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康区拉锯二十年
秦晖
岗拖渡口：“北线”沧桑
现在我们面前就是金沙江边昔日的岗拖渡口。它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城西南20多公里，色曲河注入金沙江的河口处，江对面山崖上如今就刻着“西藏”两个大字。今天317国道经过这里的岗托大桥入藏，这条国道就是所谓的川藏北线，最早时候就叫康藏公路，西康撤省后叫川藏公路。
当时是没有川藏南北线之说的，由康区入藏的汽车路只此一条。另一条经巴塘县的竹巴龙大桥过金沙江的所谓川藏南线（今称318国道），是在老“康藏公路”通车15年后才开通的。开通后的很长时期路况也不如北线，那时川藏运输也仍然以北线为主，在岗拖过江，而不像现在主要是走巴塘、竹巴龙。
这是因为巴塘那边地处横断山脉最典型的高山深谷区，南北向的一道道崇山峻岭和断崖峡谷，与东西向的川藏通道正好垂直，可谓名副其实地“横断”了交通，在当时条件下不仅修公路的工程最艰巨，修好后要养护路线维持通行也最困难。而北线甘孜-德格这边则多是高原地貌，虽然海拔更高、人口更少、路途也更远，但相对而言缓坡居多，没有南线那么崎岖险峻，修路和养护的困难都少一些。不但当初康藏公路选择这条线，历史上的人行交通也主要是在岗拖坐船过金沙江的。康藏公路初通时的岗拖老桥和后来升级的317国道岗拖新桥，与古老的渡口共同见证了历史。
1932年10月8日，从赵尔丰以来断断续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川藏双方，就是在西岸的岗拖村签订了“岗拖和约”结束了拉锯战，从此直到1950年解放军过江打昌都战役前，这里维持了18年的和平，也形成了直到今天川藏以金沙江为界的局面。这是怎么回事呢？
“川边”、“內藏”与“西康”
前面我们讲到巴塘事变。1905年赵尔丰平定巴塘事变后，即提议以巴塘为基地建省，因为它地处进藏的要道，具有军事和经济意义，一来可以保护四川，使内地省份多一道屏障，二来通过治理中心移至康区来经营西藏，既可以通过军事手段控制又可以用贸易往来“化夷为民”变成“熟地”。赵尔丰在“平康三策”中说：一策是整顿治理边境野番地区；二策是改土归流，建立行省，以保西陲；三策，连川、康、藏一体，内固蜀省，外拊西藏，藏卫尽入掌握。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后，继任川边大臣的傅嵩炑于宣统三年提出正式方案，把拟议中的省定名为“西康”。
但此后直到1930年代，这个地方却一直兵荒马乱，成为川藏之间反复“拉锯”的场所。
原来按清末的设想，新省以当时的“川边”为基础，向西一直要延伸到1910年赵尔丰西征到达的鹿马岭，其间赵尔丰新设的太昭等22县（大体相当于今藏东昌都、林芝两地区）不仅包括长期以来的川藏两不管地带（所谓的“野番”），也包括了相当一部分拉萨噶厦政府长期控制的地方，这是噶厦政府不能接受的。1912年噶厦政府乘清亡之际驱逐汉官汉军，并宣布藏区完全自治，这不仅推翻了赵尔丰西征的结果，而且对噶厦此前从未控制的金沙江以东康区（“川边”）土地也提出了要求，继清而立的民国中央政府当然不能接受，遂有1912年尹昌衡的再度西征。
当此清末民初中国内乱之际，英国出面“调停”而召开了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这个会议今天以出现所谓“麦克马洪线”出名，实际上当时主要讨论的却是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会上出现了所谓的“內藏”、“外藏”两条界限，所谓“内外”是以中国内地为标准的说法：“外藏”更边远，大体相当于今天的西藏自治区，会议约定这里承认中国宗主权，但内政完全自治；“內藏”即藏区更靠内地的部分，大体即今日的四川藏区、当时民国政府实际控制的“川边”和后来的西康，会议承认其归民国政府直接治理——当时的措词是这样的：“承认（全）西藏在中国的宗主权之下，也承认外藏的自治”。
今日史书所谓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草签”了西姆拉条约，实际就是指这个“内外藏”的界限而言。由于当时西藏方面处于进攻态势，陈贻范等相当一部分民国官员希望这个条约能够挡住噶厦政府对“內藏”的觊觎，稳定民国政府对“川边”的治理，同时保留中国对“外藏”的宗主权。当时陈贻范是没有注意到“麦克马洪线”的。但是“草签”资料传回北京后，袁世凯政府发现了麦线问题，立即下令陈贻范取消“草签”。这样就不仅拒绝了“麦克马洪线”，也否定了关于“内外藏”的协议。结果就是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四川当局）继续谋求对“外藏”中当年赵尔丰西征推进区的直接管辖，而噶厦方面也不承认中央政府管辖“內藏”，谋求把自己的控制扩张到“川边”，一方要越过金沙江西进，另一方要越过金沙江东扩，从而在赵尔丰推进线和四川藏区东缘之间形成一片是非之地，这就是民国版图上的“西康省”——尽管无论民国还是新中国初年的西康省政府，都从未实际控制这个版图内的所有地方。
