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大鱼
——访作家迈克尔•刘易斯
沈诞琦
一
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说，正午在他办公室见我。我从旧金山乘火车到伯克利再转了部公交车。下了车站，我走过一个草坪巨大的公园，草坪上恰当好处地点缀着几辆鲜艳的童车。我走过一个鲜有人光顾的珠宝义卖摊，摊位后面站着的年轻漂亮的主妇看来更把义卖当成了小姐妹聚会。我站在他给的办公室地址前，和想象中的高层办公楼截然相反，这是一栋坐落在过于幽静的高级住宅区的别墅。我给他打手机：“嗨，我一定走错了，我站在一幢小木屋前面，唔，八成是哪户人家家门口。”他说，你等等，我马上过来。五分钟后，一个T恤短裤球鞋的男人从隔壁一栋更齐整的别墅里走出来：“你看，这里有四栋小楼。这栋是我的办公室，这栋是我家，这栋是我妻子的办公室，这栋是我家客房。”他说，妻子和女儿们出去买东西了，家里只有五岁的小儿子，我们不如就去家里做访谈。于是，不一会儿我已经赤着脚站在他奢侈的大厨房里。“拿铁怎么样？”，他开始打奶泡，牛奶泡泡晶莹发光。一切都在发光，从牛奶泡泡到起居室的名画到四栋华美的别墅到草坪巨大的公园，都熠熠生辉。金钱的光辉。
于是当他带我到露台上，再次指点我看他拥有的这一切光辉，当他说，昨天晚上他刚从华盛顿飞回来，为了去和奥巴马打篮球，我心里泛起了一种熟悉的复杂情绪，我在普林斯顿四年本科生活中时常体验到的感情。简而言之，这是在舒适却局促的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孩子对金钱的嫉妒式向往、迷恋性批判。我愤世嫉俗的英语系室友把它称作菲兹杰拉德综合症，因为我校最著名的肄业生、作家菲兹杰拉德在强烈自传意义的处女作《天堂的这一侧》(This Side of Paradise) 里写道：抵达普林斯顿的第一天，从中西部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主人公艾默里·布莱恩(Amory Blaine)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对金钱的复杂情绪站在闪闪发光的东部上流子弟中的。
我们终于坐到沙发上。我还什么都没问，他就兴冲冲地说：“你喜欢普林斯顿吗？我可喜欢死了。你们这群小孩还读菲兹杰拉德吗？我们那时候人人都读。我到普林斯顿的第一天，就在想，我这下可就成了艾默里·布莱恩啊！我就想，哇，我这个乡巴佬要在这帮有钱的东部小孩里混日子了！”
呵，身处这样一栋奢华的别墅里，他居然说三十年前他是艾默里·布莱恩！现在他是美国最叫好又叫座的纪实作家，有一个很美丽的摄影师妻子，三个天使一样的小孩，一群有权有势又不乏真情实谊的朋友，没人能对这样的人生不满意。可是他说，大学第一天，在这帮穿Polo衫的装腔作势的东部小孩面前，他喝醉了酒都对自己的新奥尔良口音感到羞愧。
“那么我是怎么混成这副地步的呢？”他张开手臂，把所有他“混”到的“这幅地步”——从花园到壁炉到美得不像话的五岁小儿子——再次囊括到我面前，我注意到他的发音里已经不再有曾让他羞愧的新奥尔良口音了。他气定神闲地盘腿坐在那儿，对于一个五十出头的人，他的面孔太年轻，他的身材太健壮，他的语气太自信，加上热情洋溢的手势，显得既亲切又傲慢，就像所有能住进这些高档别墅的加州新贵一样 。于是我想，我将要听到一个“美国梦”之类的发迹史，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如何奋斗到功成名就。
可是，他轻如牛毛地说，“那全是因为我的运气好到家啦。”
