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朱学勤谈《旧制度与大革命》
编者按：2012年11月30日，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座谈会上向专家们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位外国人一百多年前写的书何以值得推荐？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启发？朱学勤先生对法国大革命素有研究，本期刊发他就此主题所做的长篇演讲，供读者诸君参考。
第一部分 出家、思凡、大还俗
“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这些年突然出现“历史热”，2012年更奇怪，从年初到岁尾，一本外国老书持续大热，市面上几次脱销。它说的不是那些让热血膨胀的“大秦帝国”、“大唐帝国”或“大清帝国”，而是有点让人泻火败气的“衰史”——《旧制度与大革命》，还不是一本大众畅销书，三十多年前初版，仅仅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有识、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托克维尔这本书出版于1856年，说的是1789年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怎么会引起万里之外、一百五十年后我们中国人关注？现在海内外在流传某某某在读这本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说了些什么？为什么朝野上下将视线集中于这本书？这本身就是个信号。
革命缘于三中心共振
法国是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地球上要找一个疆域如此匀称，同时具有大西洋、地中海两条海岸线，唯此一家。气候之温和，植被之好，土壤之肥沃，飞在法国上空看到的地面景观和北京周围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往法国飞的时候，看到底下郁郁葱葱，绿得发黑，想起我插队时的中原华北，忍不住愤慨上帝不公。法国没有一寸不是好地，从南到北，我没有看到一块沙丘、盐碱地，尤其南部之美，可称福地。政治学界流传一个共识：要找一个人口与幅员适中，政府边际效力能抵达最远边界，却又不致形成庞大高压，那就是法国。但恰恰是这个国家，近代史几乎是一部内乱史，革命不断，起义成瘾，断头台疯狂起落！
举个例子，《宪法》。英国没有《宪法》，却有宪政，从1688年光荣革命一锤定音，到今天四百年没有革命，而且还好好地供养着一个王室。王室婚庆大典，百姓如痴如狂，争睹如潮。美国有《宪法》，也有宪政，但是这部《宪法》是1787年在费城制定，正文一个字都没改过，一直沿用到今天。与时俱进者，是《宪法》后面的修正条款。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之一，1791年宪法几乎与美国宪法同时诞生，到现在《宪法》已经改动十几次，一部接一部，几乎看不出最初的样子了。不说帝制多次复辟，仅以“共和政体”论，已经有“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现在是“第五共和”。我曾经统计过，法国平均每一代人都有机会经历一次革命，每一代人都能目睹一次宪政危机。而1789年发生的那场革命，则是规模最大、时间最久、震动最强烈的一场革命，故称“大革命”。我们说到英国革命，有没有称其为“英国大革命”？说美国革命有没有说“美国大革命”？唯有法国这场“革命”，名副其实，大家公认它为“大革命”！而这场“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并不是长治久安，而是长久动荡。今天从影响力上说，法国只能算是个二等国家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从历史来讲，它不是二等国，曾经是地地道道的一等国。
那么革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不能不提到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路易十四大致和康熙同一个时代，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王权专制达到极点，“朕即国家”。路易十四对外扩张，拓展疆土，对内扫平豪强，迁天下贵族富户三千家于凡尔赛，类似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定都咸阳，迁天下富豪于咸阳，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铁人，立咸阳道旁。凡尔赛之奢华和气派，远超过故宫。凡尔赛成为全法国的销金窟，贵族、富户、全国的财富也都集中在那里。
