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现代社会是否还需要宗教？
随水
本文首次发布于2021年6月7日，被删除于6月8日。
第二次发布于2021年6月8日，被删除于2023年3月21日。
本次重发将开头结尾进行了修改，中间加了一小段，音频依然是未修改过的原版。
本来呢，我是打算把这篇老文章跟我最近写的一篇关于一神教的新文章一起重发的，但因为涉及宗教的敏感词有点多，加上最近中东那边的形势也比较紧张，平台尺度收得比较紧，死活发不出来，检查修改了很多遍都找不出问题在哪儿。决定还是先把这篇老文章重发出来，新文章晚点再试试，免得又有读者要惦记我是不是失踪了。
我是个业余宗教文化爱好者，跟那些专门研究某一宗教的学者比不了，但自认对世界上各种宗教的综合了解应该会比大多数人要稍微多一些，我出生在无神论为主流的中国，娶了一个藏传佛教的太太，游历过一些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国家，又在宗教大杂烩的印度生活过，因此或许可以站在一个相对全面客观的立场来谈谈宗教这个在很多人看来禁忌与敏感的话题。
“有信仰真好啊！”
我记得自己在十几二十岁还没有接触过宗教的时候，曾把宗教这玩意儿看成了道德万金油。有段时间新闻上报道了很多让人心寒的缺德事儿，比如毒奶粉、苏丹红、塑化剂、地沟油、扶老人反被讹诈……反正挺多事情都刷新了我认知中的道德下限，总结起来就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感觉为了钱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坦白说那时候我并不怎么了解宗教，却非常直观地认为，之所以会“人性沦丧”、“道德败坏”，都是因为人民群众缺乏宗教信仰！中国人民要是照这样没有信仰地过下去，迟早要完蛋！
然后大家应该还记得，过去的人们一讲起西藏，就觉得那是个可以“净化心灵”的纯洁圣地，甭管你是什么牛鬼蛇神，拉到西藏走一圈立马就能漂白升华。当年好多像我这样的文青受到圣地的感召，跑去西藏“净化心灵”。我2010年走川藏公路的时候，经常看到藏民一大家子一起磕长头朝圣；拉萨的大昭寺广场上，无论是白天黑夜都能看到信徒在那边磕长头；而寺庙里也总能看到虔诚恭敬的信徒在供养三宝……我不由感慨：有信仰真好啊！
然后呢，2011年我又去了尼泊尔，加德满都这个城市虽然破破烂烂的，那些穷街陋巷连路面都没修，但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神龛，也不知道建于哪朝哪代，简直遍地都是文物。每天早晚能看到络绎不绝地老百姓敬拜神明、吟唱颂歌，国家虽穷却是香烟袅袅四季花开……我感慨：有信仰真好啊！
在西藏和尼泊尔走马观花看了一圈之后，我就觉得当地那些老百姓吧，人家虽然物质上不富裕，但他们精神上无疑是富足与美好的；他们如此尊重并爱护生命，与各种动物和谐相处；而且啊，看着那么多人无私地把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奉献给自己的信仰，会让人深信这是一群温暖友爱、乐于奉献、团结互助的群体，恨不得自己也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总之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有信仰真好啊！与此同时，我也更加偏执地认为中国的大多数社会道德问题都是因为人民缺乏信仰造成的，如果中国人民有信仰的话，这些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然而随着这些年来我对宗教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宗教的观念也随之彻底改变，这让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像我一样去深入接触各种宗教，因此依然有很多中国人对宗教的认识就跟我过去一样，还停留在非常表面的了解。
我先讲一个结论——之所以一部分中国老百姓对宗教了解很肤浅，会产生美好的幻想，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有的只是原始信仰和寄托。
宗教≠信仰
我从小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而大城市里的“宗教”氛围从来都是很弱的。记得我父亲每逢初一、十五会给家里的观音像、弥勒像上香，口中念念有词求保佑求平安和发财；我印象中上海各种寺庙的功能就是烧香拜佛，每年的大年初一，都会听到新闻上说龙华寺的“头香”被某某人以XX万买走；大年初五凌晨的“迎财神”是上海人民一年当中最盛大的“宗教活动”，同时也是我过年时的一个噩梦，因为鞭炮声总会吵得我睡不着觉；虽然我从小住在上海城隍庙附近，但说实话对我来说城隍庙就是个小商品市场，也不知道城隍庙里供的是哪路神仙……这些几乎就是我小时候对“宗教”的全部认识。
后来去到农村，中国农村的“宗教”氛围要浓重得多，很多农村都有祠堂、牌位之类的东西，见识了各种各样的祭祀，以及其他众多稀奇古怪的迷信活动。我最初以为这些就是中国的“宗教”，但又发现这些“宗教”有些不大对劲——怎么这些人啥都拜呢？拜菩萨，拜道君，拜祖宗，拜孔圣，还拜关二爷……我有次看到过一条新闻，说某地考试前学生家长为求好成绩，纷纷拜仓颉——因为仓颉是造字的，所以管文化教育。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叫做中华民间信仰。中华民间信仰是一锅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杂烩，糅合了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圣人崇拜等，这玩意儿混合了儒释道三教以及萨满巫术，具有地域性、分散性、自发性等特点，然而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相比，既没有创立者、教义、理论，也没有经典、系统化的组织、神职人员。
那么这些民间信仰都信些啥呢？首先是“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所以不能无法无天；其次是“敬畏”，不管是佛菩萨、神还是上帝，总之这个世界还是有比我们更牛逼的某种力量，所以不能无法无天；最重要的是“泉下有知”，甭管活着的时候有多废柴，死了之后立马成道成仙能保佑家人。因此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信仰一来具有道德约束力，让人具有道德底线，至少不会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二来对身后事有个盼头，死了之后去到阴界依然能收到“天地银行”的汇款转账，跑车别墅也少不了。
但我对这种民间信仰有点不买账，有道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由于无组织无纪律，大部分的传统民间信仰都只是迷信，一会儿老天爷一会儿菩萨一会儿太上老君一会儿又天堂地狱，把原始宗教、佛教、道教、亚伯拉罕一神教各种概念都混为一谈。中国人民的信仰有两大原则——其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其二，哪个灵验信哪个！可是啥都信不就等于啥都不信嘛？很多中国人也从来没意识到过无神教、多神教、一神教等的区别，统统以“宗教信仰”一言以蔽之。压根儿连究竟啥是“宗教”都没搞清楚，又怎么会有真正的信仰呢？
确切地说，“宗教”和“信仰”本身就是两回事儿，宗教具有组织性和系统性，宗教信徒都一定有“信仰”；而有“信仰”未必属于某个宗教，但信的人多了之后，很容易会演变成“宗教”。
宗教=精神控制
在我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宗教” 绝不可能像中华民间信仰那样朝秦暮楚，而是会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让你无条件地相信和服从。大家不要觉得这很夸张，精神控制正是宗教的生命力所在。
我们看待世界上现有的宗教会存在“幸存者偏差”的问题，打个比方来讲，历史上可能出现过一万种不同的宗教，但是能够流传到现在的主要宗教也就十来种，而具有普世性并占据头部位置的，只有四种——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等）、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我们对宗教的大多数观点都来自于这四个主要宗教（犹太教、锡克教、神道教人数也不少，但不具有普世性），历史上无数在大浪淘沙中被洗刷掉的小宗教我们根本就没机会观察到。
