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高华与秦晖
蒋瑞
看到金老师在群里发高老师和秦老师的合影，并感叹高华离开我们已经十二年了。是啊，十二年了！那些年听高老师畅谈历史、谈笑风生的点点滴滴，一瞬间，就又浮现在眼前，思念如潮水般涌出，便再也止不住了…
一、高老师
2003年大一下半学期，高老师第一次给我们上课。当年有SARS，他正巧在香港访学，我已经不知天高地厚的跟高老师邮件取得了联系。他回来后，先定点隔离、再居家隔离，等他给我们正式上课的时候，已然竟有些熟悉了。记得当时他和沈汉老师给我们合开了一门《马列名著导读》的本科生课程，他似乎有种独特的感悟力，同样的史料，他总是能够别开生面，既登得大雅之堂，也绝不是照本宣科。风趣幽默，如沐春风。久而久之，我觉得他真的是秉持历史学家的本分，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既不媚上，作八股文，也不媚俗，发惊人之语，他总是坚持史学家的良知和判断。这么多年来越是反复读他的书、看他的文章、听他的讲座，对这一点越是深信不疑。
课堂毕竟有限，熟悉之后，我就成了高老师家中的常客。去高老师家，主要是闲聊，当然我每次去的时候，都是以请教问题的名义去的。但大一大二的学生，对近代史、当代史能提出什么有价值的问题啊？借口罢了，不过高老师从不介意，去了之后，问一些不疼不痒的问题，主要就是听高老师妙语连珠。近代史、民国史、当代史，他一肚子的典故，人物、事件、关系谱，给你条分缕析、娓娓道来。
孟子说，君子有五种教育方式：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答疑解惑，对学生固然重要，但所得终究有限。传统的答疑解惑，通常是学生有问题，向老师请教。在高老师这里，往往反其道而用之。高老师读书阅世别有会心的地方，经常形成问题，然后拿来「考」学生。如果有几个学生在的时候，他还会露出一脸灿烂的笑容，说某某某你是0分，某某某你是满分，然后告诉你为什么。例如，他说，老人家理发，汪东兴都要在场，这是为什么？老人家访问苏联，没有一个高级人员陪同，只留一个级别很低的翻译在身边，这并不合乎外交惯例，这又是为什么？某体制内出来的知识分子，曾服安眠药自杀，需要用到一个很重要的仪器才能救活，报上去后，上面拍板，救。他会问你，如果你来决策，救还是不救？为什么？这些问题启人心智、引人入胜，真真是沧海遗珠，只可惜当时未能全部记下来，现在能回想起来的并不多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种闲聊对人的启迪和点拨都是非常巨大的。
高老师对史料的敏感性、穿透力，使他能在许多档案资料并未公布的情况下，通过其他诸多史料的相互印证，勾勒出事件真相的大体轮廓，并读出史料背后的寓意。同样的史料，为什么有些人能读出别人读不出的东西，有些人却不能？这就是史学功力所在。严耕望在《治史三书》中告诫后学，要读常见史料，要能从常见史料中发现别人未能发现的问题，这才是厉害之处。我认为高老师这点是做到了，他的成名作中，绝大多数引文、资料都是大陆公开出版发行的。他旁搜远绍、仔细考辨，探幽烛微、掲櫫真相。他的价值取向和史家良知，使他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他的叙事风格、语言艺术，又使他见解高明、力透纸背。使人有一种「读其书想见其人」的感觉，这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写出了如此精彩的一部书？这正是他的个性、魅力所在。
当年余英时写《<论再生缘>书后》（1958年），三十年后得知陈寅恪当时读了这篇文章有「作者知我」四字，他本人极为震惊。当时音讯断绝，生死难料，余英时已经把陈寅恪当古人来写，没想到「古人」突然跳出来说，你是对的。这是史家成功分析人物境遇、解读人物心理的经典案例。高老师这里，也有相似的一例。《初读<杨尚昆日记>》一文发表后，杨尚昆的一位儿子杨绍明大感震惊，问遍亲朋好友是否认识高华，或父亲与高华是否有过交集，在得知没有交集也素不相识的情况下，杨决定去南京一探究竟。杨绍明在南京见到高老师后，很好奇高老师是如何将其父的心境把握的如此准确，高老师说并无特殊途径，就是读《杨尚昆日记》，再加上之前读过的史料中的线索，相互印证。这件事，高老师的学界的朋友、学生都是知道的，也从侧面反映了高老师对史料的把握能力、对人物心境的还原能力。
高老师的学术成就，自然应该由学界去评价。这里我想说，高老师的历史论述当中，人物始终处于历史的中心舞台，这与很多当代史学著作是不太一样的。现当代的史学，经常变成史料的汇集、剪切，历史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消失不见。这样的历史著作读起来通常索然无味，另外一些人物传记又文学性过强而实证不足，或是一些街巷耳语，根本没有什么实证性可言，而不足观。高老师的历史论述，在扎实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史料的反覆体认、梳理，三言两语就可以让一个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他真的有司马迁的笔力。才兼文史，学究天人。这要归功于他早年的广泛阅读、对历史与现实的独特理解，以及不知道该称为什么颜色的幽默。