那么他后来对整个巴黎的影响、对整个法国的影响大致是什么呢？吸空了地方财力，一旦倾覆，全国即刻瓦解，这个局面实际上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下来的，只是到路易十六爆发。一场大革命为什么能把全法国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那么个悲剧结局？原因多多，其中有一个则从来没人提，但托克维尔在这本书里说到了：你把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
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学潮，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师的专业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职业需求，故而将巴黎改建为适宜和平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革命青年一喊，小街两头一堵，就是现成的一个街垒，马队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一直到现在都这么牛，他们有一句名言，“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呈现出病态扭曲。这是信奉全能主义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超级首都，迟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经出过了。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就是你的坟墓。
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谓和平迁藩。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梦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区，走出我视野。
这样的一个结构对法国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贵夫人既有闲又有钱，能干什么？女人天生是敏感的动物，对艺术、对异端邪说，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比男人敏感。女人们就在男人留下的客厅里开沙龙，聚集、收养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挖男人的坟墓。沙龙与宫廷近在咫尺，却是后者的坟墓，却寄生在一处！没有贵妇们的沙龙，就没有启蒙运动。这是路易十四根本没想到的事情。
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
路易十六娶的太太是奥地利公主，也就是玛丽·安东内特皇后。她酷爱文艺，像此前所有的贵夫人一样，民间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新学说、新歌剧都要引进宫内。比如法国歌剧叫《费加罗的婚礼》，描绘的是启蒙哲学最痛恨的那个封建等级观念，实际上是攻击统治阶层。但是王后不知轻重，打开凡尔赛大门，把《费加罗的婚礼》挪到国王眼皮子底下演出，而国王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
法国社会阶层明确地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僧侣，第二等级是佩剑贵族，第三等级是商人。按现在的标准就是，第二等级是政府官员，第三等级就是民营企业家。而第三等级之下，也就是说自耕农、小手艺匠人就没有等级身份。这个制度并不像后来我们宣传的，是农奴制、万恶的压迫。早在十三世纪法国就已经明言废止农奴制。到大革命时，三分之二是自耕农，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从中世纪大庄园、大奴隶主手中把自己先解放出来，这一进程已经走了五六百年。这就是当时法国的情况，有封建制，但并不是最黑暗、最落后的。
经济呢？那时处在繁荣的上升阶段，并不是我们过去说那种革命公式，一穷二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深。这么一个并不算最差的状况，怎么会触发这么大的革命呢？这才是托克维尔这本书要解答的问题。
一个还不算最黑暗的国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时代触发了反抗性最强的大革命，有长期原因，也有短期的导火线。长期的原因，托克维尔说，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
好坏且不论，单就革命发生机制以及与专制压迫的关系来讲，从我们的体会也能证明二百年前托克维尔讲的是对的。真压紧了，无从反抗，一松开，危机可能反而来了。我并不是说以后不能松，或者松了是坏事，一开始就不应该松，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讨厌，更令人无法忍受，或者说改掉的那部分与未改不改的那部分不匹配，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危险千倍的革命家