这些能够存活下来的主要宗教，传播能力与精神控制力成正比。我们很容易理解这样一个道理：繁衍最多后代的物种，绝对不会是道德最高尚的那个，而是繁殖力最强、最能够适应环境的那个；可为什么当人们判断宗教的时候，却常常会把“信徒多”视为道德和真理的标志呢？
虽然很多人口口声声说“真理站在少数人这一边”，在实际生活中却挡不住“众口铄金”的力量。所谓“三人成虎”，假如身边所有的人都坚信1+1=3，那你恐怕很快就会自我质疑——1+1或许真的等于3吧？我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信徒会通过“因为有十几亿人信，所以不可能是假的”这样的逻辑来判断宗教的“真理性”——既然有那么多人相信的东西，一定不会是骗人的吧？总是有道理的吧？难道十几亿信徒都是被骗的吗？假如有大咖为之背书，那就更加理直气壮了。比方说我就碰到过基督徒以“牛顿后半生都在研究上帝”为例，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你总不敢说自己比牛顿更聪明吧？对于这种逻辑吧，真的没有办法说服，只能“用魔法打败魔法”——让基督徒跟穆斯林相互争论去，两边都有十几亿人背书。
哪怕全世界都认定的“真理”，也可能是谬论。曾几何时，全世界的人还都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呢……总之，宗教在传播上的成功与其主张的是不是真理没有半毛钱关系，只与其精神控制力有关——精神控制力越强的宗教就越为成功，精神控制力则与组织严密性高度相关。中国的民间信仰之所以那么松散、缺乏精神控制力，正是因为缺乏系统的组织；最近这些年中国的野生基督教会开始茁壮成长，也正是因为有了教会组织这一形式的介入。一旦有了组织，大家庭的氛围就起来了，“兄弟姐妹们”友爱互助其乐融融；与此同时教会相当于一个“信息茧房”，那些原本信心不那么坚定的信徒，一看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教友，自然也就会越来越深信不疑……在教会里面，大家相互交流，也有利于发展出更多的宗教理论。
但也并不是说，宗教只要搞个组织出来就能发展壮大。宗教和宗教之间，无可避免地会有竞争关系；宗教和宗教本身，也有着巨大的本质区别。前面讲的四大主要宗教里面，基督教跟伊斯兰教属于同源的亚伯拉罕一神教，印度教属于多神教，而佛教本质上属于无神论宗教。很明显，一神教是地球上传播得最为成功的宗教，有着最强大的精神控制力，这并不是偶然。
首先，一神教干脆利落地解答了“我是谁”这个问题——上帝的选民、安拉的仆人。解答这个问题可以让人找到自己在世界上位置和意义，一群信仰同一个神的人之间能够建立起共同的身份认同，一来容易管理，能够由此建立起社会秩序；二来能够组团打怪，齐心协力办大事儿。印度教对这个问题也有解答——种姓决定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无论是生为婆罗门还是贱民，都有自己人生的职责和意义。在古代，印度教徒最恐惧的不是转世为低种姓，而是生在没有种姓的化外之地“蔑戾车”（Mleccha），因为没有种姓就意味着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佛教也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说这是佛教中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但在佛教中“我是谁”的问题非常烧脑，一会儿“自性圆满”一会儿又“无我”，几乎没有能直接用人话表达出来的标准答案，需要自己去修证，这就不大接地气了。
第二点则是一神教传播的核心竞争力——使命感。基督教徒跟上帝签了约，要让全世界所有人都信奉唯一真神，所以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打假维权”的使命；伊斯兰教跟基督教系出同源，也是一个尿性。这种认为自己属于某个伟大的宇宙计划的一部分、掌握了宇宙全部真理、强烈地“要让别人相信自己相信的事”的使命感，使得一神教有着极强的传播驱动力。相比之下多神教就不爱管人家闲事，因为多神教的神没那么全知全能，通常情况下那些神都有自己的职能，其能力只覆盖特定区域或特定时期，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互不干涉；我假如有需要，信一下你的神也没问题。几乎没听说过多神教派传教士到世界各地传教的，也没听说过多神教把其他宗教的信徒称为异教徒。佛教就更加“佛系”了，有着最大的宽容度，只要你心怀慈悲做好事，都会表示赞许，信菩萨还是信上帝根本就不重要。
犹太教属于一神教的异类——或者说是原始形态——他们虽然也自认为是“某个伟大的宇宙计划的一部分”，但这种特权仅属于犹太民族，外族没有权利参与。之所以会这样，归根结底是因为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水平有关。大家都知道古代世界有四大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中国，四大文明中的古印度和中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古印度文明早就灭亡了，跟现在的印度没关系；而美索不达米亚跟埃及这俩文明其实挨得很近，都在西亚和尼罗三角洲那一带叫做“新月沃地”的地方，小麦最早就是在那里被驯化的。
新月沃地可能是人类最早发展出农业的地方，那地方三四千年前就已经有了一堆早期人类民族，犹太民族就是其中之一。犹太念念不忘的迦南美地——也就是上帝的应许之地，其实就在埃及跟美索不达米亚之间，也属于新月沃地的一部分。犹太教创立的时候，犹太人对地理的认识仅限于新月沃地那一带，所以在古犹太人看来新月沃地就是整个世界，这就好像商朝的人可能会觉得整个天下只有黄河流域那么大。在新月沃地这么大的一片土地上，只有一个专门庇护犹太民族的“唯一真神”其实是说得过去的。
打个比方来讲，当年犹太人就像一只井底之蛙，他们觉得这口井就是整个世界，于是编造出来了一个“唯一真神”，宣称这个“唯一真神”已经把井底最肥沃的那块地许给自己了，而且这个“唯一真神”只庇护青蛙。终有一天井会塌掉（审判日），只有青蛙们能得救，井里其他的泥鳅、蚂蟥是没资格受到神的庇护的。关于犹太教的黑历史，我在《高加索列国志（七）“绝境长城”大高加索》写过一部分。
后来出现的基督教，是因为有只青蛙当了叛徒，宣布泥鳅、蚂蟥只要愿意信“唯一真神”，在井塌了的时候也能得救，那只叛徒青蛙被泥鳅、蚂蟥们奉为了“唯一真神”的独生子、救世主。而再后来的伊斯兰教呢，则是井外头的院子里有只猫，跟井里青蛙聊天，青蛙跟猫讲了自己发明的“唯一真神”理论，猫听着觉得挺有道理。不过猫没比青蛙好到哪儿去，这辈子从没出过院子，以为这个院子就是整个世界。猫把青蛙的理论又加强了一下，宣布院子里的各种动物只要相信有“唯一真神”的存在，也都能够得救上天国，而谁要不信就会永世待在火狱里。通过威逼利诱，院子里的动物们都信了“唯一真神”，那只猫把自己称为先知。
这些一神教们在创教之初，其实都没想到自己的“唯一真神”要管的是一个直径至少930亿光年、拥有超过1兆兆（Septillion，1后面跟24个0）颗恒星的巨大世界……那些一神教的创始人，正是因为压根儿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以为世界就是他们的那口井、那个院子，所以才敢说自己的神是“唯一真神”。随着人类认识的世界越来越大，这才发现真正的世界比井和院子都要远远大得多。青蛙当年吹下的牛皮却是覆水难收，只好不断地继续瞎编来圆谎。
不可证伪性
那么一神教的牛皮就没法儿戳穿吗？这还真没办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一件很久以前的事情没有发生过。就好比假如你一口咬定你三年前的今天晚饭吃了1001粒米饭，谁都没法证明你只吃了1000粒，或者根本没吃。我顶多只能用逻辑推断某些宗教理论的荒谬，却没有办法拿出证据来，大部分宗教学说和各种阴谋论之所以能够如此长盛不衰，利用的就是这种无法证伪的漏洞。
目前世界四大主要宗教的理论想要成立，都预设了一些他们自己无法证明却又认为是不证自明的“真理”。
比方说一神教有个叫做“智能设计论”的生命起源理论，通过宗教逻辑来论证神的存在，在科学界已经普遍被视为是伪科学。智能设计论认为很多生物的某些特征过于复杂，因此不可能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这些复杂特征更像是有设计者专门设计出来的。主张者提不出任何经验证据或科学理论能够证明其正确性，更加无法用实验去检验，单纯通过自由心证的逻辑来提出结论。