据说建国前通史讲的最好的是钱穆，建国后通史讲的最好的是赵俪生。这些都是传说中的大人物，后来者可能很难有真实的感受和想象。好在时代进步了，高老师2006年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两场讲座，有视频留下，后之来者，可以与于斯文矣。自此而后的所有世代，都可以一睹他的风采。
时间到了大三，要写学年论文。我请高老师作论文指导老师，高老师欣然答应。大三写学年论文，不过历史系训练学生的常规动作，本科生其实写不出什么有价值的论文，能写一两篇比较好的读书笔记就已经很好了。学年论文只不过是论文写作的入门练手之作，王汎森更说，写博士论文都不要当成传世之作来写，就是要摆正心态。虽说如此，学年论文对本科生来讲，依然是一次重要的学术训练，我自然是全力以赴。高老师也在百忙之余，给我回复了几封邮件，我记得很清楚，他要求我「把自己的能动性发挥出来，动手动脚找资料，把思路打开」。我最后选题是雨花台纪念馆，通过几次去现场查阅资料，我发现很多观众留言，将国民党当年在这里杀害共产党人的恶劣事迹，当成了日本人干的，满纸都是对日本人的激愤之词，记忆已经有错位了。我突发奇想，就以此为出发点，写成了《革命的记忆与记忆的革命》一文，考察革命记忆的形成与建构的问题。呈高老师审阅，他鼓励我说，「小蒋，写的不错嘛！」
虽然得到了高老师的表扬，但我对近代史依然兴趣不大。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我的学术兴趣更愿意探求中国古典的学问，另一方面是由于近代史史料浩如烟海，读到猴年马月都读不完，我懒。所以大四保研的时候，我就选择了跟随颜世安老师去读先秦思想史了。颜老师是高老师挚友，从高老师逝世后颜老师的纪念文章中即可看出，感人至深。这里我想说，高老师对于学生是否读研、跟谁读、是否读博，日后是否做历史研究，都非常宽容、开明。跟很多其他老师，将硕士生、博士生看成自己可以掌握的「资产」、学术苦力、帮自己干活，简直有天壤之别。他对硕士生、博士生都是读书、做学问的指导，是一种很纯粹的传授学问的师生关系，没有什么管导师叫「老板」的市井习气，理工科可能有科研项目，尚可理解，人文社科领域，哪一部好的著作是导师靠学生写资料做出来的？或者仅仅是学生写，导师最后挂个名就能传世的？所以当我告知高老师我想去跟颜老师读思想史的时候，他充分理解并支持我的想法。读研之后，我也依然是高老师家的常客，该去还去，真没把自己当外人。
其实，能近距离接触秦晖老师，也与高老师有关。也是在2003年，我读到秦老师《问题与主义》一书，有电光石火般的感觉，自此一发不可收拾，把当时能找到的秦老师的书与文章都读了一遍，真是佩服啊。学问能做到如此通透，兼及古今中外，真是太厉害了。当时和高老师、颜老师的聊天中，他们都认为秦老师是当代的大家、通人，高老师说港中大的一些老师也是这个看法。颜老师说，秦晖这样的大学者我很佩服，他应该多写，写一本就是一本，就有新的推进。他谦虚说自己没这么大才力，做学问更推崇清人，争取在某个领域做深做透，对学界庶几有所贡献。所以，当从高老师那里得知秦老师10月份会来南大作报告，我早就跃跃欲试，想「掺和、掺和」。
2003年秦老师正在哈佛访学，中途应该是有什么事情回国，顺道来南京，应高老师的邀请，在南大作场报告。秦老师应该不久还要回哈佛，因此就把金老师从北京也喊来了。这样，秦老师在全校范围作大报告，讲农民问题；高老师邀请金老师在历史系作小范围报告，讲俄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两场报告我都听了，两位老师真的是各有擅场，精彩非常。尤其是金老师在历史系讲完，高老师把我们几个学生叫到一起，要求我们向金老师学习。高老师认识两位老师应该很早了，但是这大概是高老师第一次听金老师的报告，听完后颇为震惊：金雁既要照顾老的，又要照顾小的，自己学问还做的这么好，不得了！她哪里来的时间？
报告做完，第二天两位老师就要去机场离开了。我终于有机会「掺和」进去了，研院派车送两位老师去机场，高老师让我和黄骏师兄陪同。我和黄骏师兄当然很开心了，师兄已经是高老师的博士生，而我才大二呀！
到了秦老师、金老师住处才知道，高老师安排我们来，还真用上了。秦老师从哈佛买了两大箱的书，来交给金老师带回北京，而他可能还要去其他地方。那箱子似乎是能上飞机托运的最大号的箱子，我们帮忙把箱子抬上车，自然不在话下。金老师开始抱怨了，「秦晖，你下次再买这么多书，自己扛回去！别找我帮忙，一买就买这么多。」