短线触发的导火线，这个书里没讲。他也有理由不讲。因为托克维尔不是以编年叙述为己任，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历史学家的任务。他给自己规定是历史学和哲学的结合，不仅仅是叙述事情，或者不主要叙述事情，而是要深入探索已经发生的事情后面的原因。
所以关于具体的导火索，我就补充一下，也有助于大家理解。
导火索是什么？钱，税收。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来自税务部门的官员？我一直讲，税务部门是给政府收钱的部门，但同时，也可能是给政府埋炸药包的部门。触发革命的往往是税务部门。世界历史上四次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只有俄国革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混乱，给列宁创造十月革命，他的财务危机是在革命之后找上门来。其他三场革命全因为税收引起，都是因为税务部门或者说王权要加税，未经民意机关同意，或者此前根本不需要经过民意机关同意，想加就加，加成习惯了，像吸毒上瘾一样。直到某一天，又想再加一次，觉得此前加得比这更厉害，这次再加又有什么了不起？殊不知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就是最后一次税收，而且是小小的一次税收。
法国革命的税收原因是什么？革命前两年，也就是1787年，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两次革命相隔两年，相关人员相互来往，“革命志士”互相支持，故称“姊妹革命”。在革命的传导链条上，前一事之结果往往就是后一事的原因。英国要加税，北美十三州才要独立。北美独立战争实际上是因税收问题引起的“内战”。
北美独立，法王路易十六幸灾乐祸。为什么？因为在美国独立前，英国跟法国打了一仗，叫“七年战争”，争夺北美北部的殖民地。法国打败，撤退到更北面，就是今天的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是加拿大的一个核心省，是说法语的一个省，前两年还要闹独立。这些法国人哪里来的？就是那次战争打败了跑到那里去的。七年战争打败，法王记着这笔账。到了1787年，英国人自己起内讧，13州要独立了。法王乐观其成，就悄悄地支持北美独立。
华盛顿他们当时只是民兵，打不过国王的雇佣军，尤其是民兵没有海军。海军从哪里来？法国支持。所以北美独立战争打八年，法国前期是隐蔽介入，后期是公开宣战。对华盛顿来说，实际上这是忘恩负义的行为，因为1765年的时候英王的军队帮北美赶走了法国人，华盛顿是参加过那次战争的，受过英国的战争训练。一转眼，他站在法王这边，要法王出兵帮着打英国人。
前期隐蔽介入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民间军队。民间军队当时有一个我们后来也用的称呼，就叫志愿军。为什么叫做志愿军？因为他不是政府军。当时法国和英国还没有宣战，但是法国的武装力量介入了，但又没有宣战，所以这批军队就叫志愿军，武装的NGO（全场笑）。在座各位笑得对，并不是1950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才叫志愿军，此前二百年就有了。独立战争后期，法王才向英国公开宣战，出动了海军。当时出动海军相当于现在出动二炮部队，非常昂贵，只有政府才养得起。那真是帮了华盛顿，帮北美打赢了这一仗。
打完这一仗，国库亏欠得厉害。当时法国的货币单位是锂。国库亏欠达到五亿锂。路易十六对这个五亿亏空的想法很简单——由贵族承担，因为此前都是贵族承担。他把贵族召集起来，贵族不干。路易十六就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实际上符合启蒙运动的要求：把贵族底下第三等级召集过来，类似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家，问他们：“你们出不出？”企业家齐声说：“不行，凭什么我们出！”正如前面说的，当改革改到一半时，剩下的一部分更为触目、更让人反感。这个三级会议路易十四时代就停止了。所谓的三级会议就是民意会议。路易十四觉得“朕即国家”，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还开什么会。到路易十六，已经停开一百五十多年。
停了这么久的三级会议，路易十六恢复了，可谓开明进步。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按法国中世纪的传统，三级会议是分厅议事。不想这次三级会议召集了以后，他们自说自话，做了个决定，要合厅议事，三个等级要合在一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咱三个等级要形成“共识”，不能被国王分而治之！国王觉得这不是造反嘛！我已经这么开明了，让你们开这个150多年都没有开过的会，你们还得寸进尺？
