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父亲是知识分子
陈洁
陆平：1914－2002，吉林长春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入北京大学，曾参加一二·九运动。后担任晋察军区政治部主任、华北野战军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后历任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局长，铁道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文革后任航天部副部长。
采访手记
几乎每隔十来分钟，就有电话或来人打断我们的讲述。我没想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老总居然有这么多事，也没想到陆莹在回忆的痛楚和现实的干练之间切换，居然很自如。
陆莹穿得非常职业化，而且显档次。她快步走向办公桌接电话时，高跟鞋“嘣嘣”地磕，香妃烟色的套装有飘逸之风。坐下来谈话时，她双手交叉搁在膝头，上身很分寸地前倾，侧坐，双腿并拢，或者文雅地架着腿，一切看似漫不经心，其实一丝一毫都符合礼仪。
但她还是几度“失礼”了，泪流得太多的时候，人会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她飞快地擦着泪，想继续谈话，但努力失败了。她干脆用面巾纸掩了面，啜泣。我猜，这个力图体现优雅风度的女人本来是想号啕大哭的。
什么时候都沉默
我父亲进北大时，北大的右派基本上已经划完了。但当时中央还要加强党的领导，要补划右派。他就是那时候去的，周总理跟他谈，跟他说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北大，一个是外交部。他对外交部兴趣不大，因为他的外语已经扔了很多年，那时候中国又封闭，很少跟洋人打交道。他选了北大，当然首先是因为他是北大毕业的。他在北大读书时，主修教育学，副科是语言学。另外，我姑姑一家都是搞教育的，对父亲来说，教育救国的思想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他。
父亲去了后，要继续反右倾，父亲觉得右派都划完了，还要补右派，很为难。他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表示了这个意思，但当时党内一个高层说：“你要是认为北大没右倾，你就是第一个右倾。”我不能说这人是谁，因为他后来也很遭罪。文革期间有一次，父亲看见厕所的水泥地上，躺着一个人，就是他，打得特别惨。所以父亲坚决不说。文革结束后，父亲带我去看过几个人，其中就有他。文革就是这样，很多人开始的时候左得很，对老干部很厉害。后来自己也被打倒了，很惨。所以文革的事情特别难说。
因为这个原因，父亲一直沉默了36年，也不准我们写。他总说：“不能写，写了也没法发表。”又说：“让社会和历史去客观评价吧”。“一个人默默来到人世间，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也就够了。”
后来是因为批马寅初的事，一个电视剧说父亲和康生一起害马寅初，父亲觉得特别冤，他都已经84岁，还受这不白之冤。这件事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名，当时重点批的是马寅初的团团转，捎带着批他的人口论。父亲在中宣部也说了，马寅初是北大校长、民主人士，让北大党委组织批他不合适。为此他还受到了批评，但到底没有进行全校的批评，只在系里由北大毛泽东思想学习研究会开会批。
后来李海文约父亲谈文革，他就意外地答应了。一来李海文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在父亲看来就是组织行为，二来海文父亲是文革前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文革中被逼自杀了。为了准备这次谈话，父亲用两个月的时间查笔记、列提纲，列了9个大问题，计划每个问题谈一小时。2001年终于谈了第一个问题，因为太刺激，两天后他就住院了，后来再也没计划完成拟定的谈话。他到最后也没有把要说的话说出来。
父亲晚年私下里说过一句话：“我顶不住。”他真的扛不住，那时候真的很难说话。是全党路线的左，大家都很左，包括我父亲，他有没有左的地方？也有的。你说他当时思想认识有多高，也没多高。有些事情他也许想到，但不可能多深。那个年代的人对毛泽东、对党绝对没有怀疑，“反右是不是反错了？”他不可能这样想。只是从工作上考虑，就是犯愁，学校划了这么多右派，以后怎么开展工作？父亲只是在这个层面上考虑，没有往更深处想。