今年六月，他从母校毕业三十年后，普林斯顿的应届毕业生投票选他来做毕业典礼演讲，可见他已经被视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值得青年效仿崇拜的那一类人物了。在一千多名渴望听取成功秘诀的应届生面前，刘易斯继续藐视勤勤恳恳的“美国梦”，却用福星高照来解释他的成功。他对应届生说，“当人们逐步成长，取得成功时，往往会觉得成功是在所难免的。他们不愿意承认运气在他们生命中扮演的角色。”
他命运中福星高照的一刻在1984年，远方表亲为他搞到了一张出席英国王太后晚宴的入场券，他被安排坐在当时华尔街巨擎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的一个高管夫人的身边。他二十四岁，本科专业是最没用处的艺术史，现在正随波逐流地在伦敦政经学院读经济系硕士（“多一个经济系硕士文凭总不会是坏事。”），根本不知道毕业后该干嘛——总而言之，他正是这一类高管夫人最乐意指点迷津的年轻人。那天晚上，他借了一套燕尾服，显得玉树临风，神采飞扬。他一定是个顶迷人的晚餐谈话对象，以至于这位夫人一回家就强迫着丈夫给他在公司里找了个债券销售员的职位。于是，在1987年股市大崩盘的前夜，这位毫无投资经验的年轻人意外地坐在了绝佳的观景台，观看华尔街越来越疯狂的贪婪是如何酿出一场悲剧。1988年他辞职写第一本书，讲的就是自己在华尔街的两年经历。1989年处女作《说谎者的扑克牌》(Liar’s Poker)出版，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上盘踞六十二周。那之后他就成了全职记者、纪实作家，每两三年一本畅销书，什么主题都有。2009年，讲橄榄球的《弱点》(The Blind Side)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女主角桑德拉·布洛克凭此片拿了奥斯卡。2011年，讲棒球的《点球成金》(Moneyball)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主演为万人迷布拉德·皮特。我采访他时，他正在把《说谎者的扑克牌》改编成电影剧本，他说，其中一个主角会是影星罗素·克劳。
桑德拉•布洛克、布拉德•皮特、罗素•克劳，这些骄傲的名字整齐地排列起来，而且都带着一行骄傲的说明：“改编自迈克尔·刘易斯同名作品。”而刘易斯就像所有被命运眷顾的宠儿那样，恰到好处地发出了一声谦虚的感叹：“可是，如果那个晚上，我没有被请到英国王太后的宴席，没有恰好坐在这位贵夫人身边，我现在又会在哪呢？”
二
他的回答不言自明：没有这场福星高照的宴席自己将一钱不值。可是，“福星高照”的论调恐怕更多是源于他的冒险精神，这样一个热爱高空跳伞悬崖蹦极就连开高尔夫球车都会拿到超速罚单的冒险家，心中大概有着这样隐秘的希望：成功来自天上的馅饼，巨大的成功来自巨大的馅饼，因为只有这样，人生才能显得更刺激。不过，“福星高照”只是他的一面之词，真相中还有另一面：一个冒险家懒于讲述的勤奋的故事。
他的第一波写作热情源自大四的毕业论文。正当同学们为凑出上百页文字叫苦不迭时，大学前三年最玩世不恭的差生刘易斯却发现，毕业论文让他着了魔。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多纳泰罗(Donatello)的所有文献，立志写一篇“史上最完美”论文。正是在对多纳泰罗的研究中，刘易斯找到了一生的梦想。听来好笑，他梦想写作一篇又一篇毕业论文。可当他兴冲冲地把论文交给导师答辩，期待听到表扬时，却换来了一头冷水：“你真想知道我的看法吗？你最好不要以写作为生。”