但革命就是得寸进尺。国王下令把三级会议的会议厅锁起来，不让他们开会。人都到了，会堂锁起来，这些人就在广场上干等？不可能啊。所以他们自己找了一个露天网球场，三级代表就在那里发誓，说我们一定要开会，还要给法国制定出一部宪法，用宪法来规范国王和我们之间的权力分割！
这又进了一步，不讨论税收讨论宪法。国王觉得巴黎已经失控，军官们在凡尔赛宴饮，把象征巴黎的红蓝白三色市徽扔在底下乱踩，撒酒疯说要血洗巴黎。这些话传到了巴黎，一时谣言四起。谣言是革命最大的动员者。一个社会什么时候谣言四起，就说明革命已经在收集乌云。巴黎市民争相散播谣言，说凡尔赛要血洗巴黎，与其你血洗，不如我起义。7月14日这一天起义果然发生。因为一个税收，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马克思当年曾说，蒸汽机是比布朗基可怕百倍的革命家，我补充一句，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可怕千倍的革命家！
“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开始，路易十六一直摇摆不定，有时同情巴黎，有时厌恶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是要制定一部宪法，君主听宪法的制约就行。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这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能够控制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通过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权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宪法，以及重新规划法国的行政区域，把法国划为81个省等等，都是这一年做的。这一年的革命可称小革命，有建设性。
但问题来了，国王招来第三等级开会，给前两个等级施加压力，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按照卢梭哲学的“直接民主”，不要当中一层过滤，国民公会开会、制定宪法、讨论议程，要敞开大门，无套裤汉与编织妇都要冲进去呐喊。巴黎的国民公会、立法议会等等，最后都是被无套裤汉和编织妇们呐喊声所控制。赞成、投票、不赞成、否定等等，都是以他们的声音最响亮。这时进入革命的比赛阶段，会有各种派别，只要前面一个派别比后面一个派别显得温和，后面那个派别立刻就可推翻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宁左勿右，谁更左、更激进，谁上台。
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吉伦特派执政时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要不要判决国王？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伦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庇尔——卢梭的粉丝。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
如果说第一阶段仅仅是政治革命，改变巴黎的主人，或者不改变主人，在主人旁边加一个宪法，紧箍咒套住他。那么第二个阶段就开始有了社会革命，“分田分地真忙”。第三个阶段就是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执政，更上层楼。但是，要推翻吉伦特派，你总要显示出特殊的地方，所以他把自己后面这个阶段就叫做“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他还真把自己称为“文化革命”！就是说，早在毛泽东文化革命以前两百年，法国人就玩过这一把。法国的所谓文化革命，总共一年，从1793至1794年。
文化革命是最激进的阶段，政治改，社会改，最后他们认为，最难改，但最应该改的是精神结构，要铲除旧人，要塑造法兰西新人！于是这一时期产生了大规模的教育改制，诞生了与传统文化彻底切割的新文艺，即所谓“唱红”，流行法兰西小红帽，还流行改人名、改地名，如我们搞过的“张卫东”、“李卫彪”、“反帝路”、“反修路”。
薄熙来那是小打小闹，模仿“文革”，罗伯斯庇尔早在1793年的法国，就玩过这一把。但凡玩“唱红”这一手，一开始确实是意气风发，老百姓觉得从来没有活得这么意气高扬，这么慷慨激昂。但事实上，革命革到最后就与人心为敌，与每一个人为敌。
思凡、出家和还俗
“红”为何会周期性发作，一旦发作还有那么大的魅惑？