在去机场的路上，终于可以和秦老师、金老师单独交流了，太难得的机会。作为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优秀学生代表，我向秦老师问出了一个俗不可耐的问题：有什么书单推荐吗？作为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大牌教授，秦老师也给出了石破天惊的回答：没有，要广泛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这个回答真的是把我惊呆了，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话，这个时候还是金老师出来帮忙，说别人才大二，你就推荐几本书！秦老师略作思考，说朱塞佩·格罗索的《罗马法史》不错。我赶紧拿小本子记了下来，武功秘籍啊！那真是一个字不差的记了下来。事后这本书辗转买到，打开一看，似乎跟罗马史多有相关，自己罗马史学的并不好，因此此后很多年，这本书都在书架上吃灰。武功秘籍是给你了，练不练的会，这还真得看个人。不过这是后话了。今天看，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广泛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这句话，秦老师都是当的起的，「有诸己之谓信」，他真是这么做的。
在车上，不一会，秦老师特别和善的主动问我，你对什么领域的历史感兴趣？我真想说，我对很多领域都感兴趣，但觉得不太礼貌，有点跟「广泛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对着干的感觉，我紧忙说还没有形成特定的学术兴趣——这也是实话，本科生大多只是泛读一些学术著作。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秦老师当年进兰州大学之前，就已经把「马列」读的滚瓜烂熟了，已经是半个专家了，他是带着问题「北上投师」拜入赵俪生先生门下，他从读研开始就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兴趣，我呢？我大二才学会一加一等于二！原典都没摸过几本呢，哪里来的学术兴趣？
送走了两位老师，也一时仍在兴奋之中。不想，人事丛脞，一别八年，再见秦老师，竟是因为高老师的葬礼。
二、秦老师
自从读到秦老师的书，就发现了新世界。
如果说高老师是在一些领域造诣极高、学有专深，秦老师那就是遍地开花、处处精彩，几乎是无往不至。按照秦老师自己二十五年前的说法，他「纵向涉及战国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横向涉及土地制度、商品经济、货币金融、宗族社区、农民问题、农村社会，还写过有关古希腊罗马、拜占庭、中世纪宗教论争乃至近现代美国、俄国、南非问题的文论」。
这二十五年来，他涉及的领域又不计其数，举其大者，有国企改制、东欧转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实践自由、共同底线、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帝制系列、美国大选、YQ防控，涉及的国家，则有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波兰、乌克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瑞士、厄瓜多尔、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塞尔维亚、科索沃、阿富汗、卢旺达、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印度、委内瑞拉、北欧诸国等等。从阿富汗的塔利班、俄乌战争的历史渊源，到巴以冲突的由来，从马克思、列宁到哈耶克、诺齐克、罗尔斯，从《论语》到红歌，几乎都有涉猎。特别是「黄宗羲定律」的提出，对于废除两千年来的农业税，秦老师助力甚多！
要评价秦老师的学术成就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你要在上述所有他涉及的领域，搞清楚那个领域的学术史，并了解秦老师的贡献所在，这样才可以客观评价。环顾宇内，我还不知道谁有这样的学力可以全面评价秦老师的学术成就。
作为后学晚辈、作为读者，我只能谈谈这么多年读秦老师文章的心得体会，以及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总结的秦老师学问体现出的一些特点。
秦老师的学问，特别注重事实和逻辑，尤其是强大的逻辑，彻头彻尾，所有问题给你捋的门儿清。比如，有人说，自由是西方价值，不是普世价值。秦老师论证，如果自由不是普世价值，为什么全世界都把剥夺自由作为一种惩罚？为什么全世界的监狱都需要上锁？如果东方民族不热爱自由，那么剥夺自由就应该作为一种奖励。如果监狱里的人不热爱自由，监狱就可以不上锁，事实上可以吗？当然不可以。论证完毕，自由当然是一种普世价值。这个论证相当精彩，这就是逻辑的力量啊。