川藏战争：从川军西征到岗拖和议
当初傅嵩炑提出“西康省”之名没几天，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就相继爆发，导致清朝灭亡。那时驻藏清军发生哗变，因为他们也是新军，也要“革命”嘛。此时藏兵也趁势进攻，当时在驻藏清军任职的陈渠珍后来成了民国时期的“湘西王”，他写过一篇出藏逃亡记《艽野尘梦》，把他带领所部在藏民藏军的围追堵截下逃出西藏的历程写得九死一生、惊心动魄。
总之，清朝灭亡之际川康之间形势逆转，清军内乱溃退，藏军东进，不仅夺回了赵尔丰设治的太昭等地，还渡金沙江控制了康北的德格、石渠等五县。在这种情况下，西康省建省计划自然无从谈起了。
民国初年，四川的革命稳定以后，曾经杀了赵尔丰的当时四川都督尹昌衡，再次经营川边，“扩充疆域，以保西陲”，又一次打过了金沙江。这时巴塘已经升格为巴安府，连金沙江以西的江达、芒康都是属于巴安。川军还渡过岗拖渡口攻占昌都，一直打到类乌齐。但是尹昌衡这次出兵的成果只是昙花一现，很快民初四川出现军阀混战，乱了起来。伺机而动的藏军再次反攻，攻陷昌都又打过金沙江，占领德格、巴塘、理塘等地，一直打到甘孜。把金沙江东边的十几个县划入治下。这就是所谓的“民七（民国七年）战争”。战争中川军在昌都被围歼，守将彭日升被俘，而藏军也有三个代本（团长）被杀。最后川藏两军在甘孜绒坝岔（今甘孜县昔色乡，离我们前两天路过的白利寺不远）达成停战协议。
1930年因“大金事件”战争再起，藏军发动进攻，先胜后败。川军刘文辉与青海马步芳联手挡住藏军攻势后大举反击，夺回甘孜-德格一线大片土地，又一次把藏军赶过金沙江，刘马两军并计划会攻昌都。但这时四川又发生内乱，刘文辉在“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中失败，无力再延续西边战事。于是又一次在英国人“调解”下缔结了岗拖和约，以金沙江为界来划分川藏各自的统治区。这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川藏边界。
破裂的协议与延续的现实
有趣的是，这个金沙江边界与“西姆拉条约”提出的“内外藏”界限其实是差不多吻合的——只在巴塘附近有不利于四川的变化，巴塘原属的江西之地在西姆拉划界中与巴塘一样属內藏（后来的西康），岗拖和约后就与西康分离了。而金沙江以东的“霍尔五州（又称霍尔三十九族，即今甘孜以西，以德格为中心的康北诸县）在西姆拉被划归內藏，但与巴塘这类“半土不流”地区不同，这片“格萨尔王故土”历来是世袭土司（所谓藏王）统治，虽然并非噶厦政府直辖，但与拉萨的联系要比成都密切许多。清末赵尔丰才在这里改土归流，但转眼就因清亡而辍。在岗拖和约前的拉锯中，这里大多数时期是藏方控制的。岗拖和约后才回到西姆拉划界状态，从此归属西康和四川甘孜州。
赵尔丰以来川藏拉锯20多年，最后事实上又基本回到这条线。而且金沙江以西的“外藏”承认中国宗主权但完全自治，以东的“內藏”则由内地政府治理，这种类似“一国两制”的安排也是西姆拉会议所定。后来即使在西藏按“十七条协议”和平解放后，直至1959年噶厦政府消失、西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之前，这种“一国两制”大体也仍然存在。
因此西姆拉会议虽然事实上是“流产”的，所谓西姆拉条约后来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得到任何一方的承认——中国的“草签”很快被撤销，西藏方面多次出兵金沙江以东也证明其不承认“内外藏分界”，而英藏虽然背着中国政府就印藏间的“麦克马洪线”进行了换文，但噶厦政府的“领土让步”是以英国支持“西藏独立”为条件的，而英国后来并没有满足此条件——英国在会议上和会议后一直承认中国对藏的宗主权，并未支持“藏独”，噶厦政府因此也就从未承认麦线，甚至英国也在很长时间不再提西姆拉。
但如上所述，事实上西姆拉会议对后世仍有重要影响。不仅内外藏的分界、内外藏的体制区别基本延续了西姆拉格局，就连那条麦克马洪线，虽然未经各方承认，在国际法上无疑是非法的，但不仅其中缅段（当时的“英属印度”包括缅甸）后来成为1960年中缅定界的基础，今天的中印段也还是双方的“实际控制线”，甚至1962年中印战争中国的压倒性胜利也没有改变这一点。
英人的“调解”作用几何？
而西姆拉会议是英国人主持的。后来的绒坝岔和岗拖两次停战和议，也都有英国人的影响。英国人“调解”中藏关系，当然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总体形势中的一环，也是中国主权孱弱的结果。历代中国政府都不甘心于这种情况。但是，中国不仅参加了西姆拉会议，后来还几度接受了英国的“调解”，使“西姆拉格局”事实上长期延续，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作为老牌殖民国家，1914年“日不落帝国”的扩张已经到了极限。实行民主制度的强国虽然也会欺负别人，但“民主国家怕死人”从来是限制其侵略能力的一大要素，其强迫本国公民当炮灰的能力远不及视草民之命如蝼蚁的专制强国（如当时俄、日）。英国侵略冷兵器时代的传统印度及大清，死不了几个人，像鸦片战争时国会争论半天还是可以干，但中国有了热兵器后尽管军力仍然孱弱，英国侵略要多死些人他就很难干了。进入20世纪后，英国已经转为尽可能维护在华既得权益而不是扩张新的权益，而“不怕死人”的俄、日后起专制列强急剧扩大在华权益，对英国形成了严重挑战。