个人有短期发热，人类群体有没有短期发热？有。个体发热，精神至上，逐渐厌世，会经历一个削发为僧或为尼的极端事件——“出家”。在寺庙中待久了，春心萌动，又会“思凡”，然后再偷偷下山——“还俗”。这样一个“出家”-“思凡”-“还俗”三部曲，在人类群体生活中也会出现。大革命来的时候，人似乎都能舍弃物质生活，显得特有精神境界，每天都在追求崇高理想，那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集体出家”的社会学现象即此降临，这个“鸡犬升天”，是说一个人相信某一种乌托邦的理想，通过广场扩音器放大，整个社会都跟着他催眠，进入他指引的精神境界。人类社会似乎总是间歇性出现这种情况，法国这样，中国“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但在广场上折腾时间长了，每一个人都开始思恋“厨房里的火鸡”，从广场偷返厨房，又想回世俗生活中去，革命中的“思凡”现象开始出现。“文革”中后期出现逍遥派，女同学热衷于编打毛衣，交换编毛衣的各种线路。男同学热衷于在宿舍里装半导体收音机，交换各种半导体收音机的线路。实际上就意味着广场上的路线斗争已经被“思凡”置换，置换为女人手里的线路、男人手里的收音机线路，已经置换为世俗的追求。同时，手抄本也开始流传开来。到这时，必有某派某党意识到这个潜流，“出家”的时代结束了，“思凡”、“还俗”的时代开始了，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山间寺庙回到山下厨房正常生活，衣食住行、男欢女爱。如果他成功地发动政变，社会就会顺着他的政变改变发展方向，我称“社会大还俗”。
于是，1794年7月24日法国发生了一个从精神向世俗的转变。因为是在夏天热月发生，俗称“热月事变”。热月事变推翻了精神乌托邦，三天后，又将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然后重新组织政府。这个组织起来的政府从革命时候的疯狂，向世俗生活大规模退却，这种退却，用邓小平允诺香港的那句话来讲最形象：那就是“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正常的生活回来了！这种集体“还俗”的社会现象历史学称为“热月现象”。我们可以说，热月现象实际上不仅仅属于法国，它既是法国的，也是俄国的，更是中国的。
中国的“热月事变”什么时候开始？1976年。我们的热月事变有两件事，一上一下，相互配合，你写上半篇，我写下半篇，这样来完成。上半篇就是1976年“四五”事件，下半篇就是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件，一个汉语版的“热月事变”，把“中国的罗伯斯庇尔”张春桥、江青送进监狱，后者差一点送上断头台，中国人开始回到正常的世俗生活。
第二部分 “托克维尔线”
“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什么是自由派贵族
前面说过托克维尔出身于自由派贵族，他们最为可贵的不是贵族身份，而是不因自己家世被毁痛诋革命，一股脑儿“告别革命”。托克维尔幼年影响来自他的母系，尤其是他母亲的祖父——马勒•施尔博，曾出资赞助启蒙运动、百科全书出版事业。法国走向大革命3.0恐怖，议会审判路易十六，群言汹汹，只有这位自由派老贵族挺身而出，为落难国王担任辩护律师，他本人也因此被送上断头台。老贵族慷慨留言：“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
托克维尔曾回忆幼时家庭氛围，合家吟唱缅怀国王从容赴死的歌曲，黯然落泪。他父母也曾双双下狱，被判死刑。幸亏发生“热月政变”，热月党人“落实政策”，社会还俗，父母出狱，断头台下捡回性命。托氏家族还有一个远亲夏多布里昂，是法国文学史上以伤感著名的浪漫主义代表人物，也是自由派贵族。成年以后，托克维尔继承了先辈内在的精神风骨，但公开拒绝继承贵族的世袭，名衔，以自由主义视角总结法国革命成败教训，超越家族得失，视野开阔，独成一家，其成就超过同时代研究法国大革命，发明“阶级斗争历史观”，并被马克思引用的另一位史学家——基佐。
如果说，革命中有自由派老贵族那句名言而闻世——“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那么革命后，另有一位自由派贡献另一警世名言，一头一尾，交相辉映，照亮当中那段革命1.0到3.0的幽暗隧道。1815年欧洲第七次反法同盟最终战胜拿破仑，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维也纳召集欧洲和会，王党归来，弹冠相庆，舞会通宵达旦，数月不散。一位自由派贵族冲进舞厅，怒喝王党狂欢——“你们什么都没有忘记，你们什么都没有学会！”
遍读大革命史，我找不到能有比这两句名言更凸显自由派贵族内在风骨的史迹。这是真正的“穿越”，穿越二百年时空，直落当下时代。想想我们经历的“热月事变”，想想事变后我们的幼稚狂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自由派贵族，这样的知识分子，能超越一己、一族乃至一个阶级在上一时代的得失，具有如此清醒如此穿透的历史意识？