本科毕业后，导师的冷水让他打消了继续读艺术史博士的念头，而艺术史的本科文凭显然没给他找到份长期工作，他于是做了两份短工：和一个木匠学生意、做一个美术商的助理。工作之余，颇有点当年乔治·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记》里的情怀，刘易斯去纽约的一家流浪汉收容所体验了段一穷二白的生活。在凄惨的收容所餐厅里，他第一次开始实验性的写作练习。
本科毕业第二年，他入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修经济系硕士。这个学位固然是为了日后正经找份赚钱养家的工作，同时也是为了换得两年学生生活的清闲，以便专心写作。有一天，他注意到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英国版正在招科技板块的实习编辑，注明申请者需理科专业毕业，申请材料是递交一篇科技类的原创短文。几周后，艺术史系毕业的刘易斯被告知，自己那篇关于乳腺癌探测器的文章棒极了，作为三名入围者之一被选去《经济学人》办公室参加正式面试。面试当天，科技版编辑麦特·瑞德利（Matt Ridley，日后将成为知名的科普作家）花了十几分钟才明白过来，他眼前的这个入围者压根不是什么理科专业毕业，刘易斯大学时代只修过一门理科课程：“给诗人的物理学”(Physics for Poets)，居然还因旷课过多而挂了科（他一节课都没去上）。瑞德利目瞪口呆，一板一眼吐出三句话，刘易斯眉飞色舞地学给我听：“你是个骗子。你是个好骗子。所以你应该当个记者。”
临近硕士毕业，刘易斯不但和同学一样开始找金融类工作，还把自己两年来在《经济学人》科技版上撰写的十几篇文章寄给了自己最崇拜的编辑，《新共和》周刊的主编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那是1985年，《新共和》正在金斯利鲜明风格的领导下创造新闻业的传奇。在里根总统的八十年代，每周二十份《新共和》整齐地摆在总统办公室，这份杂志被认为是白宫政策的风向标，成了政界左中右三派的必读。
也就是在1985年，刘易斯入职所罗门兄弟公司刚第三周，他正在一场新员工培训，同事走进来说有他的电话，来自一个叫迈克尔•金斯利的外线。刘易斯兴奋得一跃而起，在无比嘈杂的交易大厅里，刚开始做债券销售员的刘易斯听到这位偶像对他说：“我们这儿没人懂华尔街。你能给我们写写华尔街吗？”
于是，在高强度的金融工作之余，刘易斯有了份高强度的业余爱好：向《新共和》的聪明读者们科普他每天买进卖出的那些金融产品，介绍投行工作的细节，批评华尔街的弊病。那些过于尖锐的文章，他便用母亲的娘家名戴安娜·布里克(Diana Blicker)发表，笃定地认为：用一个女人化名一定够隐蔽了吧。工作到第二年，他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小伙子，我已经查清楚了，你就是戴安娜•布里克吧。你愿不愿意出一本书。”
于是一切顺理成章。自从大四开始，他的梦想就是写作“一篇又一篇毕业论文”，现在他终于有了论文主题：在华尔街的两年观察；和大学导师的预言相反，他还有了愿意出版他“论文”的出版编辑。他辞了年薪几十万美元的工作，拿着四万块出版社预付款，开始写第一本书。编辑仕达·劳伦斯(Star Lawrence)本来要求他写一本平实全面的金融科普书，可是当他把草稿的第一章给劳伦斯看时，劳伦斯大笑起来：“忘了我们谈的写作计划。就按这样写下去。”1989年秋，《说谎者的扑克牌》由著名的诺顿出版社 (W.W. Norton)出版，立时成了当年的最畅销书，卖了一百多万本。
时至今日，《说谎者的扑克牌》已经成了一本介绍华尔街文化的经典读物。任何对金融业有一星半点好奇的读者将会读到这样一个难忘的开头：
一个平常的下午，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总裁径直走向公司的头号债券交易员，毫无任何原由，纯属无聊，总裁挑衅说：我们玩一手说谎者的扑克吧，赌一百万美元， 不反悔。