伊斯兰学者的主张异曲同工，认为只要通过“正常的推理”，就能够得出“神”必然存在的结论。他们是这样推理的，既然飞机必须通过设计制造出来，因此飞鸟绝不可能自然产生；既然我们的手机、电脑有制造者，而我们的身体和世界比手机、电脑要精妙复杂得多……所以这背后必然有一个总的制造者，一个终极的力量。
听着是不是还挺有道理的？这种推理其实基于一种静止的世界观——世界从诞生至今从未发生过任何大的变化，现在我们看到的一切东西在世界诞生的那一天就已经存在。
比方说一神教有一个支持“智能设计论”的点，说生物之设计精妙是不可能经由偶然的进化产生的，这就好像一场龙卷风把一堆零件吹上天，然后就组成了一架喷气客机，这显然不可能——听着是不是还挺在理的？会有这种观点正是因为静止的世界观，生物演化是一个持续几亿年十几亿年的过程，演化上的突变相当于每天要刮许多场龙卷风来安装零件，只有那些装对了的零件会被保留下来……演化的积累是由无数场龙卷风不断试错试出来的，几亿年试出来一架喷气客机有什么难的？再比如有些人说，人不可能是猴子进化来的，不然的话为什么动物园的猴子没有变成人？——同理，如果你有一千万年的寿命，就有机会看到猴子进化出智能的全过程。只要你活得够久，一切低概率事件都能变成大概率，比方说你持续一万年每天买一百张彩票，那么中头奖就是个大概率事件。
当然世界上有些生物的演化特征确实很匪夷所思，比如动物的眼睛、乌龟的甲壳、电鳗的放电能力，究竟是如何通过演化产生这些特征的，其实已经被生物学家研究破解出来了；而且人体和宇宙设计得一点都不精妙，相反人体存在许多“设计缺陷”，比方说我们的视网膜就是装反的，这些大家都可以从网上搜到相关的科普文章。然而即便如此，却没有科学家能够直接证明世界上不存在这样一个“设计者”，这正是一神教能够死鸭子嘴硬的底气。唯一能做就只有创造出一个同样无法证伪的“飞天意面神怪”来嘲讽一下“智能设计论”——只有魔法能够打败魔法。
正因为非常依赖于一个无法证明却又认为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一神教特别强调“信”，一切都基于“信”——信上帝、信基督、信真主、信先知、信圣经、信古兰经……你必须先无条件相信那些“真理”，咱们才能继续探讨下去。
我经常会在外网上看一些伊斯兰教的问答和讲经，因为我特别好奇穆斯林们清奇的脑回路究竟是怎么构成的，多了解一下他们的逻辑，也可以方便我更好地拆穿他们。在过去，伊斯兰教的传播主要靠武力征服，谁要是敢质疑，他也不跟你辩论，直接一刀子砍过去。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交流的增多，有不少穆斯林产生了自我质疑，然后他们就会拿这些疑问去问阿訇。有些疑问会被阿訇直接斥为“诡辩”，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疑问是因为不相信“清算”、“惩罚”、“复活”、“末日”等“确定无疑的绝对真理”，只要坚信这些，就绝对不会有疑问……然后阿訇会引用一堆《古兰经》或者《圣训》里的经文，让你自己去感受、反省。
印度教和佛教也是一回事儿，佛教的许多理论要想成立都有个前置条件——“唯识”（Vijñāpti-mātratā-siddhi），世间一切事物皆由识所变——翻译成人话就是：这个现实世界是虚拟的，不存在的，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老实说，连科学家都承认我们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有五分之一的可能性存在于《黑客帝国》那样的“母体”（Matrix）中。但问题在于，佛经中对唯识论只是通过逻辑推理，并不能用实验来证明。世界究竟是不是虚拟或者想象出来的，以及究竟有没有轮回和转世，以我们目前掌握的技术，无法用可重复的科学实验来证实或证伪。
客观来讲，我们没有办法排除有唯一真神存在的可能性，也没有办法排除世界是虚幻的可能性……宗教的套路正是在于把可能性说成了绝对，将随机出现的事物视为了神的安排或者业力的必然。
所以信教和不信教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基础，谁都说服不了谁。而且吧，假如你去驳斥那些宗教信徒，他们会反过来指责你狂妄自大——居然胆敢用如此局限的科学理论去否定博大精深的宇宙真理！宇宙真理岂是肤浅的科学所能轻易理解的？世界还有那么多未知领域，你凭啥断然否定你根本不懂的东西？按照他们的逻辑，你无法用科学证伪，恰恰证明了宗教是科学所无法理解的超验领域。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认为人能够超越感觉和理性直接认识真理，因此回避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自证义务，把自己相信的事情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
另一方面，上千年来其实一直都不断有人在质疑这些宗教，因此其宗教逻辑会在不断的被质疑过程中得到完善。我们现在提出的每一个质疑，都早就已经有人提出过了。大多数宗教学者最擅长的就是辩论和诠释，他们看到质疑之后也会绞尽脑汁修补其逻辑漏洞，使其逻辑变得自洽，因此从逻辑上驳倒宗教理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堵漏洞集大成者莫过于斗争经验丰富的穆罕默德，他在口述《古兰经》的时候早已料到会有人来质疑他，在经文里把这些漏洞堵得死死的。我之前写了那篇《伊斯兰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时就有个穆斯林来评论：你这些东西其实没啥好说的，穆圣早就料到会有你们这种的顽固不信的人。又比如玄奘当年在印度留学时候，印度教那些婆罗门学者在无遮大会上辩论不过他，于是这些婆罗门痛定思痛，在之后的几个世纪把许多佛教理论吸取到了印度教中，完善了自己的逻辑缺陷，后来逆袭排挤掉了印度的佛教。
不过呢，有些宗教信徒平时自己没好好钻研理论，碰到别人批评也不知道要怎么应对，这种人会直接跳起来要求你“尊重他们的信仰”，或是指责你“没有资格说三道四”——我一直觉得所谓“尊重信仰”其实是块遮羞布，科学家写的论文，难道会要求别人尊重他所以就不许反驳吗？你要真觉得自己是真理，为啥不敢让别人批评？难道真理还怕批评吗？就连一些佛教徒也有这个问题，假如你说点批评佛教的话，就会有佛教徒跳出来说你诽谤三宝、造口业，变相地诅咒你将来下“拔舌地狱”……这种做法其实非常“反佛教”，因为从经文来看佛陀是一个对各种观点极为开放的人，这倒像是一神教的惯常作风。我在网上看伊斯兰教内部的一些问答，假如阿訇实在回答不了某些问题，会直接阻止提问者继续问下去，指责对方问这样的问题会伤害信仰。对此我还是那个观点，真金不怕火炼，真理也不怕被质疑。
西方文明的一神教框架
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西方世界对“自由民主”的主张用的也是宗教逻辑，民主自由基于“天赋人权”，可是“天”是啥呢？谁证明过人权是“天赋”的呢？美国的《独立宣言》开篇明义就列举了一系列“不言而喻”的真理——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权利都是“造物主”赋予的——你说“不言而喻”就不言而喻了吗？谁能证明“造物主”的存在呢？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西方文明本来就是基督教的产物。可以这样说，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很大程度上可以等同于世界上的主要宗教。信仰同样的宗教能把不同文不同种的人团结在一起，比如罗马帝国、现代印度；信仰不同的宗教也能让同文同种的人相互之间仇杀，比如中东、南亚、巴尔干半岛。
而在当代，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这三大主要宗教分别对应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南亚文明。大家不要觉得西方文明听起来很高级，他们的道德伦理框架说白了还是建立在一神教基础之上的，最早的平等概念是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引申出来的——“每个人受造于上帝，人唯有在神面前平等，才能实现在人面前平等”——可有谁证明过“上帝”的存在呢？基督教文化借由全球殖民早已渗透进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现在用历法纪元，是以基督出生那年为元年的；苏美尔人发明的“七天一星期”制度，被古犹太人编进了一神教的创世神话，我们每天挂在嘴上的“礼拜一”、“礼拜天”其实也来自于一神教文化。