托克维尔本人做过多年国会议员，当过卡芬雅克政府的外交部长，在政界有亲身阅历。这样的经历在他那里不是负资产，而是正资产，没有局限住他的思想，反而磨砺他的历史观察力。《旧制度与大革命》最为精彩的章节第三编第一章，谈文人为何在法国担当社会动员，乃至直接出任议会领袖，“文学化”的领袖集团给革命造成何种后果，即因为他在政界内部曾有亲力亲为之阅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当然，大革命的文学化政治性格首先应归咎于路易十四时代的长期专制，禁绝知识分子的知情与参与，一旦崩盘，“参与爆炸”，这才造成不懂政治却又具备文学煽情力的文人冲上第一线，充当“广场政治第一提琴手”。李慎之临终前曾有类似观察，曾对我说：“在中国能看得懂这种政治，能负责任地发言，非得在如此政府里当过部级干部以上。” 这话也如任志强风格，话糙理不糙，好像李慎之反民主，有精英倾向？不是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还处于制度化程度低，信息不对称，社会大众包括文人知情权很不够的初级状态，要从根本上消解托克维尔所说的那一消极后果，首先是要根本改变这一状态。但在此之前，它的具体运作在外面看不清楚，至多只能模糊感觉它的“潜规则”，你要身历其境，在里面摸爬滚打过，才知道它的强势在哪里，短板在哪里，才能够切中肯綮，说到要害。反过来说，今天在这里听讲的不少是具有部委负责身份的人，有几个能像托克维尔那样正面使用这些从政经历，公开地说，大胆地说，负责任地说？刚才进来前，主持人向我致歉：“一会儿开始时，我只能介绍主讲者，不能介绍听者，他们的身份不太方便。”我当然表示理解，但这也是托克维尔曾经看到，当下也是很多人最为担心的地方：一个民族的大多人被隔绝在政治之外，信息不对称，一旦“参与爆炸”，报复性反弹，又要造成大革命3.0的状态。托克维尔当年为何发愤著述？初衷就在这里。
五十年外翻新篇——托克维尔其书
托克维尔是当过部长的人，却是一个脑袋指挥屁股的部长，是一个真正懂得这种政治，却又让全民族分享他政治经验的部长。李慎之也担任过部级官员，他戏称自己是“学官”——胡乔木曾提议他任某部级机关首脑，他坚辞不就，胡才改任他为社科院副院长，一个学术机关的“部长”，他自称“学官”，还能当，也愿意当。但他并未因部长俸禄而局限，民族危难重大关头，一句“我决不能在刺刀下做官”！说辞就辞，毫不恋栈，颇有托克维尔曾祖辈那个自由派老贵族的风范。挂冠而去，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海内外风传，此后即使“沉底”，我相信日后有史家著述九十年代的思想史、精神史，一定有它的位置，不可能被抹去。 托克维尔与李慎之这样的“部长”，不是屁股指挥脑袋，而是反过来，脑袋指挥屁股，一旦提笔写历史，就可能超越我们这些以历史学为职业的人，成为教授的教授，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是对自己生身之民族敢负责任、能担大任的人。
中国有史家断言，五十年的历史不能写，不可写。这一说自有其无奈，有合理性，但也有局限性。但托克维尔恰恰认为，五十年内外的历史最值得写，也最应该写：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离大革命已经相当远，使我们只是轻微地感受那种令革命参与者目眩的激情。那些激情到了我们这一代基本褪完，同时又相当近，使我们能够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理解。
后代人写历史，史料占有比我们强，冷静客观也比我们强，但有一条致命短肋：离这个时代过远，已感觉不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没有现场感。只根据书面史料写出来得东西，哪怕再丰富，“纸上得来总觉浅”，首先就是“隔”，也会发生另一种主观，另一种扭曲。
其实中国的史学传统并不排斥当代人写当代史，甚至应该这样说，中国史学的伟大传统就是从司马迁写当代史开始。为此，司马迁个人身受“腐刑”，付出惨烈代价。如此代价下，千年之后我们才可能读到《史记》——“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他和托克维尔的著述成功，都证明历史写作的最佳时间，可能就是在距离那一时代五十年左右的间隔？近了不行，激情与利害得失尚未过滤；远了也不行，没有“在场感”，即使写成一部《汉姆雷特》，也可能是“有汉姆雷特，却没有丹麦王子”。放到我们当下，离我们50年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什么？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文革？文革生成的制度性原因是什么？又怎么逼出一个180度的掉头大转弯——改革？文革和改革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单元，但是它们之间有没有联系？
历史以否定的形式焊接在一起——“托克维尔线”
这就说到托克维尔此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历史是以否定的方式，将前后两个貌似相反的时代焊接在一起。大革命表面上是摧毁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但在托克维尔看来，官僚制度在大革命前已经开始，革命不仅没有打断这一过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托克维尔在这本书的序言里特别交代：