头号交易员面不改色地回答道：要玩就玩心跳，赌一千万美元，不反悔。
这个开头将成为刘易斯招牌式的风格。不是写得优美，而是写得刺激，用一种“低俗小说”式的澎湃激情去写现实世界——而且是那种乍眼一看绝不会让人觉得很有故事感的现实。《弱点》讲的是橄榄球进攻策略如何在几十年内从右侧变为了左侧；《点球成金》讲的是如何用统计学估算棒球手的价值；《大空头》讲的是两种数学模型复杂得要死的金融产品：信贷违约掉期(CDS)和债务担保证券(CDO)。刘易斯却把这些偏僻的现实写成了畅销书，每一本读起来都如最精彩的故事。
三
这条成功的作家之路绝非如刘易斯所谦虚的那样全赖当年那场英国王太后的宴席。除了福星高照的宴席，他还付出了扎实的努力。“那么什么对你更重要呢？勤奋努力，还是天降鸿运？”
这时候访谈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刘易斯说，我们休息一下，我去倒点水。他从厨房回来，端着水杯没有喝一口，却毫无征兆地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对于一个好作家，答案永远在故事里。
当刘易斯还是个十一二岁的男孩，他的梦想是成为比尔•布拉德利 (Bill Bradley)：纽约尼克斯队的明星球员，和刘易斯同为新奥尔良人。每个夜晚，妈妈已经吻了刘易斯晚安，他会再悄悄爬起来，一遍遍重演尼克斯队战胜湖人队的那场NBA决赛。他会拿起身边一只玩具篮球，想象自己正脚踏尼克斯的主场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他一边扮演着伟岸的偶像布拉德利，一边扮演着激动的解说员：“现在是比尔•布拉德利控球，麦迪逊花园的观众席沸腾了！”然后他把玩具篮球轻松地投进几尺外的垃圾桶里，又立马扮演起了鼓掌欢呼的观众。
二十年后，1992年，刘易斯第一次亲自来到童年圣地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作为《新共和》的记者，他要报道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一次民主党大型集会。集会在周一，他决定周日先去踩点，顺便能悠闲地参观一下这个寄托了童年梦想的地方。他拿着记者证进入空荡荡的的观众席，篮球场上只站着一个人，还能有谁呢，当然是比尔•布拉德利。五十岁的比尔•布拉德利，西装革履的比尔•布拉德利，庄重节制的比尔•布拉德利。当年的尼克斯明星现在已是民主党的参议员，他也提前一天来到麦迪逊广场花园，为明天他要做的演讲进行排练。
比尔•布拉德利走上演讲台，他的头转向左侧，向空荡荡的观众席致意，转向右侧，向空荡荡的观众席微笑。他亲切地背诵着他的演讲稿，“让美利坚再次成为美利坚。”“让我们成为父辈的梦想。” 他调整姿势，他改变语速，教练席上只有一个人，不是他政界的同事，而是尼克斯队的前队友，在时不时给一些建议：“这句话有点飘。”“这个动作不行。” 布拉德利的身后，篮球场墙上悬挂着他传奇性的24号球衣，和巨大的球衣相比，这个囚禁在西服中的男子显得渺小。
十分钟后演讲结束，观众席上唯一的观众刘易斯鼓了掌。布拉德利没有听见，他走下演讲台，休息一会儿，再次走上来，重新背诵演讲词。这反复重演的演讲练习让刘易斯突然回忆起了他十一岁读过的一本关于布拉德利四年大学球员生涯的书：《你在哪里的感觉》(A Sense of Where You Are)。 开篇提到这样一件精彩的轶事：暑假，布拉德利来到一个新球场练习，作者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跟着他一起去。布拉德利站在十四尺外开始投篮，连投六个都弹在篮框上。他盯着篮框，表情困惑，在思考着什么。然后他弹跳起身再投了一个，进球。接下去的五个，全中。于是，布拉德利转过头，自信地对身边的麦克菲说，“你知道吗？这个篮框比标准篮框低了大概一寸半（合3.8厘米）。”几周之后，麦克菲再次来到球场，带着尺、胶带、梯子。他测量出这个篮框高度九英尺十又八分之七英寸，也即，比标准十英尺篮框（合3.05米）低了一又八分之一英寸（合2.9厘米）。