再看抽象能力。当年在讨论农村问题的时候，有人说农村基层政府已经是民主选举了，因此不需要农民协会，秦老师立刻敏锐的发现，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有了民主政府，还要不要公民社会的问题。醍醐灌顶是不是？相当强大而准确的抽象能力。这种能力哪里来的？秦老师说，读马克思读出来的。马克思本人的逻辑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就是很强的。
在论证「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的时候，秦老师指出，文化如果与民族绑定，就不能再与制度绑定，否则没法继续讨论。为什么？同一律啊，一个概念名词前后必须保持一致。不一致的时候就会发生混乱。
在讨论佩洛西倾向的时候，有人说佩洛西就是美国的极左派，很多人觉得很难反驳，秦老师讲，如果佩洛西是极左派，斯大林就是自由派。论证完毕，这什么招数？反证法。
秦老师思考、写文章的时候，当然不会刻意想，要用什么论证方法，这些逻辑训练已经融入到他思维本身了。他几乎就是脱口而出的举出这些例子。但是形式逻辑的训练，却是后学可以提高和下手处。经过秦老师这么多年文章的反复洗礼，相当一部分读者已经知道了，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和逻辑判断，是三个不同层面的东西。对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这真是一大贡献。
秦老师读书，自谓跟着兴趣走，没有学科畛域。这一点，真是毫不夸张。在评论加州学派的时候，秦老师借用了经济学、国际贸易的基础知识。汉、唐、宋经济强盛的时候，黄金、白银往往外流，往往是买了消费品，就跟今天的美国贸易逆差一样；明、清经济内敛、衰落，白银虽然越来越多，但实际上储蓄越来越多，出口的都是低附加值产品，换回白银，实际上是消费抑制、不敢消费。这和加州学派认为当时中国白银过剩因此经济强大的看法，就截然不同。加州学派是历史研究中的学派，一般来说，历史系的人看经济学的书，即便是经济史专业的人看经济学的书，都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经济史专业你就该读《食货志》，你要是看萨穆尔森的《经济学》，那一定是脑子不正常了。
关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自然界的演化，秦老师认为，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定律，世界总是从有序向无序演变，但自然界演化出了生命、人类社会也越来越文明，这些现象都很难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解释。因此存在一种冥冥中不可知的力量，在背后发挥作用，但他不愿意归之于某种特定的宗教信仰。这种对自然界和人文界的思考和解释，借助了物理学的规律。
在解释或者解读中国古代思想时，秦老师借助了索绪尔语言学「能指」和「所指」的概念。认为一个概念可以有无数种解释，这个概念的具体含义，取决于这个概念反对什么。在此基础上，秦老师认为儒家在周秦之变中，和法家是针锋相对的，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西儒会融」可以「解构法道互补」。什么是儒家可能很难定义清楚，但歌颂秦制的肯定不是儒家，不管这些人如何进行包装——尤其是用儒家经典自我包装，拿着「四书五经」，满口「仁义道德」，各种协会名头，博导、教授、专家，甚至以「道统」「第一」自命，但只要歌颂秦制，那肯定不是儒家。是否反对秦制，是「真儒家」的试金石。
在说到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时，无数历史学家引经据典，论证文献记载无误，宝船真实存在过。可是按照文献记载，宝船身长140米，秦老师就指出，现在的船舶工程学专家就论证，超过100米的木船，工程上受力是做不到的，而且，世界航海史上，没有出现过超过100米的木船。第三，如果郑和的宝船真的存在过，距今也就五六百年的时间，这种技术以至于就完全失传，没有任何踪影。种种现象都难以解释。有文献记载，并不等于历史真实。
在反对历史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的时候，秦老师甚至用了数学上的乘法原理，来表明多环节因果链的最终概率，等于前面各个环节概率的乘积。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回过头想想，当年秦老师说，「要广泛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真不是一句空话。近年他又有补充，「很多知识看着似乎无用，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天下道术未裂，尽管去读，都会有用。学科划分是人为的，但问题却不是按学科来呈现的。