英国人“调解”中藏关系当然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主要就是19世纪以来英俄在大内亚地区与俄国进行“大博弈”的需要。尤其是清末民初，俄国控制了同样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更有借蒙藏传统关系向西藏渗透的势头。1913年，十三世达赖曾派使臣到外蒙，与俄国控制下的蒙古（当时也以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为执政，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秘密签订联手谋求“独立”的“蒙藏盟约”。英国得知后深恐西藏投俄，遣使责问，十三世达赖喇嘛矢口否认。国外藏学界也曾怀疑此盟约的存在，直到1982年蒙古科学院公布了盟约文本，真相才大白。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固然想把西藏变成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但在民初，主要还是想打造隔绝俄国的缓冲地带，并不想过分开罪中国。所以“西姆拉格局”的形成虽然有英国的作用，主要还是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的实际力量对比决定的。像1930-32年间的第三次康藏战争，过去说是英使入藏唆使，实际正如最近研究证明的：在英使入藏前战争已经发生，川军停止反攻订立岗拖和约，表面上是英国“调解”的结果，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四川本身发生“二刘内战”，刘文辉战败，已经不能在西边打下去了。此前的赵尔丰、尹昌衡两次西征流产，和藏军东进至绒坝岔停战，也是如此。
藏版“三区革命”
岗拖和约以后，藏军再未东进，金沙江以东基本上为民国政府长期控制。但是江东的康北诸县（尤其邓柯、德格、色达、白玉、石渠等所谓的“霍尔五州”）仍有离心倾向。如前所述，这片历史上的“藏王”统治区与巴塘等“半土不流”地区不同，在川藏之间更认同西藏。1936年红四方面军占领甘孜期间，曾支持当地藏人成立“波巴（博巴）共和国”。如今有的书上说是“中华苏维埃博巴共和国”，是搞“苏维埃革命”的。就连国外藏学乃至维基百科都有此说。
其实，根据我们在甘孜看到的地方史料，这个政权如今在地方史上被定义为“具有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藏族地方自治政府”，但其正式名称“博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听起来就不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下属地方政府的样子。
它的主要口号就是“兴番灭蒋”、“打倒汉官国民党”、“番人独立”等。“其主席、副主席、政府机构各部部长都是赞同‘兴番灭蒋’的大土司、大头人等”。当时还成立了执政的“博巴革命党”和“中央博巴自卫军”。它的党纲、政纲和各种宣传都强调“番人”与“汉官”的对立，而完全不提贫富对立、阶级斗争等“苏维埃革命”话语，土地政策也不是把富人土地分给穷人，而是“没收汉官发财人的土地、牲畜、茶叶、布匹分给番人”。因此如果说30年前的巴塘教案是一场“藏版义和团”的话，那么这次“博巴共和国”就相当于“藏版三区革命”。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并不难理解。红军北上后，刘文辉卷土重来，“博巴共和国”的主要人物都逃亡拉萨去了。
“博巴共和国”虽然昙花一现，它的影响，尤其是在康北的影响却十分久远，1950年代的格达活佛事件、西康撤省后的德格归属事件乃至平措汪杰事件都与此有关。这就是我们以后会讲到的另一些故事了。
但在康区这个地方，在“康巴”藏人中主张藏汉团结、信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认同中华民国和后来导致新中国的中国共产革命，这样的力量并不是没有，有趣的是他们都不是在康北-甘孜一带，而是在历史上素有“半土不流”传统的巴塘地区。这就是藏族最早的国民党人洛桑泽仁和藏族最早的共产党人平措汪杰。两人都堪称传奇人物，尤其是后者的人生，更是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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