布拉德利天生是个打篮球的料，身高一米九五，跑得快，视野广。在整个球员生涯中，他不止一次被赞为“天才球员”。可布拉德利坚持认为世上没有天才，只有努力。只要努力，谁都能成为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他大学时代的名言是：“你不训练的时候，某人正在某处训练。当你碰到他，他会赢你。”他每天训练四小时，周末加量到一整天。不在篮球场的时候，他的身上带着十磅重的铅，和椅子做对抗练习。正是这样刻苦的训练，让他能在投了六个球后就奇迹似地估算出“篮框低了一寸半”。
1972年，十一岁的刘易斯揣起《你在哪里的感觉》时压根不知道作者约翰•麦克菲是谁，不知道这本书让麦克菲得了普利策奖，也成了布拉德利巨星之路的开端。而1992年，成年的刘易斯没有成为像布拉德利那样的著名球员，却成为了像麦克菲那样的著名纪实作家。他甚至在几次访谈中公开说，他的目标是写出麦克菲式的纪实作品。
什么是“麦克菲式的纪实作品”？这位美国纪实文学的革命人物开创了“创意纪实”(creative nonfiction)的概念，刘易斯用自己的话来诠释：“如果你足够关心这世界，世界将展示给你那些文学性的瞬间。在那个瞬间，一个故事可以呈现所有道理。”刘易斯看着我，他的表情不再是个追求刺激的冒险家，而是沉思中的作者。
这个文学性的瞬间：1992年八月的第一个周日， 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里，看台上只有刘易斯一个观众，球场上只有布拉德利一个表演者，偶像在给昔日的粉丝表演一项自己不擅长的技艺。1992年的这个瞬间又和二十年前的另一个瞬间重叠在一起，十一岁的刘易斯读到，训练狂人布拉德利在投了六个球之后，精确地估摸出篮框低了一寸半。当年的布拉德利给十一岁的小读者展现了一个神迹：只要足够努力，一定能成功。而现在，成年的刘易斯坐在空荡荡的看台上，眼睛里既有一个孩子的崇敬之情又有一个作家的锐利。二十年过去了，他的偶像仍然秉持着勤奋至上的原则，可是，这一回，偶像没有展示神迹：不同于越练越好的篮球，演讲效果很有可能是越练越糟。每练习一遍，布拉德利的语气更空虚，笑容更做作，手势更生硬。
第二天，在民主党集会上，布拉德利是所有演讲人中效果最糟糕的一个。他像一架“糊着人皮面具的录音机”。
八年后，2000年，布拉德利参选民主党总统提名，惨败于阿尔•戈尔 (Al Gore)。同年，戈尔惜败于共和党的候选人小布什。
布拉德利的人生故事给了我一个复杂的答案。他辉煌的篮球生涯似乎验证了天道酬勤，可失败的政治生涯又仿佛在强调天赋和运气的不可或缺。那么，难道我们又要得出“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这样陈词滥调的结论吗？这样的结论更像是什么都没说，因为，对于一个还离成功很遥远的年轻人，他如何确信自己有三分天赋运气，又如何确信自己的努力已经超过了七分？这两点实在太难回答了。那么，如果不能未卜先知今后的成败，我们何以说服自己不是资质平平、而且白费力气呢？
四
可是刘易斯说，有人曾经未卜先知地预言过他未来的飞黄腾达。