我前面就讲了，一个宗教的成功，不能代表它就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将西方普世价值观视为主流，并不是因为其正确，而仅仅是因为其暂时性的“成功”，而这种成功是建立在殖民和掠夺之上的。就连《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作者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都在书中这样写道：“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中华文明是人类主要文明中的一个特例。严格来讲，四大主要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取得过统治地位，中华民间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混合体。由于儒教很早就解决了社会秩序问题，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在中国都占据着统治地位；佛教虽然在唐代备受推崇，但仍然未能撼动儒家的地位。
中华文明也被称为“儒教文明”，不可否认儒教对古代中国老百姓的精神和思想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儒教到底算不算宗教在学术上亦有争议，但大家要注意一点，儒教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最大的区别在于，儒教里面虽然也有虚构故事，但它并不以虚构故事为基础，也没有神权阶级。儒家对“三纲五常”等秩序的主张是基于人文主义的（详见《开局一个神，故事全靠编——起底世界三大文化圈》一文），后来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才成为了思想控制的工具。儒家学说里既没有跟上帝签约的故事，也没有梵天创世的故事，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儒家学说即便在科学世界观之下依然有其生命力。
对于这种建立在宗教框架上的文明而言，一旦被证伪真的会很伤。如果你穿越回到中世纪的欧洲，证明了“唯一真神”根本不存在，君权也根本就不是神授的，那么恐怕整个欧洲文明会三观尽毁。当尼采宣布“上帝已死”的时候，整个西方文明都面临着极大的震动，过去基于上帝的“道德假设”就此崩塌——“当一个人放弃基督信仰时，他就把基督教的道德观从自己脚下抽出来了。这种道德观绝非不证自明……当一个人打破了信仰上帝这项基督教化，就等于打破了一切：一个人的手中必然空虚。”
但假如你穿越回到古代中国，向老百姓证明了高高在上的皇帝根本不是啥“真龙天子”，他们可能会毫不在乎告诉你：“我们早就知道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又不是没推翻过皇帝。因此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时候，并没有对老百姓的观念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古代中国社会的秩序，并非建立在对皇帝无条件的崇拜之上。在中华传统观念中，中国的皇帝并非至高无上的“神”，而一定是“有德”的贤君。皇帝的合法性建立在其“仁政”的义务之上，一旦君王“失德”，就有被推翻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长期以来就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人民，而这其实是一种原始朴素的民主思想。中国自三代以后，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神权阶级，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的最好证明。
神权阶级在其他文明中都非常重要和普遍，在一神教和印度教的社会，宗教信仰是确保神权和社会阶级秩序的根本，神权和社会阶级则是塑造人类文明的关键。如果不是因为埃及人民相信他们的法老是神在人间的代理人，又怎么可能修建得起金字塔呢？你在世界各种文明里面都能找到极其宏伟的宗教建筑——教堂、清真寺、神庙；而中华文明最大的宗教建筑似乎就是天坛祈年殿了（这里讲的是建筑，不是工程），跟其他文明里的宗教建筑根本不在一个级别。咱们最伟大的两个古代工程是抵御外族入侵的长城和发展漕运经济的京杭大运河，然后才是秦始皇陵和莫高窟。
鉴于此，我对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充满了信心，我们的文明框架要比西方文明高级得多，这属于“操作系统”的优势。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目前科学界公认人类文明的下一个突破点除了强人工智能和可控核聚变之外，还有就是基因工程。然而在一神教文明框架下，基因工程面临着很多伦理问题——伦理问题很大程度上正属于一神教灌输强加给我们的“不证自明的真理”。伊斯兰教的“伦理”认为女性在公开场合必须把头包起来；天主教的“伦理”认为应该禁止避孕和堕胎；过去中国儒教的“伦理”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连头发都不能剪……大家真的认为这些“伦理”合理吗？我并不是要否定伦理，我只是想说基于宗教的伦理和基于世俗的伦理是截然不同的，世俗伦理具有自然合理性，甚至可以在动物世界中观察到，比如近亲不通婚；宗教伦理却只是代表某些神职人员的好恶，并没有普遍的合理性，然而许多人经常将两者混为一谈，以至于一说起“违背伦理”就感到恐慌、大逆不道。
拿“克隆人”这个问题来讲，之所以你会觉得不舒服，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神教都在告诉你：人是高于其他动物的，人有灵魂而动物没有；所以你可以克隆羊、猫、猴子，但不能克隆人。假如通过基因工程把只有神能够造的人给造了出来，甚至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人造人”比“神造人”还要完美……这显然是一神教伦理所不能允许的，会动摇一神教的根基。不难想见，强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可能会挑战到一神教的“伦理”——能够通过图灵测试的人工智能，究竟有没有灵魂呢？
中国目前在基因工程方面也受到国际伦理法则的限制；另一方面，基因工程作为新事物由于法律规范不健全存在被滥用的风险，这也是国际社会对此谨慎保守的原因。但这些法则并非不可打破的绝对禁忌，一旦技术发展到收益远大于伦理风险的时候，中国会比西方国家更有可能率先打破这些禁忌，因为我们并不会在乎挖掉一神教的根基。我非常期待看到有一天，通过基因编辑制造出的“超人类”把一神教的脸给打肿；不过呢，我毫不怀疑一神教依然能够编出新的逻辑来自圆其说，他们可以说“超人类”是上帝借人的手制造出来的。
宗教的趋同演化
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都对号入座了，为啥佛教没有建立其相应的文明呢？
佛教是一种极为另类的无神论宗教，这可能跟大多数人对佛教的印象有出入。其实原始佛教里面并没有创世神（有世界如何形成的学说，但神并不参与）、神通之类的东西，连偶像崇拜都没有，确切地说来只是一种沙门思想；佛陀就更加不是神了，而是一名“觉悟者”，任何人只要“觉悟”了都能成佛。前面我讲到过，佛教中的许多世界观以“唯识论”为不证自明的前置条件，而唯识论也并不是佛陀在世时候就有的，而是4、5世纪的无著（Asanga）、世亲（Vasubandhu）兄弟俩奠定阐述的。
另一个与其他宗教的不同之处在于，原始佛教并不完全以虚构故事为基础，思想性和学术性特征非常突出，但光靠一种思想实在不适合来治国，国家需要秩序，秩序需要建立在政权合法性之上，在古代这种合法性是由神权阶级赋予的，而原始佛教并没有神权阶级。所以后来在与婆罗门教之间生存竞争的发展过程中，佛教为了适应统治和传播的需求，就发展出各种各样的仪轨和偶像崇拜（详见《被重新发明的印度文化（四）佛教》），认证国王为菩萨。其中最极致的是藏传佛教，发明创造出了“珠古”（即活佛）这种事实上的神权阶级，以及政教合一的制度。
