的某个地方安家和积累，它们正在平静地发酵。
显然，这不是健康的情况。将其置之脑后，而脓肿之处仍在化脓，其浓液不可能不侵入身体，这种疼痛遍布了整个有机体。自然的人类情感不能被外在表达，反而长时间关闭在情感的记忆里，逐渐变形为一种有病的夹钳，变成一种精神的毒素，无异于不完全燃烧引起的一氧化碳。
那么无疑地，当这种结痂破裂和生活的遗留物被大声说出，这时出现的不只是考虑周详的纠正过去错误的尝试，不只是寻求真理和谋求满足生活需要的改革，也有着旺盛的暴躁的仇恨、报复性的惯怒，和一种对于所有忍受的屈辱直接弥补和彻底清算的狂热的要求。（这种要求的冲击波和经常反复无常的形式，也许大部分来源于一种含糊的印象，即整个爆发来得太迟了，已经到了失去它的意义，不再有任何直接的动因和并不带来直接的危险这一时刻，实际上它仅仅是在另外一个十分不同的上下文中发生的某种东西的代用品。）
无疑地，那些掌权的人们，多年来习惯于放弃自由思考、绝对服从，习惯于一致的和无保留的支持，习惯于整套虚伪的体制，当他们感到曝光于这样一种前所未闻的威胁中时，对于被压抑的情感的暴涨感到震惊。并且在这种心情下（设想他们自己是拯救世界的唯一保证人）察觉到这样一种爆发对这个世界的其他人也是空前未有的威胁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召集了上百万外国士兵来挽救他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布拉格之春，苏联坦克来到布拉格镇压街头游行。）
我们不久前经历过这样一次爆发，那些多年来使人羞辱和侮辱人的人对于受害者试图喊出自己的声音感到如此震惊，他们给这场插曲称之为“激情的爆发”。请问，这是什么样的激情？那些在爆发之前知道什么东西被延误，知道彻头彻尾的羞辱，并懂得随后而来必然爆发的社会心理机制的人们，反而对爆发所采取的平静、客观、实际上是忠诚的形式更感到惊奇。然而，正如每个人所了解的，我们为这个真实的时刻付出了残酷的代价。
今天执政当权的人和那些在这次爆发之前统治的前任有深刻的不同。这不仅在于前任们，如通常所说“有创见性”，而他们继任者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模仿，“有创见性”已经失去了它的神秘性；而且是另有原因。因为这个早期形式建立在一种真正的、不可谓不是社会的基础之上，它受到真正自愿的支持，尽管用降低了的标准看，是一部分公众；并且建立在它最初允诺的真正的和相当可观的社会利益的吸引力（它也逐步消失削弱）之上，而今天的制度仅仅建立在少数统治者自我保护的本能和被统治的大多数人的恐惧之上。
在这种情况下，预见任何一个关于未来的“真实的时刻”的可行性方案都是不容易的：去预见整个社会这样一种复杂的没有掩饰的堕落在某一天怎样要求修复，并且去估计在这种时刻对我们两个民族可能的和必然的打击其悲剧结果的范围和结果，也是十分不可能的。
在这个上下文中，一个吹嘘自己是有史以来最科学的政府，不可能抓住自身运作的基本规则和向自己的过去学习，这是令人惊愕的。
我说得很清楚，我并不担心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会停止，或者历史会永远中止在当今领导人其权力所达到的地步。历史上的每一种情况或每一个时代都会被一个新的情况和时代所取代，并且或好或坏地。那新产生的总是大大超出先前的组织者和统治者的期待。
我担心的是另外一些事情，事实上，整个这封信所涉及的和我真正担心的是，现在这种暴力的滥用对我们民族所产生的刺耳空洞及长时间影响的结果。我担心我们全体将要为此付出的代价——为极度的历史的压抑，为残酷的和不必要的对生活的流放，令其进入地下状态和人类灵魂的深处，为生活在正常社会中的每一个机会强迫性的延期。稍微回顾一下我刚写下的东西，将清楚地发现，我所担心的不仅仅是为每天所经受的社会劫掠和人性的堕落通常所要付出的，或者为社会长时间的精神和道德倾斜必须付出的税款。我所涉及的包括生活和历史要求它们应得权益到来的下一个时刻，施予我们的几乎不可计算的超额负担。
一个政治领导人为他国家的状况所承担的责任的程度总是不同的，并且显然不可能是绝对的。他从来不是单独统治，因而一部分责任在于他周围的那些人。没有一个国家存在于真空之中。因此，它的政策以某些方式受其他国家的影响。显然地，先前的统治者总是要承担很多，因为他们的政策在先而且决定了今天的状况。公众，也有很多责任。包括个人，每个有责任的人的每天的决定，造成了这个国家的现状，或者概括地说，人们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整体，它受制于环境，同时也影响和限制这些环境。
尽管存在这些限定条件，在我们当前的状况中发生的如同在任何其他状况中一样，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您的责任仍然是巨大的。您决定了我们所有人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氛围，因此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将要为今天的稳定所付出的帐单最终的规格。
捷克和斯洛伐克，像任何其他民族一样，将自己同时潜藏在根本不同的潜能之中。我们曾经有过，现在仍然有并将来继续有我们的英雄；同样，有我们的告密者和卖国贼。我们有能力释放我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有能力将精神和道德水平提高到无法预料的高度，有能力为真理而斗争和为别人牺牲自己。
但是，这同样也有赖于如果我们自己屈从整个冷漠，除了对我们的胃感兴趣以外对其他事情不感兴趣，以及把时间花在互相挑剔上面。尽管人类灵魂远远不是一个任何东西都能往里面倒的容器（注意在官方的议论中，这样可怕的短语如此经常地夸张使用，当“我们”即“政府”抱怨这样那样的思想正在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之中时），然而，它也非常取决于某个领导人，是他可能将社会中沉睡着的那些相反的倾向中哪一种调动出来，将何种潜能给予实现的机会和将何种压抑下去。
到目前为止，在我们中间最坏的是——自我中心、伪善、冷漠、懦弱、恐惧、屈从，从个人责任中逃脱出来并无视其普遍的结果——这样一些东西正在系统地发挥作用并得到蔓延。但是，即使是今天的民族的领导人也有机会通过其政策影响社会，以唤起人们身上更美好的品质，而不是更坏的品质。
到目前为止，您和您的政府所选择的是对你们自己来说最容易的方式，而对社会来说是最危险的道路：为了维持外在的表象而使内在衰败的途径；为了不断加深的统一而令生活死亡的途径；为了保护你们的权力而加深我们社会精神和道德的危机和无休止地损害人类尊严的途径。
但是，甚至在这样给定的限制之内，您仍然有机会为使形势朝向至少是相对改善的方向做出很多。这将是一种更多紧张而较少满足的道路，它的好处不是马上就能看见，并会在这儿或那儿遇到抵制。但是，依照我们社会真实的利益和前景，这种方法将是有着莫大意义的一种。
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名公民，我特此坦率地和公开地要求，您和现存制度的领导人认真地考虑我试图引起您注意的这些问题，要求您根据您的历史责任作出估价，并依此而行动。
公民哈维尔
写于197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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