那是在一个普通的大三夜晚，在普林斯顿大学布莱尔寝室楼的大钟下面，这间普通的大学寝室，离那场福星高照的英国王太后的宴席还遥遥无期，刘易斯和几个朋友正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聊天。百无聊赖中这几个大男孩开始闲扯“我们几个人中谁以后会最有名。”在一番醉醺醺的最没有逻辑的充满了冷笑话的讨论后，朋友们一致决定，“今后最出名的一定是迈克尔。”
“我？可是我家里没钱！”刘易斯出生在新奥尔良的小康之家，和在坐的几个东部上流子弟比起来，这样的家世简直是赤贫。
“不过你对人很好。”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他几个月前刚决定学艺术史专业，纯碎是在一堆他了解甚少的学科中随便选了一个。
“不过你对什么都很好奇。”
这场夜谈或许纯属玩笑，或许比玩笑更多一点点。这些年轻人推选出来的“明日之星”，或许只是瞎猜，或许出于最精确的直觉。他们二十岁，没多少阅历，嘻皮笑脸，酩酊大醉——不过，要知道，很多人回忆起自己醉生梦死的青春岁月，总觉得那时候的自己不但最快乐，也最聪明，最清醒。
那么，“对人很好”、“对什么都很好奇”，这两个看似实在太平庸的优点真的能让人飞黄腾达吗？
我又想起了他的话，“如果你足够关心这世界，世界将展现给你那些文学性的瞬间。在那个瞬间，一个故事可以呈现所有道理。”
一个纪实作家如何得到这些珍贵的文学性的瞬间？
只有依靠无限的善意和好奇，以走进他人的生活。也就是，“对人很好”、“对什么都很好奇”。
刘易斯写棒球选秀，于是坐在奥克兰运动家队的比利·比恩(Billy Beane)的办公室里一坐三个月，每天看着比利·比恩盯着电脑屏幕查球员数据。刘易斯写橄榄球，他陪着巴尔的摩乌鸦队的侧峰迈克尔·奥赫(Michael Oher)吃了几十顿热狗汉堡包，奥赫不和他讲橄榄球，反而讲了一大通颠沛流离的童年经历，于是《弱点》这本书不但是关于橄榄球进攻策略的改变，还是关于彻底改变了奥赫命运的无私的寄养家庭。刘易斯写美国总统制度，于是他陪奥巴马打篮球——不，不仅仅是这样光鲜的差事，他还做其他事：早上五点出现在奥巴马家门口，和他一起走向办公室，总统一到办公室就关上大门，刘易斯总被拦在门外；晚上十二点和奥巴马一起回家，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听他抱怨那永远端不平的一锅水，而后女儿们开门迎接爸爸，刘易斯朝他们道晚安，一个人走回旅馆；他和奥巴马同乘一部飞机旅行，疲惫的总统从头睡到尾，一言不发。在这些刘易斯拼命争取到的零碎的时间里，奥巴马讲不了几句话。刘易斯却一点不着急。他好性子地守候着，等待平庸的日常生活终于萃取出一股更明亮的精华。直到他看出闪光的那一刻，他起身，点火，摇晃，蒸发，捧着他想要的晶体。
在一次凌晨陪伴奥巴马回家的路上，总统终于开口对他说：他为什么选择向利比亚出兵。当时奥巴马只有四十八小时做决定，不出兵，卡扎菲将要开始屠杀平民，可是他庞大的智囊团出于政治博弈的考虑坚决反对出兵。奥巴马最后选择了出兵，为此他不得不在其他的几个重要事务的决策上向共和党让步。向利比亚出兵后，美国舆论褒贬不一，可是直到那个奥巴马主动开口的凌晨，没有人问过总统：你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你现在后悔吗，你以后会怎么做。人们总说，“总统奥巴马”，仿佛这个人等同于这个制度。没有人曾像刘易斯那样，想通过这闪光的一刻来解释，奥巴马这个活生生的人是如何不断和那个与他形影相随的总统制度抗争、妥协、谈判。
为了这个凌晨——这个“文学性的瞬间”，刘易斯已经从旧金山往返华盛顿近十次。这一切努力还不是为了一本书，只是一篇《名利场》杂志的长稿件。
“有没有人拒绝过你的采访？”
他说，索罗斯拒绝过。
“还有谁呢？”
没有了，没有其他人拒绝过。他从广大的海面开始搜索，直到精确地定位到他想要的那一颗珍珠。这颗珍珠是如此特别，以至于当他找到珍珠的主人，那个人会感到一股惊喜，而非冒犯。高山流水，知音难觅。