我们官方宣传中把旧西藏定性为“农奴制”并不确切，农奴只存在于旧西藏的部分地区，所谓95%的旧西藏人民都是农奴实际上是把除了统治阶级和神权阶级之外的所有人都算作了农奴；按照这样的标准，咱们现代社会的“韭菜”和“屁民”也都是农奴了。旧西藏比较确切的状况跟印度教一样其实是种姓制，过去印度教中的贱民便是事实上的奴隶阶级。无神论的佛教到了藏传佛教这里，也变成了事实上的多神崇拜。
我之前在《生逢2020（下）黑暗尽头处的一束光》那篇文章里写到过我太太那个会降神会预言的朋友堪卓玛，前些天遭遇了一件让我很哭笑不得的事情：堪卓玛的全部存款积蓄都被印度这边的电信诈骗份子给骗了（约合四千人民币左右）。我们就问她，你不是堪卓玛吗？怎么会不知道对方是骗子？她说，她的护法在德里的力量很弱，所以罩不住她……这其实就是很典型的“多神教”的逻辑，藏传佛教中的所谓“护法”、“明王”（Vidyā-rāja）是密教特色，大部分是从印度教中收编来的，真正的原始佛教并不存在护法之类的鬼神。按照佛教的逻辑，应该用“神通不及业力”来解释——就算有神通也无法改变强大的业报作用。通过这件事大家也可以看到，装神弄鬼这种事情是很难拆穿的，人家总有办法把逻辑给编圆了，不然也唬不了那么多人。
分别研究一神教跟佛教的历史，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神教早期的黑历史极多，最早根本就是邪教出身，后来不断与时俱进自我修正，发展出了一些相对靠谱的思想；佛教早期原本是非常纯粹的思想，后来为了生存和传播而宗教化，混进许多私货，甚至被扭曲得面目全非。一神教越是追溯，会发现越是扯淡；佛教越是追溯，越是能够去伪存真。
这是因为宗教如果想要生存下来，必然会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大家趋同演化，不断适应人民群众的需求，在精神上越来越一致。那些自命清高不愿适应人民群众需求的宗教，都没能活到现在。
“彼岸”与“公正”
于是问题又来了，宗教显然不仅仅是满足统治阶级的秩序与合法性需求，人类早在蒙昧之初的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原始宗教。人民群众对宗教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呢？以中国为例，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统治阶级都并不依赖宗教信仰来控制老百姓和建立社会秩序，可为啥人们依然会自发地信仰一些超自然的事物呢？
这是因为，信仰点儿什么属于人类的一种心理上的刚需。
这种心理刚需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对幽冥的恐惧。我上次写了《【印度日记】送牛奶的大叔病逝了》之后，有个朋友看了以后来跟我说：“唉，心里一沉，希望这个送奶大叔在另一个世界安好。”我问她：“你相信有另一个世界？”她这样回答我：“不相信，只能安慰自己有另一个世界。我爷爷去世几年了，我还是不太能接受，就一直安慰自己说他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对来世的寄托其实同时包括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假如你跟人说“人生是没有意义”、“人一旦死了就归于湮灭”，大多数人肯定接受不了，编个故事让自己开心点不好吗？
我相信有很多读者都是这样的，明明平时是个坚定不移的无神论者，可一旦讲起身后事就会变得犹疑不决，不愿相信死亡就是灵魂的终点。宗教信仰之所以可以长盛不衰，正是因为满足了人们对彼岸的想象，缓解了人们对幽冥世界本能的恐惧。我不知道人类是从何种阶段开始具有想象力的，毫无疑问的是自从人类拥有了想象力之后，就没有停止过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同时在不遗余力地为身后事做打算。比方说古埃及文明相信，人体只是灵魂的容器，只要保证容器的完好，肉体就能重新活过来——尸体防腐术和木乃伊应运而生；而在印度人看来，送奶大叔的“梵我”（Ātman）从未死去，已经进入了下一个轮回——这样一想，是不是就容易接受得多？
宗教满足的另一个刚需是对公正的渴望，说得通俗点就是“精神胜利”。大家肯定都有这样的感受，每当看到坏人逍遥法外，可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时候，就会咬牙切齿地希望赶紧降下一个天雷把他给劈死；而如果有个好人遭受各种命运的不公，我们也会为之打抱不平。这种时候，宗教里的“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因果论就能满足大家渴望公正的“精神胜利”——这货十恶不赦，老天肯定会收拾他；他人那么好，一定会有好报！
越是不公正的社会，对宗教信仰的需求越高，信仰宗教的群体往往也两极分化——要么是家财万贯的富人，要么是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他们对不公正的体会是最深的，最需要宗教来纾解他们的不安，用因果来解释他们的命运。瑞典、挪威、瑞士等高福利国家，不信宗教的人口比例在欧洲是最高的，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贫富差距本身就很小，人们不必通过宗教求得“精神胜利”。
印度教和佛教中的业力（Karma）是非常的典型的因果理论，但因果并不限于佛教，所有的宗教里都有赏善罚恶的因果论。当因果成为“真理”的时候，能够产生令人畏惧的道德约束力，一些宗教中的因果论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了如同律法般的“威逼利诱”。比方说一神教中最大的“善因”是信教，只要信教就能在末日审判中获得救赎这一“善果”，同时不忘对异教徒进行恶狠狠地诅咒——基督教说“信耶稣得永生”；伊斯兰教说“不信道者、作恶者下火狱”。
中国传统民间信仰虽然也信因果，但更多是“将信将疑”，不会像印度人民那样“躺平”，把自己的命运全都交给业力。因此中国文化里有“替天行道”一说，这个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尚书》中商汤讨伐夏桀。周公谈及周兴商亡的始末时便认为，商纣王残暴无道，所以周天子获得天命，以有德取代无德。然而所谓“天命”显然是个幌子，正因为知道“天命”不靠谱，才会需要“替天行道”。中国人民碰到无道暴君才不会躺着等天谴，而是自己主动抢班夺权。
综上，人们之所以自发地去信仰一些东西，正是因为在心理上需要满足了这两点——对来世的寄托，对公正的渴望。只要这两个问题持续存在，不管时代如何发展，都一定会有宗教生存的空间。
祛魅与反思
好了，讲了这些关于宗教的背景知识，现在该来讲讲“后来”的事情了——我是怎么从觉得“有信仰真好”变成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
凡事都是距离产生美，我之所以曾经特别羡慕那些“人人有信仰”的地方，是因为当时一来混淆了“信仰”和“宗教”，二来只看到宗教劝人向善，却没看到宗教收割钱财人命的那一面。
中国的情况本身也比较特殊，改革开放之后曾经有一段时期精神文明相对贫瘠，而人民群众在心理上又实实在在需要信仰一些超自然的事物来解决“彼岸”和“公正”问题，加上过去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导致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信仰的乱象。这些乱象令我感到非常失望：许多所谓的“佛教徒”对佛学一无所知，进庙烧香拜佛的唯一目的是贿赂菩萨以小博大；一些寺庙承包给了商人成为了盈利工具，里面的和尚都是职业人士……中国的商业化佛教寺庙算是世界一大奇景，把寺庙做成了一门生意。寺庙里各种明码标价，禁止外来香火入内就不说了，天价的头香也就不说了，连进个庙都要买门票，这其实是很说不过去的一件事情——要是没钱的话连菩萨的面都见不到，这不是扯淡吗？我心想，如果是真正的宗教断不会如此吧？这些明明是迷信，而不是真正宗教信仰。
然而我在西藏和印度待过之后，发现这些地方也好不到哪儿去。由于民众被洗脑的程度高，根本不需要强制性卖门票卖香火，老百姓就会主动给寺庙捐钱捐物，这些捐赠金额远高于门票收入，因此寺庙也就没有必要像内地一样搞商业化搞得吃相那么难看。当地老百姓虽然虔诚，但无知和迷信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认识的绝大多数藏传佛教信徒，对佛法的了解甚至还不如我，他们的信仰只是来自于他们的家庭环境，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在内地搞点烧香拜佛的封建迷信活动只是“怡情”级别的，不会影响到正常的生产工作；而这些地方搞起封建迷信活动来那真是“败家”级别，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