八届十中全会上说阶级斗争还要天天讲、时时讲。他心里有点犯嘀咕，共产党都夺取政权了，还要天天讲阶级斗争吗？但是我很难说父亲的嗅觉敏锐。1964年春节茶话会，毛泽东请了16人，其他都是高层，级别低一点的就蒋南翔和我父亲。一个清华一个北大，“学制要缩短（那时大学学制有的5年有的6年），教育要革命”，教育方面左的东西，都是从这次座谈会开始的。“瓦特没上过大学也发明了电灯”就是那次讲话时说的。
那次清华和北大都有一个汇报。毛主席对文科、对北大更感兴趣。他对北大的教育不满意，而且已经明显流露出来了。可父亲绝对没想到在教育文化领域会爆发那么一场他首当其冲的大革命，万没想到会来一场急风暴雨的革命，把那么多人打倒在地。善良的人万想不到政治的残酷能到这样的程度。父亲去过延安，知道过去的一些事，但总的来说不是很了解。
现在大家说北大批这批那，但他没办法，他尽量做了些缓冲，但很多时候抵挡不住。毕竟很多人受了冲击，有的耽误了学业，他们对我父亲有意见和看法，这也正常，可以理解。不管他个人认识是什么，他在那个位置上，必须要执行党的路线。很多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执行者。
比较起来，当时北大的步幅比人大慢多了。读人大的根本没上两天学，都在搞运动。我父亲还老压着要上课，老想增加课时，老想开展科研，那些年北大发展了很多新的学科，成立新的系，中央对我父亲是不满意的，他正好夹在中间，两头很难办。他往上要牵扯多少人，往下不能推卸责任，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文革后很多年父亲不能去北大，见到未名湖就难受，是挨打挨批斗的地方。受不了这刺激。但北大百年校庆时，他一定要去。当时他小便不能控制，是带着尿不湿去的。他心里真的憋了很多话要对北大说，但说不出来。他对北大很有感情。有一回我跟他说，我一定要给你写一篇文章，把你在北大的事写出来。当时父亲的泪就流下来了。他一句话都没说。没过几天他就去世了。
什么时候都坚强
父亲不说他文革中的遭遇。只是那时候我妹妹住校，另外文革结束后北大清算四人帮，有别的受迫害的人发言，专案组的罪行交待之类的，我们才知道父亲的惨。
但毛泽东时代也赋予了父亲坚强性格。父亲的外号“大炮”。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第二天晚上，收音机不停的播《人民日报》的社论《是革命党还是保皇党》。父亲一言不发坐在沙发上，我们几个孩子当时都没判断能力了，听党的，父亲就是资产阶级保皇党，可是父亲从来不反党。那晚，一伙中学生跳墙入院，大叫“黑帮陆平出来”，父亲把他们放了进来，他们也没干什么。
这之后，父亲就被带走了。他们说父亲是假党员，他过去上下线联系的一个人，就是不肯证明，说想不起来了。父亲在生物楼被吊起来打得很厉害，打得大小便失禁。连续多少天不准他睡觉，用强光灯泡照射眼睛。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他，胸前挂块大牌子，坐喷气式飞机。在江西农场劳改两年，他就跟小卡好。小卡是北大生物系的一只狼狗。父亲被下过病危通知书，但他挺过来了。
全家都遭罪。父亲被专政时，母亲在送去的香烟里夹了个条子，写了几句话，“一定要经得起群众的考验”，结果被发现了。那天事情赶到一起了，妈妈成了“与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的顽固分子，被隔离审查。哥哥陆征的同学来斗他，他一米八的大个子，年轻力壮，喊“打倒法西斯”。被用铁丝捆了，装进麻袋用马车拉走了。哥哥被打得脑震荡，昏死几次。他多少年从不参加十九中校庆和同学聚会，不能想起那些事。
家里就剩姐姐、我和妹妹，1968年，姐姐陆微徒步去山西绛县插队。走了一个多月，极其艰难。我去云南。北京家里就剩一个10岁的妹妹。学校让一个贫下中农大妈照顾妹妹，每周炖一锅白菜给她吃七天。后来她脑血管痉挛。任何刀子剪子、血、带刺的东西都不能看，看了就痉挛。吃中药，现在好多了。
我也一样，到现在也不能看知青的东西，看了就头剧痛，泪流满面，受不了。在云南，我一开始就要证明自己的革命性，从来不跟黑帮说话，但这个时间太漫长了。开始我坚信父亲一定会昭雪的，可七八年过去了，我有点扛不住了。
文革真的值得好好思考。全民族都跟疯了似的，完全失去理性。挺可怕的。就像季羡林说的，他最初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后来他认为人性本恶。我们的民族基因里透着些什么，个人崇拜走歪了，我们的斗争哲学，这些都要反思。
什么时候都相信党
父亲党纪观念特别强，他在北大工作时，毛、邓、刘、贺、彭的孩子都在北大读书，都是凭考分考上的。刘少奇的孩子从北大转学到东北，后来想再回北大，父亲愣不同意，要他们按程序走，再经过一次考试。根本没有走后门一说。
邓朴方跟我说过，“那时候一到逢年过节，你父亲就把我们几个高级干部的孩子召集起来，教训一番。”年年开个这样的会，要他们和工农的孩子一起。