我不仅看到了大革命最早的努力这一秘密，也看到了它对最终结果的期望。——几年过后，在1789年消失的、旧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惯例又出现了，就像一条河变成暗河没多远，水流就又出现，然后用老水冲刷新鞋一样。
这是一条奇怪的历史曲线，在其它国家其它时代曾多次发生，我们或可称“托克维尔线”？回首中国人自己经历的文革、改革，可以检验“托克维尔线”是否存在。
毛之文革是以摧毁官僚特权开始他的社会动员，如果不是从这一角度切入，很难想象底层民众会一呼百应，山呼海啸，前仆后继。那当然是奉旨造反，“奉旨”之下，确实存在官僚特权与社会大众的矛盾。但是，就在民众冲击衙门，欢呼直接民主虚幻胜利的同时，1967年1月，毛签发给上海“一月革命”夺权胜利的中央贺电，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三大机关旁，赫然添上“中央文革”，身边人曾有疑问，他强调就是要这样签署！从此，这个“小组”竟然与三大机关并列，成为文革前期中国最为权威的权力机构。中南海深处，毛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代替中共中央书记处，甚至代行政治局常委会职责，权力如此集中，只能使人想起1727年雍正以用兵准葛尔部为借口，撤王大臣御前会议，设军机处听命于他一人。史学界公认这一事件，是中国制度史君主集权自秦皇嬴政以来，发展到顶点的一个标志。谁能想到，就在民众沉浸在全国“唱红”“直接民主”的狂欢里，毛悄悄建立的最高领导机构竟然是一个红色“军机处”？他是瞒天过海，过的是“红海洋”之“海”。不仅如此，“红海洋”还有“绿军装”相伴：上海“一月革命”夺权后，局势打乱，他出动军队“支左”，直接接入地方运动。在中央层级，他让文革小组与军委办事组联合办公，所谓“碰头会”，历史上有过各种“合署办公”，却从未发生这样的“合组办公”，前者手擎小红书，后者身穿绿军装，怀仁堂内“红”“绿”辉映，这是什么政体？西人旧谚：剥开一个俄罗斯人，可以看到一个鞑靼人。我们调用此语式，只能说：剥开一个文化革命，可以看到一个波拿巴政体！马克思熟读法国史，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法国官僚体制之庞大，如密网一般捆住社会躯体，而波拿巴政体就是这一官僚体制的巅峰状态。林彪事件之后，毛表面上恢复政治局及中常委机制，但他个人之集权至此，已不必出席政治局会议，而是在他和政治局之间设立一个“联络员”，由家族亲信担任。毛本人已经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不赴会议，穿睡衣侧卧在睡房里，听取“联络员”也就是他侄子汇报，或一时兴起，召唤政治局来睡房开会，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这是一场无声无形的“政变”，它不仅改变党内政治生活，而且改变了国家层面的“共和政体”。它不是一夜发生，是在百姓狂欢“民主胜利”的十年内不断推进，如此政体畸变，只能与法国大革命后期1814年拿破仑称帝并列，却因为不是一夜发生，反而为后来评述者忽略。从中央文革到“碰头会合组办公”，再到毛远新担任政治局与他个人之见的“联络员”，我们是否看到一条清晰可辨的“托克维尔曲线”？在民众冲击官僚体制的红色狂涛下，历史是在其反面走向集权、集权于一人，直至一场无名无形的帝制复辟。所谓“唱红打黑”，外面有多“红”，里面有多“黑”，“红”与“黑”如此交汇，历来如此。
至于文革与改革之间的历史断裂，也有这根“托克维尔线”隐现其间。我们首先应感谢1976年怀仁堂事变，前面说过，那是一场汉语版的“热月事变”，没有这一事变，改革不可能发生，我们今天的讲演大概只能在监狱里窃窃私语，一旦被告发，只有断头台在门外等着我们。但在历史的另一面，事变是以“文革的方式否定文革”，这就注定文革会找到新的宿主，寄生其内，如影随形，共同走过以后的岁月——不仅仅是1976至1978汪东兴“两个凡是”的三年。有些朋友不认同我这一说法。其实要论证这一判断并不难，举出基本史实即可。
毛去世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即因李先念提出毛远新应离开北京而爆发激烈争议，很显然，元老们已经无法忍受这样的政体畸变。按照官史说法，也是从这一夜开始，华国锋下决心要解决四人帮问题。但他能够想到的仅仅是等毛泽东治丧期结束，召开中央全会，由他公布毛生前批评四人帮的那几段“最高指示”，交由全会定夺。是汪东兴提醒他，“如果由中央全会决定，那么拿掉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也就是说走正常的党内程序，已经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空间。接下来就是由这个宫廷近卫的部队长对华主席进行“case教育”或称“启发式教育”：“您知道9-13事件后，毛主席是怎么解决林彪留下来的四大金刚的吗？”华当然不知道，他是个到北京工作没多久的地方干部，阅历有限。汪具体献策：“是以通知开会的方式，让他们到人民大会堂来，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如此做法，本来是汪东兴奉毛旨意，在文革中一而再、再而三使用过的老办法，而且屡试不爽，现在也可以用来抓捕文革派四人帮，再加一个毛远新！