应该说观念的转变是在潜移默化过程中完成的，我意识到自己对宗教的看法发生了彻底性的扭转，是当我看了《冈仁波齐》那部电影。《冈仁波齐》讲的是一个康巴村子里的藏民一路磕长头去拉萨朝圣的故事，临时组建起的队伍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然而这次的这个故事，不但没有像早年那样感动我，而是让我感到非常的生气——那些大人要磕头要朝圣是他们的自由我不管，但一个9岁的小姑娘不去学校念书，失学一年光磕头，反映的根本就是宗教洗脑的社会黑暗好不好？这算什么信仰？谁要是觉得这样做没问题，怎么不试试看把你家闺女儿子送去风餐露宿磕头？
为宗教奉献自己，这并不是一个具有正面性的事情，归根结底就是过去神权阶级对老百姓的洗脑和愚弄。在前现代社会，除中原之外的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的教育都被神权所垄断，这些地方的老百姓的世界观完全是由神权阶级塑造的，神权阶级用善报来忽悠他们把自己的收入捐出来，用恶报来威胁他们要顺从听话……
然而由于对宗教的无知，好多中国人却对宗教抱有美好的诗意幻想，他们就跟我以前一样根本不了解这些穷苦人真正的生活。这些宗教理想主义者只看到一路磕头朝圣的小女孩在所谓“信仰”驱动下的坚韧，夸赞她有信仰有情怀，却看不到女孩子不好好读书初中毕业之后就只能打工然后嫁人，然后在她自以为前世注定的“命运”里浑浑噩噩过完一生。年轻人996攒福报养家大家觉得这是剥削，不分昼夜加班加点磕长头怎么就变成感动了呢？996攒来的福报至少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真金白银，可你念经磕头散尽家财攒来的“福报”到底算个啥呢？更恶劣的是宗教利用洗脑将这种剥削变得心甘情愿。
也是在那段时候，我意识到中国人民是有信仰的，而且有着全世界最务实的信仰——铆足了劲儿努力工作建设祖国，不受那些神棍国家欺负；发展科技和经济，不用等到来世，这辈子的生活就能变得更好。从表面来看，你也可以说是拜金主义，信仰物质文化。但拜金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就像国际歌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有错吗？
虽然没有错，但会有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于，心无旁骛地追求物质在保证了社会的高效率同时，也导致了普遍的急功近利与无所顾忌。由此造成的一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生活在中国的人应该都有所体会，我也就不用再举例了。但我也相信，这只是一些阶段性问题，会随着法治的健全，以及物质水平的提高而解决。因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穷病”是能够治得好的，人富而仁义附焉。
第二个问题在于，假如所有的自我价值都体现在追求物质上，那么假如离开了这些物质，我们究竟还剩下什么？所谓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人们不在乎物质之外的其他东西，“笑贫不笑娼”体现的也是一种以物质为中心的价值观，人本身的存在感被弱化，之所以会盲目地羡慕那些有信仰的人，是因为物质的满足难以带来长久的满足感，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在于，宗教的许诺是画饼充饥，你一直得不到就一直有动力；但物质这个东西让你实实在在得到了，反而会得陇望蜀。假如整个社会的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原来一百个人的竞赛，现在变成了一万个人，于是社会就内卷了，满足的阈值变得越来越高。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不得不被动地追求那些别人要我们追求的东西，因而陷入一种人生意义缺失的焦虑。这个倒不是追求物质产生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在于，在物质上完成了跨越式发展之后，失去了目标怎么办？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年轻人“躺平”的问题，我觉得除了内卷严重之外，跟现在年轻人起点更高也有关。中国过去这几十年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跨越，村里的孩子去城市里生活，这就好像宫女被选为妃嫔，难度不大；可如今很多城里的年轻人一生下来，物质条件上就已经达到了父辈毕生追求的目标，想要再往上迁越一个阶层相当于妃嫔当上皇后，这难度可就大了去了，少不了一番血雨腥风。由于难度太高，横竖也没指望，直接放弃躺平。
不过呢，关于后面两个问题，是信仰物质文化的问题，跟不信宗教没关系。就算有宗教信仰，社会该内卷照样内卷，大家躺平得更快。宗教这玩意儿的主要功能就是教人维持低欲望，保持人民团结和社会稳定。印度之所以发展困难，正是因为很多印度农民对自己命运的接受度太高了，无论“业力”安排什么样的命运给他们，都欣然接受。凡是有那么一亩三分地饿不死的，都不愿意进城打工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而有些农民背上债活不下去的，则索性自杀一死了之，也不想着去抗争社会的不公。
尽管宗教有许多副作用，但凡事都各有利弊，由于我们一时半会儿还解决不了“彼岸”和“公平”的问题，人类社会依然需要宗教。
论迹与论心
宗教的这种双刃剑体质，就导致了在评价宗教或者宗教人士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圣人可能是罪人，罪人也可能是圣人。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巨大反差的评价，主要看是论迹还是论心——说得通俗点就是要怎么评价一个“好心办坏事”的人——究竟是要揪着那个人办的坏事儿呢？还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他的“好心”上？
我觉得要根据两个实际情况来分析，首先，这个“好心”里面有多少是因为蠢；其次，这个“坏事”究竟产生了多深远的影响。
我一直在文章里批判甘地，说这货简直是印度历史上最大的罪人（详见《朱熹、甘地与格蕾塔》），不过我得承认我批判的角度是“论迹不论心”——只关注他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而并不关注这些行为的动机；而那些认为甘地是圣人的评价则都属于“论心不论迹”，单纯关注甘地的私德。我之所以不待见甘地，是因为甘地造成的恶劣影响实在太过深远，在极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
“论心”是由个人做出的牺牲及动机决定的，而“论迹”是由立场决定的，假如一个人站错了队，越是高尚无私的奉献，越是可能成为助纣为虐。要是完全“论心”的话，纳粹甚至恐怖分子都有办法洗白；完全“论迹”的话，一些本性善良的人可能会无法得到公正的评价。所以我觉得必须结合动机和后果，既“论心”又“论迹”，才能相对客观公正地评价人或事。
之前有篇文章《疫情的大火终于还是烧过来了》中我提了一嘴特蕾莎修女，果然马上引来了反对的声音。这个我写的时候就有预料到，因此文中注明了“有争议”。我曾经专门研究过特蕾莎修女的问题，她的性质跟甘地差不多——因为虔诚而愚昧，这种愚昧导致了认知上的局限性，做了许多不妥当的事情；同时也因虔诚而善良，做出了一般人无法做到的牺牲。我这里跟大家讲讲特蕾莎修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我在加尔各答的时候去过特蕾莎修女创办的垂死之家，也看过她生前的住处，到过她的墓地。不得不说那个墓地的气场真的非常强，站在跟前我眼泪就忍不住往下掉。论心不论迹的话，特蕾莎修女是真伟大，别的不说，她这辈子做出的牺牲一般人绝对做不到，可说是一个“彻底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所有质疑她的人可以问问自己，愿不愿意过她那样的生活。