我们家孩子从小都是自己洗衣服。公家的信封信纸都不让我们用，公车没坐过。建国后几十年，母亲和父亲的出行路线一样，但从没搭过他的车，每天坐公共汽车上下班。1971年，母亲才51岁，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瘫痪在床一年多，后来慢慢能动了，看病都是自己搭公交。有一次还被别人挤下车，摔裂了尾骨。去世的当天上午，她去医院看病也是乘公交车去的。
父亲从来不反党，永远信任党。1958年，他去浙江考察，对大跃进有点怀疑和看法，但居委会上门让大家献铁，他还是很积极。他觉得，对党的路线有看法，可以在组织会上提，但是行动上不能和党不一致。
文革后父亲带我去看了几个人，其中一个是萧克。文革中父亲的党籍都停了，我是走资派黑帮后代。但我憋着一口气，坚持说我就是共产党的后代，表现很好。当地老百姓很纯朴，就看你这个人怎么样。所以对我还好。有一天听说上头来人了，就是萧克，要开会，通知我去。我没怎么在意，那时成天干活，衣服也脏脏的。坐在会场角落里，觉得这个会跟我没关系。有人同情我，就向萧克反映，说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人，第一张大字报打倒的黑帮的孩子，人表现不错，申请入党，能不能让她入？
他看我的目光特别凄楚，战友的孩子就在眼前，他却爱莫能助。他看着我眼睛，说，你长得真像你母亲。我也不知道在根据地的时候，他常和母亲见面。他又说，党是有政策的，无论家里成分如何，重在他本人的政治表现。文革中的患难之交，特别让人感动。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眼光，那凄楚，刻骨铭心。我现在有时还去看萧克的爱人，她也是知识分子。
父亲和萧克谈得来，其实他们级别差得挺多的，但萧克是军中的文人，书香门第，父亲是知识分子，他们有共同语言。
什么时候都敬畏知识分子
父亲非常尊重知识分子。我家住在燕南园时，父亲一再嘱咐我们，咱们的邻居都是泰斗级知识分子，他们要做学问，一定要安静。他在北大那种情况下，还增加了生物、物理、计算技术、西班牙语等十多个学科，建了十三陵等几个理科教学基地，办了北大附中。他一个想法就是搞科研。他总认为学校应该安静、是读书的地方，那些年北大起起伏伏，连绵不断的运动，对教学冲击太大。父亲一直是教育救国的思想，他闹革命的时候，华北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1936年在北大读书时，他去樱桃沟参加军事夏令营，刻了“保卫华北”四个大字，那块大石头至今还在。教育救国在当时不行。到了和平年代，就应该发展教育。教育救国的思想在父亲那里根深蒂固。这观点他没法说出来，但他深受这个影响。他说把北大变成世界一流大学，要赶超莫斯科大学，不就是发展教育吗？当时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明确反对。他是想保知识分子的，但无能为力。
1958到1959年，马寅初被批斗，家里贴了不少大字报，哥哥当时读小学，好奇，也跟同学去看热闹，回家后父亲非常生气，训了一大通，命令我们谁也不准去马家捣乱，也不准写大字报，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别的不准做。
父亲特别希望我们读书。读书是我们全家的一块心病。四个孩子没有一个是正规大学教育出来的，没有满足父亲的期盼。
我文革中参加过一次考试，就是张铁生那一年。我作文本来很好，在学校老师都当做范文的。考试时作文写到一半，突然想到，我一个黑帮崽子，怎么可能让我去读书。一下子心情全毁了，一个字都写不下去，我用钢笔在考卷上戳了六个点，没再写了。就这种情况下，我分数还算靠前的，被录取到重庆大学还是成都大学的桥梁隧道专业，学校招生的时候，发现我是教育界的黑帮子女，就以“可教育好的子女”身份让我上学，我不干，我坚信我是共产党的后代，军代表劝我，管它什么身份，先上学再说吧。我说不，我就不去。我哥哥也是。他也以“可教育好的子女”被录取到一个大学，也放弃了。
我知道我们是被毁了的一代，但只要有机会我还是考的。后来我考到北大分校――我跟你说我父亲的心愿。他的记忆力特别强、反应特别快，是家里遗传。可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反应不行，人都呆呆的，木木的，成天不说话。我北大分校录取通知书来了，父亲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木木唧唧的，就说，“我们家也有大学生了”，连着说了三遍，就那么一句话，多一句话没有。他就希望我们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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