说这是 “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一点也不冤枉。更为重要的是，对这样的特殊方式，当时的元老如陈云、叶剑英除赞同外，还有无忧虑？当然有。华国锋事先派人征求陈云的意见，后者沉吟许久，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下不为例！”叶剑英是直接参与抓捕，事后有左右见华国锋弱势，向元帅劝进，请他出任领袖，叶竟然说：“这样一来，我不就成董卓了吗？人家就更有理由说我们是军事政变了！”直至1986年10月下旬逝世，叶始终恪守“董卓之虑”，既不揽权，也不擅权，始终没有向前多跨一步。此后改革三十年并不平坦，大起大落，是否能证明陈云之忧、叶帅之虑并不多余，其先见之明与“托克维尔曲线”有暗合之处？我们只要想一想，文革结束之后十年，胡耀邦蒙冤下台，曾仰天长叹：“文革阴魂不散！”，当可明白什么是历史的否定，历史又如何以否定的形式将前后两端顽强地焊接在一起？
结语
举证文革与改革以证明“托克维尔曲线”，并不是抹杀两者之间的区别，而是提示改革离它的出发点并未走多远，更何况其中还有反复，真正深刻的历史巨变还在前面。
托克维尔的思想贡献当然也不限于这一“曲线”。他也有可以商量可以讨论的盲点，但他确实占有近代思想史上很多个第一：第一次揭示如巴黎那样将一国首都建成三中心重叠之超大模式，是自掘坟墓；第一次从揭示专制制度要么造成公众冷漠，要么造成文学化广场政治；他第一次警示改革与革命的不解之缘，改革一旦启动，万不能中途停顿；甚至第一次正面论述共和与民主的紧张，民主与自由的冲突，以致史家评述他虽然是近代人物，却具有现代思想性格。所有这些，对我们走好前面的历史行程不无裨益。时间所限，最后只能说一说托克维尔与中国的缘分。
法国大革命在中国引起关注，康梁上书即已形成热点。从晚清到民国，每一次社会危机出现，有识、有忧之士即会想起大革命3.0，激进者为之辩护，自称为“革命派”，保守者为之警示，被称为“保皇派”，两种对立的历史叙述都是很早进入中国，如卢梭学说进入中国是在一个世纪之前，而严复1903年立刻做出反应，对之抨击，也有百年之久。直至2011年网络上的韩寒三篇博文引起轩然大波，也能看到大革命史的不同论述。如此极端的大革命引进史、复述史，从一个侧面反映百年中国，始终处于两极摆荡，找不到一个长治久安的中点。无论是历史争议还是现实辩论，两造之间，独独缺少托克维尔这一节：维护小革命1.0，批判大革命3.0，既不能简单归之于“革命派”，也不能简单归之于“保皇派”。毛泽东可谓史癖，文革中甚至以史治国。他也曾以法国革命前后的极端事件比附他所指导的群众运动，如称“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为“新北京公社宣言”，称上海“一月革命”为“巴黎公社”，流风所及，以致1966年群众运动分裂，竟然也出现“保皇派”这一大革命史特有的法国贬称。但毛泽东和他的左翼追随者及其大革命史理解，仅限于五四时期的片面颂扬。当民众已经出现“出家”之后“思凡”、“还俗”之厌倦迹象，他只是怀旧流泪，甚至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令人啼笑皆非。70年代国际关系大调整，他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惊世骇俗，连基辛格这样以《梅特捏和他的时代》为博士论文的美国策士，也为之惊艳，曲意奉迎。其实他应该知道，这一“独创理论”只是来自一个法国左翼记者出于欧洲传统的反美观点，并非毛首创。毛完全不知道在革命与保皇两极之间，还有托克维尔这样的独立思想。只有一次他与托克维尔已经很近，却被他鲁莽推出，失之交臂。那是在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向200多中央委员开出一份书单，其中有马克思论法国革命的两本名著：《路易-波拿巴政变记》、《1848至1851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差一点就可能推荐到托克维尔了，却被他斥之为“理论骗子”，陈所推荐“是马克思理论中不重要的两本书”！如此雷霆震怒，谁还敢引荐托克维尔？他到晚年几乎手不离线装古籍，《二十四史》伴君眠，《资治通鉴》读七遍，但缺少世界史养分，尤其缺少托克维尔的滋润。我曾戏称“润之不润”，如果能像今天我们这样既读马克思，还能“延伸阅读”及托克维尔，他从愤青到愤老，一生未改的3.0脾气是否会有些许滋润，民众与社会也能少受些危害？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润之昔日豪情。抚今思昔，后一句似应改为：“想改革、忧革命，还看今朝”？无论如何，2012年一开始大家能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算是“盛世危言”，也比此前只读《中国震撼》之类的麻醉品好。这本身就是好消息，令人惊觉，也令人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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