然而2013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éde Montréal）的一个小组专门对关于特蕾莎修女的相关资料进行了研究调查，得出结论认为她的神圣形象是由宗教机构通过媒体运作精心策划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宗教宣传。这样的结论有以下几点依据：
垂死之家没有医生，常常由一些缺乏医学知识的志愿者和修女做出医疗决定，一些不负责任的疗法导致了不必要的死亡，过去甚至还有针筒和针头重复使用的现象；
垂死之家通过美化痛苦而非减轻痛苦来照顾病人，特蕾莎修女本人更偏好“上帝的安排”而不是有计划的救治，而她自己得心脏病之后却选择了先进的疗法；
特蕾莎修女鼓励她的成员为垂死的人受洗，使他们在死前成为天主教徒，而很多时候这些受洗的人已经神志不清；
特蕾莎修女的机构是全印度唯一不公开账目的慈善机构，大众对垂死之家的捐款并没有治疗患者、帮助穷人，也没有用来添置药物和医疗器械，大部分都被用于扩充教会；
特蕾莎修女非常坚定地反对避孕、堕胎、离婚等行为，认为堕胎是“世界和平最大的破坏者”，并且拿原本可以救助穷人的经费对此进行相关的宣传。
我完全不怀疑这样的调查结论，因为确实符合我的观察。就说那个用于临终关怀的垂死之家好了，里面设施之简陋实在令我是有些震惊，除了有个屋顶有张床铺，并不比睡在大街上好多少。一个客观事实是，特蕾莎修女并没有努力去帮助人们减少贫困和痛苦，她长期以来只是在教人们如何接受贫困和痛苦。并且她试图说服那些异教徒，只要接受了天主教的教义，这些贫困和痛苦就不再会成为困扰。她本人对“痛苦”有一种变态的崇拜，认为“苦难是上帝的恩赐”、“病人必须像基督一样在十字架上受苦”，将受苦视为让人最接近上帝的途径。在1981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您是否在教导穷人应该忍受苦难？”修女回答道：“我认为，穷人接受自己的命运、与受难的基督分享痛苦是非常美好的。我认为，穷人受苦会对这个世界更有帮助，我们的目标仅仅是救治伤员和病人。”——这无疑是一种极度扭曲的观念，这种观念在生产力落后的前现代社会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你如果以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则会觉得非常荒谬和无耻。
一些批评者认为她是一个虚伪的人，但我倒是挺能理解特蕾莎修女的，“论心”她真的是一个特别高尚无私的人，只是她有自身认知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来自于她天主教徒的身份、她所处的加尔各答物资匮乏的环境、以及她所处时代，这从她对堕胎的极端态度就能看出来。同时我也认为她自己是真的相信通过忍受痛苦可以更加接近上帝，特蕾莎修女对苦难的崇拜、对贫穷逆来顺受的态度，跟印度教中的许多思想非常相似，很可能她到了印度之后有受印度宗教文化和甘地主义的影响。但她把自己相信的事情强加给别人，这种做法就不怎么地道了。
比起物质，特蕾莎修女更注重精神。她重新定义了“贫穷”，认为饥饿者、孤单者、无知者、胎儿、遭种族歧视者、被弃者、患病者、贫困濒死者、被囚者、酗酒者、吸毒者，都是《玛窦福音》里耶稣所谓“我弟兄中最小者”——而缺乏爱，是其中最贫弱者。正因如此，她对于“扶贫帮困”的定义也完全不同，估计像我这种不信上帝的人在她眼里也算是精神上的“穷人”，因为不信上帝显然是一种“无知”，并且死后就上不了天堂，从而会对死亡充满恐惧。传教正是她“扶贫帮困”的方式，她的逻辑是，你只要相信上帝、诚心赎罪，你死后就不会再受苦难，就能够得到解脱。因此她其实在用她所认为的“终极”的方式帮助穷人，受越多的苦就能赎越多的罪，她当然不会想着帮人减轻肉体的痛苦。
特蕾莎修女试图用宗教信仰来帮人止痛的做法完美诠释了为什么马克思将宗教称为“精神鸦片”，说白了她就是个天主教传播自己宗教价值观的“工具人”。论心，特蕾莎修女是个善良无私的人；论迹，她却是个愚昧无知的人，被宗教组织所洗脑和利用。她助人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她的某些行为是愚蠢的。
行小善作大恶
我们如果私下接触某些教徒的话，会发现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但我并不认为人的善良就一定是出于对某些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因为人还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理心，就算完全不信鬼神怪力，也不妨碍我们成为一个“好人”。大多数人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并不是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要善良，也不是因为相信作恶死后会堕入无间地狱，只是因为我们用了自己希望被对待的方式来对待别人。
宗教固然能够进一步通过传播他们的虚构世界观和扭曲价值观来劝人弃恶扬善、接受现状，让好人变得更好更无私，但如果必须以愚昧和洗脑为代价，真的值得吗？我们这个世界有相当一部分的恶之所以存在都是由于贫穷，当人们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无法得到保障时难免会铤而走险，消除贫穷难道不比宗教洗脑更好吗？
宗教信徒想必无法认同我说他们愚昧，曾有基督教徒向我传教，说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科学技术、电子产品全都是由西方基督教文明奠定发明的，所以基督教有多先进云云。会持有这种观点，恰恰证明了他们的愚昧无知，因为这是一种非常荒谬的错误归因，现代科技源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之所以有机会发展，是因为欧洲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最大的成就恰恰是砸碎了基督教的神权统治，打破了宗教对教育的垄断。欧洲文明最最黑暗的时期，恰恰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我毫不怀疑，如果没有一神教的话，这个世界完全可以更好。
世界从来都不是黑白分明，利弊有长短之期，善恶有大小之分。善恶有时会很模糊，小善可能导致大恶，小恶也可能成就大善。比方说一些佛教徒买来动物放生，这是小善；结果这些外来物种灭绝了当地物种，造成生态灾难，就是大恶。甘地通过鼓吹印度教民族主义将印度人民团结了起来，这是小善；但民族主义使整个南亚陷入了分裂和宗教仇杀，则是大恶。又比方说破旧立新的社会改革过程中难免会牺牲一些个人的利益，这是小恶；但这些牺牲带来的长期利益可以使整个国家有效规划高速发展，却是大善。
宗教容易让人孤立而非辩证地看待问题，宗教利用虚构故事教人向善，这是一种小善；不同教派因为虚构故事版本分歧造成的人类之间无数的仇杀，这才是大恶。大家想想，就算开宝马车撞人是因为没有信仰，但这种报复社会的事情才有多少？而世界上被教派仇杀和恐怖袭击夺去的人命又有多少？宗教之间由于具有竞争性，一些教派为了维护自己的价值观，经常会颠倒是非，夸大自己的善和对立意识形态的恶，同时进行错误归因，好事都算在自己头上，坏事都赖给别人，客观上就会造成教派之间的矛盾，从而产生仇杀；更直接的则是圣战、宗教迫害，因为彼此相信的事情不同而大开杀戒……这样的事情，从来都史不绝书。一神教做的恶，远远多过他们行的善。
另一方面，我接触到的中国的基督教徒，一个很普遍的特征是缺乏科学和历史常识，相信各种阴谋论（阴谋论也是很难证伪的），因为基督教告诉了他们一套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比方说，我经常看到基督教徒不相信进化论，他们的举证是：世界上没有正在从猴子进化成人的动物，所以人不可能是猴子进化来的。事实上那些进化程度不如我们的其他智人近亲，都已经被我们的智人祖先当作竞争对手给灭绝掉了，比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考古和遗传学证据都可以证明他们曾经存在过。
当一个人对宇宙世界的历史、人类的进化历史、生命科学不了解或者不相信时，确实很容易倾向于去相信有一个全能全知的终极力量在背后控制着这一切。宗教曾经为处在蒙昧中的人类提供了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这种解释忽悠古人容易，但要骗现代人就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宗教为了维护自己的世界观，为了对信徒进行有效的精神控制，一定会具有反智的特点，因为对科学无知的人才更容易相信神的存在。但这并不是说，掌握了科学知识就一定不会相信神，原因我前面已经讲过了——信仰是一种心理需求。