秦老师有一大特点，非常值得一提。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保持了纯粹的求知欲、一以贯之的价值关怀和勤奋的思考。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大多数五十岁以后认知就停滞了（有人甚至不到五十岁），一方面是很难看书获得新知识，思维已经定型、思考难以突破；另一方面各种社会头衔、学术职务蜂拥而至，做学问的时间少了，自己也容易飘，「老之戒在得」，慢慢的学术生命也就结束了。这一点，秦老师真的很厉害。这么多年爱智求真，不停的看书、不停的思考、不停的产出，保持了旺盛的创造力，这太难能可贵了。自由派的一些学者为什么这些年影响力在下降？很大程度上就是原有格局、学术领域难以突破，今天写的文章，如果拿掉日期，跟二十年前的没什么区别。社会有很多新问题，如果你不能解答这些新问题，那自然解释力就要下降。你开始原地踏步，但问题日新月异，而你的读者也在进步。当然，学问这件事不能苛求，学术停滞总是难免的事情。不过，这也从侧面映衬出秦老师的难能可贵。
从1989年秦老师第一部点校作品《柴庵疏集》出版，到2021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被译为英文出版的《Globalization after the Pandemic》，秦老师一共有20部专著、18部合著问世，参与撰写或任主编、执行主编的编著10部。以及在国内学术刊物上的132篇论文、香港《二十一世纪》上的28篇论文，以及国内非学术刊物、网络媒体上发表的大约500篇文章，以及「秦川雁塔」「雁塔秦川」公众号上发表的443篇文章，以及这些年来的游学讲座、边走边说系列，《金融时报中文网》上的塔利班系列，俄乌战争系列……这些内容有没有超过2000万字我不肯定，但超过1000万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思想是非常特殊的公共产品，具有极强的外部效应。秦老师的这些高质量产出，学术贡献当然是秦老师的。但他把一个问题想清楚了、讲明白了，就代表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想清楚了、讲明白了。他几乎以一己之力推动了中国人对很多重大问题的认知，没有秦老师，中国人在这些问题上估计还要探索很多年。
秦老师创造了诸多概念、澄清了诸多误解。他说，中国从来没有过阶级斗争，只有过以阶级斗争名义的整人；据说中国人不怕死、美国人怕死，他说其实是中国不怕死人、美国怕死人。这些看法，一针见血，振聋发聩。认知这东西，捅破了，就是一层窗户纸，非大力者不能破之。
秦老师和高老师一样，他们都有探求历史真相的强烈愿望，并且具备探求真相的能力。很多人一生都活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不能摆脱自己的偏见和立场。但他们不是，他们的所有认知，都建基于历史真实，他们有能力接近历史真实，并且愿意在有新的证据的情况下，修正以往的认知。对历史学家来说，有什么比探寻真相更让人着迷的呢？以事实建立认知，以真相破除虚妄。高老师没看过大内档案，但他慧眼如炬、识力超群，看到了历史的隐秘之处。秦老师视力不好，但他帮无数中国人认清了历史、看清了世界。
听高老师的讲座，你会发现历史竟然这么有趣，讲座竟然可以如此生动；读秦老师的书，你会发现学问原来可以这么做，思考原来可以这么清晰透明，学问之道，竟如此广大；上颜老师的课，你会发现古典的魅力、古典的厚重，古人与今人的不同，接通古人世界的不易与现有思想史研究的缺失。这三位老师的学术领域、学术风格各不相同，但都是本领域极有创造力的一流学者，也都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昔人司马越有言，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学生时代有如此良师，真的是三生有幸。
世风几经变化、人事屡有嬗递。早些年，高老师曾经不被允许读博士，秦老师曾经不被允许带博士，可高老师、秦老师、金老师他们的价值关怀，这些年来却是一以贯之，未尝改变。
今年在日本，金老师提到，前些年身边的朋友相继离世，包括高华、蔡定剑等人，人生总有很多遗憾的事。金老师说她告诉秦晖，肉体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但你别急着走，你肚子里这么多东西，倒完了再走。事后闻之，也感佩无极。
2011年12月26日，高老师去世。秦老师从郑州赶到南京参加追悼会。我从高老师家出发去高铁站接秦老师，出门前师母刘阿姨特别嘱咐：蒋瑞，接到秦老师你一定要照顾好秦晖教授，高华说秦晖是国宝！阿姨拜托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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