“我当然要进入他的生活。可是我不能直接告诉他，吓跑了他。我要悄悄地，悄悄地接近。”于是，他和采访对象喝咖啡，参加他的工作聚会，用晚餐，泡酒吧——直到有一天，他们熟稔得像最好的朋友，采访对象主动请他到家里做客。到那一天，他就知道采访对象已经把心交给了他，于是他开始着手写作——可是，他提醒自己，他一定不能把那个很熟稔的采访对象真的当作朋友——他不能太同情自己的人物，以致于忘了挑剔他。他不能太赞美他的人物，以致于忘了批评他。他不能仅仅盯着那个人，而忘了他所身处的这一整个世界，一整个历史。就像所有真正的作家一样，终究他独自一人，面对着孤独，开始写作。
当年他的朋友们说，他待人很好。直到三十年后名声大噪，他依然待人很好，简直好过了头。
2010年他反思美国次贷危机的新书《大空头》(The Big Short)刚出版，我正在纽约的一家大投行做自己一点也不喜欢的销售交易部实习生。那个夏天整条华尔街都在读《大空头》，我工作的投行CEO更是在所有实习生面前称赞这是反思次贷危机最好的书。于是我也在读这本书，并注意到结尾的鸣谢部分，在一长串有头有脸的姓名中，刘易斯古怪地感谢了一位24岁的哈佛大学本科毕业生A. K. Barnett-Hart，说她所写的关于债务担保证券 （CDO, 这种金融衍生品加剧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的毕业论文比华尔街上所有的研究报告都好得多。我在谷歌里输入A. K. Barnett-Hart这个罕见的名字，弹出一张生机勃勃的脸，一双正在拉小提琴的美丽的手。这个曾经师从世界顶级小提琴家伊扎克•帕尔曼(Itzhak Perlman)的音乐女孩，在毕业论文中把华尔街批驳得一无是处后，就本科毕业去大投行摩根士丹利工作了。那之后我常常想起这个女孩，想到她拉惯小提琴的手正在加班敲击投行的键盘——于是，两年过去了，在和刘易斯访谈的最后，我忍不住问他：“你还和那位叫A.K.的小姑娘联系吗？”
“呵，你居然知道A.K.。A.K.啊，她刚刚换了工作。”刘易斯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给这个仅仅因为读毕业论文才认识的女孩介绍过三份工作。第一份是在彭博新闻 (Bloomberg)开一个属于自己的金融评论节目，A.K.不感兴趣。第二份是参加在华盛顿的评估金融危机的专家小组，成员多为资深经济学家，A.K.不感兴趣。刘易斯毫不介意她的挑拣，继续介绍第三份工作，是和另一个刘易斯在《大空头》中的采访对象合办一个对冲基金，这就是A.K.的新工作：管理自己的对冲基金。恐怕这位26岁的姑娘也能在几十年后讲出这样的话，“我的成功全是因为运气好到家啦。”
当年他的朋友们说，他对什么都很好奇。直到三十年后，他还保持着最好奇的眼睛。
“你看过蒂姆·波顿的《大鱼》吗？”这是他送我出别墅大门时，讲的最后一个故事。“电影里面有一个父亲，他总告诉儿子他见识过巨人、侏儒、女巫、狼人，和他们上天入地一起历险，当然啦，儿子把这些都当成骗人的童话。直到父亲的葬礼上，这些怪异的朋友居然悉数出席……我想说的是——我这几十年见过多少顶古怪的人啊！听过多少顶古怪的真事！他们比巨人侏儒女巫狼人还要古怪得多，总有一天我儿子会以为我讲的都是骗人的童话（他漂亮得不像话的小儿子此刻蹦到他身上撒娇）。于是只有到我死的那一天，我才能证明我的诚实，因为在我的葬礼上，那些怪人会悉数出席，就为了让我儿子相信这些我夸耀的历险，我真的都经历过。”
我不得不注意到，提到“葬礼”一词，他像一个最好奇的历险家那样，显得多么兴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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