宗教出于欺骗信徒的需要，因此就会造成了“善良的信徒”和“邪恶的组织”这样的悖论。也可以这样理解——宗教组织为了生存下去，具有“趋恶”的必然性。组织性越是严密的宗教，生存能力越强，在外人看起来也就越“恶”；与此同时，信徒越是善良，才越是容易被组织洗脑和控制。比方说旧西藏政教合一神权统治的藏传佛教，简直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邪恶的宗教组织之一，为啥现在给人感觉好像没那么坏？——因为邪恶的组织已经被铲除了，剩下的都是善良的信徒。我毫不怀疑绝大部分一神教信徒也都是非常善良的人，因为他们如果不单纯善良是不会被一神教那么严密控制住的，由于他们接触到的其他“兄弟姐妹”也都是非常善良的人，这又会反过来加深他们对组织的信任。
宗教的未来在哪里？
尽管我们在心理层面上需要宗教信仰来解决“彼岸”和“公正”的问题，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宗教的越来越多功能被替代，不信宗教的人也一定会越来越多。
我太太有时候会脑洞大开问我：要是拉达克哪个寺庙说我们的儿子是一个仁波切的转世，要把他带走怎么办？我说，我肯定不给。她说，这个不能不给的，寺庙如果说他是仁波切，你一定要给的。我说，那我就把庙拆了。
她说在她父亲那一辈，在拉达克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孩子送去寺庙出家；但现在根本就没有父母肯送孩子去寺庙出家，寺庙的小和尚主要都来自那些贫困家庭、单亲家庭，实在养不起的孩子才会被送到寺庙里。
如果换一个角度考虑，在前现代社会哪户人家不是生一大堆孩子？生下来也不一定养得活，养得活也不一定养得起，把孩子送去寺庙，让他接受教育，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和尚，算得上是个相当有前途的选项。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藏传佛教的僧团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口补充，想不兴旺也难。然而如今由于父母都讲究优生优育，不愿把孩子送去寺庙，寺庙闹“人荒”，已经出现了传承危机。那些仁波切再怎么呼吁大家把孩子送庙里，也都没人肯。（参见《站在十字路口的藏传佛教——探秘南印格鲁派四大寺》）
可以这样说吧，凡是过去由宗教神权阶级垄断教育权的社会，如今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传承危机。佛教是最严重的，因为出家人不能生孩子，否则的话好歹还能子承父业；比如印度教的婆罗门祭司阶级，自古以来都是先完成传宗接代的大事儿，然后才潜心搞宗教学术研究。
目前看来传承得最好的大概就是伊斯兰教，在那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法国家，教育权甚至政权都依然被神权阶级把持着。这些国家的缺点也很明显——世俗化程度低，跟现代文明脱节。
有人说现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是21世纪和中世纪的冲突——确切地说，应该是21世纪思维方式和中世纪思维方式的冲突。宗教的兴旺有其时代背景，接受现代的科学文化教育、按照现代文明的方式生活，之所以会削弱宗教对人的影响力，是因为彻底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于是写保护程度极高的伊斯兰教，通过复刻中世纪的生活方式、继续进行中世纪式的教育（在非伊斯兰教法国家，这种教育是在穆斯林家庭和社区中进行的），来保证自己的传承。其周全之处在于，它同时在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对信徒进行约束，一旦形成习惯根本没有可能跳脱出这个圈子。我看很多穆斯林的日子，过得就跟集中营似的——到点就大家聚在一起做祷告，吃东西有很多规矩，穿衣服也有很多规矩，连大小便都有规矩……这种“集中营生活”使得穆斯林们形成极为深刻的身份认同，继续保持着中世纪的思维方式。
而其他宗教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受到的影响则会相当深远——现代的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会让人越来越多地质疑传统宗教的世界观，年轻人不信宗教的比例变得越来越高。宗教的许多思维方式适应的是生产力落后、物质匮乏、慢节奏的前现代社会，比方说像甘地、特蕾莎修女那种崇尚苦难的思维方式，放在物质丰富的现代世界必然无法找到立足之地。传统宗教要么自行改革以适应新的时代，要么就只能逐渐凋敝。
宗教之所以能够繁盛数千年之久，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生产力落后时，宗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宗教会成为人类发展的阻碍；但即便在生产力发达的现代社会，宗教依然是人类追寻自我价值及意义、满足心理需求的重要方式。
归根结底，对宗教的需求是我们人类心智的固有生理缺陷，在克服这一生理缺陷之前，没有办法也不应该忽视人类心智对信仰的刚需。
那么，有什么办法克服这一生理缺陷呢？
关于这个问题，先要回答另一个问题——生而为人的意义和本质究竟是什么？
我相信一定已经有许多先贤、先哲试图解答，同时我也认为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出一个哪怕只是让多数人信服的答案。正因如此，才会有如此众多的宗教纷争。
我从前认为生而为人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会被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是出于一种极大的偶然——生儿育女完全是在开盲盒，假如当时是另一颗精子赢得了那场赛跑，那么我们就会是另一个性格、样貌乃至性别都可能完全不同的人。而我们的死也是无意义的，尘归尘土归土，不会留下任何东西，更不会去往另一个世界，我们的意识和记忆都将随着我们肉体的腐朽就此湮灭，好像没有存在过。
但看了《自私的基因》这本书之后，我意识到生而为人的意义其实跟生为花鸟鱼虫是一样的，那就是提供给寄生在我们身体里的基因提供一个进行复制的载体。我们并不像我们自己以为的那样独立自主，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只不过是我们基因的奴隶，终其一生的唯一目的就是帮助这些基因进行最大化复制。各位男性读者朋友可以想一想，我们身体最强烈的愉悦感来自于释放带有基因拷贝的生殖细胞（射精），这不就是我们被基因寄生的强有力的证明吗？我们的本性追求功名爱慕美色贪图享乐，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在为基因最大化复制提供更理想更完备的条件……
在这样一种前景下，人类可能永远都无法摆脱一神教，因为无论是一神教鼓励生育的教义还是其扩张能力，都有利于基因的复制。基因复制并不在乎质量，数量才是王道。演化并没有事先预定的目的，只会朝着最利于基因复制的方向前进，一神教的成功、乃至人类心智对宗教的需要或许本身便是基因的选择。
人类想要摆脱基因的奴役、突破心智的桎梏，可能首先得要抛弃肉体，而这恰好跟佛教“解脱”的思想是相通的。佛陀所讲的一切法，归根结底只为了教你一件事——解脱。大家想一想，只要能够摆脱掉这身皮囊，那么所有的众生超越生老病死、离苦得乐、终结轮回……是不是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儿？这时候就能真正感受到“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让“唯识”变成现实。
虽然佛陀提供了很多法门，但真正能够帮助人类“批量解脱”的，恐怕还得依赖未来的科技手段——基因工程、身体改造、意识上传、机械飞升……再往下讨论恐怕就是科幻的范畴了，我们有生之年大概率也看不到这些幻想变成现实。
所以眼下，咱们还是得跟这些宗教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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