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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章晋
日本老兵的回忆大都准确详实，可作为史料引用，而中国抗战老兵的回忆往往像横店抗日神剧；国民党老兵常会不记得部队番号，而共产党老兵则对部队记忆准确。
今天，陷入感动疲劳的中国人，或许只有老兵能赢得最广泛的感动。但令人遗憾的是，近年被广泛传播报道的老兵水分也不少，譬如曾登上《解放军画报》封面的池炳文，就有人分析认为，他挂满前胸的各式证、章，不少应该是从淘宝买来的。
即使货真价实的抗战老兵，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被媒体争相采访时，往往也会让人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确实需要他们讲述亲身经历唤起社会关注，但令人尴尬的事实是，他们的回忆大都非常不靠谱。
被称为“松山战役研究第一人”的余戈先生曾这样评价中国老兵和日本老兵回忆：“日本老兵撰述或口述，基本上时间地点准确，记不清的地方可以参考公刊战史修订，也可以在战友会的交流活动中彼此互证，因此可以做史料引用；中国老兵的口述或撰述，基本上是蒙太奇片段，其间偶有莫言笔法，因此更适合写小说或做电视剧。” Read more…
张力奋
十多年前，那个圣诞。我与家人从伦敦动身，随旅行团前往卡斯特罗的故乡。去古巴，更多是我的意愿，甚至是私心。苏联、东欧解体后，地球上的共产国家少了一大圈，仍坚守堡垒的只剩朝鲜、还有古巴。对古巴之行，妻子并不热衷。她对记者丈夫的度假地选择，素来有些不放心，怕我以崇高唯美的旅行诱惑，暗中塞进采访、社会调查的私货。临行前夜，她在打点行装，冷不丁冒出一句：“我们不就是那种环境下长大的，还不够吗？…….” Read more…
吴晓波
大家好！很高兴在8月8日吉祥的日子在南京跟大家见面！
我进来的时候吓了一跳，这个题目叫做如何拯救我的资产。我在想，其实我不是一个理财师，我是一个研究经济和研究企业的一个人，长期去一线跑，我能够和大家讲的事情，还是产业的问题，因为36年来，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波动就像一个不断成长的人，由一个非常贫穷的穷小子变成今天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很多财富都是在这个产业的波动中不断的累积的。
这些年的需求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巨变，我是90年开始工作的，从去年开始，很多60、70后的朋友会和我见面，问我，晓波，你发觉没有，最近一两年开始，这个世界好象变的非常的陌生，我们原来非常熟悉的商业模式在改变，原来非常熟悉的盈利模式在改变了，甚至有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消费者，现在突然间变的非常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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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法律与安全中心执行主任高德 (Zachary K. Goldman)、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 孔杰荣（Jerome A. Cohen）
过去几年，美中两国曾就双方共同关注的网络安全问题展开最高级别的政府间对话。这些对话致力于通过发展规范来改善双边关系。然而迄今为止，进展甚微。中国新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草案）》揭示了造成目前僵局的原因之一。
虽然中美两国讨论的都是“网络安全”，但该词在两国语境下含义截然不同。在美国，网络安全从根本上说，是关于如何防止未经授权侵入信息系统的行为，虽然过去曾发生国外大规模窃取美国政府工作人员档案的先例，但网络安全还是主要集中于保护各种私营部门的数据以及关键的网络基础设施。在中国，网络安全本质上是以国家为中心，防范国内外利用网络威胁国家政权。中国所寻求的是其所谓的“网络空间主权”。大体上，这一术语意味着政府对网络的重大控制，包括了网络信息的内容。 Read more…
孙宇亭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中央各机关紧张的政治气氛又陡然升级。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拉帮结派，组建各色各样的“战斗队”，向所谓的“走资派”夺权。各“战斗队”之间，争权夺利，水火不容，致使人心大乱，机构瘫痪。这时，周恩来总理要求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向中央各政法机关和联系的部委派驻联络员，掌握动态，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向他报告。
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是直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一个办事机构，负责联系和协调公安部、内务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法工作小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任谢富治，副主任甘重斗。严佑民在“文革”前不久由公安部副部长调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我被从公安部办公厅借调到内务办公室，正好在他手下工作。 Read more…
魏城
那是我离开匈牙利的前一个晚上。
我把布达佩斯两栋最著名的建筑留到了我的匈牙利五日游的最后时刻：匈牙利国会大厦富丽堂皇，让英国伦敦的国会大厦相形见绌；圣伊什特万大教堂气象万千，一点儿都不逊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仰望着这两栋宏伟的建筑，你很难想象它们所处的国家，其实只是一个人口还赶不上北京的小国。
但真正让我感到震惊的，却是在这两栋建筑杰作之间的发现。 Read more…
毕星星
我们兄弟姐妹这一代都能上学，学得好，在我们邻方村子少见。只要能上学，六十年代都上到了顶。说文化，都算有文化了。
我们的母亲不识字。
下一辈齐齐刷刷都文化高，母亲是个文盲，面对她的孩子就有些自卑。说话办事，要看孩子的脸色。商量事情，抬起眼睛看她的孩子，那目光就软弱无力，那是要她的孩子做主的意思。
我们兄弟姐妹也就觉得自己比母亲高明。凡事习惯给母亲做主。那心里的意思也明白，一个农民，知道什么。你知道东半球西半球吗？你知道清朝民国吗？你知道党中央主席是谁省委书记是谁吗？你只知道些村里的事，婆婆妈妈，家长里短，琐碎，没意义。至亲亲情，我们还不至于鄙视母亲，可总觉得自己比母亲高明。
真正认识到母亲很了不起，我花了几十年功夫。 Read more…
周质平
1981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16卷本的《鲁迅全集》中，提到林语堂的地方不少。对林语堂的官方论断是这样的：
“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性灵，幽默，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粉饰太平。1936居留美国，1966年定居台湾，长期从事反动文化活动。”
这短短的一段话，可以视为1949年之后，共产党对林语堂的定评。其实林语堂一生除了1927年曾短期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以外，没有参与过政府的工作，1936年之后，长期居留海外，主要以英文发表著作，很少具体地评论国内事务。究竟是什么原因共产党给以如此的酷评呢？这还需从林语堂与鲁迅的一段交往谈起。 Read more…